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关于福州船政局内法国技术“专家”情况的专题研究论文。这些专家大部分于1868年到达，到1874年几乎全部撤走。这期间，中国政府前后雇用了约五十至七十名法国人，在其首次创办的船政局及学堂工作。还应注意到，开头的考虑阶段，和合作政策的最后然而是关键性的几年，是前后交错的。因此，这一主题，很适合考察中西合作的性质和功效。合作政策在地方一级可曾有效?由于天津教案的发生，法国人和中国人的工作关系有过急遽的变化吗?欧洲人对中国的现代化发生过什么影响?中国人在福州船政局得到了什么经验教训?归根到底，也就是在较大的帝国主义范围内，中国的现代化究竟能达到什么程度的问题。这并不是把中国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失败单单归罪于帝国主义，无疑有多种因素在起作用。本文的目的，在于把中国过去为求生存而斗争的许多问题之一，着重挑出来加以阐述。

　　福州船政局的创办与目的

1866年创办福州船政局一事，应归功于左宗棠（1812一1885）。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左宗棠已敏锐地意识到，为了扑灭海盗和加强海防，必需建造装有蒸汽机的军舰。就在这个时期，他在浙江镇压叛乱时，结识了两个法国人：一个是宁波常捷军（Franco—Chinese force）管带德克碑（pauld’Aiguebel1e）；另一个是宁波海关税务司日意格（prosper Giquel）。太平军被镇压之后，德克碑和日意格向左宗棠提出创办船政局的建议，并愿为之效劳。左宗棠欣然接受。

1866年9月初签订合同，准备建立一个船政局，一所制造船舶材料的铁工厂，和几所教授船舶工程与航海技术的船政学堂。目的是“为中国人提供战争及运输的航海勤务”，培养合格的中国工程师、技工、海军军官及海员。为了履行合同，日意格和德克碑从法国和英国雇来四十名左右的工头和技工。法国人为中国人办这些事的作法，与李泰国（H．N.Lay）和阿思本（S．Osborn）的作法远为不同。中国人方面保证按时给船政局拨款，以便支付中外员工的薪金和备办原料，使他们的工作能尽快地开展起来。

　　法国人

招聘来的欧洲人当中。英国人不到六名，为便于分析起见，本文主要着重讲法国人。全体职工都在正监督日意格和副监督德克碑领导下进行工作。紧接监督之下是总监工（即总工程师）达士博（Adrien Trasbot），他原在法国海军担任类似职务，获准暂时离职，来到中国。他于1869年底离开船政局，其工作由二至四名工程师接替。再下一级是总监秘书波来（Borei）和教务处（1868年为六人，到1874年增为八人）。工务处的领导是一名船匠工长和一名铁工厂领班，下面约有十三名工头和三十名工人。据说他们绝大部分人在法国受过良好的初等教育。全体欧洲职工人数在五十二至七十五人之间。

　　中  国  当  局

中国方面，尽量选派最合适的人才担任船政局行政职务，以便迅速开展工作和处理好与欧洲人的关系。最初，左宗棠打算在皇上任命正式大员以前，暂时总理船政。但是，在他和日意格、德克碑刚签订合同不久，他就被调到西北去平定回民起义去了。为时匆促，使他不得不在地方上物色一个继任者。好在他选的沈葆桢（1820—1879）甚为得当，此人在很多方面与他极为相似。沈葆桢是个奋发有为的行政官员，为人正直，虽然他对外国人和办理洋务不如左宗棠熟悉干练，但他也同样确信中国需要现代化。由于沈葆桢是林则徐的女婿，而左宗棠是非常钦佩林则徐的，因此，他深信沈葆桢定能把船政局办好。

1866年底，左宗棠离福州之前，曾同沈葆桢商谈，并推荐了几位曾追随他的亲信官员与幕僚来担任船政局要职，据说他们都具备了解西方事物和对外关系的起码知识。他们在不同程度上赞成利用西方机械采煤，派使出国和修改条约，其中两人还粗通英语。专门负责在船政局内与外国人打交道的少数幕僚，也是很有趣的。总之，中国当局是由最适台担任船政局管理工作和善于同欧洲雇员打交道的人员组成的。

