陶澍出身于风气闭塞的湖南山区，而能跻身于清代道光年间的政治舞台，官至两江总督，并且留下了较好的官声、政声，至今在湖南、江苏、安徽及四川一带民间，仍较广泛地流传着“清官陶澍”的故事。可见，陶澍不愧为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名能员好官。剖析陶澍个人的胆识与才略，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陶澍、研究陶澍。

第一，陶澍自幼受家教和馆学的沐浴熏陶，奋发向上，有志于以天下为己任。十三岁时以其父口气撰写春联：“红芋、包谷、蔸根火，这点福老夫所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些事小子为之。”即已表白自己的心迹和抱负。他不仅受周围环境的默化潜移，且为历史上英雄豪杰所感召。对明代名相和居正，陶澍尤为崇敬，由衷赞叹张居正敢在“上恬下嬉、气象恭然”的氛环中，“起而振立，挈领提纲，综核名实”，使“法肃于庙堂之上，而令行于千里之外”，“其精神气魄实能斡旋造化，其学识又足以恢之”。同时，他亦从张居正的遭遇中意识到：干国利民，必然遭到阻力，需要付出代价。但他坚信“恩怨尽时方论定”，历史终将作出公正评价。

另一方面，陶澍善能审时度势，把握潮流，开拓前进。道光八年（公元1828年），陶澍巡视上海时，曾赋诗曰：“吉贝（即木棉）黄（道）婆力补娲，剪灯今见彩笼纱。天工巧试丁娘（传为明工织布能手）手，新样翻成顷刻花”。反映当时上海织布工业的发展及本人对新事的敏感。正因他眼光敏锐，高瞻远瞩，所以能抓住契机，乘势而起，在漕盐诸大政中，毅然冲破各种阻力，兴利除弊，锐意改革。

第二，陶澍胆识兼人，“任事勇敢，不避嫌怨”。他在江南每任一职，皆遇到复杂的局面和棘手的问题，阻力重重。“议海运，则南漕北仓挠之；议裁盐费，则窝商蠹吏挠之；议截粮私，则长芦总漕挠之；议改票盐，则坝夫岸吏挠之。群议沸腾，奏牍盈尺。使公仔肩稍不力，天子之倚任稍不坚，必不能善后”。正因他“智不惑、勇不惧”，有识有胆，敢作敢为，方能高视阔步，决断如流，指挥若定，事遂功成。

陶澍之所以任事勇敢，不仅根基于他的惊人胆识，还源于他雄浑豪迈、豁然大度的性格。魏源称陶澍“虬髯山立，尊严若神。饮酒数斗不乱，洪音环辩，上下古今，往复曲折，无不达之意……。遇事奋发，义形于色；而胸怀洞无城府，待人表里如一”。仕途一帆风顺，自当影响其精神状态，使之襟怀豁达，性格豪迈，自信心强。而豪迈性格，反过来又促进他遇事奋发，不计名利，不避嫌怨，临事果敢，而不慎微谨小，顾后瞻前。

第三，陶澍清明廉洁、以身率属的操守，有口皆碑，不愧为一代名臣典范。初为御史，“参劾污吏以肃官常”，指出州县积弊八条，根源则在督、抚、藩、臬。提出必须“正本清源，以身率属”，方能澄清吏治。巡视中城，自称“战战栗栗，不敢暴弃”；在厅堂悬联自警“绕案风清，尘埃扫除吏牍；举头日近，光明洞照吾心”巡视南漕，革除积弊，率先作则，宣告“立法除弊，先从本衙门为始”。陈臬山西，告谕晋阳书院诸生时，言及自己“夙宵惕惧，凛若冰渊。向之耐苦于学者，今益不敢不廉于守；向之究心于学者，今益不敢不勤于职。积习未忘，初心肯负”。抚皖时，对受灾孤幼，督饬各地创修育婴堂收养。兼理两淮盐政，即交消该职养廉银5000两，并裁汰盐衙浮费十六万余两。“服官数十年，起居如寒素”。逝世时，“讣音所至，寮吏军民，莫不陨涕。两淮盐商，感公德惠，醵金赙奠。德配黄夫人述公生平之言，毅然却之，曰：‘夫子生无亏，死无歉。家世儒素，生计非所求’。公之清节，孚于家人，见于身后，非苟然也”。

