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著名人物。他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罪过是不小的；但是，在同、光年间收复新疆的斗争中，他又起了重要的作用，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对这样一个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给予全面的、正确的评价，显然是中国近代史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个必须解决的课题。

但是，长期以来，史学界一般总是着重讲他的消极面；对他在近代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特别是他在收复新疆的斗争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则讲的不多，甚至有不够实事求是的地方。这里，仅就有关左宗棠收复新疆评价中的几个问题，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错误之处，希望得到批评指正。

一、在同、光年间海防与塞防的争论中，左宗棠与李鸿章分歧的实质究竟是什么

1874年，左宗棠开始准备进军新疆。但是，就在这一年，发生了日本派兵侵略台湾的事。东南沿海的防务一时紧张起来，在清政府内部引起了一场关于海防和塞防的争论。有的认为东南海防比西北塞防重要；有的主张西北塞防比东南海防吃紧。在这场争论中，大卖国贼李鸿章发表了一通谬论。他说：自乾隆年间收复新疆后，“即无事时，岁需兵费尚三百余万。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已为不值。且其地北邻俄罗斯，西界土耳其、天方、波斯各回国，南近英属之印度。外日强大，内日侵削，今昔异势，即勉图恢复，将来断不能久守。……揆度情形，俄走蚕食，英必分其利，皆不愿中国得志于西方。……曾国藩前曾有暂弃关外，专清关内之议，殆老成谋国之见。……况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心腹之大患愈棘。孰轻孰重，必有能辩之者。此议果行，则已经出塞及尚未出塞各军，似须略加核减，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用。”

李鸿章的谬论，归结到一点，就是：新疆是个大累赘，当年乾隆收复新疆，就是个错误，现在应该赶快奉送给帝国主义!这个卖国主张，遭到左宗棠的坚决反对。他的意见是：“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不可偏废。他高度赞扬乾隆收复新疆的历史功绩，提出：“高宗先平准部，次定回部，拓地二万里，北路之西以伊犁为军府，南路之西以喀什噶尔为军府。当时盈廷诸臣，颇以开边未已耗斁滋多为疑，而圣意闳深，不为所动，盖立国有疆，制置方略各有攸宜也。”接着，他分析当前形势，强调指出：“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亦未能晏然。”有力地驳斥了李鸿章的谬论，极力主张进军新疆。

在海防与塞防的争论中，左宗棠与李鸿章分歧的实质是要不要新疆的问题，是一场爱国主义与卖国主义的斗争。但是，令人不解的是，长期以来，人们总是把这一分歧同湘、淮集团的派系斗争扯在一起，说李鸿章的目的是为北洋海军捞取更多的军费，而左宗棠则是为了在西北扩充势力范围。

李鸿章反对进军新疆是为了捞几个钱吗？根本不是。左宗棠进军西北所需的饷银，即所谓“西征协饷”，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来自浙江、广东、福建三省的协饷；二是来自上海、福州、汉口、广州、宁波五个海关的关税；三是来自浙江、湖北、江西福建、广东、江苏、安徽七省的厘金。台湾事件发生后，一些东南督抚大唱其海防重于塞防的论调，其中有的人确有乘机摆脱西征协饷义务，把这笔钱留下来自己支配的想法。但李鸿章当时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而直隶和天津海关并未承担西征协饷的义务，把西征协饷移用于东南海防，他是捞不到多少油水的。并且，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福建船政大臣是同左宗棠有密切关系的沈葆桢，他接办左宗棠的福州船厂后，大力扩充南洋海军，寖寖乎有与李鸿章的北洋海军分庭抗礼之势，双方正大闹其矛盾。把西征协饷移用于东南海防，恰恰是一件对沈葆桢有利的事。李鸿章历来门户之见极深，他愿干这种为人作嫁的事吗?