中国人在与欧洲人打交道时的基本态度

很明显，中国人希望与欧洲人有一个顺利的工作关系；但他们也敏感地觉察到，福州船政局——中国第一个雇用了大批洋人的现代化企业——很容易会过分受制于西方。所以，从建局一开始，左宗棠和胡光墉（后来成为船政局“夷务专家”之一）就采取一系列办法来解决这个双重问题。

首先是向欧洲人提供最具有吸引力的物质报酬。所有欧洲雇员的薪水都是极优厚的。正副监督日意格和德克碑每人月薪一千两，比中国的总理船政大臣还多四百两，实际上与省的地方长官巡抚相等!教习、船匠工长和铁厂领班每人月薪二百两左右，工头和工人分别为一百二十两和六十两。对比之下，中国工头每月只有二十一两至五十五两，中国工人只有七两至二十两。法国驻北京使馆武官康坦森（Contenson）1872年向两国海军部报告：福州船政局的法国人靠日意格而获暴利，单是工人们，每月至少有三千六百六十两银子寄回法国。

过分优厚的薪金以外，欧洲人还享有宽敞的免费住宅，即使带着家眷也同样如此。英国人敦约翰（J．G.Dunn）对另外一些方便条件，有一段有趣的描述：

为外国工人建造了一所惧乐部，备有许多报刊。日意格先生还办起储蓄所，收到了令人赞许的效果，因为这使人们乐于节俭，特别是防备那些在我们堕落的国家里易犯的吵架、酗酒、挥霍和其他犯罪行为。

船政局的员工能得到充足、洁净的井水，早市经常有大量的肉、鱼、家禽，水果和蔬菜，价钱便宜。为欧洲工人配备了足够的医务人员，天主教神父负责管理当地村社来的劳工，在维持秩序、道德和宗教方面，显然是干得成功的。

中国人的慷概可说是无微不至。例如，一到冬天，他们就给欧洲人送来煤炭取暖。这些方便条件在合同上并没有事先规定。甚至在唐宋时期，在泉州的阿拉伯人也没有享受过这么优厚的待遇。

很可能，这种实利主义的手段是为了使欧洲人产生感激和义不容辞的心情，以便他们更高兴地尽力工作。但是，在处理特定的事情上，中国人规定，只有中国总理船政大臣有权处理赏、罚及解雇。基于这一制度，既然日意格和德克碑是唯一能够直接与中国当局打交道的欧洲人，所以很多事情，例如解雇员工，就要根据他们两人提供的情况来决定。这样一来，任何一次法国员工与中国人之间的争执，也就立刻会成为与法国监督的争执。加之，这样一种安排，对欧洲员工来说，想超越他们的头头目意格和德克碑提什么意见要求，也是不可能的了。

为解决进一步的问题，雇佣合同上还规定，无论是谁，根据法国法律认为是犯了罪，就得按照与中国签订的条约来对待。犹如我们会看到的，由于条文模棱两可，即什么样的犯罪行为应由谁来审判，规定得含混不清，成了两国领事与中国船政局当局之间对立的根源。

　　内部的纠纷与外部的威胁

中国人不能解决的一个难题是日意格与德克碑之间的关系问题。就福州船政局系左宗棠所创办来说，德克碑认为他比日意格更有资格当船政局的第一把手。作为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常捷军的统领，德克碑曾为清政府立过较大的功劳，而且与左宗棠关系较为密切。虽然日意格也为常捷军出过力，但目前他的主要职务是宁波海关税务司。所以，在太平军被镇压之后，德克碑被授予提督衔（一省的总司令），而日意格只被授予总兵衔（准将）。

