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前，清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一股较为开明进步的政治思潮，——地主阶级经世思潮。这一思潮直接发挥政治作用的时间虽不过二十年左右，但却经历了中国封建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两种社会形态，对中国近代社会各方面均产生过积极和重要的影响。陶澍就是这一经世思潮的重要代表。

一

嘉庆、道光两朝相交之际，清皇朝沿循着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旧有轨道急剧衰落，“日之将夕，悲风骤至”，如同“将萎之华，惨于槁木”。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阶级矛盾日趋尖锐、政治腐败、吏治窳坏、士习衰恶、经济凋敝、财政拮据、军备废驰，加以西方殖民资本主义势力渐次扩张侵略，国内的各种社会危机与民族危机相错交织。一些思想较为清醒、敏锐的官僚士大夫预感到封建社会的危机，“深虑夫弊之日滋，害之益甚，将至于不可穷诘，忧及于国家，祸延于后世，思其患而预为之防”，亟呼刷新政治，改革弊政。于是乎，以经国济世、匡时救弊为主旨的经世思潮乘时而起，应运而生。其主要代表人物有陶澍、林则徐、魏源、龚自珍、包世臣、贺长龄、姚莹、汤鹏、潘德舆、沈尧、张穆、何秋涛、俞德渊、王凤生、黄冕等。尽管这些人的出身经历、政治地位、思想认识的深度与广度有所歧异，从未有过共同的政治纲领或什么组织，也没有形成新的政治派别，但却有着一种共同的政治思想倾向，形成了一种新的政治思潮。

当时统治思想学术界的是宋学和汉学，其共同的缺点与危害就是对有关国计民生的实际问题，既不闻不问，又无能为力，于世无功，于道无补，正所谓“不论盐铁不筹河”。一些有识之士批评这种学问，学非致用，“言经不适于用，言史又无裨于身”，“正己则失要，治人则无功”。包世臣曾说“士者，事也。士无专事，凡民事皆士事也”。认为士大夫的学问经济，不在于时文、八股、楷法，而应面对、研究现实问题，通经以致用，察古以治今，目的在于上利国计，下益民生。举凡现实生活中的一系列政治、经济问题，诸如吏治官风、盐课漕运、河工水利、兵政边防、舆地农政、钱币人口、刑名法律、文教灾赈等，皆归列为“经世”范围。当时许多官僚士大夫，如林则徐、姚莹、龚自珍、魏源、包世臣、汤鹏等，皆不随世俗，或“以经世自励”，或“善经世之略”，或“以经世自任”，或“慨然有肩荷一世之志”，或“慨然深究天下之利病”，力主探究古今治乱兴衰之道，“以经术为治术”，拨乱涤污，匡扶天下。与之同时的陶澍“少负经世志，尤邃史志舆地之学”，“所至山川，必登览形势，访察利病”。陶澍认为：经学即为经世之学，明确指出“所谓经者，致治之理也”，中有研习经世之学，才能造就有用之才，造福国家与人民。“经术明则人才蔚起”，“经正而庶民兴”，“明经”“正经”的根本归宿则是要“通经致用”。后世的学究腐儒，舍正求偏，“高谈性命，逃之于空虚，议论日多，而无当于实用”，即使是如伏羲之画，文王之彖，周公之爻，孔子之传等，带有神秘玄虚色彩的思辩之论，也皆是教人明辨世事世理的，“即实象以求实理而已”，只不过是被后世玄学导入歧途，“舍其实而课之于虚”。为达通经学古以致用的目的，他特别注意培养后生的经世思想与能力，训导书院诸生，只有所学切实有裨国计民生，才算得真本领，“有实学斯有实行，斯有实用”，否则，即使是“五石之匏，非不枵然”，那种无真知实学的人，即使侥幸为当道有司知用，一旦“责其实用难矣”。他在尊经书院课艺序中，更明确训导诸生，书院之课艺，并非仅是促其“能为制举之文”，更主要的是将“厉之以通经学古而致诸用也。”陶澍还利用主持乡试等机会，悉心选拔经世人才，凡其文“支离鄙塞，不衰于经者，不予取录”，以期士子学问能“方为有物，学为有用”。

