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澍，字子霖，号云汀，湖南安化县人，出生于清乾隆四十三年，殁于道光十九年。清嘉庆七年（公元1802年）进士，入翰林院。嗣后历官江南道监察御史，四川川东兵备道，山西按察使，福建按察使，安徽布政使，旋升任安徽巡抚，调江苏巡抚。道光十七年，擢两江总督（清代两江总督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从道光二年任安徽布政使起，陶澍在江南地区从政17年，在各方面颇具政绩，为后人所称道。简要说来，有以下几方面。

　　（一）整顿财政，清理亏欠。

清代的国库收入，以田赋丁税为主，其征收制度可称严密。但由于在实际过程中，存在种种弊端，以致征收不能足额，出现亏空或亏欠现象。这种现象严重影响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尤其是嘉庆朝以后，亏欠数额愈积愈多，成为当时一个十分急迫的财政问题。安徽、江苏都是亏欠数目最多的省份，皆超过百万两。清廷将陶澍调任安徽布政使，是希望他能扭转这一局面。安徽的亏欠“甲于天下”，“从前竟至千余万，恩免之后，尚不下数百万”。在陶澍之前，已清查五次，但“不能得其要领”。在陶澍到任后，鉴于前几次清查的漏洞，采取检核司案，将州县欠款截清界限等办法，层层考核，条分缕晰，才将历年烂帐清理出一个眉目，彻底查明了亏欠的实际情形。如何追补亏欠呢？陶澍认为必先杜绝新亏，杜绝的办法在于严交代、提存库、减捐款、禁流摊等。继而在巡抚任内，他又制定了追补章程，规定了亏欠补缴期限，办法及拥别等，并规定了杜绝新亏之法。在江苏巡抚任内，他继续整顿财政，同时又对清廷一些不合理的规定，据理力争，适当调整。如对子孙代赔的规定，陶澍认为“漫无区别”，有失平允，主张量为交通。对于应免款项，他也往往为民争取，不是一味逢迎清廷。

从根本上说，陶澍无法解决亏欠的问题。但由于他能从这团乱麻中理出一个头绪，且措施精细得当，不徇私情，因而在他任内，江南的亏欠现象开始缓解，财政逐渐趋于正常。

　　（二）改革漕政，试行海运。

漕运早在秦汉之际即已推行，此后历朝均沿袭这一制度。年深日久，不免蠹害层见，积弊丛生。大多是在征收漕粮时，官吏例多浮收讹索；运输过程中，漕船相沿夹带私货，水手恃众斗殴行劫。陶澍自任江苏巡抚起，即着手漕务的整顿。他依法惩处官吏的浮收讹索，严厉禁止漕船舵工水手携带凶器，遇有纠众械斗抢劫等情事，为首者照强盗律治罪，为从者减一等惩处。经此一番整治，漕运积弊虽未尽除，但浮收讹索者也颇有收敛，舵工水手寻衅仇杀的事端也有所减少。

然而，陶澍改革漕运的贡献，主要还是试行海运。漕粮北运，相沿是经由运河水道输运。因运河水浅，年深日久，经常节节淤塞，以致粮船搁浅，无法畅通。遇有淤塞，往往稽延运期，虚耗民力，并给沿途官吏增添讹索的机会。因而，在元代就开始改革漕粮运道，即由河运改为海运。在明朝也曾试行海运，但终因海盗抢劫、倭寇扰害等原因而作罢。到清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黄河骤涨，高堰堤溃，以致运河水位下降，漕运成为一个紧迫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时任江苏巡抚的陶澍，不顾守旧大臣和一些胥吏兵丁的反对和阻挠，“毅然以身任”，改革漕运，实行海运。经过精心筹划、考察，陶澍在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成功地组织实施了清代的第一次漕粮海运。这是一个具有开创性的贡献，“而人知海漕利国、利民、利官，为东南振敝第一策自此始。”

　　（三）革新盐政，创行票盐。

清代盐政效法明朝，实行纲盐制。全国划定产销地区，由纲商垄断食盐的购销贩运。这种纲盐制实际上是一种官营制。盐税是国家的一项重要收入，其中两淮盐利最大。由于纲商与官府勾结，把持盐政，贪污中饱，以及繁琐的销售环节，层层盘剥，更兼私盐猖獗等弊端，以致官盐价格昂贵，造成滞销，严重地影响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公元1830年，陶澍署两江总督时，“二十年前已逐渐就颓，有江河日下之势”的两淮盐政，“迨及近岁，而决裂日甚”。针对盐政疲敝的种种弊端，陶澍先是改良官运。他制定了盐务章程15条，对盐务的运销、成本、人事等方面进行改革。但是，在这种在纲盐制范围内的改革，收效不大。

于是，陶澍又另辟蹊径。在征询魏源等人的意见之后，他毅然从根本上改革纲盐制，创行票盐法。公元1832年，陶澍制定了票盐法章程，以淮北作为票盐的试点。所谓票盐，简单说来，就是设立局厂收税，无论何人，只要照章纳税，均可领票销盐。票盐完全是一种创新的制度，与过去的纲盐制有着根本的不同，它废除了盐业专商，即纲商，将官营改为商营，实际上是一种自由贸易制度。陶澍的这番改革，使清政府的盐课收入有了保障；更重要的是，它使得中国的盐政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嗣后，票盐法又推行到淮南地区，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四）致力水利，协办河工。

