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澍以科举进入仕途后，留心社会问题，讲究经世致用之学，以显赫事功扬名于嘉庆、道光期间，成为清廷依恃的股肱之臣。在他的直接影响下，魏源、包世臣、贺长龄、林则徐等先后以革故鼎新的姿态，活跃在历史舞台上，形成一个纵横捭阖于中国古、近代史之间的地主阶级改革派集团。并深深地影响到以后的维新派、革命党，几乎达两个世纪。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定的思想意识形态总是一定的经济政治环境的产物，它受着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及其上层建筑的制约并对社会的发展起着或推进或阻止、或显著或微弱的作用。对于一个人而言，由于其在社会中处于特定的经济政治环境，有着特定的遭遇处境，从而产生特定的考察世界的方法、角度、立场，特定的心理、气质和情感，这就决定了一个人选择什么行为伦理结构，信奉什么样的思想理论和价值标准。特别是当历史进入某一发展契机的时候更是这样。从这个意义上讲，对陶澍经世思想的探源，不仅对于认识陶澍及其以他为核心的地主阶级改革派集团很有必要，而且对于认识在湖湘文化孕育下的整整几代人也不无意义。

一

经世致用之学作为一个与理学对立的思想体系，始于北宋胡安国、胡宏父子的“心性之学”。其“以事功言心性”的思想经张栻、张载等的阐扬，到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王船山已经正式提出“经世致用”的口号。他们借助于亡灵，演出自己的脚本的企图确乎给专制的夜幕下带来了一点晨曦，但很快又被文网森严、法禁残酷的黑幕所淹没。这些思想大师不仅几遭追捕囚监之祸，而且其遗著也被围搜、查禁。这一思想的重新崭露头角一直等到陶澍所生活的嘉道时代。

清王朝到嘉道时期已经开始走向衰落，进入封建社会的末期。而大多数士子们仍或一味揣摸时文格律以进入官场为主旨，或考订片言只字钻入故纸堆中，以涌入乾嘉学派为荣耀。对于内忧外患，则置若罔闻。这衰颓的士气，宣告作为封建社会稳定结构产物的宋学和汉学终因无力挽救封建社会的危机，而渐遂退出历史舞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引起另一些士子们的反思。由于当时并未产生新的生产方式，或者说新的生产方式并未确立，并未出现新的阶级，这些反思者只可能来自地主阶级营垒，作为地主阶级改革派来审视世界，审视旧思想，寻找挽救衰世的新武器。几经张栻、王船山所阐扬的湖湘之学在涤荡其糟粕之后，它所崇扬的留心经世济民之学和重躬行践履的学风，反抗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在这时必然被改革派所认同。经世致用之学终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复生、继承和发展。

正当封建制度本身的危机日益加剧的时候，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场手工业和商业资本在江南地区已有了较大的发展。工商业已经不再是封建农业经济的补充，而是腐蚀和肢解封建经济的一种社会力量，虽说这些工场主和包买商还不能作为代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阶级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但终究是一种能以一定方式表现自身力量，提出自身要求的独立的社会力量了。正如十四、十五世纪西欧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能掀起一场浩大的文艺复兴运动，可为呱呱坠地的资本主义摇旗呐喊一样，十八世纪中国缓慢发展的资本主义幼芽也需要找到为其发展鸣锣开道的思想体系。只不过前者能借助“复兴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的旗帜，缔结一个人文主义的思想体系，后者却只能依托于地主阶级的有识之士，在对传统的封建经学自我改造、完善之后提出“经世致用”的口号。

明清以降，安化的茶、竹、木已以商品形式远销江南，逐渐带有资本主义萌芽的色彩，陶澍曾祖陶崇雅就“时或市茶汉口镇”。到陶澍生活的时代，这种封建社会衰世的经济政治

特色也就更加浓厚并深深地影响着陶澍经世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陶澍十五岁时作《虱赋》称：“物必朽也，而后虫生，人必秽也，而后虱成。秽苟能除，虱岂敢居?蠹香毒洁，虱则弗如”。可见封建社会的弊病已经在他思想上引起巨大的震动，并且能提出“除秽以除虱”的大胆构想，这不能不与他后来以经世致用为旗帜的大刀阔斧的改革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道光帝继位后因其“政声大作”。由四川改署福建、安徽、江苏执掌江南地方大权十余年，不仅从新的广度和深度上体验到衰世危机的严重和改革的必要，而且也耳濡目染了资本主义萌芽这一经济现象，并通过整顿盐政漕运等活动来实施改革和参与这新的经济活动。这一切又必然推进陶澍经世致用观的完善和发展。

二

如果说封建衰世危机的加剧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为经世致用之学的复生、发展提供了大气候、大背景，那么这一思想的出现还有它的小气候、小环境，以及“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的学术文化。

处于中国南北交接地的湖南，经历元末明初、明末清初两次大移民，带来了移民所具有的开拓精神和进取心，并在与苗、瑶等少数民族的联姻与交融中，吸取了这些少数民族强韧、犷悍和刻苦的习性，渐次形成了一种有别于他省的朴实勤奋、好胜进取的乡俗民风。这种乡俗民风，“在众多有抱负、有作为的学子士人中，即滋长为质朴笃实、不尚浮靡、勇于任事、锐意进取”的士气文风。陶澍“系出晋大恒公侃”之后，“侃就封长沙，子孙散处吴楚”，后唐同光元年，先祖“陶升由吉州迁安化”小淹。这一移民区域，有着这种典型的乡俗民风和士气文风造成的社会心理文化环境。陶澍从出生到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这三十年里，绝大部分时间是“牧于斯，樵于斯，渔于斯，且耕且读”，从孩童到青壮年这一生的关键时期，不仅人的体魄、智力、才干能力基本形成，而且人的性格、情操、气质以及人生观、世界观也基本定形。纵观陶澍的前半生，可说是深受这种社会心理文化的滋养和熏陶，形成“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观、世界观，“注重气节，勇于任事，大胆开拓”的气质、心理。十岁时的陶澍就在作文中写道：“法范文正先忧后乐”，“慕范文正为人”。十三岁时就写下了“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些事小子为之”的春联。“少负经世志尤邃史志舆地之学，所至山川必登览形势，察访利病”。这治国平天下的情操，这满怀的经世志，自然是经世致用之学萌发的最好土壤。