经世致用思想，是陶澍等人一切经世活动的思想基础，他们的一切改革主张，经世活动，皆不过是这一思想的具体展现。

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政治特征，就是封建皇帝驾驭下的官僚集团的人治，亦即所谓的“吏治”。人民遇有较开明的君主和较廉洁的清官，即可安居乐业，颂为太平盛世，相反，吏治腐败，就会官逼民反。吏治的好坏，直接关系封建统治和社会秩序的安危久暂。然而，当时的吏治官风却堕败至极，贪赃枉法，受贿营私；颟顸守旧，腐败无能；穷奢极欲，竞尚侈靡；因循敷衍，拖沓疲玩等封建官僚的顽症锢疾交相纠结。经世之士对此给予了较为深刻的揭露和辛辣的讽刺。“都下衣冠之会，无一人言及四水旱者，终日华轩快马，驰骋于康庄。翰林则拜谒阁师，部郎则进谒台长。公事则胥吏持稿，顾名画诺，私退则优伶横陈，笙歌鼎沸。其间有文雅者，亦不顾民生之艰难，惟有访碑求帖证据琐屑而已”。当时有一首词更将封建官僚卑俗庸碌的面目刻画得维妙维肖。淋漓尽致。“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园融，一味谦恭”。尽管道光帝屡次三番地谕令官吏们激发天良，并警告、惩处了一些贪枉官吏，但仍是大不法，小不廉，用潘德舆的话说就是“天下之大病，不外一吏字，尤不外一例字，而实不外一利字”。尤其使经世之士忧虑的是各级官僚无视民瘼，惟利是贪，贪而无厌，“莅位之始，不问地方之利病，先问缺分之肥瘠”，时人所定廉与不廉的标准是，对于贿赂馈赠，“廉者有所择而受之，不廉者百方罗致”。因此，民间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之说。在这种腐败龌龊的吏治官风中，陶澍颇能遗身物外，廉正自守，明确提出为官之本，“莫重于廉”，“六事廉为本”，认定只有为官清廉，方如树木之有干，水流之有源，方可枝叶荣，支流远。他认为，所谓清廉，就是“一介无私而志之清者”，亲书座右铭上联为“要半文不值半文，莫道人无知者”，警励自己的操行。值得称道的是，经世之士在为官清廉方面言行较为一致。陶澍不但不轻取半文，而且主动裁革盐政衙门陋规，并将兼理两准盐政的养廉俸银5000两上交部库，“服官数十年，起居如寒素”。林则徐也是“更慨吏治偷”，极憎恶鄙弃官场中的“利禄徒”，有志于“激浊澄其源”，警励自己“但当保涓洁，弗逐流波奔”，“清慎忠勤数十年”。另外使陶澍等经世人士担忧的是官吏荒怠公事，疲玩拖沓。据清实录记载，广东省的掠禁男妇、截杀伤人一案，历控长达17年之久，曾在本府控告89次，本道33次，藩司9次，臬司19次，巡抚16次，总督11次，而各官“均未亲提”审断。其玩视民命案更是令人震惊咋舌，如四川省庆符县的梁贵，竟被枉监35年之久。“吏治不清而欲民生之康乐，不可得也”。陶澍认为，州县等基层官员为亲民、牧民之官，直接接触人民，关系民生甚重，“必须得人而理”，“州县得人而天下咸理矣”。所以他一方面严格要求、考核自己属下官员，裁汰冗官闲缺，并多次上折要求道光帝颁谕激涤州县锢弊以端吏治；同时又正人先正己，严格要求自己。他认为州县官吏贪卑不良的“本源”，是督抚藩臬等上司“不能正己率属”所致，若各省大吏不能“正本清源，以身率属”，而仅以州县官不良不肖为托词，“恐吏治终无起色”。林则徐也提倡“察吏莫先于自察”。因此，陶澍、林则徐等具有经世思想的官僚为政治民，皆能身体力行，力挽官场朽势颓风。林则徐对于文牍“皆出亲裁，不肯稍有假手”。陶澍更是“事必躬亲”，虽“案牍如鳞，亦以一手治之，未尝假书吏也”。川东素称难治之区，陶澍接任兵备道后，一改官场中因循疲玩的恶习，“有诉立讯，剖决如流，数月讼滞一空”，被四川总督蒋攸铦称为“治行为四川第一”。为了彻底清查皖省亏空轇轕，日夜“伏案勾稽，如老诸生目耕之不遑也”，完全摒弃了往日雕虫篆刻蝉噪蛩吟之“夙癖”，终使这一历经5次清查，“皆不实不尽”，长达30年之久的积案，“豁然一清”，忠实循守其座右铭的下联，“办一事须了一事，如此心乃安然”。

