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政和外交是任何一个大政治家都必须考虑的两个重要方面。因为这两个方面是紧密相联系的。内政的主张如何，往往制约着外交方针的制订，外交政策又反过来影响内政的实施。宋教仁不仅在近代中国的民主法律建设方面为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思想遗产，并且在如何制订外交政策和策略方面发表了一系列为别人所不及的独到见解。而“均势外交”是宋教仁在他的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中始终坚持的一个外交策略，这无疑是宋教仁的思想中一个值得研究的方面。

　　一、宋教仁关于制订外交政策和策略的依据

“主动的外交”，是宋教仁所向往的。因为能否实行主动的外交，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外交能力与国力的强弱。那么，如何才能实行“主动的外交”呢？宋教仁提出了这样几条原则：（一）以对国际局势的□□的清醒认识为依据；（二）以自强为前提条件；（三）以维护民族平等独立和国家主权完整为依归。

制订外交政策和策略，要以对国际局势的清醒认识为依据。这是因为对国际形势如果不了解，制订出来的外交政策和策略就只能是无的放矢，不着边际，这不仅不能争取主动的外交，反而会给国家带来危害。他指出：“外交之事，国家命运所关，不可尝试，苟出以营私罔上之所为，不顾国际形势之局，举国家之前途视若儿戏，则无不招祸者。”他尖锐地抨击了清政府的外交政策，痛斥那些外交政策的制订者和执行者“既昏聩不解国际政局为何物，而又因循苟且，视国事若传舍，无复公忠之意。至于其极，则且不惜营私罔上。学秦桧、严嵩之所为，而毫无顾忌，其于外交纵横变化因应取舍之术。固已不啻夏虫之语冰雪。”从而把中国一步一步推向更危险的境地。

在积极主张根据国际形势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来制订外交方针的同时，宋教仁认为，要想实现“主动的外交”，还必须以自强为前提。如果国家缺乏买力，贫弱不堪，处于受人宰割的地位，即使对国际局势有一定的认识，也无法实现真正“主动的外交”。大家知道，宋教仁对1904～1905年在中国土地上爆发的日俄战争十分关注。在谴责政府可耻的“严守中立”的同时，他深深地感到无能为力的贫弱国家在外交上是不能占主动权的。他说：“可怜哉，无海陆军备之国乎！无论战也，即作壁上观亦难者焉。”正因为没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就会缺乏主动的外交的前提条件。所以，如何把祖国建成一个强大的近代化国家，便成为宋教仁冥思苦索的一个重大课题。

此外，在宋教仁心目中，“主动的外交”其目的就在于维护民族的独立和平等，保卫国家主权的完整。他认为，正常的外交关系应是独立国与独立国之间的平等友好关系，共同享有一定的权利，并同样担负一定的义务。他反对把外交关系看成是一种“权力”关系，因为这种关系是“在上位者”对于在“下位者”所施的“意力”，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他既不主张用“华夏中心主义”的故智对待其他国家，也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任何借口侵害中国的主权，为了维护祖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和尊严，宋教仁凭着他丰富的历史地理知识和一颗爱国的赤诚之心，多次揭露了帝国主义列强企图侵占我国领土主权的阴谋。他在1907～1908年间写的《间岛问题》一书，据理驳斥了日本侵略者企图侵占我国东北延吉地区的罪行，用铁的事实证明了这个地区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的神圣领土。在中国政府与日韩交涉过程中，他的这本书还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他如《滇西之祸源篇》。《中葡澳门划界问题》等都是直接关系到维护中国领土主权问题的重要文章，领土主权应该维护，行政主权同样不容任何外来的侵害。“行政权之为物，国家主权这一部分也，国家主权者，国家领土之上，施行此权力之主体，可一而不可二者也。苟其有他之主权，则必其地域变更所属之国家主权而后可者也（如占领、合并、割让、借租、委任统治等），若犹未经过此变更所属主权之形式，则虽有如何之原因，不能容与我主权抵触之他主权渗入者也。”根据这一外交规则，宋教仁严正地坚持了爱国主义立场，譬如他在对待南满铁路属地的行政权这个具体问题上，用无可辩驳的理论根据和事实根据说明了南满铁路属地“完全为中国之领土，未尝有变更所属主权之事，绝对不容有他主权掺入其间。”这些都清楚地表明，宋教仁的爱国主义精神不只是停留于口头的宣传上，更重要的是落实到直接关系祖国领土完整和主权尊严的行动上，这可以说构成了宋教仁爱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特色；也是宋教仁制订外交政策和策略的一个重要依据。

　　二、关于“均势外交”策略

（一）“均势外交”主张的提出

宋教仁认为，二十世纪初期还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的中国，是没有能力实现其“主动的外交”的。那么，象当时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面临帝国主义瓜分危险的国家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外交策略呢？

