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家 世
清仁宗嘉庆十七年十月初七日，湖南湘阴东乡左家塅，有年将八十的老妇，梦见一神人从天空降落他家院子里，自称是“牵牛星”，不禁一吓醒来，听说他媳妇又生下一个孩子。同时，只见产妇房中一片白光，顿把灯烛形得黯淡不明，不多一会，天就亮了。这在神话中产生的孩子，便是五十五年后，在西北干下一番伟大事业，结束了中华民国以前经营西域史，名宗棠，字季高的左文襄公。
文襄公有两个哥哥，三个姊姊，但惟有他是祖父、祖母、父亲、母亲的宠物。在四岁时，从祖父上山游玩，采了一把栗子回来，分给哥哥、姊姊，自己却没有吃。祖父便欢喜道：这孩子从小能分物均匀，又能不贪，不自私，将来必能成一人物。母亲特别欢喜他，说他有万里封侯的希望；至于那两个哥哥，只能做教书先生。这些预言，六十年后都应验了。
祖父和父亲都是秀才，平日教几个学生，有些少束脩收入。也有几十亩田，每年可收租谷四十石。自己也种一些庄稼。这就是吾们在兰州郊外常看见人家门上贴着“耕读第”一类半耕半读的人家了。可是这清苦的收益，决不能养活一个有两个五口之家庭。有一年田亩歉收，只好把糠屑充饥了。文襄公生下来时，当然雇不起乳母。母亲又乳水不足，尽好嚼米成汁来喂他。这是一件苦事，而这孩子还吃不饱，只是哭，把肚脐眼哭得突出。文襄公自己说，以后年长，就这样腹大脐而不深。母亲、父亲病重时，没钱买贵重的药品，只买得几钱的西洋参、高丽参，蒸得一羹匙。死后丧葬费用，极力张罗，只有二百几十两银子。这笔债，还过了三、五年才偿清。他受了这种深刻的刺激，在《二十九岁自题画像》诗的第四首，表示他深切的沉痛，“十数年来一鲜民，孤雏肠断是黄昏。研田终岁营儿哺，糠屑经时当夕飧。五
鼎纵能隆墓祭，只鸡终不逮亲存。乾坤忧痛何时毕，忍属儿孙咬菜根。”所以后来他虽飞皇腾达，生活仍很俭约，论吃，除非宴客，不用海味；论著，平常只穿布袍。他念著父母的贫苦，
不忍过分的享受，更不许子孙有过分的享受，在他生了四个女儿以后，得了第一个儿子，没有雇乳母；这第一个儿子，得了第一个儿子，就是文襄公的第一个孙子，他也不许雇乳母，这时他已在做浙江巡抚了。
（乙）家 风
文襄公的家世，固是清寒的家世。文襄公的家风，却又是孝义的家风。文襄公的曾祖父，是一个至性过人的书生。当他祖父病在床上多年，帮同父亲早夜服侍，祖父换下的衣服，由他亲自携到河边洗濯，望着祖父肮脏的衣服，想起祖父疾病的痛苦，便呜咽流涕，使行路的人也见了感动。文襄公这位曾祖父还在平日节省家用，在高华岭施茶，供人家解渴；逢荒年，又典去衣服，在袁家铺施粥，供人家充饥。文襄公的祖父自己捐谷来倡办一个族仓；父亲自己捐钱来倡建一所宗祠。他们都在贫苦生活中，做着慷慨的义举。在这样薰陶中长成的文襄公，也就成为一位孝义的典型人物。像上面所说对于父母的深切的恋念，便可说是大孝终身；而就以后从刻苦自励造成的一番功业说，更是《孝经》上所称道的显亲扬名的孝。文襄公的二哥早就亡故，他便把祖传的田地送给了孤侄。文襄公的大姊，婿家穷得没有饭吃，那时文襄公正要上京会试，没有盘川，文襄公的夫人给他在自己奁产中设法了一百两银子，文襄公却便全数送给了姊姊。家乡两次水灾，文襄公捐出他教书的收入，更到处向亲友劝募，散米煮粥，救济难民。他的夫人也出来亲自照料，还典去他的衣饰，配药施送病人。他们尽一家的人力和财力来做这种慈善事业。但这还都是文襄公做寒士时的故事；及至他得意后，依然乐于帮助亲族，帮助师友，帮助僚属，帮助地方义举。这样，就常挥霍去了他廉俸所入的百分之九十五。他有一句意义深长、千古不朽的名言教训子孙，便是“惟崇俭乃能广惠”。