士为四民之首，他们认为，士习学风的根本弊病是学非实学，即不通经，更难致用。或“略窥语录，便自命为第一流人，而经史概未寓目”，或“东钞西摄，自谓淹雅，而竟无一章一句之贯通”。举凡“所谓经世之略可以备天下之用者，皆置而不讲”。这种人日后为官当政，“安望成德达材与夫气节功名有裨于世哉”？衰败的士习，只能培养出无德无才的社会蠹虫，造成国家、朝廷“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无才士”的人才危机。他们认为造成这种衰恶士习的祸源，是士人学子不知理义廉耻所致。束发学童就学之始，“即期以富贵，所尚者，非通经也，应举之文也；所求者，非致用也，干禄之术也”。因此，他们提倡知廉耻、明义利是士人为学处世之本，“义植其基而利绝其萌，义正其轨而利塞其途”。“士能知耻，始能植品”。所以对士子们应“以教知耻为先”。陶澍认为“今日之士子，即异日之官吏，当其为士，尚不能耐若，又安望身处脂膏能廉于守；当其为士，尚不肯究心，又安望躬膺繁剧能勤于职。不廉不勤，则吏治败坏，而害归于民”。可见“学术之得失所系重矣”，所以亟呼改造士习学风。他还结合自己为士之时，“耐苦于学”，“究心于学”，入仕为官后，“结习未忘，初心肯负？”不敢不廉于守、勤于职的切身体会，“自勖兼勖多士”。首先，陶澍要求诸生学子做学问之初“先立志”，尤其要立“刻苦”之志，要仿效范仲淹尚是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并强调这不但是入学的着脚之方，也是异日为官之本。“若处不能究意于编摩，出安能尽心于职事；穷不能忘情于鲜美，达必至极欲于纷华”。他认为造成士习衰恶的原因之一，就在于长期以来，“敝俗相寻，正学日晦，一唱百和，靡然成风”，在学子刚开始学习之始，便规劝其猎取功名，唯利是求，将体国经野的“经史古文束之高阁”，而将求官求禄的敲门砖的“腐烂时艺传为鸿秘”。长此以往，必使士子“根抵既薄，转眼就荒”，没有任何实用的学问与本领，既不能修身齐家，又不能经邦济世，平治天下。侥幸为官者踟躅满志，沾沾自诩；偶有挫折蹭蹬，便颓荒堕落，或不惮失身，夤缘阿附；或见商贾豪富，弃学为商，虽有士名，“而有商贾行”，“而有工匠器”，安望其为官廉而勤；其次，陶澍反对那种学习不求甚解真知浅薄的浮靡学风。认为那些“挟兔册以猎功名，剿陈文以掩耳目”者，皆是无士子之品的表现。鄙视那种“涉猎说部数册，杂史几本，即诩自称名士，及询及四书五经，往往不知所出，舍本务末”的浮夸之风，坚持认为，只有踏踏实实、循名责实地学习，“始有真儒”。要改变这种士习学风，就必须“辨义利”，使士子们能“无背义趋利”。陶澍及前述经世之士既不是义而非利，也不是利而非义，他们提出的义利问题，既不是哲学意义上的义利关系，也不是就社会发展而论的社会学问题，而是一个政治命题，意在强调为官者必须注重廉守，关心世事民生，目的在于改变士习学风，以正吏治腐败之本源（当然，吏治败坏的根本原因不是士习学风所造成的），是与其经世致用，有裨国计，有利民生的思想相表里的。经世之士陈寿祺曾明确指出“农以收获为利”，“工以既廪为利”，“商贾以奇赢为利”，他们虽惟利是求，但所利者，“皆以利天下之日用而不自私”，这种利，非但不应谴责、鄙弃，而且是“未尝不挟义以偕行者也”的义举，义与利是并行不悖的。包世臣也说，自己虽也言利，但“与历来言利者有差别矣”，是为了“上益国而下益民”，“主于收奸人之利，三归于国，七归于民”。

