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澍的政绩，不但表现在对吏治、诲运、盐政、水利、赈荒、禁烟以及吏治等国计民生大政的整顿、改革方面，而且反映在振兴教育，创办书院，推行经世致用的实学教育，着意人才培养等治国“始基”上。研究陶澍，还必须注意这后者。

　　一、号召州县官吏重视教育，抓“始基”

陶澍生活在清代嘉、道年间，这时正是中国由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转变的前夜，当时国家危机四伏，社会动荡不安，陶澍和其他经世改革派人物一样，对此严峻局势，深为忧虑。认为要扭转这种局面，挽救国家危亡，固然要整肃吏治，改革经济，增强国力，抵御外侮。但其根本在于振兴教育，发展书院，改进教学内容，培育出大批能适应社会改革和治理国家需要的合格人材，“致治必资懋学”，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天下可得而治也”。

有清一代，培养人才的渠道，有官学，有书院、有私塾、义学，也有自学成材。陶澍认为“书院之设，所以辅翼学校，兴育贤才也”。书院教育能辅学校之不逮，是整个教育的一翼，相较之下，是一块比官学更为理想的育才园地。因此，他对书院教育倾注了巨大心力，每到一地，或创修书院，或率属捐廉，或撰文题记，或发布告示，对“劝学造士之道每竞竞籍为先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把重视教育，关怀书院列为各级官吏的重要职责，号召州县官吏要正本清源，抓教育“始基”。

陶澍深深懂得治国需要有人才，要有人才必须育才，要育才必须办教育。因此，自古以来教育是治国之“始基”。但教育的昌盛衰落，教学的质量高低，人才的素质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各级政府和官吏的重视程度。“书院为教育人才之地，全在地方官随时整顿”。因此，陶澍把治理教育列为各级官吏的职责之一，作为考核治绩的标准。身体力行，督饬贯彻。

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陶澍调任山西布政使，在晋工作时间不长，只有半年多，就亲自视察书院，发布《山西晋阳书院告示》，为地方官吏重视教育作出表率。道光五年从安徽调江苏任巡抚，到任之后，“即饬令各守令经理书院”。有一次从知县、门人戴开文处了解到江苏金埴县在乾隆乙巳年建有书院，岁久倾圮，士子无肄业之地时。面谕戴开文“读圣贤书，凡职所当为，务尽心力，……修废举堕，不得诿为异人任也”。非常明确的把创修书院列为知县等地方官吏的“职所当为”之责，不得推诿别人。

陶澍除了把创修书院作为州县官吏重要职责，谕令落实执行外，还把不断改进教学内容，措置生徒膏火、主讲束脩，选聘山长等日常教学工作也列在各级官吏抓“始基”范围之内的事，作得好的，奏请朝廷或议叙给奖或请旨建坊，或发动地方人士给匾，以此激励地方官重视教育。如在《暨阳书院增置沙田记》一文中追述说：“余来苏时，屡谕王署令云及姚丞以勉”对书院要“竟克厥绪，规程一切”。当得知金坛金沙书院在知县戴开文、邑人孝廉冯调鼎首倡捐廉，修复得焕然一新时，陶澍说：“余维书院之设，非徒以为名而已，在乎守土者时与邑人氏相见，劝之以孝悌忠信，迪之以礼乐诗书，经明行修，日新月盛，比肩有弦歌之美，青矜无佻达之讥，斯风化成，而治绩茂焉”。他规定各级官吏要为书院立课程，定教条，宣“主上德意”，使生徒期至于圣人之域。各地书院如果膏火不继，无以示奖励，未能养而言教，此乃“司牧者之责也”。

陶澍身先士卒，力求使这些思想和措施付诸实现。他多次捐俸建书院，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捐银一万两，创建惜阴书院。在苏州时，经常亲临“甄别”紫阳、正谊两书院。在他的感召下，江苏布政使贺长龄扩建了钟山书院学舍五十间，江宁知县俞德渊捐田五亩作凤池书院院址。在其辖下之安徽、江苏、江西等省书院均有发展和改革。魏源曾赞誉其“建惜阴书院于江宁，专以经史古文课士；建震川书院于嘉定，并求归太仆后人为侍奉生；建敦善书院于海洲以造士，无时不以济人利物为志”。

　　二、推崇“苏湖教法”，以经义、治事教授生徒

中国的书院，本来是一种注重实学教育，推进学术繁荣，着意培育人才的教育机构，是在官学不修的状况下另辟蹊径，弥补官学之不足而兴起的。朱熹在《石鼓书院记》中说：“余

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地。”书院在近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对中国的教育昌盛，学术繁荣，人才培养产生过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但从宋延续到清，特别是到了乾嘉时期，由于受科举取仕制度的影响，大多已失去原有特色，严重地官学化了，变成了科举考试的附庸。陶澍对此深有体察，他说：“今直省州县莫不有

书院，率多虚设，未能有实济”。书院的教学内容和官学一样，学习做八股时艺文章，陷入了“敝俗相寻，正学日晦”，“经史古文，束之高阁，腐烂时艺，传为鸿秘”的泥潭之中，产生了严重的只重制举、不务实学的坏学风。教育出来的人才学问根底既薄，学业转眼就荒，“询之以《四书》《五经》，往往不知所出”。是一些舍本务末的迂儒，根本不能适应改革社会，发展政治、经济和国家长治久安对人才的要求。陶澍为此感叹：“国家所厚望于诸生者，岂惟是能为制举之文遂诩然自足哉，冀将励之以通经学古而致诸用也”。他要以救世济时之志，对书院教育进行改造，扫除空疏不实之陋习，着力于知识的开拓，人才的培养。