（丙）师友渊源
文襄公幼时，只从祖父和父亲读书。到十九岁上，才在长沙城南书院，从山长贺熙龄（字蔗农，湖南善化人）问学。熙龄很喜欢这个学生，曾做诗夸奖他说：“开口能谈天下事，读书先得古人心。”还加著注：“季高谈天下大势，瞭如指掌。”同时，却教文襄公读汉宋先儒的书，要他在“致敬”上用功夫。所以十分豪放的文襄公，在早年有一时期，很埋首研究程朱理学，手抄陆陇其《读朱随笔》一本，力行“寡言”和“养静”二点。后来文襄公在醴陵渌江书院，根据朱子《小学》定学规；在福州重刻张伯行《正谊堂全书》，鼓励士子参加校仇；在兰州，刊布吴荣光（字荷屋，广东南海人）《吾学录》劝人民学礼；可说都是受这位山长的影响。文襄公得子很迟，在他大儿子出世后，老师很高兴，便把自己的小女儿许配这小孩子，于是从前的师生，成为今日的亲家，这是一段佳话。
贺熙龄的哥哥长龄（字耦耕），家中藏书很多。文襄公家贫无力买书，常向长龄借书。他也很喜欢文襄公，以为是当今国士。并劝文襄公说：目前国家正苦缺乏人才，应志求远大，万勿苟且小就，限制了自己的前途。文襄公每次去借书，长龄必亲自上楼取给文襄公，不以为麻烦；同时，把上次借的书，和文襄公讨论一番。长龄便是《皇朝经世文编》的主编者，而这部《皇朝经世文编》便是清代嘉庆以前名臣巨儒关于国计民生的论文的结集。文襄公也把这书丹黄满纸的圈读过，批评过。长龄还著一部书，叫《区田说》，后来文襄公留心经济和研究农事，并且想作成一部《广区田制图说》，也可说都是受长龄的影响。长龄做云贵总督时，曾邀文襄公去进他的幕府。
嘉庆、道光间，赫赫有名的疆吏，要算陶澍（字云汀，湖南安化人）和林则徐（字少穆，福建侯官人）。陶澍做两江总督时，一次在他入觐下来，回返他故乡的小淹。经过醴陵，文襄公刚在那边渌江书院做山长，知县给陶澍预备公馆，请文襄公做了几副门联，其中一副是：“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上联是道着仁宗皇帝问起陶澍家中一块印心石，并题给“印心石屋”四个字一张匾额的故事。陶澍见了大为赏识，问知是文襄公的手笔，便请来相见，一见又许为奇才，特地多留了一天，和文襄公长谈。到文襄公第三次入京会试落第回来，也特地绕道过南京见到陶澍，盘桓了几天。不久，陶澍去世了。因为文襄公和陶澍有这样一段往来,和陶澍有姻娅之谊的贺熙龄，就要文襄公去给陶澍的年方九岁的孤子教读,同时照料陶澍家事。以后，又要文襄公把大女儿嫁给了这位陶公子。于是从前的师生，成为今日的翁婿，这也是一段佳话。
林则徐是陶澍所赏拔，曾奏保他才能可以担当两江总督的重任。则徐在云贵总督任，曾邀文襄公参加他的幕府。文襄公因为要教育陶澍的儿子，没有就。过后，则徐辞官回乡，路经长沙，特约文襄公在湘江舟中一见，则徐极口称许他是非常之才。当日一面喝酒，一面谈天，直到天色黎明，才怅惘而别。则徐死后，文襄公写信给则徐儿子，描写这仅有一次的会谈的回忆说：“江风吹浪，舵楼竟夕有声；船窗人语，互相响答。”啊!这是何等美妙，令人神往的一幅“潇湘夜话图”啊!橘洲之滨，岳山之麓，又何幸而留得这两位伟人的鸿爪啊!