所以，李鸿章主张把西征协饷移用于东南海防，不过是一个骗局：一则是为迎合某些东南督抚捞取军费的心理，更重要的是为了掩盖他自己出卖新疆的阴谋。说李鸿章主张放弃新疆是想为北洋海军捞一笔军费，实在是上了他的大当。

至于说左宗棠进军新疆是为湘军争势力范围，更是无根之论，当时新疆是在俄、英帝国主义及其走狗阿古柏的控制之下，左宗棠收复失地，为国争光，岂能与争势力范围同日而语!何况，左宗棠是主张“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的。他即反对沙俄在西北的蚕食，也反对日本在东南的扩张。在他看来，祖国的边疆，四面八方，都必须保卫，绝不能借口“保卫”这一方，放弃那一方。事实上，从阿古柏入侵南疆到沙俄侵占伊犁，清军仅保持哈密、巴里坤至济木萨尔一线一隅之地，西北边防岌岌可危，当时新疆的局势比东南沿海要严重得多。在这种情况下，左宗棠坚持“二者并重”，实在是着眼全国，目光远大。

并且，满州贵族一向视新疆为禁脔。历任伊犁将军、乌鲁木齐都统和各城参赞、办事大臣，绝大多数都是满员，一般是不许汉人染指的。这次进军新疆也是如此，一八七三年八月，清政府正式任命景廉为钦差大臣，金顺为帮办大臣，率军入疆，同时令左宗棠以陕甘总督的身份，坐镇甘肃，督办粮饷转运事宜，“将关外各军应需粮饷源源接济，俾前敌将帅得以一意进取，迅赴戎机，毋任稍有匮乏，致滋贻误。”景廉、金顺都是满员，左宗棠不过是他们的“后勤部长”而已。在这种情况下，说他主张收复新疆是为湘军争势力范围，实在是牛头不对马嘴，纯属主观臆断。

　　二、左宗棠进军新疆究竟是派系斗争的副产品还是他的爱国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

西域环兵不计年，当时立国重开边。

橐驼万里输官稻，砂碛千秋此石田。

置省尚烦他日策，兴屯宁费度支钱。

将军莫更纾愁眼，生计中原亦可怜。

这是左宗棠1833年春(道光十三年)赴京会试后写的《癸巳燕台杂惑》八首中的一首，讲的是在新疆建省和兴屯，加强西北边防以防止沙俄入侵的事。当时，左宗棠才二十二岁，就如此关心新疆的命运，说明他青年时代就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

青年时代的左宗棠，是以林则徐为代表的爱国士大夫集团的一个积极追随者。我们知道，他是贺长龄的学生。贺长龄曾同林则徐、魏源一起在两江总督陶澍手下共过事，彼此有很深的交往，政治思想基本一致，在学术上都是主张经世致用的。左宗棠十九岁从贺长龄问学，思想上深受贺的影响。贺长龄对这个不喜“章句末技”而注意研究现实问题的青年学子是很欣赏的，赞许他为“当今国土”。贺长龄的弟弟贺熙龄也很喜欢左宗棠，曾做诗夸奖他：“开口能谈天下事，读书深抱古人情。”还加注说：“季高近弃词章，为有用之学，谈天下形势，瞭如指掌。”

鸦片战争前夕，清王朝的统治已经走向没落。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外国侵略者与中华民族的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封建制度正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当时，以林则徐为代表的爱国士大夫们主要关心两件大事：一是改革封建敝政，缓和国内的阶级予盾；二是加强国防力量，反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左宗棠从小“志大言大”，自负“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他“谈天下事”，当然也不出这两个方面。但他平日最关心的是疆域沿革和历代兵事，对新疆的史地尤有研究。这也决定了他后来的发展方向。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他是坚定的抗战派，对战局的发展一直非常关心。当他得悉清军连吃败仗，英国侵略军攻陷了浙江定海，兵船已闯到天津附近的时候，曾表示极大的忧虑和愤慨，并对这一仗应该怎么打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写成《料敌》、《定策》等篇，讨论战守机宜。他当时住在湖南乡下，消息很闭塞，但他的不少意见是很正确的，与林则徐等人的主张基本上不谋而合。

