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澍是嘉庆、道光年间一位政绩赫赫的经济名臣。《清史稿》本传评赞说：“陶澍治水利、漕运、盐政，垂百年之利，为屏为翰，庶无愧焉。”但是，人们却很少知道他还是一位研究陶渊明的大学者。“于从政之暇，不知几寒暑”，撰成“注《靖节先生集》十卷，《年谱考异》二卷”，对陶渊明的诗文进行了—次空前的总结性的校、注、评、考，至今仍焕发出学术上的奇光异彩。
一 审慎的校勘
整理古籍，首先要从事校勘，辨析真伪，排除讹夺，使原文可读可解。这，不掌握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是很难胜任的。而校勘《陶渊明集》，又是难中之难。
纵观陶渊明一生，由晋入宋，蔑视权贵，讴歌田园，平淡自然，别树一格；死后除颜《诔》萧《传》聊慰英灵之外，就只有“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他现存的125首诗歌，3篇辞赋，6篇散文，2篇韵文，虽经昭明太子编集作序，但流传不广，大概只限于民间传抄，所以连博雅如《文心雕龙》这样的文学批评巨著也只字未涉及陶渊明的作品。
如此颠倒的历史，浑浑八百余年，中经宋齐梁陈、隋唐五代，一直延续到两宋，才开始补辑、校订和注释陶渊明的著作。然而辗转传抄愈久，鱼龙混杂愈烈。这也是坏事变好事，从此校陶、注陶、评陶、考陶的风气大开，其诗集版本之繁，注释评论之多，几乎赶上了“百家注韩，千家评杜”。南宋《蔡宽夫诗话》就曾慨叹：“《渊明集》世既多本，校之不胜其异，有一字而数十字不同者，不可概举。……此校书者不可不谨也”。
面对《陶集》版本如此纷繁的情况，陶澍迎难而上，以其渊博的版本学和目录学知识，首先下功夫进行辨伪和校理书目的工作。根据北齐阳休之的《序录》，参照宋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厘订陶渊明的作品，将阳休之所增的《五孝传》、《圣贤群辅录》和后人阑入的《四时》、《问来使》、《种苗在东皋》等“离而出之”，编为副集，力图恢复梁萧统所编《陶渊明集》八卷本的旧观。尔后在此基础上，又对《陶集》细心揣摩，逐字逐句作了审慎的校勘，出具校勘记293条。
就认识论而言，陶澍主张“活校”，即以群书所引，择善而从，改其误字，删其衍文，补其缺文，并注明校勘所据，表现了普及文化的群众观点。但也不排斥“死校”，据此本以校彼本，只指出其错误异同，不改动原本。如《咏贫士》的“倾壶绝余粒”，《读山海经》的“鸼鹅见城邑”，“余粒”“鸼鹅”应是“余沥”之误，却只字未改，这又反映了他尊重历史的客观态度。
从方法论来说，陶澍采用的主要是对校法，同时也兼用本校法、他校法和理校法。这些方法，对我们今天整理古籍仍有积极的借鉴作用，不妨条分缕析，展开来谈一谈。
对校法。这是用同一部书的各种版本和有关资料，互相核对，比较其文字异同，择优以匡谬。对此，陶澍有一段极其精要的叙论。他说：“字句同异，固由转写多讹，亦半系凭臆妄改。今参取汤文清本、李公焕本、何孟春本、焦弱侯木、汲古阁旧本、毛晋绿君亭本、何义门所校宣和本，择善而存。其义可两存，但云某本作某，去取从违，不敢专辄”。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只援引数例，以见一斑：
①《劝农》：“桑妇宵兴，农夫野宿。”焦本作兴，各本作征，非。
②《九日闲居》：“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焦本云，宋本作解，一作为，非。
③《移居》：“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共，何校宣和本作互。
④《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叩枻新秋月，临流别友生。”六臣本《文选》作亲月船。
⑤《酬刘柴桑》：“榈庭多落叶，慨然知已秋。”榈，焦本作空，又云，一作榈，非。知已，一作已知。