现在，和平时期，左宗棠对这两个法国人用处的评价倒过来了。公开的理由是说日意格更了解中国的风俗习惯，并能自由运用中国语言，这使他可以直接无误地与中国人交往。德克碑呢，虽然对技术科学更熟谙，但是缺乏这种方便条件。因此日意格被任命为正监督，德克碑为副监督。这一政策，作为同治中兴时极端强调才能的传统观念的一个例子解释起来就容易了，即舍弃德克碑的“奇技淫巧”，而信任曰意格所获的“文明”。但这是中国人没有认识到不得不面对的真正困难。德克碑曾是个有用的军官，为中国人服务，即便那时，也无非把他当作一个雇佣兵使用。他对中国人没有多少感情，如果按他后来的行为来看，他是狂妄自大和自私自利的。赫德（Robert  Hart）把德克碑描写成“没有特殊才能”，大概合乎事实。与此相反，赫德说日意格“聪明，能干”。尤其是1860年日意格反对传教士取得过大的特权，表示了他对中国人的感情，这给中国人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所以，由日意格任正监督，左宗棠就不太担心外国人占支配地位了。

然而，中国人要撇开德克碑办事时，就十分清楚所造成的尴尬局面了。1867年，沈葆桢上任时，他试图给德克碑一些奖励以示羁縻，但是没有奏效。起初，德克碑用回法国度假拖延不归和找借口去东南亚的办法，来躲避回船政局工作，最后，不得不在船政局定居下来时，他又怂恿法国雇员们起来闹事，并与日意格在船政局内外的反对者联合在一起。

即使没有德克碑在内部进行煽动和捣乱，船政局每月从五万两银子的预算中，给欧洲雇员支付七千三百七十两薪银，这也使得那些不管如何也想分沽“暴利”的人垂涎三尺。1867年2月，左宗棠离开船政局不到三个月，福州海关税务司美理登（Eugene Meritens）猛热攻击日意格和德克碑的“梦想行为”。他向满族将军英桂断言，福建省并不真正需要这样大的船政局和这么庞大的舰队；福建省的需要，只用少量的钱，少量的外国员工，在较短时间内就可满足了。美理登是福州海关税务司，他主管岁入，负责为船政局提供资金。很明显，他是想利用他的有利地位作为手段，撵走日意格和德克碑。中国人断然拒绝了这一建议。法国代办伯洛内（Henri de Bellonet）知道这一情节后，谴责美理登越出了他作为海关官员的职责范围。但是，如我们后来看到的，这暂时的挫折并没有阻止美理登与失宠的德克碑和两国驻福州领事勾结到一起。

福州船政局建立以前，在福州根本没有法国人或法国的通商贸易。1868年法国雇员到达时，法国人的利益由英商怡和洋行代表“领事馆”进行照料。1869年初，一个羽毛丰满的领事馆建立起来。第一任领事席盂（Simon），只关心在船政局工作的法国人，刚上任就与船政局闹对立。两个月之后，当他离任时，他的继任巴世栋（Ernest—Jules Blancheton 1842—1881），一个二十七岁的有着极端野心的年轻人，继续这种顽固作法。巴世栋的行为表明他在维护法侨利益之外，另有打算。

在1869和1870这两年，船政局内发生了四次争执事件。第一次由铁匠白尔思拔（Percebois）引起，他在工作中屡次不服从命令。日意格没有办法，只好把他解雇了。事情发生时，巴世栋为白尔思拔说情。未遂，他就把日意格召到领事馆开庭，由他审判，由美理登和他的一名部下作为陪审，轻易决定对曰意格罚款三千五百元，比他两个月的薪金还多。同时，领事法庭还免除了德克碑在这次事件中直接违反合同条款的一切责任。这后一决定更使中国人对德克碑与美理登、巴世栋勾结起来阴谋挤走日意格的论点，得到有力的佐证。部分由于中国人的猜疑，部分由于两个监督之间关系的恶化，1869年6月沈葆桢利用船政局第一艘轮船下水作为托辞，把德克碑调离了副监督的职位，而委派他去负责训练海军。但是，据中国人和日意格说，德克碑直到1870年3月离开船政局为止，并没有停止离间活动。

白尔思拔事件预示什么非常清楚，总监工达士博第一个领会其含义。达士博是仅次于正副监督的第三把手，根据合同规定，在日意格和德克碑不在船政局时，可以代理监督职务。现在，德克碑已被贬到次要的职位上去了，达士博离当监督的职位又近了一步。然而中国人对于任用两个监督已经有了一次不愉快的经验，决定对德克碑的职位不再补缺，而是另外委派一名副监督，撤开了达士博。这以前，达士博曾经是一个诚实认真的工作人员，日意格对他非常器重。但是，眼见他自己不受重用，就立刻变为玩忽职守不负责任的人。当船政局的第一艘舰艇驶向天津接受皇上派员检阅时，他拒绝上船工作。理由是中国人在船上安排了中国的领港员，而他需要的是一个欧洲人。当中国人撤回领港员，并表示歉意时，达士博仍拒绝接受工作。结果，领事裁判所再一次开庭审判，日意格被罚款二万二千四百两，约为他年俸的一倍。

