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历史上，陶澍之所以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不仅因为他本人是嘉、道年间一位第一流的政治家、改革家和著名学者，而且还因为他识拔、重用和团结了一批为守兼优、对当时及尔后的历史发挥过重大作用的人物。陶澍与左宗棠年龄相殊，贵贱各别，但共同的志趣和思想基础以及戏剧性的巧遇，把他们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他们订了忘年之交，结下姻亲之谊，在贯彻经世致用思想、实行富国强民政策、建立文洽武功方面，有启蒙与继承、奠基与发扬光大的关系，他们都在自己生命的中晚年时代，为国家为民族建立了丰功伟绩。

　　一、两次亲切晤谈，建立深情厚谊

关于陶澍生前与左宗棠直接见面的次数与情况，根据清朝及民国时代的野史笔记的记载分析：陶澍生前与左宗棠见面的确数为两次，次数虽然极其有限，但却建立了深情厚谊。

陶澍与左宗棠第一次见面是在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据左孝同《先考事略》及罗正钧《左文襄公年谱》等记载：左宗棠“是年主讲醴陵渌江书院。”身为两江总督的陶澍，因巡阅江西，乞假回安化省墓，路过醴陵，县令为了安排好陶澍的驻节之所，请左宗棠写了一幅楹联：“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上联说的是道光皇帝召见陶澍时询问及家世，题赠“印心石屋”四字匾额的故事。下联则借用陶侃曾督八州军事的典故，表达了对陶澍的颂扬和企仰之情。

陶澍一见此联，甚为赞赏，问是何人所作。知县说：“此左山长手笔也。”乃遣使迎之至，见面作彻夜谈。当时陶澍已年届59岁，是著名的封疆大臣，而左宗棠仅25岁，不过是一名小小的书院山长。这次会见，确实非同寻常。次日，左宗棠在给妻子的信中，很高兴地谈到这次会见的情况和内心的感触：“此联盖纪实耳！乃蒙激赏，询访姓名，敦迫延见，目为奇才，纵论古今，至于达旦，竟订忘年之交。督部勋望近日疆臣第一，而虚心下士至于如此，尤有古大臣之风度。惟吾诚不知何以得此，殊自愧耳!”。陶澍之所以器重左宗棠，固然因为左宗棠才华横溢，是后起之秀，左宗棠之所以仰慕陶澍，固然是陶澍能虚心下士，有古大臣之风度；而更重要的则是两人当时的思想抱负以及对人物、时势的看法完全一致，故能“纵论古今，至于达旦”。这次难忘的会见，对左宗棠一生影响极大。

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左宗棠第三次上京会试。“榜发，又落孙山”。从此，他打消了通过科举入仕的念头，决心“不复再踏软红，与群儿争道旁苦李矣”。但饱感念陶澍的知遇与推重，决定履践前约，“拟迂道金陵，一谒云汀督部，即便还家”。陶澍将左宗棠留住署中，日使幕友亲故与之谈论，如是者旬余。此时，陶澍已六十一岁，由于苦心经营江南，操劳过度，竟患重病，自感不久于人世。他需要作出一个极其重要的决定。经过考察，他认定左宗棠是一个才志不凡、生死可托的人。有一天，陶澍将左宗棠扶在公案上说:“汝之言论志向，我俱明白，他日君当坐此，名位尚在吾右”。这时陶澍唯一的—个儿子陶桄年仅七岁。他向左宗棠表达了托孤与联姻的意向。此事虽然未象某些笔记小说所述那样当时即已实现，但为日后左宗棠到陶府课读并将长女许配给陶桄，无疑是有了成约。左宗棠殁后，陶桄祭文有云：“继遵遗命，受业绛帷”，“盟指渌江，绦萝是附”，即是确证。这第二次见面，不仅使陶、左两家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还可以说，为左宗棠日后出山发迹埋下了伏线，打下了基础。

