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在辛亥革命后，只活了一年半的时间，一九一三年三月，就为袁世凯所谋杀。在这短短的一年半中，宋教仁才华横溢，锋芒毕露，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和袁世凯作斗争的主要领导人，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辛亥革命后，宋教仁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积极参予革命新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筹建。

武昌起义前夕，湖北革命党人曾派人促请黄兴、宋教仁赴湖北领导起义。宋教仁因轻信胡瑛对湖北形势的错误估计，迟赴武汉。因此起义胜利后，湖北革命党人群龙无首，元洪出任都督。这时各种势力纷起，以图取得全国政权。黎元洪及少数湖北革命党人企图措首义之功，号令天下，立宪党人投机革命，掌握实权，竭力抢夺革命果实；袁世凯图谋排挤革命，推翻清廷，称典天下。面对这种形势，宋教仁在上海曾与黄兴商派桕文蔚前往南京，策动新军反正，夺取长江下游以制天下。接着，偕黄兴奔赴武昌“支撑全局”。宋教仁到武昌后，立即认识到黎元洪、汤化龙等掌握革命领导权的危险性，力主由黄兴任两湖大都督，或南方民军总司令，以便由革命党人掌握领导权。年底，孙中山回国，宋教仁积极支持孙中山就任大总统，并积极参加了南京临时政府的筹建。对各部人选，宋教仁主张“初组政府，须全用革命党，不用旧官僚”。表明宋教仁始终坚定地主张把领导权控制在革命党人手中。随后，南北议和，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宋教仁以农林总长的身份参加北京政府。一方面他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提出了内政、外交、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具体政策，力图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中国。另一方面，他以各种方式和袁世凯进行了斗争。当袁世凯坚持独裁，拒绝内阁副暑而擅自发布命令的时候，宋教仁以辞职表示抗议，与之展开了公开的政治斗争。

有人仅从南北议和中宋教仁主张选举袁世凯为总统的事突出发，就断定宋教仁的“一切行动都是在‘拥袁’的政治前提下进行的，他是当时有名的亲袁派”。这种说法是不恰当的。第一、武昌起义后，袁世凯复出，不仅拥有雄厚的军事势力，而且趁机掌握了清政府的政治军事大权，同时，他还得到了帝国主义国家的协力支持。革命党虽然拥有十七省之众、士气高涨，但各自为政，内部纠纷较多。军队并未完全统一。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争取袁世凯站在革命一边，推翻封建王朝，应该说对革命是有利的。当时的错误，在于争取袁世凯的同时，把革命的领导权也廉价地奉送了。第二、革命内部普遍地存在着和袁世凯妥协的逆流。投机革命的立宪派，旧官僚迫切需要和袁世凯妥协，以图一道夺取革命的胜利果实。同盟会内部也政见纷纭，章太炎为立宪派拉拢，积极鼓吹南北议和，反对“北伐”的正确主张。在讨论成立临时政府时，他主张“虚大总统以待北方之英，树大元帅以顺南方之志”。汪精卫四处奔走，公然宣扬“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指袁世凯）促成不可，且非公担任（总统）不可”。黄兴也对袁世凯抱有幻想，曾致电袁世凯，比之为拿破仑、华盛顿，称“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企图借袁世凯的力量，推翻封建帝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就是革命领袖孙中山，也在各种压力下，向袁世凯表示自己只不过是“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在这样一片与袁妥协，赞扬的声浪中，我们有什么理由单单指责宋教仁呢？第三、宋教仁和许多革命党人一样，虽然赞成袁世凯当大总统，但对袁世凯并不完全信任。南北对峙时，他指出袁世凯“号召私党，扶翼满族。阳假议和之名，阴为添兵之计。其人本不学无术，共品更恶劣可鄙。”随后，宋教仁作为迎袁专使之一，抵达北京，对袁世凯制造兵变的阴谋，也有所觉察。他说：“目下至京，忽逢大难，此中隐情，定是手段。”对于袁世凯的收买拉拢，宋教仁更坚决抵制，连袁世凯送给他的五十万元也“原票奉壁”。他又坚决主张内阁制，力图置袁世凯于无权的名义地位。因而宋教仁成为袁世凯独裁专制的头号敌人，终于为袁所暗杀，“亲袁派”的帽子怎能扣在宋教仁的头上！