在整个事件过程中，日意格表示他是中国政府的一名官员，而不是一个企业家在经营他自己的冒险投机事业。此外，他强调本船政局只能在“严密的军纪”下执行任务，如果船政局的监督由于细小的内部问题就可以被领事法庭传去审判，那末，整个事业就将垮台。显而易见，这些理由巴世栋是不予理会的。由于罚金数量相当大，沈葆桢和英桂强烈要求总理衙门对法国公使施加影响，把巴世栋免职。遗憾的是，当时总理衙门受了涉及法国人的两起教案的牵掣，而无法对这件事采取强硬的立场。

到1870年底，另有两起争吵事件，继续搅扰船政局的管理工作。不过，这里只要简单说说：内部的不同意见，在那年三月份德克碑离去后就失去攻击的势头了；外部的威胁，由于驻中日海域的法国水师提督的干预，把巴世栋调离后也就制止了。正如日意格在报告中提到的：从此，船政局内部的中外关系是再好不过的了。

事实上，总的来说，船政局内部的中欧关系是相当融洽的。除了个别捣乱分子之外，自始至终保持着健康的工作关系。1870年6月，天津发生反教会的骚乱，法国人由于受到伤害而情绪激动，中国人则在沿海悄悄地备战。甚至在这时候，船政局内部也没有引起令人注意的震动。这一方面可解释为欧洲人怕危及他们的“暴利”而感到犹豫；另一方面中国人慷慨大方的政策，至此终于获得报偿。船政局内外的中外关系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不能不归功于沈葆桢具有相当的判断力，与日意格的谅解和情感。日意格是少数难得的法国人中的一个。他们从一开始就认为，在中国要获得最符合于法国人的利益，不是靠向中国人强求无止境的特权，而应靠培植中国人对他们的好感和信任。正因为这样，1869年，他偏离了法国官方的路线，积极支持“阿礼国协定”。从该合作政策正式设出来之前，直至其消声匿迹之后很久，日意格始终是这一政策的实施者。总之，合作政策在船政局内是起了点儿作用的。

　　作为中国官员的欧洲人

1874年日意格回顾前段情况，他把与中国人保持良好关系，看作是使船政局获得成功的重要关键。然而，对中国人来说，取得成就是付出了巨大代价的。以往中国任用马可孛罗或汤若望是不会惹起任何麻烦的。只是由于中国人宽宏大量，他们才能在中国服务和居住。如今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已不可能得到外国雇员那样完全彻底的服务，和对他们作有效的控制了。中国与西方列强建立条约关系并没有缓和他们之间的对立。西方民族主义的兴起，阻碍了任何欧美人士作为中国官员来为中国服务。近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导致了一种自高自大看不起人的情绪，从而使欧洲人实际上不可能把自己看作是一名中国官员。福州船政局的法国医生硬说他的中国仆人也享有治外法权。巴世栋则更进一步，谴责日意格不维护自己的同胞，反而以船政当局的姿态来对抗法国领事馆。

日意格虽然同情中国人，但他本人也可说是为中国政府工作的法国人具有矛盾心情的一个最好的例子。日意格也和中国人一样，喜欢把他自己及其他欧洲人当作中国官方人员。其实这只不过是骗人的。首先，在船政局工作的大多数欧洲人来自法、英两国的陆军或海军。他们是得到各自服役单位的准假才来船政局工作的，从没有认为他们自己就此离开了原来的单位。例如斯恭塞格（Louis Dunoyer de Segonzac），和中国人签订五年合同时，法国海军原本只准了他三年假期!当他假满时，日意格不得不向驻中日海域的法国水师提督为他续假。