上述校勘，都恰到好处。说明校勘者有高超的艺术鉴赏力。例①作“征”便不合情理；例②作“为”就失去了拟人的神态；例③作“互”，跟下句的“相”意思犯重；例④“新秋月”，诗意盎然，“亲月船”则味同嚼蜡；例⑤的“榈”，本来已被焦校本彻底否定，然而却为陶校本匠心首肯。艺术的辩证法正集中在这个“榈”字上，榈为常绿乔木，可知落叶从庭外飞来，尚且如许纷纷，慨叹秋的深沉不是更加虚实映衬、情景交融了吧！
本校法。这是以本书的前后文字互证，比较异同，从而断定其中的错误。不过，应用本校法得注意本书本篇其他文句语法修辞的问题，决不能把一个大作家遣词造句、摛藻铺文的多姿多采拉入一个死板的模式里来考察。陶澍深明此理，凡用本校，总是小心翼翼，没有十足的把握不轻下断语。例如：
①《时运》：“山涤余霭，宇暧微霄。”焦本作余霭微消，又云，一作宇暖微霄，非。陶本云，宇暧微霄，即《归园田居》诗“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景状，若作“余霭微消”，则与“山涤余霭”词意重复矣。
②《游斜川》：“开岁倏五日，吾生行归休。”陶引汤本云，日一作十。又引李注，按辛丑岁，靖节年三十七，诗曰“开岁倏五十”，乃义熙十年甲寅，以诗语证之，《序》为误。今作“开岁倏五日”，则与《序》中“正月五日”语意相贯。
③《赠羊长史》：“得知千载上，正赖古人书。”陶引黄山谷曰，“正赖古人书”“正尔不能得”“正宜委运去”，皆当时语，或者改作“上赖古人书”“止尔不能得”，甚失语法。
他校法。这是以他书校本书。或用前人的书来校，或用后人的书来校，或用同时代人的书来校。这都离不开博览群书，锐意搜求，精心积累。陶澍正这样做的，请看下边的例子：
①《拟古》：“闻有田子泰，节义为士雄。”泰，各本作春，从汤本作泰。
②《述酒》，“诸梁董师旅，芊胜丧其身。”芊，各本作羊。李注引黄山谷云，羊胜当是芊胜；芊胜，古公也，今从之。
③《读山海经》：“逍遥芜皋上，杳然望扶木。”陶本云，芜当作无。《东山经》：“无皋之山，东望缚木”。
④《读山海经》：“刑天舞于戚，猛志固常在。”陶本云，原作形夭无千岁。
上述一类的校勘，陶澍都检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披沙拣金，去伪存真，终于作出正确的选择。例①历史上有“二田”，一个是西汉的田生，字子春，见利忘义，充当燕王刘泽的说客；一个是东汉的田畴，字子泰，见义勇为，史称“奇士”。据此便校正了“各本作春”的错误。例②则从诗歌的“弦外之音”着眼，采纳黄山谷的“芊胜”说，而摈弃各本的“羊胜”说。例③例④都是参照《山海经》的文字来校正《读山海劲》的异文，特别是对“形夭无千岁”一吾的讹夺，尤其论析精微。他说：“微论原作形夭字义难通，即依康节书作刑夭，既云夭矣，何又云无千岁，夭与千岁，相去何啻彭殇，恐古人无此属文法也”。
理校法。这是运用逻辑思维据理推测其正误。此法用不得当，便容易流于主观武断；一旦用得其所，则有“颊上三毫，龙晴一点”之妙。在这里，陶澍不仅拿出了校勘家的胆识、历史学家的明断，而且还放出了艺术家的眼光。例如：
①《归园田居》：“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刘履曰，三当作逾，或在十字下。
②《岁和张常侍》。
③《饮酒暮》：“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文选》见作望。
例①的“三十年”，有说是“逾十年”，有说是“十三年”，众说纷纭，迄无定论。陶澍则根据陶渊明出仕的情祝，力排众议，校定为“已十年”。其理由是：“三豕渡河，已之误三，旧矣。”例②的“张常侍”，一般认为是陶渊明的“乡亲张野”，而陶澍以史证诗，提出异议说：“野以义熙十四年卒，题不应云和。详味诗意，亦似有哀挽之辞，或和当作悲。又，鲜族子张诠，亦征常侍，或诠有哀挽之作，而公和之耶?”例③所揭示的“见、望”优劣辨，由来已久，陶澍妙在借苏轼的雄辩，一举而破《文选》的权威，指出：“采菊之次，偶然见山，初不用意，而景与意会，故可喜也。今皆作望南山。……觉一篇神气索然也”。
综上所述，在《陶集》的校勘上，陶澍可算是殚精竭力，奋苦毕生，慎始慎终，硕果累累。今人王瑶、王孟白、孙钧锡、唐满先等校注的《陶集》，大都是祖述陶本，间有新意。而号称用力甚勤、突破较大的逮钦立校注的《陶渊明集》，反而招来“漏校、误校、改字不言所据”的讥评。这就证明了陶本的功力和生命力，说它是《陶集》研究史上的第一个精校本，
该当之无愧吧!
