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澍是晚清著名的地主阶级改革派之一。他自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出任安徽巡抚起，在两江地区担任封疆大吏达16年之久，并且取得了使其名垂青史的显著政绩。本文试图从主观、客观两个方面探讨陶澍取得成就的原因。

一

古往今来，凡成就利国利民事业的人物，都具有积极进取的精神、脚踏实地的任事作风和卓越的胆识才干。而这些也正是陶澍赖以取得显著政绩的主观条件。

陶澍生前即有“任事勇敢”之誉，他自己也说：“生性素锐，每以没世无称为惧”。抵皖伊始，便遇到清理库项亏空之事。嘉庆年间五次清查均未了结，是一笔糊涂帐。陶澍明知此事牵涉官场利害关系，头绪也十分繁杂，仍然义无反顾地知难而进，“治丝理芬、钩稽一载”，“分别应参、应补、应豁，于是三十年库款纠结，豁然一清”。调任江苏巡抚，正值首次试行漕粮海运。此事有很大风险，加上借河运中饱蠹蚀之辈“轰起而交持之”，故直接负责漕运事宜的一些官员顾虑重重，迁延观望，屡误事机。陶澍抵苏后，审时度势，毅然承担起这项重任，终获成功。陶澍升任两江总督时，其辖区的盐政敝坏不堪，要扭转这种局面决非易事，势必对盐政痛加整顿和改革，这就不可避免地会触怒靠盐政弊端肥私的势力，招来明枪暗箭。陶澍能毫不犹豫地受命兼任两淮盐政，在艰难竭蹶中，顶着外部巨大的压力，大力整顿和改革，使两淮的盐政迅速改观，扭转了盐滞课悬的局面。

从上述事实可知，陶澍在两江地区每任一职，都遇到了相当棘手的问题，令人咋舌的复杂局面，而他却是勇往直前，并且善始善终解决了这些问题。这足以说明他具有积极进取的精神。那么，陶澍为什么会有这种积极进取的精神呢？

其一，传统文化中以天下为己任、奋发有为精神的哺育。陶澍出生于湖南安化，而“正是在湖南，王夫之的能动主义和不可调和的道德观的榜样自十七世纪以来就一直流传不息”。陶澍处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之中，在少年、青年时期，又深受有很深的儒学造诣，把以天下为己任奉为信条，“居平为义若嗜欲”的父亲陶必铨，以及与陶家“敦古交”、以范仲淹为楷模而“自号乐园”的著名经世学者严如熤的影响，因而从少年时代便树立起以天下为己任、奋发有为的志向。陶澍不仅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而且还受到历史上以天下为己任、奋发有为的豪杰的感召。他特别仰慕明代著名改革家张居正，由衷赞叹张居正在“上恬下嬉、气象恭然”的状况下“起而振立，挈领提纲，综核名实”，使“法肃于庙堂之上，而令行于万里之外”的业绩，认为张“洵旷古之奇才”。同时，陶澍对于张不避嫌怨、除旧布新而在生前身后招致种种非难与诽谤，甚至“巢倾而卵覆”的历史悲剧也感慨万端，意识到“危疑之际，圣贤所难舄”，要干出一番利国利民的事业，会遇到重重阻力，甚至付出高昂代价。但陶澍坚信，“恩怨尽时方论定”，真正作出有益贡献的人，终究会得到历史的公正评价。

其二，陶澍廉洁操守的支持。陶澍为政清廉，有口皆碑。这不仅关系到他个人的品质，而且也成为其积极进取的推动力。就拿清理安徽库项亏空一事来说，在陶澍之前先后搞了五次，何以都无眉目？这主要不是当事官员力不胜任，而是由于他们本身不干净，根本不愿查清。陶澍曾尖锐指出：一些地方钱粮长年亏空，“其源者何？督抚藩臬各上司是也”。他们或是对州县亏空失察，为免追究而百般掩盖，或是向下侵渔钱粮以肥私，更怕暴露受惩处，如此等等。这类官员，自然是不愿也不能将亏空查清的。但陶澍并没有这类官员的隐情。因此他就能够毫无顾虑、决心坚定、态度认真、一查到底。

其三，陶澍豪迈性格的作用。陶澍幼年即有神童之誉，靠着刻苦努力，23岁中举，25岁成进士，在嘉、道两朝均受到皇帝器重，政声远播，仕途一帆风顺。这种经历，自然会影响陶澍的精神状态，使之性格豪迈，有很强的自信心，魏源说他“尊严若神”、“遇事奋发，义形于色”。这种豪迈的性格，当然会促使陶澍积极进取、建功立业。