其次，日意格把船改局当作对所有外国参观者开放的地方。据说他曾印制过一份情况介绍随随便便地分发出去。更有甚者，他还允许来客在船政局任意游逛，并做笔记。难怪在日意格本人关于船政局的著述于1874年发表之前，英人敦约翰即已写出最详细的报道，刊登在1870年的《北华捷报》上了。当然，最权威的情报是专供法国政府的，特别是供给法国海军。通过日意格及通过海军人员川流不息的来访，法国人已经无限制地得到了关于中国技术方面和政治方面最详尽的情报。法国驻北京使馆的武官康坦森在他向法国陆军部的报告中说明，如果福州船政局的监督不是一名法国海军军官，他就不可能写出这样详细的报告。法国人一直充分利用这类报告，直到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

日意格的矛盾立场，在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之后，最清楚地表现出来了。当他听到这消息时，即向法国水师提督杜白蕾（Dupre）写信请示是否回到军舰上值勤，还是仍旧留在福州船政局当监督。我们可以推测到，如果需要日意格服役，他会遇到什么情况。但是，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中国人已不可能雇用到任何一名不事二主的外国人了。这就是中国人所付出的代价。

　　中国的现代化的效果

归根到底，问题提出来了，在与欧洲技术专家们紧密合作的经历中，中国人得到了什么益处，或者是学到了什么东西?在科学技术领域里，船政学堂的学生们学习并掌握了关于船舶工程、近代海战和航海技术的基本原理。1874年2月欧洲人即将撤走的前夕，船政学堂中的一部分学生和船舶工程技术人员，担任了从东南亚返航的任务；另一部分船舶工程技术人员，自己全部设计和制造了一台五十匹马力的发动机。福州船政学堂的有些毕业生，后来成了天津机器局的工程师和领工，在那里任教和工作。

一种新型的工人出现了，他们在工厂环境内按西式条件干活。当然，由于工作要求精密度高，一开始遇到不少困难，有些产品不得不返工。特别在较早时期，不会运用西方制图透视法，在铸型车间，按设计图纸下料，也出现过不少问题。但是，总的来说，训练的结果是成功的。不少工人终于成了熟练的领班。本世纪初，建设京汉铁路时，不少熟练工人就是从福州船政局招募来的。虽然大约只有几千人，但福州船政局毕竟成为中国新型劳动力的产生地。

在更高一层的管理机构中，弄清楚中国人在这一合作事业中究竟学到了多少，就更困难了。如果以沈葆桢为代表，那么，他们是学有成果的。当然，沈葆桢刚到船政局对，他对西方技术的优越性并非全然无知。不过，随着与日意格交往的加深，他尽力更多地学得所用机器的技术知识。没有多久他就熟悉了蒸汽机的具体原理，和齿轮传动的道理。此后，他十分高兴他能与人讨论后膛炮和前膛炮各有什么好处，以及用现代化武器来取代弓箭的必要性。在日意格的指导下，他了解了复式蒸汽机如何比一般蒸汽机优越。前者由于功率大、燃料经济以及形状大小合适，能给海战以更好的防御性能而被欧洲海军广泛采用。西方技术确有迷人之处。沈葆桢的助手之一，梁呜谦，甚至花费了大量时间在车间里考察机器，以便为各部件及其运转设计出中国术浯。不过，梁呜谦只是个例外。船政局的大多数官员很少有兴趣甚至怕麻烦去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最基本的东西。为什么呢?普通常识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儒家学说是反对现代化改革的。虽然，这种见解有一定道理，不过近年来还是起了不少变化。

就引进技术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儒家文化两种截然不同的影响。一方面，传统学者，特别是儒家孟子学派强调“劳心”，阻碍人们去亲身接触机器；另一方面，儒家也教育人“为民”。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比建立有效的画防来抵御帝国主义的进一步侵略更为迫切的了。所以，像沈葆桢、梁呜谦这样有“经世”之才的爱国者，对发展福州船政局至关重要的工艺显示出如此巨大的热忱，也就不足为奇了。