陶澍做了十多年的两江总督，最著的政绩，是试办漕粮海运的成功；是整顿两淮盐政，首创改引为票；是兴办全省河工。则徐在东河总督、两江总督、湖广总督任，对于河工也有巨大的贡献。陶澍做两江总督时，则徐先做江苏布政使，以后升了江苏巡抚，上面所说的贺长龄就补了江苏布政使。长龄的经济学问，为陶林两公所推服，凡有河、漕、盐等大政，都要请教他。三人同心，就造成当日江苏的治绩，这也是值得一提的。则徐生平，还有几件大事：第一便是大众所知，在广东的禁烟；其次是在云南的处理回事。则徐在谪戍伊犁时期，开凿伊拉克坎井，教人民纺纱织布；被赦回来，又在甘肃平过一次番乱。文囊公一生景仰陶林二公，以后一切设施，可说很摹仿这两人。他在平定陕甘后，变更建置，控制形势，便是则徐在云南处理回事的善后办法；在新疆开渠和教民饲蚕缫丝，也便是追踪则徐在伊犁的往事；在两江积极举办河工，发动导淮入海，推行改引为票的盐政，也都是依仿陶林二公的规模。至于文襄公在陕甘严厉禁种罂粟，禁贩鸦片，更可说是要贯彻则徐禁烟的主张。文襄公后在江宁省城，特地给陶林二公合建一座祠堂，并题上一副楹联道：“三吴颂遗爱，鲸浪初平，治水行盐，如公诚不朽；册载接音尘，鸿泥偶踏，湘间邗上，今我复重来。”分明表白他继承陶林二公的志事。如果有好事的人，该把文襄公加入两公祠堂，合成陶、林、左三公祠，以为钟阜、石头生色。
则徐当时，更有两个真是大胆的议论，无疑的对于文襄公的事业，有重大的影响，至少和文襄公的怀抱或思想契合。如今大家都知道则徐是鸦片战争中的主角，由于这一战争的失败，便使中华民族挨了帝国主义一百年的蹂躏，受了不平等条约一百年的束缚。于是有责备则徐卤莽灭裂的。其实则徐早就认识没有大炮和轮船，不能和外国战争，因此主张运用粤海关的收入，也来造大炮，造轮船。可惜当日朝野没有响应，以致孤掌难鸣。后来文襄公在则徐故乡的福州，创办福建船政，保举则徐的女婿沈葆桢（字幼丹，福建侯官人）充船政大臣，并且进一步倡议扩充铸造大炮，差不多就是要给则徐出气。再从鸦片战争以后，英法各国的势力都从西洋大海涌上东亚大陆，则徐回答人家今后天下大势的问题，却说英法不足虑，只有俄罗斯将是中国的大患。然而那时俄罗斯和中国，正是和好无间。后来俄罗斯果然无理侵据伊犁，而文襄公定欲收复新疆，和俄罗斯周旋，或许也是受着则徐这一番话的启诱。
则徐那里有三个奇材异能之士：一是黄冕（字南坡，湖南长沙人），为则徐任两江总督时的属吏。则徐谪戍伊犁时，黄冕也因案被发遣在伊犁，便协助则徐兴办水利。到两人被赦释回时，则徐奉命留甘肃平番乱，黄冕又便给则徐造炮应用。黄冕对于造炮，很有经验，在当日是一位专家。太平军兴，文襄公襄助湖南巡抚戌幕，黄冕主持造炮，文襄公常和他往来研究，发明一种劈山炮。黄冕有三个儿子都奉文襄公为师，其中一人后来在四川做官，便给文襄公帮采西征军米。一是魏源（字默深，湖南邵阳人），是帮助贺长龄编纂《皇朝经世文编》的。则徐做两广总督，魏源在他的幕府。则徐曾教人编译《四洲志》和《造炮图说》，后来魏源便根据这些资料，再加上旁的中外记录，在清文宗咸丰二年，编成一部一百卷的《海国图志》。这是一个中国讲外国情形破天荒的大著作，其中包括四部份：一是记述西洋、南洋和东洋各国历史、地理，和当时最近政治情形；二是记述铸造和使用西洋大炮的方法；三是记述制造西洋轮船和水雷，还有各种西洋实用技艺的方法；四是辑录当时朝野人士和魏源本人应付西洋各国的方略。魏源主张：“以夷攻夷，师夷长技以制夷。”