陶澍等经世人士对士子虽要求甚严，但不苛求，十分重视和怜惜人才，认为“人才之盛衰，关系邦国之盛衰”，“为国首以人才为重”。他们要求在位当权者改变“不知人才为何物，不知留意人才为何事”的扼杀人才做法，提出人非完人，不可求全责备的人才观。认为世俗訾为“多疏”、“多略”、“多傲”、“多奇”者，同时必定是“阔大”、“沉毅”、“高明”、“英迈”之人，应不拘一格地使用各种人才，“得人之法，莫妙于因材善使，无以常格拘，无以小行责”。陶澍认为，好的学臣考官应是“去弊以严，而待士则宽”。他对于被阅卷房官不负责任地摒弃试卷的士子“殊为矜恻”，凡其本人分阅之卷，“非经三数过不肯批抹”。一次考试计荐卷120本，文与策共计1560篇，“篇篇俱有评记”。这次因荐卷过多，使阅卷官颇受披阅之苦而遭怨谤，对此，陶澍坦然处之，“自问此心差可无歉”，却为其它“被摈弃者”而痛惜致病长达三月之久。由于陶澍重视人才，怜惜人才，“因才任使”，在其周围聚集了一批有真才实学的经世人才。清史稿称誉他“用人能尽其所长，所拔取多至方面节钺有名，在江南治河，治漕，治盐，并赖王凤生、俞德渊、姚莹、黄冕诸人之力”。

另外，陶澍等经世人士还特别注重研究与边防有密切关联的边疆地理、历史与现状。对改革货币，抵制西方资本主义的金融掠夺；严禁鸦片，防范殖民主义的侵略与挑衅；决狱平讼，慎刑司法等方面也进行了深入广泛的研究与实践，兴起了一股较为强大的经世思潮。

二

陶澍等人不但是经世思想的倡导、宣传者，而且是忠实的实行者，没有使经世思潮停留在思而想之的清议言论阶段，而是将经世思潮变为经世事功。如果说以上的经世思想还带有程度不同的纸上谈兵、坐而论道的色彩，那么，他们上筹国计，下益民生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就是其具体的经世实践了。

康熙帝曾将河务、漕运与三藩之乱列为当朝三大事，亲书大略，悬于宫中，“夙夜厪念”。三藩平定后，河工、漕运与盐课成为困扰历朝的三大政。这三大政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自然成为经世人士的首要关注问题。

“国家大计，莫过于漕”。其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漕粮关系京域中皇室贵族、文武百官及数十万军队的粮米供给，而且因为贪官污吏、豪富劣绅浮收舞弊，包漕“横索陋规”，化国家钱粮为私有，公私交病，“利不归上，不归下，而尽归中饱”，加之漕运途中损耗很大，往往向京城运送漕米一石，却要实征数石，甚至十数石，加重了农民负担，“小民之累无穷，甚或酿成事端”，“病国病民，大为漕害”。而且运河不修，时有决溢浅阻，难以济运，严重影响了“天庾正供”。陶澍于公元1815年巡示江南漕务时就曾发布《巡漕告示》，决意“剔厘各弊，凡有漕政，理宜一体肃清”。陶澍对漕运改革的贡献，不在于除弊，而在于试办海运。公元1825年，他调任江苏巡抚，洪泽湖决溢，运道梗阻，中外臣僚争言济运之策，或主借黄济运，或主盘坝接驳。陶澍以海运漕粮“利国，利民，利官，为东南拯弊第一策”，不顾朝廷内外的纷议阻挠，“毅然以身任之”。他依据自己平时究心研习的经世实学，亲考中外史籍，博询谙习海事之人，择定海运路线，在经世人士贺长龄、魏源、包世臣等人协赞下，数月海运粮米160余万石。魏源称道海运有四利六便“利国、利民、利官、利商”，“国便、民便、商便、官便、河便、漕便，于古未有”。海运的成功，实开以后废止河运之先声。