二 简明的集注
陶渊明的诗文，素以质朴自然、清新爽朗、接近口语而驰誉文坛。所以，历来的注疏家也无须在《陶集》上过多的咬文嚼字，过份的问句求章，只要稍事疏通，读者便可心领神会的。
尽管如此，陶澍在《陶集》的集注上还是下过不少功夫，博采约取，时出已意，要言不烦，颇有特色。正如他自己说的：“世所传者，惟汤文清、李公焕、何孟春三家最著。汤止注诗，颇为简要；李、何稍繁，然于意逆之处俱有发明。今所注，虽博采群贤，要以三家为本”。从他集注的幅射点来看，大致可以归纳为解释词义、疏通句意、阐明语法和分析篇章这样四个方面。
解释词义。这是训诂学的核心。陶澍就牢牢把握这个核心，既反对“六经注我”的客观主义，又反对“我注六经”的主观主义。也就是说，对于字词，不仅要重视它在字书、词书里的贮存状态的概括意义，而且更要重视它在语言环境中的使用状态的具体意义。于是，形训、声训、义训、事训、语境训等等，便在陶注之中活跃起来。例如：
①《赠长沙公》：“遥遥三湘，滔滔九江。”
②《归园田居》：“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③《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弱冠逢世阻，始室丧其偏。”
④《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山川一何旷，巽坎难与期。”
⑤《读山海经》：“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在这里，或采集旧注，或另作补充，或纠正谬误，或融入新知，陶澍都做得恰到好处。例①李注引《寰宇记》“湘潭、湘乡、湘源为三湘”，陶注则认为：“湘水发源会潇水，谓之潇湘；
及至洞庭陵子口会资水，谓之资湘；又北与沅水会于湖中，谓之沅湘。三湘之目当以此。”例②他批评宋王质“以堕地为尘网……说近释氏。先生胸中无此。尘网当以仕途言之”。例③他对宋吴仁杰把世阻解释为“连年旱潦饥馑”的说法，作了重要的补充：“是时秦兵入寇，天下分裂。所谓世阻，固不止于旱潦饥馑也”。而尤为新鲜的是解释“偏”字：“盖妻之言齐，丧一则偏，具庆失一，散曰偏咎也”。例④他他引《易•说卦》为训：“巽，风也；坎，水也。言道路行役之艰难。”例⑤“刑天”的典故出自《山海经》：“奇肱之国，刑天与帝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典故弄清楚了，上下文气便豁然贯通，“形夭无千岁”的疑难也随之涣然冰释，集注之功岂不伟哉!