左宗棠对投降派恨之入骨。1841年初，当琦善私立《穿鼻草约》，出卖香港的罪行被揭发，道光一怒之下把琦善锁拿进京治罪时，他认为“夫已氏(指琦善)以奸谋误国，贻祸边疆，遂使西人俱有轻中国之心，将士无自固之志。东南海隅恐不能数十年无烽火之警，其罪不可仅与一时失律者比。皇上欲伸天讨，似宜驰使封剑，斩首军前，数其输国之罪，布告中外，庶有以壮三军之气而寒彼族之胆。庙堂战胜之策，无逾此者矣。”但是，仅仅杀掉一个琦善能够解决问题吗?他是没有多少信心的。他说：“以一二庸臣一念比党阿顺之私，令天下事败坏至此。百尔君子未闻有以公是公非诵言于殿陛问者。仕风臣节如此，古今未有也。天下无不了之事，无不办之寇，亦未尝无了事办寇之人。然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则正未可知耳!”对清政府的现行政策表示失望和不满。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左宗棠同林则徐虽没有直接的交往，但由于思想上的一致，他对林则徐的为人是非常钦仰的，对林则徐的遭遇更是极为同情。1848年，林则徐任云贵总督时，胡林翼推荐他去当林则徐的幕僚，他正因教陶澍的儿子读书，无法离开陶家而辞谢了。他在给胡林翼的复信里说：“仆久蛰狭乡，官保(指林则徐)固无从知仆。然自十数年来，闻诸师友所称述，暨观宫保与陶文毅(指陶澍)往复书疏，仆则实有以知公之深，海上用兵以来，行河、出关、入关诸役，仆之心如日在公左右也。忽而悲，忽而愤，忽而喜，尝自笑耳!尔来公行踪所在，而西北，而东南，计程且数万里。海波沙碛，旌节弓刀，客之能从公游者，知复几人？乌知心神依倚惘惘相随者，尚有山林枯槁未著客籍之一士哉!”这绝不是寻常的客套，而是出自肺腑的景仰之情。

1849年，林则徐因病去官回福建原籍，船过长沙时，左宗棠曾特地到船上拜见他。两人一见如故，“宴谈达曙，无所不及”。林则徐遣戌伊犁期间所兴办的水利、屯田事业，更是话题的中心。据胡林翼说，林则徐对左宗棠的学识是很欣赏的，“文忠一见倾倒，诧为绝世奇才”。这虽不免有夸张之处，但林则徐当时已是六十岁的老人，身体又不好，居然同左宗棠聊了整整一夜，也确实可以算是“倾倒”了。

1850年，林则徐逝世的消息传来，左宗棠是很悲痛的。他在给林则徐的儿子林镜帆的信里说：林公当代伟人，凡有血性者，无不爱慕景仰；朝廷里的那些坏人打击陷害他，到头来都暴露了自己的丑恶嘴脸。现在林公逝世了，国史馆当然要为他作传，但那不过是官样文章而已，“于我公盛节苦心，不能缕述百一。若非行实家传，质陈实叙，是使我公心事不尽白于天下后世，而当年国是，亦将无所征信。此则海内外知公者不能无重望于仁人孝子者也”。这里，实际上是为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遭遇呜不平，为当年的抗战派呜不平，要“仁人孝子”借“行实家传”，直书是非曲直，以便留信史于后世。

那么，左宗棠1852年以后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是不是同林则徐处于对立地位呢?恰恰相反，他在这方面也不愧是林则徐的积极追随者。

附公者不皆君子，间公者必是小人，忧国如家，二百余年遗直在；庙堂倚之为长城，草野望之若时雨，出师未捷，八千里路大星颓。

这是林则徐死后，左宗棠给他写的一副挽联。上联写的仍然是鸦片战争中抗战派与投降派的斗争，骂尽了当时的一切投降派人物，很是痛快。下联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显然指的是林则徐奉命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星驰就道”，病死在广东潮州途中的事。

左宗棠以林则徐“出师未捷”为憾。因此，不久之后当太平军进入湖南时，他就很自然地把林则徐镇压农民起义的“未竟事业”担当起来了。

这里涉及到近代史上地主阶级抗战派的阶级本质问题。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地主阶级抗战派，是民族矛盾尖锐化的产物，他们坚决反对外国侵略，不愧为可敬的爱国者。但是，他们爱的是地主阶级的国家，维护的是地主阶级对本民族劳动人民的独占统治。因此，一旦国内阶级矛盾上升，农民革命威胁到地主阶级的统治时，他们马上就变成了坚决的反革命派。林则徐、左宗棠是这样，其他一些鼎鼎大名的抗战派人物，魏源、姚莹，等等，无不如此。