盐课，在清代三大税源中仅次于田赋收入。上关清廷财政，下逮民生，人民不可一日无盐。清初设巡盐御史，后改为盐政，由总督或巡抚兼任，可见盐务之重要。嘉道年间，盐官与纲商勾结，利用纲盐制，把持垄断盐利，盐价上涨，民间无盐可食，于是形成官盐滞销，私盐充斥，“商困课绌，芨芨不可终日”的局面。包世臣早在公元1820年就提出改纲盐，行票盐，自由运销。陶澍任两江总督后，与魏源、包世臣、姚莹、王凤生、俞德渊、周济等人反复筹划，首先改良官运盐务，而后又议废除垄断性质的纲盐制，改行带有自由竞争性质的票盐法，同时裁革盐政衙门的陋规，上交盐政养廉银，未及半年，“溢销愈额”。自公元1831年至1837年两淮共完正杂银2640万两，库贮实存300余万两。不但上裕国课，而且使盐价下降，两淮六省人民“率出贱值得净盐，以为有生所未闻”。尽得食盐之利，“天下皆知票盐减价敌私，为正本清源上策”。

河工水利是清代三大政之一，既关系农业生产和民生安全，又关系漕运，因此，经世人士对河工水利极端重视。说农业之旱涝、人民之衣食、财赋之赢绌，皆生自河工水利之兴废，故参予了修防黄河、清河的履勘研议。对所辖省内的水利尤为关切，在安徽时曾疏濬挑治淮水及湖泊陂塘等。出任江苏巡抚和两江总督后，与林则徐等筹划，先后疏浚了吴淞江、黄浦江、浏河、白茆河、徒阳河、孟渎河、练湖及各河支流。特别值得称道的是，陶澍、林则徐等人治河讲求实际，较为科学。陶澍认为开凿河流“不识地脉”，必致“开凿徒劳”。他与林则徐会同勘查发现，浏河、白卯河与入海口高低几乎同一水平，若直通海口，必使“旧若碱潮倒灌，介虫遂上害田穑”。于是坝其海口，不使通潮，专蓄清淡之水，以利灌溉，同时拆去吴淞江上的老闸、新闸直阔其湾，塞其旁泄分流，使太湖之水专趋吴淞，以敌潮刷沙东下入海。另外，陶澍还朦胧地萌发出较为系统的治水工程意识。他说“天下之水利，莫大于江南，太湖又江南水利之大者”，因此，“江南之言水利，必先治太湖，治太湖不惟治其下流之吴淞、浏河、黄浦而已。其支河别港，亦必次第治之，而后小水治而大水益治”。正因陶澍等人注意总结借鉴前人经验，治河讲求综合治理，并与兴修水利相结合，松太地区公元1834年遭逢大涝，1835年又遭遇冗旱，但因“赖水利治，岁仍报稔”。

一般说来，陶澍的某些经世思想，凡在其权力所及的范围内，在一定程度上变为利国利民的事功，如前述的漕运、盐务、河工水利等。魏源称赞说“后有来者欲苏东南之困而为国家筹百世利，非赓其绪而恢之不可也”，“后之筹国者必将取法焉”。然而陶澍的另外一些经世原则却未变成事实，或成效甚微，如整饬吏治官风、改变士习学风、改革货币等。因为这些都是涉及全国政治、文化、经济体制甚至制度等方面的问题，远非陶澍这样的地方督抚权力所及和所能解决的。