又主张：“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据说这部书传入日本，为明治维新诸要人奉为枕中鸿宝；而魏源以夷制夷和守势的海防的议论，差不多也支配了中国在鸦片战争后几十年中朝野要人的思想或政策。魏源又谙熟西北掌故，主张新疆建省。文襄公和魏源交游，所以他在福建创设船政局和收复新疆后一意设置行省，也可说有些受魏源的影响。而魏源的族孙魏光焘（字午庄），后来从文襄公西征，为协助建设西北的一个中坚分子。还有一位是王柏心（字子寿，湖北监利人），先和文襄公在张亮基（字石卿，江苏铜山人）湖广总督幕府，后来又一度入则徐云贵总督幕府。他贯通历代兴亡成败得失的源委，并曹周历陕甘各郡县，认识回、蒙、藏各民族习俗性情。他是一个在野的有心人，写过一本《枢言》，发抒他的政事主张。文襄公的勇于西征，就是受柏心的鼓励；而文襄公在西北兴屯等事，也可说有些受柏心政论的影响。
胡林翼（字咏芝，湖南益阳人）和文襄公是同年生。两家父亲原是好友，又同时产生了一对伟人。林翼就是陶澍的女婿，后来林翼的妹子嫁给了文襄公的侄子；又后来林翼的嗣子娶了陶澍的孙女，也就是文襄公的外孙女。陶澍做两江总督，林翼在他任上，遨游于甥馆；便在这时，认识了则徐的伟大，要求他老丈重用。后来则徐做云贵总督，林翼正在贵州做知府，于是林翼又做了则徐的属吏。也便在这时，把文襄公介绍给则徐，因此有则徐邀请文襄公赞襄幕府的一回事。林翼和文襄公两人情投意合，每次相见，必联床夜话，上下古今，谈个不休。那时的清代，正当经过一个极盛时期而走下坡路，内有川楚白莲教之乱，外有鸦片战争；虽在事定之后，还能弥缝于一时，然而政治的腐败，民生的憔悴，都是一天深刻一天，真是危机四伏。于是林翼和文襄公谈话时，常归结到一点，就是怕天下将有大乱，而文襄公以一个书生，常想怎样寻找一个深山来避乱。后来张亮基由贵州巡抚调任湖南巡抚，林翼又把文襄公介绍于亮基。这时，太平军已攻入湖南，他们两人往日所忧虑的大乱，不幸而言中了，并且面临在故乡的大门前了，而文襄公却早已带领家眷亲属，深隐在本乡的白水洞，不肯出来。经亮基的竭诚礼聘，林翼的责以大义，文襄公才挺身而出。不久，林翼也带兵回乡，超授湖北巡抚。于是林翼在武昌，文襄公在长沙，林翼在阵前，文襄公在幕后，左提右挈，在以后数年内，造成洞庭湖流域一个稳固的局面，据长江上游，和太平军争一日之短长。而后任湖南巡抚骆秉章（字吁门，广东花县人）举劾永州镇总兵樊燮（字鉴庭，湖北恩施人），就是晚清一代文人樊樊山（增祥）的父亲的案子，不幸挑起了湖广总督官文（字秀峰，汉军旗人）因素不满意于文襄公，想借此倾陷文襄公的野心，文襄公只得退出秉章幕府。仗义怜才的林翼多方给文襄公营救，最后和曾国藩策画，于是又使文襄公以运筹帷幄的书生，一跃而为决胜疆场的大将，这是后话。总之，林翼最能认识文襄公，知道文襄公脾气太大，所以向不和他抬杠，遇事争执，总是退让三分。
我在以上说了许多话，只想表明一点，便是文襄公的师友渊源，对他以后一生事业的关系；更想表明一点，由于这种渊源，文襄公一生在历史上的地位，是别成一个系统，和国藩及其余同时名人不同。
（丁）学 问
在几千百个读书人大家都在咿唔呫跸，钻研八股文和五言八韵诗的时候，独有三五人在讲典章文物的破纸堆中讨生活，岂不要惊世而骇俗呢!然而文襄公便是这三五人中的一人，他在潜心研究着惊世骇俗的学问。这些惊世骇俗的学问是什么呢?吾门可以把他分做三部分说。