　　二、陶府课读自修，打下事业基础

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陶澍逝世。翌年，左宗棠的业师贺熙龄推荐他为陶公馆的家庭教师，教陶桄读书。29岁的左宗棠感陶澍知遇之恩，欣然接受，来到安化小淹。他在上业师贺熙龄的信中说：“念文毅生前与宗棠有一日之雅故，又重以吾师谆谆之命，其曷敢辞”。左宗棠的一生中，真正可称为知己的，大概只有胡林翼。左宗棠与胡林翼在陶府几次相会，除共同处理陶府的一些家事外，还连床夜话，纵谈古今大政，互相激励，甚是相合。胡林翼曾推荐他到林则徐门下当幕府，贺熙龄的胞弟贺桂龄亦以优厚的条件请他去教书，他都婉言谢绝了。他为履行诺言与道义，辅教陶孤，矢志不移，始终如一。八年之后，陶公子已经长大，学有所成，左宗棠长女也与陶桄完婚了。左宗棠谈到他课读陶桄的目的，是“翼有所就，以延文毅之泽”，与陶家联姻这件事“实属奇缘”。为了维护陶澍后人的利益，左宗棠真是鞠躬尽瘁，煞费苦心。有资料记载:曾国藩督师江南时，为了解决镇压太平军所需饷糈奇绌的困难，不得不向各直省募捐，并要陶家倡捐巨资。陶澍虽当了几十年大官，但清正廉明，家里并不富有。左宗棠出面要求缓颊，未获允准，乃“纠集陶氏房地券约，罄所有纳当道，核其数，不逮五万金。事得释，而天下益知文毅之廉”。左宗棠为此事对曾国藩很有意见，“以致仇隙”。这或许是后来曾、左交恶的最初起因。对此，一般研究曾、左关系史的历史学家似乎都未予重视。关于左宗棠被迫出山的故事，还有一种说法：湖南巡抚骆秉章钦慕左宗棠的才能，“思大用，左匿迹不出，无如之何。乃以抗捐事，逮其婿陶某而系之。左大愤，入督（抚）署，攘臂而争。”骆“闻声至，急下阶抵手大笑曰：‘此正所以逼公之出也。安有陶文毅之子、左季高之婿而可以被逮者乎!’乃解其缚，留左于署，与商大计焉”。

左宗棠一生学识，最得力的是舆地、农学等经世之学。陶澍是个爱好收集图书资料的学者，是有名的藏书家，家中有“赐书楼”，藏有极珍贵的“古今图书集成”以及其他经、史、子、集和舆地等书，其中有关国计民生的水利、荒政、田赋、盐政四门学问的图书，藏量堪称全国第一。左宗棠饱读了这类图书，精通了这方面的学问。他致妻子的信说：“吾在此最快意者，以第中藏书至富，因得饱读国朝宪章掌故有用之书。自海上事起，凡唐宋以来史传、别录、说部及本朝志乘记载、官私各书，凡有关系国家故事者，无不涉历及之，颇能知其梗概，道其原委，此亦有益之大者”。难怪左宗棠还常向人家说：“仆三十以后读书渐多，阅世渐深”，“余书系在陶家读得”。这是由衷之言。由此可见，左宗棠在陶府教书的八年，也是他饱读藏书的八年，从此他见闻大增，知识广博，为他以后显赫的政绩，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例如：他曾利用陶府所藏《古今图书集成》中《康熙舆图》并《乾隆内府舆图》，经过悉心考索，订正了以前所绘舆图的脱误，指出康熙官书“英圭黎来朝”中的“英圭黎”即“英吉利”之讹；他还从陶府所藏复除西域事略的疏稿中，了解到泰西英吉利等国早已与“敖罕”（浩罕）暗地勾通的事实；他又从疏稿中知道当时粤绅潘仕成曾以洋人雷壬士所制水雷进献朝廷，朝廷谕令天津道向荣监同演试，确有效验，等等。这些知识对他数十年后举办洋务、规复新疆，都是很有益处的。

　　三、光大陶澍事业，创建丰功伟绩

长期以来，在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的研究中，常常有意或无意地忽略和冷落鸦片战争前近半个世纪（即整个嘉庆一朝和道光二十年以前）的历史，形成了互不衔接、彼此脱节的现象，所谓“盛世一过，清史完结；大炮一响，近代开端”。这是片面和不妥当的。在追溯近代史诸多社会现象、制度设施和人物思想的渊源上，亦是如此。例如对左宗棠的师友关系，人们往往只注意到魏源、林则徐和贺氏兄弟，而对这些人物中的“巨擘”和领袖陶澍则不予重视。实际上，陶澍是左宗棠经世致用思想最早的直接启蒙者。左宗棠一生事业，可以说是对陶澍、