地主阶级抗战派在抗击外国侵略者的时候，曾经借助过人民的力量；当他们转化为反革命派，疯狂镇压农民起义的时候，他们又必然要求助于外国侵略者。“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固然是他们的口号；师夷之长技以制起义的农民也不违反他们的性格。

左宗棠就是这样。他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时候，同外国侵略者是有勾结的，干了不少可耻的勾当。在浙江同“常捷军”一起攻打太平军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

但是，一八六四年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虽然在它影响下的中原捻军，西北、西南的农民和少数民族的武装起义还在四处蔓延，曾经威胁清王朝统治的严重危机总算暂时过去了。与此相反，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边疆危机此伏彼起，民族矛盾再度上升。社会主要矛盾的这一转变，又激起了左宗棠的爱国热情。这种爱国热情很明显地表现在他这个时期所从事的洋务活动中。应该说，正是这种爱国热情，而不是什么派系斗争，促使他以垂暮之年。毅然踏上进军新疆的征途，为收复祖国的这一片大好河山而斗争。

　　三、在收复伊犁的斗争中，左宗棠战备工作的特点和作用

1876年初，左宗棠进军新疆。清军在新疆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一路势如破竹，到1878年1月就收复除伊犁地区外新疆的全部领土。阿古柏被部下毒死，其残余势力逃到了沙俄境内。

1878年初，新疆南北两路收复后，左宗棠开始全力投入收复伊犁的斗争。关于这一斗争，史学界论述已多，这里只谈谈他的战备工作的特点和作用。

1878年6月，清政府派崇厚赴俄谈判收回伊犁。“谙于边情”的崇厚，在沙俄的威胁愚弄下；竟于次年10月擅自签订了一个丧失大量领土和利权的《交收伊犁条约》，换回了一个险要尽失，三面临敌的伊犁孤城。消息传来，舆论哗然，左宗棠也非常气愤。

1880年，清政府派曾纪泽赴俄重开谈判，左宗棠则在新疆积极筹备战守。他计划分兵三路收复伊犁：东路由金顺负责，扼守精河一带，防止俄军东窜；西路归刘锦棠指挥，取道乌什，直指伊犁大城，堵击沙俄援军，中路由张曜率领，从阿克苏沿特克斯河，直奔伊犁大城，进而消灭盘踞在金顶寺一带的俄国侵略者。五月，他亲自出关，移行营于哈密，准备就近指挥，进取伊犁。

左宗棠这次战备工作做得非常认真细致。他不仅详细了解了沙俄的国内形势及其在伊犁的兵力布置，而且对清军的进军路线、战守机宜和后勤供应都做了周密的安排。他是决心一战的，并不象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是什么“虚张声势”。

左宗棠这次战备工作的另一重要特点是：一旦曾纪泽谈判破裂，就向伊犁发动进攻，打击沙俄入侵者。有人说：“左宗棠在新疆也作好了防御敌人进攻的准备。”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左宗棠不是“防御敌人进攻”，而是要进攻已经侵入国土的敌人，把他们赶出伊犁。左宗棠的这一战略布署，是完全正义的，表现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苏修御用学者齐赫文斯基之流，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胡说：左宗棠“曾经在湖南号召动员二十万军队远征俄国。”在他们看来，沙俄侵占了伊犁，伊犁就变成了“俄国”；左宗棠进军伊犁，就是“远征俄国”。这是地地道道的强盗逻辑。

正当左宗棠积极进行收复伊犁的准备时，1880年8月，清政府突然下诏要他去北京。表面理由是：“见在时事孔艰，正需老于兵事之大臣，以备朝廷顾问。”实际上，这完全是李鸿章等投降派暗中捣鬼的结果。