一部分是地学。文襄公在十八岁上，就阅读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齐道南的《水道提纲》，分别做成扎记。他还自己绘地图。他的计划：横的方面，先绘一张全国的图，分开来再成各省的图；纵的方面，先绘成一张清代的图，推上去再成明代的图，成元代、宋代、乃至《禹贡》的图。以外更把山川、道里、疆域沿革和历代兵事的关系，做成说明。他又摘抄各省通志和西城图志，把山川、关隘、驿道远近，分门别类，订成几十大本，题名《慎余阁钞本史部》或《经部》。文襄公这些著作，都设有刊布。但是后来胡林翼怍成的《读史兵略》，和详细注著水道、海疆、道里、都邑、关隘的《大清一统图》，就含有文襄公所想做的工作的意味。鸦片战争发生，文襄公专门阅读关系海防记载的图书，同时写成几篇建设海防的意见书。这样文襄公于地学自然很高明的了。有一位俄罗斯人叫做索思诺福齐的，以后访问文襄公于陕甘总督衙门。这位外宾，带了一张《康熙舆图》，常夸称他对于中国地理的熟悉。文襄公却拿出《乾隆舆图》来，向他考问了一番。这位自以为中国通的俄人，从此不敢再在文襄公前吹牛了。不过这还只是一件有趣的小事；实在文襄公一生在军事上的成功，全靠他对于地理的精熟。
文襄公的第二部分学问是农学。他读遍了历代讲农事的著作，也是分门别类的抄起来，计划编成一部《朴存阁农书》。他很注意“区田”一个问题，画成图样，做成说明。还在柳庄亲自试验这种区田的办法，结果是满意的成功。文襄公对于农事，有特殊的嗜好，因此又种桑、养蚕、种茶、种竹、种其他花木。湘阴原没有种茶的，文襄公实开风气之先。自称“湘上农人”，在一封给贺瑗（字仲肃，湖南善化人）的信上说：“兄东作甚忙，日与佣人缘陇亩，秧苗初茁，田水琮争，时鸟变声，草新土润，别有一番乐意。”又在一首《催杨紫卿（名季鸾，湖南宁远人）画梅》的诗上说：“柳庄一十二梅树，腊后春前花满枝。”这真是仙源境界，文襄公大可终老是乡吧！然而文襄公到底不是桃花源中的陶靖节，却正是他自比的卧龙岗上的诸葛孔明，这只是他躬耕陇亩之时。而由于这些阅历，出山以后，到处欢喜教兵士种田，教人民归耕，说得很在行。
中国自古是一个农业国，老百姓的生命线在水，同时又在天。要是天公不做美，就来一个荒年，也就要官家来救命。官家的财政，主要的是田赋和盐，而田赋的盈绌又要看年成的丰歉。于是水利、荒政、田赋、盐政四门，构成了旧中国政治上国计民生的一个环，也就是构成了文襄公的第三部份学问。陶澍收藏这种图书最多，在那时要算全国第一。文襄公在教读陶澍儿子的八年中，便饱读了这些图书，也就是精熟了这一部分的学问。以后煊赫的政绩，更就是运用了这一部分的学问。
文襄公完成了这三部分学问，已是快四十岁的人了。然而文襄公恰如淳于髡口中的大鸟，“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四十一岁起，文襄公就作惊人之鸣了，一直鸣到七十五岁。鸣的资料，就是这三部分学问。文襄公家书给他的大儿子说：“古人经济学问，都在萧闲寂寞中练习出来，积之既久，一旦事权到手，随时举而措之，有一二桩大事办得妥当，便足名世。”这就是诸葛亮“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两句话的注脚，也就是“夫子自道”吧!于是我们可以作一小小结论：从文襄公四十岁回溯到十八岁的二十三年中的素养，正是从四十一岁到七十五岁的三十五年中的事业的基础!