第四，“实心任事”、“办事认真”、“结实周到”，是陶澍的一贯作风。作一反当时官场中“渐糜已久，以推诿为明哲，以因袭为老成，以奉行虚文故事为得体。恶肩荷，恶更改，恶综核名实”之积习，而以“办一事须了一事，如此心乃安然”作为工作守则，实心实力，实事实办。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决策前深入调查研究。陶澍认为，“天下有一物即有一象，有一象即有一理……，丝毫不容假借”，必须“即实象以求实理”。体现他求实求真的唯物反映论思想。对于为政，他强调“将举一方之利弊而兴剔之，其山川、风土、人物、官师、学校、财赋各大端，皆不可不周知其故”，然后方能“借资考镜”。其抚皖赈灾，开创海运，治理三江，整顿盐政，无一不是既从历史文献进行细致研究，更对实际情况进行深入调查，然后决定臧否部兴革，作出决策，果断施行。

二是施政中周密部署，勤加督导。魏源称陶澍施政，“指麾区处，不遗巨细”。安徽赈灾，亲临前线，驻节芜湖，“寝食俱废，……区处条划，纤细周至”。其奏疏皆亲自起草，“下笔千言，无能代其草者”。勤于督饬，则是陶澍认真办事态度由己及人的延伸。验收吴淞水利工程时，“屏舆从，徒步察视，不受属吏欺”。“至坝所，亲以水尺量坝内外，深浅不符。吏支吾，严诘之，叩首伏罪”。吏属无不感叹，曰：“自来阅工者，无此认真也”。

第五，卓越的行政才能，是陶澍取得显著政绩的重要主观因素。他先后任过编修、御史、典试等京官及道、臬、藩台等地方官，明察官场实情，熟谙典章制度。出色处理过刑名、财政、漕务、赈灾、科试、教育等政务。这有助于他把握清朝统治机器的运行规律，不断提高行政才能和办事效率，进而为出任督抚积累经验。而博学多识，经世致用，则是其行政才能的基础。

陶澍卓越的行政才能，首先表现于他在错综复杂之际，能抓住主要矛盾，有效解决问题。魏源称其“生平所至兴革，纲举目张”。其治漕，始则开创海运，以苏漕困，解除京师粮食危机；继则次第疏通河运，革除漕弊。其治盐，抓住裁冗费以轻本、轻本方能减价、减价便能敌私这个主要矛盾，先汰浮费，次截粮私、船私，再改行票盐，于是，滞盐一空，清廷财政收入急剧增加。

二是知人善任，人尽其才。陶澍慧眼识真才，勉励拔擢李星沅、左宗棠；在京组织消寒诗社时，即与林则徐结识，相与酬唱，任两江总督时，奏举林出任江宁布政使，主持赈灾治水，旋擢林则徐为江苏巡抚，后又荐举其继任两江总督。陶澍既有识人之眼力，又有容人之肚量。河督张升、麟庆，与陶澍政见相乖，然陶澍能与之“和衷共济……虚衷商议，二公亦释然无忤”。正由于他善识人、容人、用人，于是大批人才便聚集在其周围。既有如魏源、贺长龄、贺熙龄、包世臣、梁章巨等具有远见卓识、经世致用的学者，为之筹谋划策；又有如林则徐、陈銮、俞德渊、王凤生等勇于改革、长于政事的干练官员，与之同心协力，付诸实施。这不仅可以避免官场中的无端倾轧和无益内耗，而且可以极大地减少决策上的失误和实施中的偏差，从而大大提高行政效能而成就功业。

总之，陶澍具有匡时济世，积极进取的开拓精神；任事勇敢，不避嫌怨的胆识；清正廉洁，以身率属的操守，办事认真，结实周到的作风，提纲挈领，知人善任的卓越才能。因此，留下了“清官”的美名，为后人所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