林则徐爱国利民事业的继承和发扬光大。

嘉、道年间，正是清朝封建统治走向衰落的时候，世界资本主义正处在上升阶段，积极争夺殖民地，把侵略矛头指向中国。清朝统治者为了挽救衰颓的局势，十分注重经营东南，因为东南多贡赋，饶财货，以供天子百官负贩之利，故东南治，则天下亦治。陶澍有鉴于此，在两江致力改革，讲求经世致用成绩显赫，政声卓著，深为朝廷所倚重。这自然会激起左宗棠的由衷钦慕，并起而效法。陶澍在两江大力兴修水利，广辟农田，赈灾和建立义仓等，民生以赖，民心以安。左宗棠在西北十多年的事业，很多是仿效陶澍治理两江的办法。他在出兵新疆之前，先派张曜屯田哈密，两年之间，完成了一百八十多处坎井，成功地开垦了一万数千顷田地，生产数千石粮食，为以后收复新疆北路提供了重要的物资保证。陶澍治理两江，切实整顿盐务。当时清廷在财政上按引收课，东南唯盐，西北唯茶。左宗棠肃清甘肃后，为了充裕财政，除认真整顿盐务外，主要对茶务进行了改革。他在《甘肃茶务久废请变通办理折》中说：“道光年间，江南盐务废弛，先臣陶澍力排众议，于淮北奏改票盐，鹾纲顿起，且有溢额。曾国藩克复金陵，犹赖票盐为入款一大宗，其明验也。盐可改票，茶何不可?”乃决定变通“仿淮盐之例，以票代引”的方法，“改拟商贩并招”。试行之后，效果渐著。此后甘肃茶务，大致保持着左宗棠的规模。陶澍任两江时，江水泛滥成灾。他实行平粜，施设粥厂，流移老疾孩稚者皆有所养，民不知灾。还于州县每乡每村建一丰备仓，以丰补歉，组织群众自救。左宗棠在西北，曾遇到一次三百年来未有的大旱，他采用了陶澍赈灾的办法，禁止客贩囤粮，实行市价收买平粜，旗米用作赈粮，熟米煮成赈粥，并竭力保婴、恤嫠，施药、施棺、施寒衣，也命各地方劝办义仓，以储粮救灾，由当地贤良管理，不令吏胥涉手。他还由此发起一个凿井运动，除以工代赈外，还加给银钱，收到了一定效果。

在陶澍督理两江之后四十年，左宗棠亦被调署两江总督。他对陶澍的改革甚为赞赏，一切设施，率由旧章。左宗棠认为两江的首要工作，第一是盐务，搞好盐的生产和运销；第二是疏浚河道，导淮入海；第三是整修漕运，浚深运河。以上这些措施，还是依照陶澍的规模，加以巩固和完善。由是陶澍在两江的改革事业，得到发扬和光大。

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正月，左宗棠在与江苏巡抚会衔的恳求将陶澍与林则徐合建专祠的奏折中，满腔深情地说：“臣查陶澍之督两江也，于地方应办事宜，如筹漕运、整鹾纲、修水利、立学校诸大端，皆次第施行。当议改两淮盐法之时，震撼危疑，异论蜂起，卒能坚持定见，救弊扶衰，上荷宣宗成皇帝鉴谅允行，成效昭著，尤为当时所推重。其时林则徐任江苏巡抚，该前督臣与之筹创海运，兴修水利，整顿盐务，办理荒政，推求至当，彼此和衷共济，措正施行，论者谓其规模宏远，条理缜密，志同道合，有非寻常所能窥测拟议者。当时名业烂如，至今读者犹深慨慕。臣忝司疆寄，距二臣在位已五十余年，而流风善政犹存，辄不胜景行仰止之慕”。他还亲自为两公祠撰写一幅楹联：“三吴颂遗爱，鲸浪初平，治水行盐，如公诚不朽；册载接音尘，鸿泥偶踏，湘间邗上，今我复重来”。“复重来”的左宗棠不仅仅自豪于是陶、林事业的继承者，而且他还认为自己能完成规复新疆等大业，出将入相，功业名位已经超过了陶澍，因而洋洋得意。史载：左宗棠自两江乞假回湘省墓，一日在宴饮席上对女婿陶桄说:“两江各总督，湖南得三人，一为汝家文毅公，一为曾文正公，其一则我也。然渠二人皆不及我，文毅时未大拜，文正虽大拜而未尝生还；但我亦有一事不及二人，则无其长须耳”。虽语近玩笑，却也合符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