疏通句意。古人说：诗贵含蓄。这就要借助语言的弹性，时空的交错，比兴的手法，来创造一种朦胧美的意境。于是，诗无达诂，应运而生。只就词解词，不串通句子还是不知所云的。陶氏的集注比较重视这个问题，也时有创获。例如：
①《和郭主簿》：“衔觞念幽人，千载抚尔诀。检素不获展，厌厌竟良月。”
陶注：“衔觞四句，盖谓千载幽人，无不抱此松菊之操，抚之而志益坚，以今准古亦犹是也。自检平素，有怀莫展，厌厌寡绪，其谁知之乎?”
②《和刘柴桑》：“谷风转凄薄，春醪解饥劬。弱女虽非男，慰情良胜无。”李注引赵泉山曰：“以弱女喻酒之醨薄，饥则濡枯肠，寒则若挟纩，曲尽贫士嗜酒之常态。”吴注引王棠云：“柴桑有女无男，潜心白业，酒亦不欲，想必以无男为憾，故公以达言解之。”陶注：“赵以弱女为比，王则赋也。说并通，两存之。”
③《咏贫士》：“朝霞开宿雾，众鸟相与飞。迟迟出林翮，未夕复来归。”何注引刘履曰：“朝霞开雾，喻朝庭之更新；众鸟群飞，比诸臣之趋附。而迟迟出林，未夕来归，则又自况其审时出处，与众异趣也。”
无疑，这样的笺注，对读者领会句意是大有帮助的。就是对注疏家，也是一个极好的参考。以例②为例，我们翻检了今人的四种《陶集》注本，有两家采用赵说，两家吸取王论。说明陶澍所下的“说并通，两存之”的断语，非常公正，很有见地。
阐明语法。诗歌的语言以凝炼见长，有其独特的结构规律，如多义性、跳跃性、可感性、音乐性的十分讲究，省略句、倒序句、实装句、活用句的大量使用，因而“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便成了诗歌语言的一个重要特征。陶诗也不例外，而历代的注陶者却很少属意于此，而到陶澍才初辟草莱，作了一些有益的开拓。例如：
①《时运》：“有风自南，翼彼新苗。”吴注引王棠曰：“新苗因风而舞，若羽翼之状，工于肖物。”
②《形影神》：“草木得常理，霜露荣悴之。”陶注引黄文焕云：“今年既悴之草木，明年复可发荣，人不能也。”
③《赠羊长史》：“驷马无贳患，贫贱有交娱。”陶注：“贳，贷也。无贳患，言其患不可贷也。即《四皓歌》‘驷马高盖，其忧甚大’意。”
④《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陶按：“怀古田舍，古人文简语倒，当是于田舍中怀古也。观诗中称颜子、丈人、先师可见。王氏似以旧居为古，则于文为不辞”。
⑤《饮酒》：“提壶挂寒柯，远望时复为。”陶注：“此倒句，言时复为远望也。”
上述注释，都涉及到语法问题。例①例②属于实词活用。“翼彼新苗”、“霜露荣悴之”的“翼”和“荣”，都是名词活用为动词，而且含有使动或状动的意味。例③的“驷马无贳患”，是一种包孕式的小谓倒装句。例④的“怀古田舍”，是用状、补换位来突出谓语，以便构成清人黄生所极力赞赏的“不用虚词”的实装句。例⑤的“远望时复为”，则是宾语前置的句式。如此作注，对诗歌语言的研究是一个有力的促进。
分析篇章。如果说，字、词、句的疏解是一种微观的细嚼，那么，篇章的分析就是宏观的鸟瞰了。这是更高层次的注释。就诗歌而言，需要知人论世，融鉴赏于注析。陶渊明生活在篡夺相寻、干戈扰攘的南北朝，其作品就难免隐约其辞，藏醒于醉。这就更加少不了篇章分析的揭示。唐贾岛诗说：“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在这方面，陶澍不愧是《陶集》的异代知音!试读《拟古》诗：
荣荣窗下兰，密密堂前柳。初与君别时，不谓行当久。出门万里客，中道逢佳友。未言心先醉，不在接杯酒。兰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负。多谢诸少年，相知不忠厚。意气倾人命，离隔复何有。
这首诗，读起来，琅琅上口，句句都懂。但综合全诗，要问篇章立意，就只好瞠目结舌，涊然汗出了。这时，打开陶澍注的《靖节先生集》，就如饮醍醐，豁然开朗，原来有这一说：“诗托兰柳起兴，君即指兰柳。初别之时本不谓久，因嘉友留连，致乖始愿，虚弃景物，有负前言。‘多谢诸少年’乃兰柳责望之词，言其所谓嘉友，皆非老成忠厚，徒以意气相倾，迷溺之深，命且不保，何有于离别乎!直斥之曰‘相知不忠厚’，其亦可以翻然变计，久出知归矣。诗意似借兰柳作《北山移文》，以为招隐，欲其谢外诱而坚肥遁也”。这真是知音之谈，令人倾倒!还有宋黄山谷称为“似是读异书所作，其中多不可解”的《述酒》诗，陶澍也作了精深的剖析。其他或引或按的篇章分析涉及了陶渊明的四十多篇作品，仅此一点，陶注也大大超越了前人注陶的深度和广度。