归根到底，沈葆桢的技术知识是肤浅的，不过这似乎并不严重妨碍他的领导能力。事实上，他由于坚定地投身于建设一个强盛的中国而去接触西方的科学技术，这种接触使他能提出一些非常重要的改革建议。1870年，他就极力主张废除传统的军事考试科目，而代之以数学考试，1872年、1874年又一再提出来。不用说，这些努力都毫无结果。1874年他提出士大夫应该学习科学知识，1867年又曾提出翰林院的大学士们——儒家学者的精华——应被派到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去担任实职，这些建议同样未被采纳。

在船政局内部，沈葆桢毕竟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并进行了一些重要的改革。例如，与汪南机器制造局对比，福州船政局用英语和法语教授中国学生，以致他们无需完全依赖翻译资料。福州士官生穿着西式制服。他们的舰队从1872年起，开始悬挂黄龙旗（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代表国家的标志），和传统的带有本单位指挥官姓氏的旗帜形成鲜明的对照。这就是说，忠于个人的老概念让位于爱国主义的新思想——这是一支以保卫中国领土为标志的新生的中国海军。好像为了着意显示这个新的民族意志，他们向有不少华人聚居的日本和东南亚各港口作了实习航行，并热情报道了他们受华侨爱国热忱欢迎的情况。同样值得注目和有象征意义的一件事情，是沈葆桢派谴船政局的一位官员长驻仰光采购木材。这事首创中国政府部门派出驻国外机构的先例。

不过，沈葆桢不太乐意改变他与欧洲人打交道的方式。正如我们看到的，船政局的管理体制是：沈葆桢只通过两个法国监督与其他欧洲人打交道。在他成为总理船政大臣之前就一直是这样安排的。甚至在他屡遭法国领事威胁的情况下，在他看来，似乎仍无改变这一方式的必要。他是否有过与外国雇员们个别签订合同的想法?一如早先的户部，他可能更愿通过“夷人头目”来和外国雇员打交道。据他看来，物质刺激和任命“夷人专家”担任管理职务——中国人的老一套手法——是适合的。当然，这并不是低估沈葆桢在中国实施现代化方面的贡献。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官员中，很少有人能像沈葆桢那样说出：“中国实在是落后，我看不到有任何进步的迹象。……（只要能有一点改革希望）船政局一定要按照原来的方针继续办下去……。”当时日意格提醒他，李鸿章正在天津创办兵工厂，这该说是一个进步，沈葆桢答道：“很对。但是，一旦李鸿章下台，那时它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在沈葆桢这个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十九世纪六十——七十年代如此突出的卓越人物（人才），也不能削弱持久习惯势力。

　　怀柔体制的含义及其他

人们常说，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及六十年代订的条约，并没有把传统的怀柔体制一下子真正打破，因为这种传统仍然有其势力和适用性。在本文中，我们看到，中国人实际上还想坚持采用怀柔体制的某些作法：用金钱去引诱“夷人”，和通过他们的“监工”去控制他们。但是我们也看到，外国人不再把给予他们治外法权的种种特权当作恩惠，他们认为这是应得的权利；他们不再是靠中国人的宽容才侨居中国的国土上，他们留住中国是法律给的权利；最后，他们不再作为中国官员为中国政府服务，他们在中国工作，实际因为他们也就是在为法国、英国、美国服务，怀柔体制确实改变不大，它的大部分作法一直残留到十九世纪末。不过这与它原来的目的和意义相比已经面目全非了。

中国人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新的形势，但可供他们的选择是有限的。一再战败与外交挫折导致了工业技术依赖关系的新时期，由于条约的紧箍咒般的性质，就无法摆脱对帝国主义较强势力的工业技术的依赖关系。沈葆桢仿效左宗棠的榜样，非常小心地防止法国人在福州船政局行政管理上的统治地位。他基本上是有成就的。这是由于他的成就也符合法国人的全盘利益，法国人以此带着自豪，体面的尖刻心理而与其他列强竞争。换向话说，沈葆桢的成就，也是法国民族利益超越法国驻福州领事的狭隘观念的胜利。

因此，从某些方面说，福州船政局的经验，成了进入下一世纪时可能遇到的某些事物的前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俄国人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这一老问题的重演。今天，正当中国人在向国外探求高水平工业技术的时候，他们仍然小心提防对外国技术援助的过份依赖可能带来的并发弊端，特别是如果这援助来自单一国家的话。这是不足为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