辛亥革命后，宋教仁所做的另一件大事，是主持革命法制的制定。

宋教仁认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政体的一个关键措施，就是制定宪法和法制。他说：“宪法者，共和政府之保障也。中国为共和政体与否，当视诸将来之宪法而定。”武昌起义只十多天，宋教仁就起草了《中华民国鄂州约法》。《约法》虽只限于一个省的范围，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性质的宪法。它以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为其思想基础，庄严宣告：“人民一律平等”，人民享有各种民主自由权利；“都督由人民公举”，其权限类似总统，对议会负责；“议会由人民于人民中选举议员组织之”；议会，政务委员会、法司分别行使立法、行政，司法的权力，实行三权分立。《鄂州约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描绘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形象。其他独立省分，也根据这一《约法》的基本原则、组织了省级政府。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宋教仁作为法制院总裁，主持和参与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及许多法律和条例的起草与拟订。所谓“临时政令，多出其手”。《临时约法》是《鄂州约法》的继续和发展，它确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治制度，宣告了中华民国的合法性；它彻底否定了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为在中国实行民主和法制提供了依据和法律保障。毛泽东说：“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那个时期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当然，是否完全的，有缺点的，是资产阶级性的，但它带有革命性、民主性。”北京政府成立后，宋教仁一方面积极为制定宪法而努力，并力图以此来约束袁世凯的权力；另一方面，则以农林总统的身份，拟定边境开垦移民诸法律案，以及垦植厅、林务局、鱼政厅、垦植总管府等官制草案，力图加速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建设。他还在《代草国民党之大政见》中，根据资产阶级法制的基本原则，提出了单一国制，责任内阁制，选举制，地方自治等重要国策。并强调统一司法，实行法治。总之，宋教仁以资产阶级法制为武器，与袁世凯的专制政治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宋教仁在法制方面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两千多年来，中国一直处于封建专制统治之下，知道服从至高无上的皇帝，“君权神圣尊严不可侵犯”的思想根深蒂固，从来不知道什么宪法和法律，一切设政施治皆出于君命，实质上就是“王制”。法制是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有力工具，任何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都必须制订法制。宋教仁对这一点是深有认识的。他竭立主张“制定真正的共和宪法”，而且要坚决贯彻一切“政治的进行，先问诸法，然后问诸人”的原则。为此，宋教仁不仅坚决批判了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而且无情地揭露了清廷予备立宪的阴谋。他非常注意研究西方各国的法律制度，力图根据西方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迹的原则，制定中华民国的宪法，建立资产阶级的法律体系。以根除人治，反对专制，实行法治，提倡民主。在中国历史上，宋教仁是资产阶级法制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因此，他的遇难，被孙中山称为“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辛亥革命后，宋教仁所做的第三件大事，是将同盟会改组扩大为国民党。

宋教仁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两党政治体制非常佩服，他的政治理想，就是通过两党的宪法范围内的自由竞争，由议会中的第一大党出面组织责任内阁，掌握政权，从而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为此，他以很大的精力，从事于政党建设，力图建立一个好的政党。他以为有了一个好的政党，就能建立一个好的政府。他说：“一国之政治，恒视其运用政治之中心势力以为推移。其中心势力强建而良善，其国之政治必灿然可观，其中心势力脆薄而恶劣，其国之政治必暗然无色。……而共和立宪之国，其政治之中心势力，则不可不汇于政党。”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建立后，全国各阶级、阶层、集团、个人，展开了一场争权争利的斗争。纷纷拉拢势力，成立政团。一时间全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政团三、四十个。一九一二年五月，统一党联合民社等六个政团，组成共和党，依附袁世凯，与同盟会对抗。在这种情况下，宋教仁为了反对袁世凯的专制独裁，实现资产阶级“政党内阁”的理想，于一九一二年八月，以同盟会为中心，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等党团，成立国民党，选举孙中山为理事长，黄兴、宋教仁等九人为理事。国民党成立后，党员众多，势力大增，宋教仁认为“自斯而后，民国政党，唯我独大，共和党虽横，其能与我争乎？”不久，孙中山委宋教仁为代理理事长，主持国民党的工作。自此，宋教仁更以实现资产阶级“政党内阁”为己任，战斗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