积极进取的精神是陶澍取得显著政绩的先决条件，而与之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还有陶澍脚踏实地的任事作风和卓越的行政才能。“实心任事”、“办事认真”是陶澍为政的一贯作风。他历来反对敷衍塞责的官场习气，而以“办一事须了一事”作为自己的守则。在实践中，有两个方面表现出他扎实任事的作风；一是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二是施政时周密部署并勤于督促。

陶澍非常注重调查研究。从指导思想来看，陶澍对当时“高谈性命，逃之于空虚，议论日多而无当于实用”的士林风气深为不满，而大力提倡反其道而行之的“实学”。陶澍说：“夫天下有一物即有一象，有一象即有一理，……丝毫不容假借”，必须“即实象以求实理”。具体到为政方面，陶澍也认为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是正确处理政务的基本前提。他说：“将举一方之利病而兴剔之，其山川、风土、人物、官师、学校、财赋各大端，皆不可不周知其故”。他进行调查研究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书本，二是深入实际。就前者而论，陶澍“尤邃史志舆地之学”，为的是在施政中“藉资考镜”。就后者而论，陶澍从不偷巧、含糊。如陶澍擅长治水，在安徽，曾“遍历滨淮各处”，并且不辞劳苦地“亲登涂山绝顶，复登寿州城北之八公山”以求对淮河及其支汊的形势作总体观察。在江苏，他全面勘察了吴淞、黄浦、浏河等大河及其支流，沿途向有经验的下级官员、农民作调查。从而得出吴淞江为江浙水利第一枢纽，必须首先疏浚其下游以使水流通畅，然后分别治理其他河流的正确结论。

除了注重调查研究之外，在施政的周密部署和勤于督促中体现出认真办事的态度。处理政务“指麾区处，不遗巨细”，是陶澍施政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作重要决定时，陶澍总是尽可能考虑到各方面的因素，决不轻举妄动。在江苏组织指挥海运，陶澍于事先认真研究了江船、海船的交接，照顾海船利益以使之乐为海运效力、确保海上安全、减少中间环节以避免胥吏等掯勒、缩短海运周期等具体问题，并制定出相应措施。至于勤于督促，这是陶澍认真办事的态度由己及人的自然延伸。在疏浚吴淞江工程中，陶澍检查施工情况，“屏舆从，徒步视察，不受属吏欺”，“至坝所，亲以水尺量坝内外，深浅不符，吏支吾，严诘之，叩首伏罪”，以至于官吏们感叹说：“自来阅工者，无此认真也”。

对于政治家来说，行政才能如何，直接影响其作为的大小。陶澍能取得显著政绩，自然也是靠着他卓越的行政才能。在当时的统治集团中，陶澍以能员著称。做疆吏前，他先后在清政府中央和地方机构任御史、给事中、道员、臬司、藩司等职务，熟谙清朝典章制度，出色地处理过刑名、财政、赈灾等事务，这些都有助于他把握清朝统治机器的运行规律，使之不断提高行政才能，进而为其成为有作为的疆吏打下基础。那么，陶澍卓越的行政才能是怎样表现的呢？第一，善于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下抓住关键环节，有效地解决问题。陶澍“生平所至兴革，务挈大纲，导大窾”。总是讲求正本清源，而不在枝节问题上分散力量。他接手两淮盐政时，局面如一团乱麻。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很快抓住问题的关键：盐价过高。于是集中主要力量降低盐价，很快就扭转了局面。第二，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并且知人善任，充分发挥各种人才的作用。陶澍为人，“胸怀洞无城府，待人表里如一”，与周围官员一般都能保持良好关系。担任两江总督时，就连很难处好关系的河道总督，他也能与之“和衷共济”，为“前此所罕有”。在实践中则非常留意于发现和使用人才，“用人必尽所长”。象林则徐、俞德渊、姚莹这些干练有为的官员，都曾得到他的重用，富有真知灼见的经世学者魏源、包世臣，也被他用为重要谋士。如果陶澍不是这样发现和重用一批人才，那么他就很难在众多方面取得显著政绩。

二

“一个最有才干的统帅，如果环境对他不利，他就不能达到……目的”。斯大林这一论断，启发我们认识到研究陶澍取得显著政绩的客观条件的重要性。

陶澍当时所处的环境，亦即他取得显著政绩所凭藉的客观条件，可以从当时的情势、陶澍周围一批改革派的协助以及道光帝的支持这三个方面来探讨。

先分析当时的情势。

道光年间，是众所周知的清朝衰落时期。由于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农民起义接连不断，再加上统治集团腐朽没落，使整个社会陷入动荡不安的危机状态。特别是作为统治的物质基础的清朝财政，经过嘉庆朝镇压白莲教起义的巨大耗费，已经一蹶不振。与清朝财政收支关系甚大的盐、漕、河三大政，也都因积弊太深而发生爆炸性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的统治要支撑下去，就不能依旧麻木不仁，而必须进行一些整顿和改革，延缓一下衰败的过程。