如何实现这个理想，陶澍推崇胡瑗的“苏湖教法”，他说：“昔胡安定教授苏湖，立经义、治事二斋”教授生徒，可以效法。

“苏湖教法”，是北宋初年著名教育家、思想家胡瑗（字安定）在苏州郡学和湖州州学任教时，以“明体达用”为宗旨，立经义、治事二斋，分科进行教学的一种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经义斋择心性通，有器识，可任大事之人，教以《六经》，使之通晓儒家经典，造就成有较高道德修养和学术造诣的儒生，将来担任国家各级官吏，管理国家政事。治事斋，则根据学生的各人才艺、爱好等条件，偏重于一人治一事，兼摄一事，教其“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历以明数”。也就是教授武艺、水利、农桑、算学等自然科学知识，为国家培养各种专业人才，治理国家的各行各业。

苏胡教法与陶澍经世致用的一贯教育思想完全吻合。陶澍在《苏州紫阳、正谊两书院告示》中，教育生徒“为文宜先宗经”，他说“古之所谓经者，致治之理也。”把经当作致治之理，是学问的根本，通过读经使诸生懂得经义，达到根茂实遂，言中体要，义理融熟，言之有物，以致诸用。他认为“不贯通乎易、诗、书、礼、春秋，而能阐发四子，吾不信也”。

为了贯彻这些主张，陶澍于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在江宁龙蟠里创建了惜阴书院，其建院宗旨是“专为实学而设”，分经、史、辞章三科进行教学，不设制艺。明确提出“研经究

史为致用之具”。教诸生用经义的道理指导解决现实问题，不为读经而读经。他把国家急需治理之海防、漕运、盐政、河工、赈荒、禁烟以及吏治等现实问题结合到教学中进行研究。陶澍曾亲自命《防海议》等题课试诸生，生徒杨大堉在《防海议》文中洋洋千言，一反洋人不可鲁莽对之，否则，必生边衅的附和之谈；预卜鸦片战争行将发生，提醒国人要提高警惕，他的文章使读者“变色挢舌”，深得陶澍赞赏，一时传为佳话。

由于陶澍以经义、治事教授生徒的教育思想明确，惜阴书院历任山长如俞正燮、胡培翚、冯桂芬、李联琇、薛时雨等又都能秉承其既定方针，“昌明经史之学”，因而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匡时济世之才，如杨大堉、汪士铎、马寿伶、张謇、冯煦等名流，皆出惜阴书院之门，影响深远，为后来书院教育改革提供了经验。

　　三、对传统教育思想的发扬光大

我国的儒学教育和书院教育，在漫长的发展长河中，有着许多宝贵的经验，这是十分珍贵的文化教育遗产。但也混杂着不少必须扬弃的陋习陈规。因此必须是批判继承，既不能生吞活剥全盘端过来，也不能一概排斥，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陶澍曾经就读岳麓书院，清嘉庆十一年（公元1806年）至十三年（公元1808年）又曾主讲湖南澧州澧阳书院，有书院教育的实践经历，对我国传统的优秀教育思想一贯是持积极的发扬光大态度的。

书院教育中历来重视“义利之辨”的道德教育，诸如公与私，物质与精神，道义与功利等等关系，均须辨析研讨。陶澍继承了这个传统，他曾多次说过“欲化民，必先训士，而其道则在辨义利”，他经常举陆九渊在白鹿洞书院讲授君子喻义章，听者流泣的事例教诲启发生徒深思。他斥责学之不进，行之不修，惟膏火是求的学生，“以夤缘为捷径，不惮失身”的学生，“见商贾之居赢，遂思徒业”的学生，都是义利不辨，利迷心窍所致，不可不戒。并要求由辨明义利，约束自我，进而做到“耐苦以坚厥志，究心以精所学”。把传统的义利之辨向前发展了一步。

传统教育中有利用先贤先圣的事迹教育生徒的作法，书院教育在这方面做得更多，供祀活动成了书院基本规制之一。陶澍也继承了这个传统，经常号召书院诸生效法范仲淹先忧后乐的高尚情怀，树立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志向，“立志”，“植品”以成大器。

在教育原则和教学方法方面，陶澍主张专精与广博结合，自学与辅导结合，要求在专精的基础上广博，在自学的前提下加强辅导。他说：“学问本贵专门，而经史尤重家法”，“无论经史，果精一艺已足，不必矜博鹜广，致践虚侨”。但又鼓励“勇有兼人”，诸生如果能够兼通经史，并擅翰藻，可以认做全卷，以旌异才。这种在精一门的基础上而广涉其它，既适应了国家社会发展的需要，又照顾了资质不同生徒的要求，做到了因材施教；在自学先导下给予辅导，能充分发挥教与学双方的积极性，事半功倍，这是对书院传统教学方法的继承和发展，有着重大的积极意义。

陶澍对传统教育思想的发扬，还有许多方面，这里不再一一列举了。

陶澍一生主要从政，名高位重，政务繁剧，但始终孜孜不倦地热心书院教育，重视教育工作，致力实学实用人才的培养，这是应该予以肯定和值得纪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