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比较，便没有鉴别。兹以左宗棠与林则徐、冯子材、李鸿章作一比较，可能有助于我们评价左宗棠。

左宗棠与林则徐的比较。

地主阶级改革派林则徐“究心经世之学”，为官时搏击豪强，整饬吏治，疏浚河道，察访民情，有“林青天”之称。

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对华鸦片走私日趋猖獗，白银外流，银昂钱贱，使中国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危机；不仅如此，如林则徐所说，烟毒蔓延，还足以使中国“贫民”、“弱种”。从清政府中央的军机大臣到地方督抚，他们绝大多数反对禁烟。惟有林则徐高举禁烟大纛，在湖广总督辖境，厉行禁烟，与反禁烟派穆彰阿、琦善之流展开了禁烟与反禁烟、爱国与卖国的斗争。他奏陈：若不严禁鸦片，“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当英国侵略者企图使中国沦为殖民地、半殖地时，他考虑到了国家防卫力量的兵、饷问题，很明显，他把禁烟问题同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了。当然，兵、饷问题也是维护清王朝生存的前提，因而他争取到了道光帝的支持，道光帝派他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在禁烟与反禁烟斗争中，林则徐战胜了反禁烟派。

一八三九年一月八日，钦差大臣林则徐离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在广东禁烟期间，他与破坏禁烟运动的英国侵略者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制定了“只禁鸦片，不禁正经贸易”的正确外交政策，在广州恢复通商；他组织力量翻译外国报纸，睁眼看世界，了解西方；又购买洋炮，配合土炮，加强防御力量，准备反侵略战争，终于取得禁烟运动的胜利。

一八四〇年六月，英国侵略者挑起不义的鸦片战争后，他毫不畏惧，担当起抗英重任。他研究了英国船舰的优点、缺点，制定了利用舢板袭击英国船舰的战略战术；茬“民心可用”的思想指导下，他允许人民持刀痛杀侵略者，把渔民、蛋户组织起来，打击英国海军，断绝他们的接济；他勉励爱国官兵奋勇抗击来犯敌军，把英国海军打得“帆落桅斜”，使英国侵略军不能越广东雷池一步。

一八四〇年秋，英军侵占定海，英国舰队北上津沽，投降派琦善奉命与英军谈判，攻击林则徐激起夷衅，林则徐横遭投降派的政治打击，被革职。但他仍冒着不测之祸，上疏抗争，指责投降派说：战争不是由禁烟引起，英国对中国早已“包藏祸心”。仗必须打下去，因“夷性无厌，得一步又进一步，若使威不能克，即恐患无已时，且他国效尤，更不可不虑”。他认为，对付英国，只消在战略上“固守藩篱”，即足以使之“坐困”，英国侵略军不是不可以战胜的，他指责道光皇帝说：长期征收粤海关银两，“收其利者，必须预防其害，若前次以关税十分之一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何至尚形棘手”？最后，他要求准许他到浙江前线“随营效力，戴罪图功”。被撤职后，他写信给夫人说：“外间悠悠众口，都谓我激起夷衅，……予明知妨碍奸夷大利，必有困难，而毅然决然不敢稍存畏葸之心者，盖以身许国，但求福国科民，与民除害，自身生死尚且付诸度外，毁誉更不计也。”一八四二年，林则徐谪戍新疆。流放途中，他致书朋友说：“自念祸福死生，早已度外置之，难逆焰已若燎原，身虽放逐，安能委诸不闻不见？润州（镇江）失后，未得续耗，不知近日又复何似？愈行愈远，徒觉忧心如焚耳！”

归结起来，林则徐的功绩在于：当英国侵略者开始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锁链强加到中国人民身上时，他首先挺身而出，与反禁烟派、投降派斗争，把自己的祸福休咎以至个人的生死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那种“苟利国家生死以，敢因祸福趋避之”的爱国精神，将永远激励着人们为争取国家的独立、民族的生存而进行反侵略斗争。因此，我们说林则徐是一位坚定的民族主义战士，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左宗棠继承和发扬了林则徐的爱国主义精神。就反侵略、反投降斗争的坚决而论，左宗棠不亚于林则徐；就目光的敏锐、反侵略斗争的策略高明而论，堪与林则徐媲美；就投入反侵略、反投降斗争的智慧、精力而论，超过了林则徐；就反侵略斗争的功业、对祖国的贡献而论，则远远超过了林则徐。

　左宗棠与李鸿章的比较。

李鸿章是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代理人；左宗棠是地主阶级改革派，到晚年，又反映了正在向民族资产阶级转化过程中的官僚、地主、商人的利益。他们两人，曾经并肩镇压农民起义军，但是，当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时，他们分道扬镳了。