三 精当的汇评
陶澍研究陶渊明并没有停留在单纯的校勘和集注之上，而是把陶渊明看作开一代诗风的大作家，精心汇集历代名家的评论，以探索其“渊深朴茂不可到处”（沈德潜语）。据不完全统计，陶本汇集评语230余条，其中总评78条，分评150余条，大体对陶渊明的人格、诗格和风格作了比较精当的评述。
谈到人格，自从梁钟嵘的《诗品》称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以后，几乎代不乏人地把陶渊明说成浑身静穆，不吃人间烟火，忘怀世事，独善其身的隐者，其人格不过是清高罢了。陶澍对这些皮相的看法深致不满，认为“固穷”和“忠愤”是陶渊明人格的两大特征。所谓固穷，就是萧统《陶渊明集序》说的：“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由于他“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便对当时政治的黑暗、官场的腐败深恶痛绝，在四十一岁那一年，以“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为由，毅然辞官归隐，躬耕垄亩，同统治阶级采取了彻底决裂的态度，即使生活穷困到沿街乞食，也恪守孔门“君子固穷”的教义。有诗为证：
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
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癸卯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
不赖固穷节，百世谁当传。（《饮酒》）
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同上）
斯滥岂攸志，固穷夙所归。（《有会而作》）
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咏贫士》）
谁云固穷难，邈哉此前修。（同上）
这种固穷的人格，也可以说是一种无钱的“清高”，陶澍大加赞赏。先引宋朱熹的话予以弘扬：“晋宋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陶渊明真个能不要，所以高于晋宋人物”。同时，又对唐王维“近有陶潜……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的讥评，亲自出马，大张挞伐：“言为心声，观维此论，所以不耻假《郁轮袍》进身，面污禄山之伪命，顺亭林屡致其讥，有以夫”!今夫看来，“固穷”说是颇有道理的。而“忠愤”说则尚可訾议。它发端于沈约《宋书》本传的“耻复屈身异代”，兴起于南宋，推波助澜于明清两朝。陶澍也不例外，是此说的积极鼓吹者。他说“首阳、易水之思，精卫、刑天之咏，其倦于故君旧国者，倩见乎辞”。并援引宋李公焕的评注来扩充自己的论点：“考其退休所作诗，类多悼国伤时感讽之语，然不欲显斥，故命篇云《杂诗》，或托以《述酒》、《饮酒》、《拟古》”。
显然，“忠愤”说是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不能苛求于前人。这个旧案直到五四朱自清才把它翻了过来，正确指出：“历代论陶，大约六朝到北宋，多以为‘隐逸诗人之宗’，南宋以后，他的‘忠愤’的人格才扩大了”。但是，如果我们把“忠愤”改为“激愤”，表示陶渊明对晋宋统治者的内向抗争，那就合情合理了。