三

明末清初，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人曾提出过经世致用的口号，鸦片战争前夕，部分地主阶级经世人士再次提出经世致用，这并不是前者的简单重复与再现。前者是对宋明理学的批判与否定，限于当时政治和学术本身的原因，其结果却导致了训诂考据的乾嘉汉学盛行，并未诱发经世致用的任何活动与事功。后者却不然，它提出的经世思想，既是个学风问题，又是个政治思想问题。它不仅揭露和批评了当时几乎所有有关国计民生的社会弊端，而且进行了兴利除弊、起衰振弱的经世改革尝试，突破了长期以来官僚士大夫尸位保官，惟利是求，无视国计民瘼，沉溺于无用的汉学与宋学的那种万马齐喑的政治局面和沉闷的思想学术空气，开关心世事、注重现实问题的一代新风。这一经世思潮与事功的领袖，非陶澍莫属。

诚然，陶澍在对封建专制制度弊端的批判上远逊于龚自珍，在有关经世的专门问题上，如漕运、盐政、河工等方面，没有较为系统集中的研究论说，较之魏源要相形见绌；在法律刑名方面的研究不及包世臣；在舆地方面又落后于张穆、何秋涛等。但是，他的经世思想范围很广，参予了几乎所有重要经世活动。如前所述的通经学古以治今的经世致用思想；刷新政治，整饬吏治的思想；改变衰恶的士习学风的思想；赈灾济民，积储备荒的思想；严禁鸦片，警惕西方殖民主义侵扰的思想；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及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一系列经世实践。他的某些经世思想虽未达到这一思潮的顶峰，但却具有这一思潮的一切显著特征。难怪那位恃才傲物，目无余子，品藻古今，臧否人物的张佩纶认为，自道光以降，能“以天下为己任，包罗万象”者，仅陶澍一人。曾国藩、胡林翼等远逊于陶澍，“直凑单微”，就是办洋务、复新疆，以陶澍第二自诩的左宗棠，也是“论才太刻，相度未宏”，未能传衍陶澍衣钵，独誉陶澍为“黄河之昆仑、大江之岷也”。不错，陶澍如果没有姚莹、包世臣、魏源、王凤生、俞德渊等人的支持与筹画，就不可能进行海运、盐务、治河等方面的改革，包世臣自言海运、漕政、票盐等实际工作的“发之，收之，皆由鄙人”，不无道理，亦并非为自诩之词。然而，他们做为陶澍的僚属，提出的一些经世思想，很难截然分辨出那些是他们本人的，那些是陶澍的。很难想象陶澍不具有这些经世思想，而会赞同进行这种改革；同样也很难想象，如果没有陶澍这样的封疆大吏的赞助，为他们提供将经世思想付诸社会实践的场所和机会，他们的经世思想会发挥出实际社会效益，形成具有很大政治社会影响的经世思潮。事实上，陶澍的经世思想与这些经世人士的经世思想是彼此交融，交相辉映，互相促进的，共同促发、丰富了这一进步思潮。

我们知道，在封建的人治社会中，一个人或其思想影响的大小，是与其政治地位及声望的高低成正比的。当时其它经世人士，如贺长龄，公元1825年还是布政使，升任巡抚则是公元1836年的事了。林则徐公元1830年尚为布政使，公元1832年升为巡抚，公元1837年擢湖广总督。至于其它人或刚中进士，或尚为布衣，还有人终身为布衣未仕，不免有人微言轻之嫌。陶澍在他们之中，年龄最长，入仕也最早更高，公元1823年就升任巡抚，公元1830年擢为两江总督，封疆开府，位登显赫，成为清朝最高统治集团的重要成员，并受到道光帝的信任与赏识，且与其它高级官吏有着密切的政治、私人关系，这就使他及其代表的经世思想，较易于为官僚士大夫们认可赞同。倒如，陶澍改行票盐的可能与成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得到了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曹振镛的大力支持。其它一些兴利除弊的经世改革措施，也需由陶澍上奏清廷，才有可能付诸实践，如海运、票盐、治河等。如魏源公元1839年曾撰《筹盐篇》，建议在淮南仿行淮北的票盐法，但由于陶澍的谢世而未得施行。直至公元1850年，两江总督陆建瀛才接受和试行魏源的这一建议。没有具有经世思想的高级官吏陶澍，不但经世思想难以上达朝廷，也难以形成一个以陶澍为中心的经世人才群体，使经世人才处于更为孤立，缺乏联系的群龙无首状态。陶澍的经世思想犹如群星北斗。这一旗帜作用，是当时任何人都难以取代的。在中国古代近代相交之际，起到了承上启下的积极历史作用。