大卖国贼李鸿章连整个新疆都主张放弃，当然更不会为收复伊犁操心。崇厚订约，丧权辱国，举国痛恨，要求废约。他却大唱反调，胡说：“崇厚所订俄约，行之虽有后患；若不允行，后患更亟。”又说：“此次崇厚出使，系奉旨给予全权便宜行事字样，不可谓无立约定议之权。若先允后翻，其曲在我。自古交邻之道，先论曲直，曲在我而侮必自招；用兵之道，亦论曲直。”他反对废约，更反对打仗。因而，他对左宗棠在新疆的战备工作，极为仇视，叫嚷：“左帅主将倡率一班书生腐官，大言高论，不顾国家安危；即其西路之调度，不过尔尔，把握何在？”

这时，沙俄也摆出一副大举入侵的架势，不但在我国东北和西北边界麋集大批兵力，甚至出动黑海舰队到中国海面游弋示威。清政府被莎俄的其势汹汹吓破了胆，于是，决定把左宗棠召回北京，自撤藩篱。

左宗棠对清政府的用意是一清二楚的。因此，他在动身之前写信给总理衙门说：“慨自海上用兵以来，其始坏于不知洋务之人，不知彼己真实情形，侥幸求胜；其继坏于自负深悉洋务之人，不顾大局长久下落，苟且图存，以致愈办愈坏。”这几句话，一针见血地点出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四十年来外交失败的征结所在。他所指的“深悉洋务之人”，正是卖国贼李鸿章之流。这些人势力的抬头，决定了事情必然“愈办愈坏”，不可收拾。

1881年2月24日，年近七十的左宗棠，在收复全疆壮志未酬的情况下，怀着满腔忧愤从新疆回到了北京。

事也凑巧，就在左宗棠到达北京的这一天，曾纪泽在俄京彼得堡同沙俄签订了收复伊犁的新约——《中俄伊犁条约》，以代替崇厚原来签订的《交收伊犁条约》。新约虽然也是一个不平等条约，但比起崇厚所订的旧约来，中国总算多少争回了一些利权。在领土方面，沙俄同意归还伊犁以南的特克斯河谷地带和通往南疆的战略要地穆扎尔山口；在通商方面，沙俄放弃俄商由嘉峪关经西安或汉中直达汉口进行贸易的要求。

贪婪成性的沙俄居然把它已经吞下的猎物吐出一部分来，真是谈何容易!其原因究竟在那里呢?不少同志在讲到这个问题时，总是强调沙俄当时如何内外交困，不敢轻易发动新的对华战争。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是，我觉得，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左宗棠的积极备战。没有这一点，所谓沙俄“内外交困”云云，也就无从谈起。据曾纪泽透露，当清政府召左宗棠赴京的消息传到彼得堡时，俄方不明底细，以为左宗棠到北京是研究如何出兵伊犁的问题，曾极为关切，多次向曾纪泽探询此事。这就有力地证明，正是左宗棠的战备活动，支持了曾纪泽的外交斗争；否则，不管曾纪泽如何“高明”，也不会争回一点利权来的。

　　四、必须充分肯定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斗争

到目前为止，我们对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斗争，还没有做出应有的、实事求是的评价。原因何在呢?我看主要有这么几条：

第一、左宗棠是靠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起家的“中兴名臣”，曾、左、李并称，是由来已久的事。因而，人们对他的印象不好，总觉得这样一个反革命刽子手是干不出什么好事的，即使他反对外国侵略，收复了新疆，也是事出偶然，不值得表扬。显然，这是一种片面性。不要忘记，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往往是交错发展的，而民族斗争归根到底也是阶级斗争。历史上的剥削阶级代表人物，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往往既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又是反对外族侵略的民族英雄，林则徐就是一个典型。我们既不能因为他们抗击外族侵略而原谅他们镇压农民起义的罪行；也不能因为他们镇压过农民起义而抹煞他们抗击外族侵略的功劳。否则，就无法对这一类型的历史人物做出全面的、正确的评价。德国近代史上的俾斯麦，是有名的“铁血首相”，工人阶级最凶恶的敌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简直是深恶痛绝。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肯定了俾斯麦对德国统一所做的贡献，说他完成了一次“自上而下的革命”。列宁也把俾斯麦统一德国称之为“依照容克的方式完成了历史上进步的事业”。经典作家对俾斯麦的评价，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范例。