李鸿章利用镇压农民起义的时机，举办近代军事工业，大量购买洋枪、洋炮武装淮军；以后，又利用民族危机，借口海防空虚，“求强”、“求富”，拚命捞取经费，建立发展由他控制、掌握的北洋海军以及纺织、采矿、轮船公司等资本主义企业，从而扩大其政治资本和派阀势力。而在洋务运动期间，左宗棠继承发扬了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先进思想，从“师”字入手，落实在一个“制”字。因此，他创办的福州船政局，“学重于造”，为国家引进了西方先进的造船科学技术，培养了许多海军人材和造船工程技术人员。他能花小钱办大事，为了适应征讨用英国枪炮武装起来的阿古柏匪帮的需要，左宗棠用较少的钱，办了一个小小的兰州机器局，为西征军修理、改造枪炮，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李鸿章创办、控制的军事工业，规模比较大，机器设备比较齐全，制造、修理枪炮的能力比较强，产量比较多，产品基本上供淮军使用。他创办军事工业，不是为了“制夷”，而是为了“安内”，为了供应淮军。他重于用，根本没有考虑办理培养工程技术人才的学校，以引进西方科学技术。李鸿章说：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只能“仿行”，既是“仿行”，必然“随人作计，终后人也”。他不懂得事物发展的规律是“青出于蓝”，只有从学习西方入手，才能超、赶西方。这也许是他一生没有办一所理工科学校的根本原因。李鸿章又是一个拜倒在西方武器脚下的唯武器论者。他开口闭口总说外国的船坚炮利，中国不是外国的敌手，因此，他害怕任何外国侵略者。左宗棠与他不同，他认为打仗必须提高武器的质量，然而“战而专于械，……夫岂其然”。也就是说，他认为战争的胜负不单纯地决定于武器的优劣，还有其它方面的重要因素。因此,在洋务运动进行了一个时间后，在国防情况已经起了不少变化，特别是武器已改善了许多的形势下，外国侵略者打上门来，欺人过甚，他主张坚决反抗。

在对待外国侵略的问题上，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利益的代理人李鸿章必然推行其投降外交。在他看来，新疆可以出卖，伊犁可以抛弃；面对法国的侵略，可以予取予求，他甚至提出“乘胜即收”的荒谬论调。遇到沙俄对华侵略，李鸿章有一番中国战则必败的歪理，遇到法国的侵略，他又有一番战则法国必胜的滥调。左宗棠与李鸿章截然相反，他从敌我双方战略形势和军事力量的对比出发，认为沙俄不是不可以战胜的，法国不是不可以打败的。他坚持新疆自古以来即为中国土地，无尺寸可议弃之地，并下定决心还我河山，在投降派的咒骂声中，全歼阿古柏匪帮，为祖国“收拾金瓯一片”。在中法战争中，他坐镇福州，稳住了东南大局，镇南关大捷有他的勋劳。

中法战争中，清政府派李鸿章前往两广反侵略前线指挥战争，他认为这是“以珠弹雀”，溜回天津。而左宗棠在伊犁交涉时，“舁榇西行”，移驻哈密，直到被削除兵权时，他还念念不忘收回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失地。在中法战争中，如他所说，为了一吐鸦片战争以来所受列强欺凌、挟制的“怨气”，挫败敌人的凶焰，消除列强的欺凌，他一再请求走上广西反侵略前线去指挥抗法军事。他随时准备为反侵略斗争而献身祖国伟大的反侵略事业，不惜“马革桐棺” “了结此身”。

对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作为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代表人物李鸿章，采取了排挤、打击的态度。他办理的上海机器织布局，在一八八三年成立时，奏准十年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再如英国火柴大量运销重庆，创办不久的重庆聚昌火柴厂要求官府扣留英商火柴。李鸿章竟认为“只能不许华人在该处再开，不能禁止洋商贩运贸易。”李鸿章办理民用企业，采取了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等形式，结果是成本亏蚀，企业垮台，商民遭殃。相反，左宗棠为了保护本国利益，断然禁止美国丰泰洋行在上海创办纺织企业，他反对官办企业，提倡企业商办；从挽回利权出发，他对民族资本主义企业采取了扶持，鼓励的政策。