对于宋教仁将同盟会改进为国民党，一直责难颇多。文化大革命中有人认为“国民党在政治上比同盟会大为倒退，完全失去革命色彩”。近年来，虽然学术界比较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的积极意义，比较客观地肯定了国民党的进步性。但是，“排斥孙黄、钢领后退、组织不纯、不合国情”的指责，总是时隐时现地落在宋教仁的头上。我们认为这种指责也是不公正的。第一、同盟会的淘汰和解体是必然的，它改组为国民党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同盟会本是一个十分松散的反满革命联盟，成员十分复杂。辛亥革命以后，同盟会内部已经开始分化，战斗力远不如前，作为辛亥革命领导核心的同盟会，实际上处于分崩瓦解的境地。章太炎与同盟会脱离，成立了“中华民国联合会”，随后和立宪派张謇等人联合成立“统一党”。湖北同盟会员孙武等人则组织了“民社”，拥黎元洪为首领。在这种情况下，再坚持同盟会这面旗帜，已是不可能的了。改组后的国民党，坚持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方向，公开宣布以“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为宗旨，其目的是在中国“求完全共和立宪政治”。这不仅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而且适应了当时斗争的需要。成为袁世凯专制政治的对立面，比同盟会进了一大步。第二、国民党在纲领上比同盟会后退了，取消了“平均地权”的政治主张，这是事实。但是，这种后退不能归咎于宋教仁个人，而是反映了大多数革命党人的思想，是资产阶级的本性所决定的。资产阶级不可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就是提出“平均地权”口号的孙中山先生，在担任临时大总统以后，也在事实上放弃了“等均地权”的纲领。这时孙中山所提的民主主义，也只有发展实业的内容。第三、改组后的国民党，把一些立宪党人，官僚政客都拉入到党内来，造成国民党成分复杂，组织不纯。其实，这是所有资产阶级政党的通病，同盟会及以后孙中山亲自组织的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都存在这一问题。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单单责备宋教仁。而且，国民党仍然以同盟会为骨干，其领导权掌握在革命派手中。同时，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当整个资产阶级趋向和袁世凯妥协的时候，国民党却在组织上不同程度地团结了各种反袁的政治势力，树起了一面反对专制政治的革命旗帜，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功绩。第四、所谓“排斥孙黄”的指责，也是没有根据的。国民党的成立，得到孙中山、黄兴的同意和支持，孙中山亲自参加了国民党的成立大会，发表了演说，并当选为国民党的领袖（理事长），黄兴也是国民党领导集团的成员。以后，孙中山多次赞扬国民党的建立，支持国民党的活动，还在日本发表演说：“指出政党的重要作用，并提出在中国实行内阁制度的主张”。这实际上是对宋教仁及国民党的支持。最后，我们还应该指出，在宋教仁的主持下，国民党坚持民主政治，反对专制独裁的斗争，终于争取了群众，成为全国第一大党。并在选举中赢得多数，成为袁世凯专制政治的最大阻力。事实说明，宋教仁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是符合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的，是起了促进革命发展的积极作用的。应该予以充分的肯定。

辛亥革命后，宋教仁所作的第四件大事：是力图在中国建立“议会政治”、责任“内阁”的资产阶级政治体制。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的前夕，对于在政府中采取总统制还是内阁负责制的问题上，宋教仁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多数同盟会人士发生了意见分歧。宋教仁坚决主张的阁制。他认为：“内阁不善可以更迭之，总统不总则无法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必致动摇国本”。北京政府成立后，宋教仁更加积极地为实现政党内阁，议会政治而努力活动。他把各派反袁的政治势力，团结在国民党的旗帜之下。一九一三年初，宋教仁离京南下，周游南方各省，长江流域，参加各种会议，发表演说，揭露专制独裁，鼓吹政党内阁。宋教仁所到之处，受到人民的热烈欢迎。大有倾倒一时之概。他认为要改良社会，促进进步，实现民主共和体制，就必须在中国建立“良好政府”，实施“良好政策”，为此，“须有政党内阁”。怎样实现政党内阁呢，则必须通过光明正大的选举。他说：“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政治的权威是集中于国会的。在国会里头，占得多数议席的党，才是有政治权的党，所以我们要致力于选举运动。”要“在国会里头，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代朝，就可以组织一党的责任内阁。”一九一三年二月，国会选举结束，在参众两院的八百七十个议席中，国民党得三百九十二席，占整个议会的百分之四十五以上，成为全国第一大党。袁世凯的御用工具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只得二百二十三廑，仅仅占总议席的四分之一。选举结果表明，宋教仁关于政党内阁的主张，赢得了全国的支持和拥护。

宋教仁关于政党内阁，议会政治的主张，历来受到人们的责难。当时，就有人诬陷宋教仁想当总理。解放后又有人批评宋教仁“企图用议会斗争来发展资产阶级”，是“由资产阶级革命派倒退到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立场上去了”。文化大革命中，有人进一步指责宋教仁是个典型的“议会迷”，醉心“政党政治”。就是在今天，学术界对宋教仁的评价也是偏低的。