首先，以陶澍为代表的经世思潮，为中国近代的思想转向准备了思想基础。鸦片战后，师夷制夷思想、洋务思想、维新思想、革命思想，相随涌生，逐级提高，反映出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基本脉络与轨迹。任何一种思想文化都是在借鉴和扬弃前人思想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们很难想象和相信，没有以陶澍为代表的经世思潮及其活动，中国的官僚士大夫会从那种不关心世事的浑浑噩噩的状态中，很快转向夷务而睁眼看世界，编辑出《海国图志》那样的了解世界和筹划攻防的巨著，会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政治命题，会提出诸如商船、千里镜、火轮机、火轮车、自来火等“凡有益于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的进步思想，和“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如西海之民”的民族自尊自信心。须知，在此二十余年后的洋务运动中，那些迂腐的顽固派不还在玄谈什么“夷夏之辨”，胡诌什么“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吗?

其次，陶澍认拨和集结了一批关心世事的经世人才，如其属下林则徐、贺长龄；其助手幕僚包世臣、姚莹、魏源、俞德渊、王凤生、黄冕；还与汤鹏、齐彦槐、龚自珍、黄爵滋等交好。这些人在鸦片战前皆为经世之才，鸦片战后，许多人又紧跟时代步伐，睁眼看世界，研讨师夷制夷之策，成为中国近代维新思想的先驱。因此，澍澍认拨的一批经世人才，为中国近代的思想转向提供了人员组织基础。

再次，以陶澍为代表的经世思潮影响中国近代数十年。经世思潮直接发挥其社会政治影响与作用的时间，大约不过鸦片战争前后二十年左右，但它或公开明显，或隐晦曲折地影响中国官僚士大夫却长达数十年之久。鸦片战后，资本、殖民主义者侵入中国，中国的社会性质与社会矛盾都开始发生变化，原来的经世之士，开明进步官僚，已朦胧地意识到，中国急需解决的主要问题，已不仅是盐、河、漕、兵等内政问题，而是如何面对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夷务了。林则徐为铲除鸦片给中国造成的巨大危害而禁烟，为禁烟而亟需了解外国，于是主持编译了《四洲志》。后来，魏源为了解西方，学习西方，为解决中国所面临的最主要问题，在《四洲志》的基础上，收集了当时所能收集的一切有关外国的历史、地理、现状的资料，编辑了《海国图志》，他曾明确宣示，此书是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姚莹鉴于“自嘉庆中，每闻外夷桀骜，窃深忧愤，颇留心兹事，尝考其大略”，鸦片战后，他写了《康车酋 纪行》一书，目的十分明确，“欲吾中国童叟皆习见习闻，知彼虚实，然后徐筹制夷之策，是诚喋血饮恨而为此书，冀雪中国之耻，重边海之际，免胥沦于鬼域”。这说明，他们仍视自己为关心世事的经世者，师夷制夷是其原来经世活动的自然延伸与发展，师夷即为通经，制夷即是致用，只是他们自己尚未意识到自己事实上已经超越了经世思想，而开睁眼看世界的一代新风了。黄彭年曾说，道光朝中朝，因天下之利权非中饱于私家，即漏厄于海外，“于是陶文毅公起而治其内”，其大端者为盐、漕、河。“文毅既没，林文忠公继之，既治其内，复思治其外”，生动形象地表述了经世思潮与睁眼看世界新风承继渊源关系。直到戊戌变法前后，一些开明的士大夫尚对经世致用津津乐道，循袭着魏源《皇朝经世文编》之名与体例，着力编辑经世续编、三编、四编、五编、新编、新编续编、新编时务续编、统编等等，不一而足，只是增加了洋务篇目而已。甚至维新派领袖梁启超也将“经世”列为湖南时务学堂学约之一。时务学堂和《时务报》，其实不过是经世思想的另一种表述，所不同的只是由于时势的变化，“今日而言经世，与唐宋以来之言经世者又稍异”。精通六经，必须证之以周秦诸子及西人公理公法之书。“以求治天下之理”，“必细察今日天下郡国利病，知其积弱之由，及其可以图强之道，证以西国近史宪法章程之书及各国报章以为用，以求治今日天下所当有事，夫然后可以言经世”。这就再清楚不过地说明经世思潮对中国近代社会影响之深且远了，只是经世的目的、范围、方法等有所变化而已，这大概就是经世人士龚自珍所说的“但开风气不为师”的意思吧。