清代的河工水利，特设河道总督专职负责，各省督抚，亦有协助之责。陶澍不仅仅是恪尽协助之责，而且把它当作“覆育苍生”的大事，致力于清除水患，兴修水利工程。道光三年以来，江南河道淤塞，水灾频仍。陶澍任皖抚以后，即致力于水利工程。他不畏艰苦，亲自登山勘察，掌握第一手资料。在他主持组织下，先后疏浚了吴淞江、白茆河、浏河等河道，开凿了清水长河，维修了不少湖堰圩堤。陶澍的治水工程，使江南人民受益匪浅“盖自前明夏忠靖、周文襄、海忠介后，修举水利之效未有如公者”。

以上所列，为陶澍政绩中尤为显著者。漕粮、盐政、河工等堪称大致，“他人得其一皆足名世，而于公则为绪余”，可见陶澍的治绩之伟。除此之外，陶澍在整饬吏治方面也颇有成效。他自己为官以勤于政事，清廉自励而著称，在江南任内，他曾采取调整官缺，裁汰冗滥，调整治所等等措施，对败坏已久的吏治进行整顿。在创新方面，他还进行了币制改革。针对白银外流、铜钱贬值、人民生活困难的情形，他提出自铸银币，改银块为计量货币等主张。

陶澍对后世的影响，不仅仅在于他在江南所建立的政绩，还更由于他提倡讲求“通经致用”，以及网罗、提携了不少人才，对蔚成注重国计民生的经世之风起了重要作用。

当时乾嘉学派盛极一时，“几乎独占学界势力”。乾嘉学派即考据学派，专事校勘辨伪、训诂考证。士子们或执意揣摹制艺时文，以求仕进，或沉溺在故纸堆里，皓首穷经。这种脱离实际的学风，无法解决清王朝所面临的种种社会问题，形成“万马齐喑”、死气沉沉的局面。陶澍所处的时代，社会危机更为加剧，吏治腐败，积弊丛生，更兼西方殖民者的东侵，使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局。在这种情势下，思想界开始出现倡导经世致的风气，陶澍则是这股经世潮流的重要代表。他“少负经世志，尤邃史志舆地之学”，从政以后，尤为注重经世之学，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扩充自己的经世才识。他关心的是国计民生，对于学问，认为，“无论经史词章，果精一艺已足，不必矜博骛广”，提倡“研经安史为致用之具”。尤为重要的是，身膺封疆大吏之后，他身体力行，致力于漕运、盐政、河工等有关国计民生的大政，践履自己“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经世夙志。陶澍以诸多政绩建树了赫赫经世事功，在政治上为经世致用作了论证，成为经世派最重要的代表。

陶澍注重人才。与他讲求通经致用是密切相关的。他认为要解决有关国计民生的实际问题，就要注重人才。如他所说，“州县为亲民之官，州县得人，天下咸理矣”。正惟他以经世为准绳，所以能够发现、培养和网罗、提携一批有用之才。嘉庆二十四年（公元1819年）当京官时，他请假回籍在益阳遇见李星沅，视为“经世才”，鼓励李多读书。后来，李星沅果中进士，官至两江总督。胡林翼也因被陶澍所赏识，而成为他的女婿，并得到他的多方培养。左宗棠地位低微时，陶澍看到他所写的一副对联，与之交谈，目为奇才。陶澍后在江南为官，在施展自己的经世抱负的同时，又网罗、提携了不少难得的人才。如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与他“志同道合，相得无间”，得到他的器重和提携。他升任两江总督时，即请调林则徐为江宁布政使，旋擢江苏巡抚。后来因病开缺，陶澍即上奏称林则徐“才长心细，识力十倍于臣”，推荐林则徐继任。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魏源，在科举的角逐中屡屡受挫，一生很不得志，被陶澍纳为幕僚，为之筹划漕粮、盐务诸政的改革。正由于陶澍锐意改革，讲求“通经致用”，在他周围聚集了不少颇有才识的改革派，除林则徐、魏源之外，其他如贺长龄、姚莹、包世臣、俞德渊等等，不一而足。

陶澍无疑是中国历史上一位颇有建树的人物。他的历史业绩，不仅仅是进行了于国计民生有“百世之利”的改革，而且在于倡导一种新的风气，对近代中国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他所拔擢的人才，在中国近代史上也多有建树。尤其是湖南进入近代以后，出现了人才辈出的局面，更与陶澍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可以说，陶澍是中国古代和近代之间承先启后的重要历史人物。

然而，这样一位重要历史人物，在学术界却长期受到冷落。其原因，一是因为他是中国进入近代社会的前一年去世的，是所谓临界人物。治古代史的学者没有去研究他，治近代史的学者也很少涉及。二是由于史学界长时间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一段时间，凡是统治阶级中的人物，不问青红皂白，“立足于批”。甚而认为“清官比贪官还坏”，因为清官麻痹了人民的斗争精神。诸如此类的怪论，严重影响了对统治阶级中的杰出人物也包括陶澍这样的人物的研究。现在我们有了一个较好的学术研究环境，应当对陶澍进行科学客观的研究，并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