在为政用人方面，左宗棠与李鸿章也大相径庭。左宗棠反对攀附援引，任人唯亲。他自己的女婿陶桄在四川当道员，另一个女婿黎尔民在湖北当道员。对他们外出做官，左宗棠是不赞成的。他说，与其外出做官，还不如在家“耕读传家”，当个好秀才，便是家门之幸。他也不赞成子孙在科举八股文中讨出路，他写信戒子说：“人生精力有限，尽用之科名之学，一旦大事当前，心神耗尽，胆气薄弱，反不如乡里粗材，尚能集事，尚有担当。……八股愈做得入格，人材愈见庸下。”他认为子弟不好好读书，不明道理，只想作官，只想发财，不是好子弟。一八八〇年，他写信给陕甘总督杨昌浚说：我的戚族如有逗留兰州一带请求收录的，决不宜用，“亦可省弟一累也”。而李鸿章的用人标准是任人唯亲、“唯皖”。他重用过亲弟李鹤章、李昭庆；他的外甥张士珩长期管理军需，中日甲午战争时，陆军炮弹中“实泥沙”，海军炮弹“药线铁管仅实煤灰，故弹中敌船而不能裂”。北洋舰队司令丁汝昌是安徽庐江人，是指挥海军的外行；叶志超、卫汝贵等是合肥人，贪黩无餍。左宗棠曾奏参李鸿章、李瀚章兄弟：一门显贵，“其亲党交游，能自树立”，官至监司、提镇以下颇多，亲友转辗依附，“实繁有徒”。

对待儿孙的态度，是和人们的思想意识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左宗棠深信：“子孙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愚而多财，则益其过。”他写信给诸子说：我以陕甘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年俸二万两，“岂不能增置田产为子孙计？然子弟欲其成人，总要在寒苦艰难中做起”。他的年俸都随手散去，他捐款修筑城墙、捐助书院膏火费、赈济原籍湘阴县水灾（一次捐款一万两）。刘典，湖南宁乡人，陕甘军务帮办。左宗棠坐镇肃州指挥西征军事，刘典驻守兰州，处理陕甘公事，为西征军筹饷运粮，编验、组织后援部队。因积劳病重，请求开缺回籍调理，左宗棠一再挽留，刘典只得带病工作。全歼阿古柏匪帮时，刘典病逝兰州。噩耗传来，左宗棠老泪纵横，痛悼不置。他从年俸中划出六千两交给刘典家属，赡其八十七岁的老母和抚养其子女。他三次考进士落第南归时，“裘敝驴嘶”，贫困已极。因此，每逢会试，他总从年俸中拨出三、五千金寄京，托京中好友散发给湖南、甘肃贫苦的赶考举子。

一八七八年收复南疆后，因病魔缠绕，左宗棠打算告病回籍。他写信给管理粮台的人员说：我自出山以来，“未尝以余粟余财自污素节，即应受廉俸，通计亦成巨款，然捐输义举，在官在籍，至今无倦”，寄回家中的不及十分之一。现在我已年老力衰，准备乞休回籍，“归计茫然，子孙食指渐繁”，一家中仅有土地二百亩，租谷不多，生活必须打算。四个儿子，各拟给五千两，叫他们自立门户。我回籍后亦须过活，每年需数百两银子，打算以五千两作养老费，以免冻饿。他写信诫子说：你们只要谨慎持家，不至饿饭，若注意花销，以豪华为体面，恣情流荡，“则吾多积金，尔曹但多积过”，戒之，戒之。在那样的社会中，当官而不为子孙“多积金”，已是难能可贵的了。

左宗棠提倡“清介”，不苟取。一八八〇年，他从哈密调往北京担任军机大臣，管理西征粮台的沈应奎等，拟将西征粮台积存的陕西甘捐尾款寄赠他，他复信谢绝说：我“于别教概不敢受，至于新契之例赠者，亦概谢之，匪惟介节自将，人己本无二致，亦俸外不收，果实义有攸宜。至甘捐尾款，储为关陇不时之需，以公济公，于事为合。……此间虽无入款，而出款非不可节省，……得过且过，正复无须平此”。湖南柳庄家中，有一名门丁何三，晚景不佳，左宗棠的妻子周诒端在日，曾请左宗棠给予一名勇丁粮饷。周夫人死后，为了实践诺言，他写信给儿子说：何三是家人，非勇丁可比，值此西征经费万分拮据之际，岂能拨给勇丁粮饷?我已通知粮台，从我年俸项下拨银给付。

李鸿章与左宗棠不同。梁启超说：“世人竞传李鸿章富甲天下，以其事殆不可信，大约数百万金之产业，意中事也。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中国通商银行，其股份皆不少，或言南京、上海各地之当铺、银号，多属其管业云。”

从以上的对比中，可见李鸿章是投降派的罪魁，左宗棠是爱国派的首领。在操守上，一个是“宰相合肥天下瘦”，一个是清介自持。他们两人的种种不同，归根结柢，是由于他们各自的阶级属性不同。