陶澍的经世致用观固然是封建衰世经济政治、民风士气的产物，但作为学术思想，它必然有其深刻的学术渊源，必然以已有的思想材料作为基础和出发点。追根溯源，这思想材料就是古代的湖湘文化，只不过由于历史条件的改变，这一文化已经注入了新的内容，陶澍的经世致用观便是在这一思想材料上产生、发展起来的。

乾嘉时期，广被三湘四水的湖湘学在安化这一特定的民风士气环境下，形成了一种定势的学术心理积淀，这一时期，安化的茶、竹、木开始大量销往江南。随着茶商、竹木商和排工往来于安化、江南之间，便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江南文化或称为海派文化涌入安化。古代的湖湘文化与向近代迈进的海派文化在此撞击、交融，形成一种新的学术文化和文化氛围。陶澍的青少年时期就处于这种文化氛围中，深受这种学术文化的滋育。他从七岁开始到二十三岁以科举步入仕途止，其间皆随父读书，“朝夕在侧”，而其父陶必铨，“六岁从堂叔学海公受经，旁及子史，多所究览”。后就读湖湘学的中心岳麓书院。“英年积学有声”，太史余廷灿、少鸿胪罗典等湘学大师“极爱重之”。后陶澍在追述父亲时说：“求学务贯通，不为章句，每开卷纵横盈几案，批却多前人所未发”。陶澍得其父言传身教之外，还得到当时著名经世学者严如煜的教诲，贤儒曾润攀、刘静园的指点，“与论据古今，出入群史，甚相得也”。

嘉庆七年，陶澍参加会试被授翰林院庶吉士。以后先后任职于四川、山西、福建、安徽、江苏等省，开始广泛接触社会。由于他有容人、识人、用人之才德，因此在他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有才、有识、有谋、有略的官吏、学者、文人以至寻常布衣，诸如林则徐、魏源、包世臣、俞德渊、贺长龄、龚自珍、姚莹等。他们中间有的“以经世自任”，如姚莹；有的“善经济之学”，如包世臣；有的“循良笃实”，如俞德渊。陶澍和他们或纵论天下，畅谈相契政见；或吟诗唱和，抒发共同情怀；或谋利今天计虑将来，参与国事决策。陶澍本人“以宽厚孚民望，以忠诚结主知，敬宾朋、体僚属、教英才，二十年节钺尊严，未改书生面目”。以他为核心的这一群体，不仅在情感品德、政治思想上相互感染，而且在学术观念、人生哲理上切磋砥励。可以说，陶澍从随父启蒙到后来入仕从政，都受到了湖湘文化及与这一文化有一定联系的海派文化的教养和砥励，这些文化便是其经世致用观的内核和思想材料。

三

马克思主义在分析事物发展的原因时，不仅强调发生发展所需要的条件，而且更强调能使这些条件发生作用的内在原因。嘉道时期的社会环境，包括经济、政治、民风士气和思想文化诸因素，确为经世致用之学的重新出台提供了有利条件，创造了有利的大气候、小环境。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官僚、士人们仍在沿着传统思想的车辙继续走下去，而真正革故鼎新、开拓前进、以经世济国救民者只是少数人。陶澍便是这少数人中的一员。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其本质原因是，他从小生长在一个由生活尚富裕逐渐走向没落的家庭环境中。其父偶有赢余，专置古籍，插架甚丰。这个家庭经济上日趋贫困以致于与一般劳动人民相差无几，精神上却日渐“富有”以致学风日盛。图谋发展、孜孜相求向上的气质，受湖湘学熏陶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经世济民的情操，下层人民贫困、饥饿、冻馁的痛苦感受，这些情感交织融和，必然促进他思想观念的不断升华、学术思想的从幼稚走向成熟。嘉庆五年乡试前夕，他写了“棕树作衣蒲作笠，生来不解羡纨罗”。乡试他中第三十名举人，又写下了“天开玉宇清虚里，人在冰壶朗照中，想得至公堂上客，高悬明镜一般同”的诗句。嘉庆二十年他已官至陕西道监察御史，以茶农为例，发出了“晨穿苦雾深，晚焙薪火烈”，“谁知盘中芽，多是肩上血”的感叹。正是这种“亲民”，“爱民”的情感，不羡纨罗荣但求玉宇清的志趣，绽开了“经世致用”观的种子。虽说后人还找不到陶澍关于经世致用观的学术论著，但人们可以看到，正是他这种特殊家庭孕育的知民、亲民、廉明清正、除弊惩恶、开拓进取的气质、情感，成为他实力推行经世致用观的基础。

陶澍的主要活动在政治、经济领域，不在学术领域，因此，可以说不是经世致用之学的学术代表人物，而是以经世致用为旗帜的改革派群体的政治首领，改革运动的主心骨。我们在探索改革活动的思想武器时，自然要与他联系起来，作为研究这一思想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