此外，从清朝统治集团内部权力分析的情况来看，尽管道光年间满汉界限依然存在，但由于满汉地主阶级根本利益一致，由于清朝统治到嘉道年间已持续将近两个世纪，满族统治者与汉族地主阶级在思想观念、政治态度等方面已经相当一致，封建士大夫基本上不再视满族统治者为异族压迫者，而对之严守君臣名分；特别是由于汉族地主阶级在嘉庆年间声势浩大的白莲教大起义中充分显示了对清朝统治者的忠诚，拼死镇压起义农民，为清朝统治免于倾覆立下汗马功劳，因而从嘉庆年间以迄于道光年间，满族统治者对汉族官员的疑忌和防范已大为减轻，汉族官员的权力也逐渐增大。有研究表明：“嘉庆”时代开始了汉族官员在清朝省一级政务中占支配地位的局面。这种情形在道光朝更为明显，除东三省外，15个设巡抚的省份，有14个省份多数时间由汉族官员担任巡抚（只有山东省例外）；与此同时，总共11个总督职位，有7个（即两江、闽浙、两广、云贵、漕运、江南河道、河东河道总督）多数时间也由汉族官员担任。因此对于陶澍这类富于进取精神又具有卓越才能的汉族官员来说，无疑是提供了大显身手的有利条件。

再来分析一下陶澍周围一批改革派对他的协助。

道光年间，面对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深重危机，一批具有忧患意识的士大夫在经世致用的旗帜下，形成了地主阶级的改革派。当时两江地区在全国最为富庶，各种矛盾也最为集中，又有陶澍这样一位锐意进取的官员长期担任巡抚、总督，因而改革派很自然地大量聚集在这里（主要是江苏）。他们大力协助陶澍，成为陶澍取得显著政绩的重要因素。

陶澍周围的改革派主要有10位，即：与陶澍很早结下深厚友谊、从道光十二年二月至十七年正月担任苏抚的林则徐，以编纂清代第一部以经世致用为目的文集《皇朝经世文编》而闻名、担任过江苏藩司的贺长龄，“甚得民心”而被陶澍保荐、“超授两淮盐运使”的俞德渊，学识渊博、擅长行政事务、担任江苏藩司5年的梁章钜，“历官江苏最久，周知利病”、先后担任江苏藩司、巡抚、被陶澍“倚如左右手”的陈銮，以“经世自任”、担任过武进等县知县和护盐运使的姚莹，以干济知名、长年在江苏任知县、知府，颇为陶澍倚重的黄冕，与俞德渊齐名、曾任两淮盐运使、“治淮盐尤为陶澍所倚”的王凤生，近代维新思想的先驱、对漕、盐、河、兵饷等大政有精深研究，与陶澍关系密切、“受知至恳以笃”的魏源，“善经济之学”、长期生活于江苏、经常就大兵大荒河漕盐诸政向当道提出建设性主张的著名经世致用学者包世臣。他们有的是省、府、县官员，有的是当时最杰出的政务专家。对陶澍来说，这是一个很理想的群体。支持陶澍的改革派分布于省、府、县各级行政机构，就能使陶澍较顺利并且扎扎实实地推行其决策措施，而大大减少官场司空见惯的倾轧、推诿、玩泄等陋习；有最杰出的政务专家充当陶澍的谋士，就能使他在作出重要决断时臻于妥善而尽可能减少失误。

这些改革派是怎样协助陶澍的呢？

第一，大力支持陶澍的施政主张，并积极为之出谋献策。陶澍重要的施政主张，如漕粮海运、整顿改革盐政等等，包世臣等人很早就已提出，因而在改革派中是有深厚基础的。所以，很自然地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陶澍着手准备漕粮海运时，遇到很大阻力。改革派则同心协力，首先通过大造海运舆论来支持陶澍，包世臣、魏源、贺长龄纷纷撰文、致书政要，充分论述了海运的必要性、迫切性和优越性，有力批驳了反对海运的种种谬论，促使那些反对海运的人转变立场。其次，他们还主动为陶澍分忧解难，林则徐、贺长龄、陈銮、魏源、包世臣都根据自己的经验与研究，对海运的组织指挥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使陶澍得以“依仿定章”、“集议定计”，同样，陶澍整顿、改革盐政过程中，俞德渊、王凤生精心筹议，提出当时条件下最稳妥的方案。裁浮费，减窝价，浚河道等等，魏源与包世臣等则进一步提出废除纲盐制、改行票盐制的具体设想。正因为如此，陶澍才能很快作出对淮南力加整顿、在淮北改行票盐的决断，实施中也未出现大的波折，而迅速收到良好效果。