最后，陶澍的经世思想还造就了一个湖南汉族官僚集团。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刘蓉等洋务地方大吏，在政治思想、学术思想等方面，都曾不同程度地受到陶澍等经世务实思想的影响。曾国藩曾提出大夫做学问应研习经济、义理、考据、词章四科，而且将经济列为四科之首。左宗棠、胡林翼、刘蓉都做过陶澍的幕僚，并受到陶的提拔或信用，而后皆成为显赫的洋务官僚。他们虽凶狠地镇压过农民起义，但其中也有人在反对外国的侵略中表现得较为积极坚定，如左宗棠。他曾深受陶的影响，对陶最为钦服，常以陶澍第二自诩。无论这些人在中国近代史中扮演了何种角色，他们在中国近代史上无疑发挥过重要影响。孟森曾说“嘉道以后，留心时政之士夫，以湖南为最盛，政治学说亦倡导于湖南，所谓首倡《经世文编》之贺长龄，亦善化人。而(陶)澍以学问为实行，尤为当时湖南政治家之巨擘”。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衰世末期，陶澍等人能“识微见远”，高倡“经世致用”旗帜，他同林则徐、魏源一样，无愧为中国近代的维新先驱。有人说，林则徐“莅官七省总制，所至有惠政。予谓其毕生经济，居官功过，总在办理鸦片一案”我以为，此说虽未必全面妥切，但却不无道理，确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林则徐若无严禁鸦片的政绩，绝难享有崇高声誉。黄彭年也曾把陶澍与林则徐并列等视，高度称赞陶、林二人鉴于国内外的严峻形势，皆有匡时救弊之志，“文毅举其易者为之倡，文忠举其难者为之继，其用心诚而致力果，殆死生以之，至于一身之荣辱毁誉，固有所不计也”。他认为陶澍首倡经世，改革国内弊政，较易为功；林则徐继之以经世，“既治其内，复思治其外”，要禁鸦片，办夷务，难以致功，这是对的。但是，我们应该看到，陶澍生前，在防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武力侵扰，巩固海防等方面，与林则徐“所见相同”，曾命苏松镇总兵关天培将进行间谍侦察活动的英船阿美士德号“亲自督押”，驱逐出洋。他与林则徐一样，同是支持黄爵滋严禁鸦片的坚定禁烟派，称黄爵滋的严禁措施“为救时之急务”。在两江总督任内，曾严禁鸦片走私，并收缴了大量烟具、鸦片等。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陶澍同样具有民族尊严的傲骨，如果不是在鸦片战前逝世，也必定会不顾“一身之荣辱毁誉”，将师夷长技以制夷作为其经世致用的主要内容，站在时代的前列，作出新的巨大贡献。

无庸讳言，陶澍毕竟是封建地主阶级官僚，他致力倡导的经世思潮虽导引出更为进步的睁眼看世界思潮，成为近代维新思潮的先驱，但远非即是维新思潮。他们经世的目的，是希望藉此消除封建制度中的毒瘤溃疮，挽救封建制度的崩溃，其经世的思想、方法等，丝毫没有超越旧有的思想范畴和思维模式，未能提出任何真正有价值的救弊匡时良策，仍是“医国只贩古时丹”，这就决定了经世思潮不可能从根上解除封建危机的必然失败命远。然而，这些都是当时阶级的和时代的局限所致，是不能苛求于陶澍和地主阶级经世思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