至于诗格，自然出于人格。诗人人格的高低决定诗格的高低。陶渊明的诗，同当时盛行的“平典似《道德论》”的玄言诗迥然不同，独树一格，是思想的升华，是生话的结晶，是艺术的精品，其间蕴蓄着一种耐人寻味的意趣。这就是陶澍在汇评中屡屡激赏的陶诗的志趣、情趣、理趣和酒趣。贯串于整个陶诗的高尚志趣是，诗人那种超然而不茫然的情操，旷达而不放达的襟怀，解脱而不超脱的人生态度。于是，桃源佳境给理想开路，青松黄菊为诗人写照，怀古思贤洒伤今之泪。正如陶澍所说：“古人咏史皆是咏怀，未有泛作史论者。……况二疏明进退之节，荆轲寓报仇之志，皆是咏怀，无关论古”。这就把“诗言志”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再看陶渊明独辟蹊径描写农事的那些诗篇，则又特别富于生活情趣。象“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一幅劳动画，真!“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一幅风俗画，淳!“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一幅田园画，美!尤其是“平畴”二句，苏东坡极为称赞：“非古之耦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语；非世之老农，不能识此语之妙”。张表臣更结合自身感受加以评述：“仆居中陶，稼穑是力。秋夏之交，稍旱得雨，雨余徐步，清风猎猎，禾黍竞秀，濯尘埃而泛新绿，乃悟渊明之句善体物也”。陶诗的理趣，大抵来自作者对生活的妙语，对自然的直观，对生死的参透，故能做到不理之理，处处是理。其哲理诗如《形影神》、《五月旦作和戴主簿》等，固然理趣勃勃，表现了对唯心主义有神论的否定，就是那些咏史，咏怀、记事、记游的诗章也不时流露出对人生的看法，显示了理性的和谐。这里，陶澍引宋葛立方《韵语阳秋》说：“东坡拈出陶渊明谈理之诗，前后有三：一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二曰‘笑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三曰‘客养午金躯，临化消其宝’。皆以为知道之言。盖摛章绘句，嘲弄风月，虽工何补。若知道者，出语自然超诣，非常人能蹈其轨辙也。”陶诗最富特色的要数酒趣了。萧统说：“有疑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者也”。诚然，我们粗检陶诗即可搜得涉酒诗一百二十六句，篇均一句还强，举其尤者有：
中觞纵遥情，忘彼千载忧。（《游斜川》）
清歌散新声，绿酒开芳颜。（《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
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连夜独饮》）
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责子》）
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杂诗》）
理也无奈何，且为陶一觞。（同上）
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读山海经》）
这里有闷饮，有独饮，有共饮，有欢饮，有开怀畅饮。真是写尽了饮姿饮态，浸润着酒色酒香。个中酒趣正是陶必铨的《萸江诗话》所指出的：“事不可为，心复胜任，故借酒以排之，醉则庶可忘也。凡集中言酒者，多如此”。说明陶诗的酒趣是理想和现实矛盾对立的产物，矛盾愈深刻，对立愈尖锐，“一士常独醉、一夫终年醒”的酒趣也就愈浓烈了。
总之，上述诗格的全部内容体现了陶诗抒情化、个性化的光辉成就，形成了陶诗平淡自然而渊深朴茂、外和平而内战斗的艺术风格。其作品内容浅近通俗却含意深远；语言质朴精炼却韵味无穷，在平凡之中见出不平凡。又善于运用白描手法，捕捉日常生活，描写田园风光，抒发其“胸中自然流出”的真情实感，传神地创造出一种“初视若散缓，熟视之有奇趣”的艺术境界。对陶渊明的这种独特的艺术境界和艺术风格，历代评之者甚多，或失之泛，或失之偏，都很少说到点子上。陶澍则独具只眼，在其汇评中引录精当的评语来纠泛纠偏。兹举数则，以概其余。一则是宋朱熹的《朱子语类》：