（戊）性 行
文襄公志大言大，自小有夸大狂。每写成一篇文章，必自鸣得意，夸示同学。在他二十多岁，正是穷得不了，依居妻家时，还做了一副对联张挂起来，道是：“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这种狂态，现在吾们读他所作奏折、函札、诗文，仍可觉得不时流露在字里行间。文襄公早年夸大的趣事很多，后来做了父亲，要管教子女了，于是他的夫人常把文襄公的笑话来羞他。他怪不好意思，只得掩著耳朵，装做不听见。真是俗话所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文襄公从陕甘回来，每和人家谈话，还是总要夸张他经营西北的功业。这一点很使人家不喜欢。相传文襄公新到军机处，恭亲王把一个海防的折子请教他，文襄公每看一页，因海防而说到塞防，表白他在西北措施之妙，看了几天，还没有完。又有苏州一位绅士见文襄公于两江总督任上，要谈公事，见了三次，没有谈成，因为一见，文襄公就自己谈他西北的事，使人无从插嘴。这又是文襄公晚年夸大的趣事，可惜夫人这时已死，没人再来羞他了。
从一般说来，湖南人的个性特别强吧!文襄公也不能例外，而且格外刚直矫激。心上一不以为然，就可以和人家决裂；并且由于他的夸大狂，也就可以格外说得人家坏。因此一方不易容于人，又一方也不能容人。有些总角之交，患难之交，都弄得凶终隙末。像他和曾国藩的故事，那是大家知道的了。其次则像他和郭嵩焘（字筠仙，湖南湘阴人），和沈葆桢，虽不至决绝，到底感情上总存在着不可弥缝的裂痕。他和李鸿章（字少荃，安徽合肥人）始终是话不投机的，却还勉强维持着同寅之谊，文襄公的个性，实在太强，真不好和他相处。就是他最所亲信的老友刘典（字克庵，湖南宁乡人），在陕西的当儿，也弄成一个督抚不和的局面，虽经吴大廷（字桐云，湖南沅陵人）调解，不至闹翻，但是刘典不久就告归，文襄公也允许他告归，或许仍不免有芥蒂于心吧。至于刘典的后来又到兰州帮忙，已隔三五年，那时大家又心平气和了。再就是他所倚重的健将刘锦棠（字毅斋，湖南湘乡人），在新疆的当儿，也有一度几至分手。又再像文襄公和吴可读（字柳堂，甘肃皋兰人），忽合忽离，是何原因，终成疑案。但只要使文襄公以为是好人时，他便可以始终认定是好人，又是发挥他的夸大狂，必至说得过分的好。例如他对于骆秉章和王珍（字璞山，湖南湘乡人）的推崇，实在这两人都不是十分了不起的人物。不过骆秉章能重用文襄公，相处得这样好，却是一个意外的奇迹。
文襄公才气纵横，精力充沛，就不免予智百雄，事事喜专断，事事要躬亲。因此他虽当了三十多年大权，部下极少出类拔萃的人物。吾们读了薛福成（字叔耘，江苏无锡人）《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就显褥文襄公幕府黯然无色。文襄公部下人才在那里呢?因为同是有才气，有怀抱的人，必不甘只处于唯唯诺诺，随人俯仰的地位；但是要有甚主张，或有甚表显，便极易和文襄公冲突。于是文士像吴观礼（字子◇，浙江仁和人）和施补华（字均甫，浙江归安人），都见机而作，托故而行。更像严咸（字秋农，湖南溆浦人）是湖外才人，在文襄公处因郁郁不得志而自杀。李云麟（字雨苍，汉军旗人）是八旗名士，本是文襄公招去，却不欢而散。武人像蒋益澧（字芗泉，湖南湘乡人），一次帮了文襄公韵忙，就不肯再为他所用；鲍超（字春霆，四川奉节人）也不肯从文襄公西征。当然这些人的所以不能和文襄公相处，也有在他们方面的缺点；但是文襄公的气度不够大，实在是一个遗憾。还有文襄公遇可用之才而意气飞扬的，欢喜先给他一些挫折，然后再给他发展，希望他乐为己用。不过这个手法，对于已有名位，或已有年纪的人，是不适用的；换句话，文襄公这个用人方式，遇到鲍超和李云麟而失败了。说得太远了，再说文襄公办事的作风吧！事事专断，怕只能施之于军事，那末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或许倒是需要的；施之于政事，就未必然。事事躬亲，怕只能在壮健之时，那末，目营八表，手挥五弦，尽可应付裕如；要不然，精神一有不能顾到，就难保不出乱子。这样，文襄公以七十多岁高龄，当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繁剧的重任，便在发行盐票案内，发生了一个幕府中的黑幕。