第二，认真扎实地执行陶澍的施政决策。陶澍组织指挥海运、主持兴修水利等等，不仅在制定方案时在改革派中集思广益，而且在方案实施过程中也颇依赖于他们的苦心操持、积极努力。以俞德渊协助陶澍治理盐政来说，陶澍主持两淮盐政，主要是确定大计方针，而实际事务基本由俞德渊负责。俞“殚精竭力，刻苦支持”，“整顿章程，删浮费、去冗滞、卹商便民”，与此同时，他还“力崇节俭，妻子常衣布素”，“在余利，尽以充库，无私取”。正是靠着他的惨淡经营，两淮盐务才大见起色。因此，当俞德渊因积劳成疾而于道光十六年春骤然病逝时，陶澍“不禁失声”，痛感“如丧余之右臂”。

最后谈谈道光帝对陶澍的支持。为了使清朝统治摆脱危机，道光帝采取了整顿吏治、紧缩开支、严禁鸦片等措施。他看中并提拔了一批有进取心、干练有为的官员，如陶澍、林则徐，赋予他们前所未有的权力，鼓励他们为清王朝兴利除弊。在鸦片战争前道光帝当政的20年里，漕粮首次海运，两淮协政整顿改革大见成效，还有声势浩大的禁烟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兴起，这些大事，都是不能撇开道光帝来谈的。

那么，道光帝是怎样支持陶澍的呢？

首先，道光帝给予陶澍以相当的权力和合适的位置，使其得以施展抱负才干。陶澍从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迁山西按察使，仅隔2年，便擢皖抚；又过7年之后，再擢两江总督，次年兼任两淮盐政。两江总督在当时是仅次于直隶总督的地方要职，盐政关系到清朝财政命脉，陶澍升迁如此之快，并且在任总督的同时又掌管重要财源，在当时官员中实属少见。还注意的是，陶澍从道光三年任皖抚，直到十九年殁于总督任上，从未离开两江地区，而其中绝大多数时间（14年）他又一直在江苏。这也是不多见的，说明道光帝是把经济最发达同时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最集中的地区长期交给他治理。可以说，正是在道光朝，正是靠着道光帝，陶澍才得以掌握较大的权力，并且得到适合于施展其抱负才能的位置和机会。

其次，道光帝在陶澍的兴革遇到阻碍时给予他以有力的支持。拿海运来说，道光帝明确表示了倾向海运的态度，并相继撤换了消极对待海运的苏抚张师诚和两江总督魏元煜，改派积极主张海运的陶澍、琦善接任。再看整顿改革盐政。道光帝任命陶澍为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并派支持整顿改革的军机大臣王鼎等前往江苏，会同商议定计；当他们定出方案之后，道光帝又很快批准执行。道光帝的这些举措，使反对整顿改革的势力难以直接阻挠，为陶澍减轻了压力。尽管如此，随着陶澍整顿、改革措施的展开，反对势力“或假他端而侧击，或张细故以旁敲，因而造作言辞，百般吹楚”，还是闹得满城风雨。在这种情况下，道光帝重申同意陶澍的整顿改革措施，要陶澍“切勿惑于浮议”，“只可屏除不顾，尽心报国为是”。这就为陶澍撑了腰、壮了胆。魏源评论说：“方公初议海运，则南漕、北仓挠之；议裁鹾费，则窝商、蠹吏挠之；议裁粮私，则长芦、总漕挠之；议改票盐，则坝夫、岸吏挠之；群议沸腾，奏牍盈尺。使公之仔肩稍不力，天子之倚任稍不坚，必不能善其后”。这些评论是客观、恰当的，决非谀词套语。

当然，道光帝对陶澍的支持也不是没有限度的。他毕竟是处于王朝衰落时期的封建君主，没有先祖康熙等帝那样的气魄和胆识，虽然也想搞些整顿、改革，但却唯恐伤筋动骨，招致更大的不安。因此，对于陶澍所做的纯属封建体制修补性质的兴革，他也是顾虑重重、有所保留的。最突出的事例是：道光六年试行海运大获成功，陶澍随即要求江苏苏松五府州漕粮永行海运，但清廷担心这会过于损害依赖河运的势力的利益以致别滋事端，不予批准。清廷的决定显然反映了道光帝本人的看法。此外，淮北自道光十二年改行票盐之后成效大著，但是道光帝迟迟不支持陶澍向淮南推广，主要是虑及这项改革触及面广，害怕会出乱子。道光帝缺乏勇气、求稳怕乱的性格，无疑会使陶澍的施政受到很大限制。这也是无可讳言的。

以上笔者从主、客观两大方面论述了陶澍在两江地区取得显著政绩的原因，所得结论是：陶澍的显著政绩，既是他本人勇于进取、扎实任事、发挥卓越才能的产物，又是当时地主阶级改革派以及道光帝为消除面临的危机、巩固清朝统治，而与陶澍共同努力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