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
一则是明黄文焕的《陶诗义析序》：
古今尊陶，统归平淡；以平淡概陶，陶不得见也。……钟嵘品陶，徒曰隐逸之宗；以隐逸蔽陶，陶又不得见也。
一则是明王圻的《稗史》：
陶诗淡，不是无绳削，但绳削到自然处，故见其淡之妙，不见其削之迹。
这样的论断，还有一些，就不一一列举了。
我们用上边的评语，对照现代文学奠基人鲁迅的论述：“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由此可知，陶澍的汇评，采集百家，不拘一格，于论列陶渊明的人格、诗格和风格确有精到之处，对我们今天研究陶渊明仍然是一座贯穿古今的学术桥梁。
四 博赡的考异
《靖节先生年谱考异》两卷，是陶澍钩稽最勤、征引特搏、考证甚精的一部研究陶渊明的力著。其体例乃首列宋王质《栗里谱》和宋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然后缀以考异，辨误存疑，所论周详。正如他自己说的：“知人论世，厥资年谱。王雪山、吴斗南两家皆有论撰，然皆未尝细考出处之年。……今以晋宋二书，参互考定，疏通证明，自不烦言而解”。
诚然，古代的作家，特别是陶渊明这样的作家，生前洁行高抗，不为世所重，死后也凄凉寞落，一去杳然。事迹的淹没，作品的散失，都给研究者带来重重的疑团。对陶渊明的某些问题，口争笔辩，聚讼纷纷，绵历了数百千年之久。陶澍以严谨的治学态度，爬罗剔块，旁征博考，对这一历史上的学术公案作了认真的清理。他在《年谱考异》中写出五十六条按语，叙论娓娓，多所创获。这里，有陶渊明的世系考、名字考、居址考、出处考、年岁考、著作考等等。
世系考。关于陶渊明的家世，《宋书》本传上明明写着：“曾祖侃，晋大司马。”本来没有问题的。到清代全祖望提出异议之后，大经学家阎若醵的儿子阎咏也根据《赠长沙公诗序》“昭穆既远，已为路人”的话，力辩其不是陶侃的曾孙。陶澍针锋相对地指出：“咏既名父子，说又新奇，恐后来通人惑于其说，故不可不辨。靖节自述世系，莫备于《命子》诗，首溯得姓之始，次述远祖愍侯舍、丞相青，然后颂扬勋德，即以祖考承之。此士行（陶侃字）为渊明曾大父之实证也。六朝最重门第，百家之谱皆上于吏部。沈休文撰宋史，在齐永明之世，亲见谱牒，故于本传书之”。
名字考。朱自清说：“渊明名字，古今计有十说”。有说潜字渊明的，有说渊明字元亮的，有说潜字元亮的，有说渊明字元亮小名潜的，有说潜字元亮小名渊明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对此，陶澍逐项批驳，最后得出结论说：“先生于义熙中祭程氏妹，亦称渊明，至元嘉中对檀道济之言，则云‘潜也何敢望贤’。《年谱》云在晋名渊明，在宋名潜，元亮之字则未尝易。此言得之矣”。
居址考。陶渊明迁居的地方有好几处，加上《还旧居》诗说：“畴昔家上京，六载去还归。”其中“上京”一语多义，可以解释为京师，也可以解释为地名，曾引起一连串的混乱。陶澍首破“上京”之谜，引《名胜志》说：“南康城西七里，为玉京山，亦名上京，有渊明故居。……当湖之滨，一峰最秀，东西云山烟水，数百里浩森萦带，皆列几席前”。又引《江州志》云：“先生始居上京山，星子西七里，戊午（当作戊申）六月火，迁柴桑山，九江西南九十里。古栗里，今之楚城乡也，旧碑题‘晋陶靖节先生故里’”。进而肯定：“《江州志》所说为信，当是始居上京，因火而徒柴桑之南村，后又还居上京也”。
出处考。有关陶渊明的行藏出处，《宋书》本传记载得极为简略，只说：
潜少有高趣。……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复为“镇军”、“建威”参军。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异代，自以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