彭玉麟（字雪琴，湖南衡阳人）奉命查办，在覆奏中虽还为他老友和要一起去打外国人的同志弥缝，却不愧他“刚直”的谥法，很不客气地请求皇太后、皇上训饬文襄公，要“广求人才，以为辅佐；采纳直言，以通下情”。实在文襄公自己未尝不觉得这些缺点，譬如他在陕甘总督任的末年，就在给帮办甘肃新疆善后的杨昌浚（字石泉，湖南湘乡人）信上说：“弟近来于营务处视同虚设，亦苦食少事繁，得良才劻勷，宁非至愿。”所惜文襄公性情太刚，气度太窄，到底不能容人才；真是人才，不愿常为文襄公所用；能够留下的，就余子碌碌不足数了。越是没有得力可靠的人，越是只得自己关心，自己动手。在最初，文襄公或许还有几个较好的脚色，但是经过二三十年，得意的独当一面去了，不幸的中道丧亡了，于是文襄公到晚年，真可说手下无人了，这是一个惨痛的局面。
诸葛亮自比管乐，文襄公自比诸葛亮。诸葛先生的自比管乐，自有他的心事；文襄公的自比诸葛亮，起先原只是和朋友们打趣。至于在一般人心目中，怕只是为他们用兵如神，看做“军师”样子吧!其实诸葛先生还是吾国第一流的政治家，只看他“开诚心，布公道”两句标语，已够吾们寻味。如今也不多谈，光数他的美德：一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二是“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在太平军初起时期，曾国藩为文襄公筹饷有功，要保文襄公知府，文襄公很不高兴，对人说：涤公何以定要用“蓝顶花翎”来换去他的。纶巾羽扇”；他要做官，不是州县，便是督抚，只有这两种官，还有事可做，可是他不愿做官，他只想在身前自谥“忠介先生”，于愿已足。这些，也都是一时的诙谐。不过，按之文襄公一生，“忠介”两个字的自谥，实在要比“文襄”两个字的官谥好得多。文襄公在陶澍家中，教他儿子教了八年，至于成立；在骆秉章那边当幕府，当了六年，把湖南放在一个安定的地位；及至出山，帮同平定了太平军，平定了捻军，又独力平定了西北，垂暮之年还督师来打法国人，终于客死在福州省城。所说“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就是诸葛先生“鞠躯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至于文襄公的介节，可以深信无疑，不用说得。带了二十多年的兵，做了二十多年的督抚，传给四个儿子的财产，每人只有几千两银子——文襄公晚年自己算算，每人可派五千两；——一片夫人和儿媳的墓田；一所在长沙的不很大的住宅。这个住宅，还是当初文襄公在湖南巡抚幕府时，胡林翼看见他家眷在本乡，照顾不便，和秉章凑了五百两银子买来送给他的，后来他的第二个儿子花了千把两银子，扩充一下，还大受他老人家的申饬。文襄公在日，常喊着一个“不欲以一丝一粟，自污素节”的口号，他是能实践其言的。综括说来：文襄公的军功，大于诸葛；文襄公的政绩，不如诸葛；文襄公的忠和介的美德，至少和诸葛相当。
（己）功 名
自从满清开国，文襄公一家也曾产生过十几辈秀才。文襄公本人却不是秀才。他在二十岁上，捐了一个监生，和他大哥参加本省乡试，便同榜中了举人，哥哥是第一名，俗称解元，弟弟是第十八名。文襄公的卷子，本已给同考官摈除，后由主考检出，认是佳作，要求同考官补荐。那位同考官倒是一个硬汉，坚定不肯，他说：中不中由你，荐不荐由我。经过好久的劝说，才勉强荐了。起先大家还疑主考和这分卷子有甚情弊，及至发表，认得是在湘东水校经堂书院课考过七次第一名的左宗棠，才信服主考是有眼光的。这位主考，是陕西泾阳的徐法绩（字熙庵）。事隔三十七年，文襄公西征，经过泾阳，这位老师早已墓有宿草。文襄公追怀青眼之感，特命把墓道修葺一新，立碑纪念。法绩的孙子又把当时他老人家记述这件事的家书，检给文襄公看，文襄公做了一个跋，一并镌木，以传后世。文襄公既中了举人，当然北上会试，可是去了三次，都没有中，于是文襄公的功名，也就终止于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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