第二、有的同志认为，左宗棠镇压陕、甘回民起义，杀人不少，西北各族人民对他是痛恨的。因此，在对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斗争进行评价的时候，不免有所顾忌，怕说了左宗棠的好话，西北各族人民不高兴。我认为，左宗棠镇压陕、甘回民起义的问题，需要进行深入研究，具体分析。必须指出，左宗棠一八六七年来到西北时，由于马化隆等封建宗教上层分子篡夺了领导权，大搞封建割据，民族仇杀，陕、甘回民起义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左宗棠同马化隆等人的斗争，实质上属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他进军新疆，更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当时，统治新疆大部分地区的是浩罕入侵者阿古柏，他不仅投靠俄、英帝国主义，大搞分裂割据，而且对新疆各族人民进行极为残暴的统治。“帕夏(指阿古柏)夙虐遇缠回，怨毒中人深，人人思报复之。”热爱祖国的新疆各族人民，强烈要求清政府收复失地。他们欢迎清军，有的还举行武装起义，配合作战，例如：当清军追击叛国分子白彦虎到达阿克苏时，当地维族人民就关闭城门，拒绝白彦虎匪帮入城，而开门迎接清军；当清军收复阿克苏的消息传到哈拉齐、哈拉俊一带时，柯尔克孜人民就举行武装起义，打败了驻守在那里的阿古柏军队后，主动转移到阿克苏与清军会合，共同作战。左宗棠进军新疆时，对当地各族人民是依靠和团结的。清军所以能够迅速取得胜利，是与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持分不开的。反对左宗棠进军新疆的，只是回族中一小撮同阿古柏勾结在一起的封建宗教上层分子。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失败，给左宗棠加上了许多诬蔑不实之辞，挑拨民族感情。对此，必须阐明历史真相，予以澄清。

第三、左宗棠在进军新疆时，曾经说过：“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这句话本来是完全正确的，很有战略眼光。但有人却深文周纳，抓住“卫京师”三个字，得出结论说，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这种说法貌似激进，实则完全错误。马克思主义认为，剥削阶级的爱国主义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侵略扩张；一种是反抗外敌。前者是反动的，必须批判；后者则具有进步意义，与劳动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应予肯定。苏修叛徒集团的御用学者们大肆吹捧俄国历史上的侵略扩张分子，把哈巴罗夫、穆拉维约夫之流捧为民族英雄，固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我们有些人对左宗棠这样为收复祖国神圣领土而战的真正爱国者竟如此苛求，也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评价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斗争，必须从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出发，必须考虑到：

第一，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是一切社会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因此，当时的一切社会集团或个人，只要是坚决反对外国侵略并做出了一定贡献的，都符合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都必须给予充分的肯定。

第二，封建地主阶级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个反动阶级，它的一个基本动向就是向帝国主义逐步投降，最后同帝国主义结合起来，充当走狗，共同奴役中国人民。在这种情况下，地主阶级代表人物中，镇压农民起义的，比比皆是；能够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同帝国主义进行坚决斗争的，却寥若晨星。如果说，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还有林则徐、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那么一批人的话，那末，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象左宗棠这样的人，可以说是硕果仅存了。

第三，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们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部分，这一大片富饶美丽的领土是我国人民的宝贵财富。但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新疆事实上已成为帝国主义的囊中物，而清朝政府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卖国势力已经占了上风。如果不是左宗棠力排众议，以天下国家为己任，不顾艰难险阻，进军天山南北的话，那未，可以断言，祖国的这一片大好河山必将化为异域；而且，由于种种原因，最后必将为沙俄所吞并。而一旦沙俄吞并了新疆，严重的后果就要接踵而来，左宗棠所说的：“西北臂指相联，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不过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已。因为，如果新疆被沙俄吞并，英国为了维护它在印度的殖民利益，必然要侵入西藏并同沙俄争夺青海。这样一来，我们伟大祖国的这半壁河山，究竟命运如何，就难以逆料了。

所以,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斗争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他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所做的贡献，连他最钦仰的前辈——林则徐，也无法望其脊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