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也是如此。必须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加以具体的历史的全面考察。判断历史人物的功绩，不是根据他产是否提供了现代所需要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是否比其前辈和同代人提供了新的东西。同时，还要看到历史人物所属的阶级及这一阶级在当时所处的历史地位，他是否反映了这个阶级的根本利益，是否促进了这个阶级的进步。这些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原则，也应该是评价宋教仁议会政治的原则。首先，宋教仁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家，资产阶级的政治是不可能同议会政治分家的。和封建专制相比，议会政治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列宁说：“资产阶级的共和制，议会和普选制，所有这一切，从世界发展来看，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宋教仁主张通过选举，在议会里形成多数，从而掌握国家权力，发展资本主义，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的正常途经。不应受到指责，也不能由此得出这是由资产阶级革命派退到改良派的结论。其次，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宋教仁所主张的政党内阁，议会政治，是袁世凯推行专制独裁的最大阻力。清朝帝下台了，袁世凯的皇帝梦却一天比一天浓。因此，实行责任内阁制以剥夺袁的权力，还是反对政党内阁以拥护袁复辟帝制，就是当时进步势力和反动势力斗争的焦点，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地主、军阀，帝国主义斗争的焦点。对此，袁世凯是看得很清楚的。他曾经说过，“我现在不怕国民党以暴力夺取政权，就怕他们以合法手段取得政权，把我摆在无权无勇的位置上”。再次，与同时代的资产阶级革命家相比，宋教仁的政党内阁、议会政治，是当时中国最革命的政治主张。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立即发生了分化和倒退。章太炎早就打出了“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口号，和立宪党人唱一个调子。不少革命党人变为新的官僚政客，忙于捞取权力和结党营私。还有些人则消极徬徨，不知何从。革命领袖孙中山交出了政权，就任全国铁路总监，黄兴则辞掉南京留守职务，交出了兵权，就任汉粤川铁路督办。他们都离开了政治斗争，着力于社会革命，希图努力发展实业，修筑铁路，开发矿山，走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道路。“实业救国”与“政党政治”都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都未触及到武装夺取政权的根本问题，二者并无原则分歧。但是，宋教仁“政党政治”的立足点，在于以我为主，由资产阶级革命派掌握政权，分袁世凯之权。“凡总统命令，不特须内阁副暑，并须由内阁起草，使总统处于无责任之地位”。是对袁世凯专制政治的坚决挑战。孙中山、黄兴的“实业救国”，则是与袁世凯合作，在袁世凯政权的领导下进行的。孙中山北上与袁世凯晤谈十三次，“感情融洽”，表示希望袁世凯“为总统十年，练兵数百万”。自己则宣言“十年不干预政治。”“而专心致志干铁路建筑、于十年之中筑二十万里之线”。因此孙中山欣然接受“筹通全国铁路全权”，到处视察铁路，发表演说，宣传实业救国，认为“今日共和初成，兴实业实为救贫之药剂，为当今最要紧之政策。”还要革命党人消除对北方的意见，对袁世凯“绝无可凝之余地”。第二年初，他竟赴日本考察去了。黄兴在任南京留守时，思想消沉，多次表示要“归田”，“休息林泉”。他同孙中山一道，主张实业救国，强调“实力为发展国力之母”。特别热衷于发展矿业。可见，在宋教仁宣传政党政治，与袁世凯专制政治进行决斗的关键时刻，孙中山、黄兴都离开了反袁的第一线。连袁世凯也认为“孙黄易与，宋公实其敌”。从这些事实出发，我们认为宋教仁要比同时代的资产阶级革命家站得高些，看得远些。和“实业救国”相比，他的议会政治是当时更积极更进步的政治主张。

综上所述，宋教仁是辛亥革命后一段时间内（特别是一九一二年下半年到一九一三年三月）。代表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方向，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中坚和带头人。虽然宋教仁牺牲于专制政治的罪恶子弹之下，他的事业也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宋教仁之死，却唤起了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的党醒，丢开了“实业救国”的口号，拿起了武器，组织并领导了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最后终于导致了袁世干政权的灭亡。正如宋教仁自己说的，“脱不幸而余被刺死，或足以促进吾党之奋斗，而缩短项城之命运”。同时，我们也不能以成败论英雄。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使反动的专制独裁思想在中国极深蒂固，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二次冲击，不可能置封建势力于死地。特别是当时世界已发展到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勾结在一起，决不容许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同时，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资产阶级又特别软弱，不可能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宋教仁的悲剧，就是中国社会的悲剧，时代的悲剧，也是资产阶级的悲剧。它表明：中国不可能出现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一个革命时代，即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时代已经结束。要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命运，成为独立、富强、民主的新中国，必须开始一场新的革命，即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