通常我们把左宗棠、李鸿章不加区别地称为军阀、洋务派头子。这与历史事实有很大的距离。作为军阀，必须掌握一定的枪杆子，占有一定的地盘，为他个人及其派阀势力谋私利。淮军只听从李鸿章的指挥，就连曾国藩在镇压捻军时，指挥淮军也很困难。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自一八七〇年起，先后二十五年，在这二十五年中间，他控制、掌握淮军，北洋海军、中国的四大军事工业，派系力量无限扩张，是货真价实的大军阀。至于左宗棠，从一八六〇年领兵镇压太平军开始，到镇压陕甘回民起义的期间，他掌握了一定数量的湘军，这是事实，但这个期间他没有固定的地盘。从一八七五年五月就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后，他已把西北地区的各种部队，整顿组编成一支由中华民族各族人民组成的爱国队伍——西征军，他代表中国和中国各族人民指挥西征军讨伐阿古柏匪帮，能说他指挥的西征军是军阀队伍吗？能把爱国将领颠倒说成军阀吗?当然不能。一八八〇年冬，左宗棠离开哈密到北京就任新职时，西征军全部留在新疆作为边防军了。行至兰州，他挑选了王德榜、刘璈统率的二千余名官兵随他同行。到京不久，刘璈调任台南道，带走了部分官兵，以后又裁遣一部分，只剩下王德榜统率的数百名官兵。在两江总督任内，两江驻军大多为淮军，、而且就连王德榜也被派到广西前线去了。一八八四年，他担任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后，行抵江宁，才临时从两江挑选八营兵丁随往福州。可见他和李鸿章不同，不是始终掌握着只听命于自己的军队。左宗棠从来没有固定的地盘，一八六三年到一八六六年，他担任闽浙总督三年。一八六六年，他调任陕甘总督，但因镇压捻军等原因，从一八六六年到一八六九年，由穆图善代他署理陕甘总督。在这三年中间，左宗棠并未到任。一八六九年秋，穆图善卸任，左宗棠才接篆视事；而从一八七六年起，又进驻肃州，指挥西征军事，以后又进驻哈密，准备抗俄。一八八一年左宗棠在京任军机大臣，一八八二年出任两江总督，一八八四年再次调京供职。由上不难看出，他没有什么固定的地盘。左宗棠既没有长期掌握一定的军队，也没有什么固定的地盘，从一八七五年以后，他的精力全部投入了反侵略斗争，怎能把他与李鸿章等量齐观，当作大军阀呢?

论及洋务派，也不应把李、左并称，一锅煮，具体情况须得具体分析。

如前所说，左宗棠投入洋务运动的动机，走的路子以及实际效果，都与李鸿章不同，他是洋务派中的爱国派，而李鸿章则是洋务派中的卖国派，是不能、也不应把他们两人不加区别的。

左宗棠与冯子材的比较。

冯子材（1818—1903年），字萃亭，广东钦州人，从向荣镇压太平军起家。一八五六年夏，太平军一破江南大营，向荣败死丹阳，冯子材改隶张国梁。一八六〇年五月，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张国梁被击毙丹阳，冯子材代领其残部，在镇江顽抗太平军，擢总兵。一八六四年五月，为了策应曾国荃部湘军围攻天京，冯子材率军攻陷丹阳，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擢升提督。以后，他历官广东、贵州，镇压过苗民起义等。一八八二年告病回籍。中法战争爆发后，两广总督张之洞起用他帮办广西军务，在镇南关与王德榜等协同作战，取得了镇南关大捷，扭转了中法战局，建立了卓越的功勋。在近代社会，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民族矛盾，是中国社会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因此，从发展上看，我们说冯子材是一位爱国将领。但在反对外国侵略的过程中，就建立的功勋，对诅国的贡献，对社会的影响等方面而言，冯子材都远不能和左宗棠相比。

在中国近代史上，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发动了一系列的侵略战争，破坏中国的主权，蚕食鲸吞中国的领土，妄图使中国变成它们的殖民地。中华民族不愧是伟大的民族，中国人民不愧是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伟大人民，中国各族人民百年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励的英勇斗争，使帝国主义始终没有能够灭亡中国。近代中国人民用生命和鲜血建立起来的反帝勋业的丰碑上，镌刻着许多反帝爱国英雄人物的金光闪耀的名字，十九世纪七十、八十年代反投降反卖国的主将、收复新疆的西征军统帅、中俄伊犁交涉和中法战争中的抵抗派首领左宗棠的姓名也是应当镌刻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