就是大诗人陶渊明的生平事迹，如此“语焉不详”，叫人怎么“知人论世”呢?所以历来的谱家都穷毕生的精力，去广事搜求，钩玄提要，诗史互证，考索于字里行间。比如州祭酒问题，吴《谱》据《饮酒》诗“投耒去学仕”、“是时向立年”二语推算，说陶渊明二十九岁为州祭酒。陶《考》从之，更举同诗“亭亭复一纪”一语为证，说癸巳至乙巳（公元393—405年）
正好是十二年。又如镇军参军问题，陶澍说：“考《晋书•百官志》，有左右前后军将军，左右前后四军为镇卫军。王恭、刘牢之皆为前将军正镇卫军，即省文曰‘镇军’，亦奚不可?先生《赠庞参军诗序》曰：‘庞为卫军参军。’其时卫将军王弘，省文曰‘卫军’，即其例矣”。又说：“今为反复推寻，先生始作参军实在己亥（公元399年），镇军实为（刘）牢之。……己亥十一月，孙思陷会稽，牢之率众东讨。先生《饮酒》诗曰：‘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正追赋其尝从军讨恩，驱驰海隅事也，足为先生参牢之军之明证”。再如建威参军，陶《考》据晋义熙元年（公元406年）三月桓振袭江陵，建威将军刘怀肃讨振斩之，而渊明诗题有《乙巳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力证其为刘怀肃建威参军。至此，陶澍总结说：“按先生历仕之迹，初为州祭酒，自解归，继召主簿不就，既乃为镇军参军，又为建威参军，终于彭泽令，赋《归去来》，未尝更为别官”。
年岁考。陶渊明的生年，一向遵从“乙丑”说，即生于公元365年，没有异议。然宋张据《游斜川》诗“开春倏五十”一语逆推得“壬子”说后，清史学大师黄宗羲的儿子黄璋也著辨数则，力主张说。于是，陶渊明的生年享寿又成了争执不休的问题。陶《考》则是“乙丑”而非“壬子”，指出：“若生壬子，则二十九为州祭酒，岁当庚辰，少日自解去，中间州召主簿不就，并未仕也，何待历十余年至四十始赋止。且既止矣，又何历十余年至五十复出为参军乎?惟生乙丑，至彭泽解绶，正41岁”。连早年服膺梁《谱》古《笺》、坚读53岁说的逯钦立，后来也深悔少作，改从陶说了。
著作甲子考。这是一个老问题，发端于《宋书》本传的“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宋年号）以来，唯云甲子而已。”陶《考》对此论析精辟，一方面肯定“史氏之言，亦不诬矣”；另方面又辩证地指出：“要之，集中诗文于晋年号或书或否，固不一概，卒无一字称宋永初以来年号者，以史氏所以著之也。史论其所著文章，不专为诗而发，而五臣辄更之曰‘渊明诗，晋所作者皆题年号’，此所以启后世之误也”。还根据《五柳先生传》“尝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的话，考证《陶集》原来“必有自定之本”，认为“其目以编年为序，而所谓或书年号，或仅书甲子者，乃皆见于目录中，故约作《宋书》，特为发其微趣”。这真是一个别具卓识的创见，难怪今人王瑶赞其“所论甚确”哩!
不难看出，《靖节先生年谱考异》确是陶澍精心结撰之作，不仅当时是异军突起，名震学界，就是今天也仍在沾溉后学，余响无穷。梁启超赞誉：“安化陶文毅公澍著《靖节先生年谱考异》二卷，备列两旧谱而加以考证，至博赡矣。”朱自清评价:“陶《考》旁征博引，辨析精详，其所发明，尤在出处一事。谱首论世系，亦甚周悉。甲子诸说则备载于靖节先生集集注第三卷前，断语独创一解”。
综观上论，陶澍的学术成就，植根于深厚而坚实的学术功底。这里，有家学的熏陶，有湘学的哺育，还有《四库全书》总纂官、名师纪晓岚的指点。这才建筑起他的学术的高塔，永远耸立在辰山之麓，资水之滨，润春风秋雨，染晨雾夕阳，奇，雄，美!这是闪光的智慧，这是智慧的闪光!需要我们继承，需要我们开拓，需要我们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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