先还是让我们看看当时的中国在国际上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处境吧。1900年前后，各资本主义列强纷纷转变成为帝国主义国家，对外侵略扩张的欲望更加膨胀，而世界各地的殖民地和其他势力范围基本上被瓜分完毕，于是，他们的侵略矛头便主要指向远东，指向中国，八国联军的入侵，《辛丑条约》的鉴订，使中国完全陷入半殖民地的困境之中，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形式也从以军事侵略为主转变为以经济侵略为主，帝国主义为了迅速而安稳地对中国进行资本输出，一时竞相打出：“保全主义”，“和平共管”的旗号。但是，垄断是帝国主义不可改变的本性，沙俄为了扩大其在华利权，首先发兵侵占满洲。这不仅仅是侵犯中国的一个孤立事件，而且意味着对现存国际秩序的严重破坏，日本关心自己在朝鲜和满洲的地位，美国担心中国“门户开放”的前途，英国则感到它在北京的影响和在长城以南的地位受到了威胁；而法国与德国则暗中支持俄国向东扩张以转移俄国对欧洲的压力。这样，国际关系在远东出现了暂时的均势，在这种国际局势下，日本和英国之间以保全中国为借口，建立了同盟关系，尽管清朝统治阶级中有一部分人意识到日英同盟保全中国的虚伪性，但仍主张“以结近援御远患为归宿”。以抵制沙俄的扩张，两广总督岑春煊更是直截了当地要求联日抗俄。日俄开战，许多人还交相称赞日人义侠，日俄战争之后，满朝更是为日本的胜利欢呼喝采，因而在外交方针政策上更普遍地采取“亲日反俄”的立场。

与此不同，宋教仁对日本的侵略野心则予以高度的警惕，并在他主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上刊载《日本人经营清国谈》等文章，揭露日本的侵华罪行，后来，他更著文“谓此役非有所爱于中国而然者，不过因与俄人交换满韩之协商再三不成立，朝鲜将去而己亦危，乃不得不出于一战也。其原因不在保中国，而在保自国，其目的不在救护满洲，而在垄朝鲜也。”

宋教仁任《民立报》主编期间，在他发表的《东亚最近二十年时局论》一文中，第一次较为全面地分析了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危殆局势的原因、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向，并第一次论及“均势”问题。宋教仁分析庚子之役后的“保全主义”的起因时说：“夫英国与中国互市最早，而关系最密，其在吾国商务，居各国之最上座，不欲吾国分裂，致使其极东经济的地位受危害，此势之所必至也。美国素持门罗主义，素无大关系于中国，而当时政府又极欲扩张其商业于远东，故亦不欲中国折入于列强之手，而为所垄断也。德、法二国虽各有其相当之势力范围，然经济的地位既不如英，武力的侵略又不如俄（当时俄人已占满洲），地理的关系更不如日，故亦以暂不分割为利者也。”日本“其与英协商也，欲得英之欢心，以恐俄，使不即占满洲，破坏均势，以便已之徐徐图之也。其赞保全主义也，惧德人之利用英国，且以各国皆一致赞成，不立异以启疑忌之心地。”宋教仁不同意“以俄德法为侵略派，日英美为保全派”的观点，而认为俄国是真侵略派，日本是伪保全派。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揭露了帝国主义在中国实行“保全”政策的实质，指出：帝国主义各国之所以“维持均势主义”，即所谓“领土保全、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之三纲领”，绝对不是因为有所爱于中国，“实以各国在中国之势力未均，且各国之他方面情势亦各自不同，不能一致以对中国而实行分割，故不如暂维持现在之状况，勿使变更，以待将来。”

应该说，宋教仁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国际形势的估价是基本上符合客观实际的，对帝国主义的“保全”政策的实质的认识也是相当深刻的。

在宋教仁看来，既然帝国主义列强逐渐以经济侵略为主的侵华政策代替单纯武力征服的手段，既然企图扩大对华资本输出的不只是一两个国家，那么，列强之间就往往会出现相互猜忌争夺之事。假如有某一个国家想单独垄断在华权益，而破坏各国均势之局，其他各国就决不会袖手旁观。列强之间的这种“连鸡之势”和相互牵制，可以说是中国利用来振兴自己的有利机会。宋教仁根据这种国际局势的变化趋向和中国的贫弱地位，大胆提出，我国不但要借此机会以自处，而且要牵制各国的动力，使列强之间不得不成连鸡之势，以便较为长久地维持均势之局。他把这看作是我国当前外交的“要诀”，他反复强调说，“使我当局而稍有知识也，正宜因利乘便，务使其均势之局不至动摇，而汲汲焉改革国政，恢扩国力，俟彼等维持均势之协约解散时，而吾之毛羽亦丰满，而后进而为主动的外交，以与彼等角智斗力焉。此极安全平坦之国是，而就吾国现势而论，因亦舍此无他良法者也。”

从均势外交策略出发，宋教仁坚决反对使某一二个国家获得在华投资贷款的特别优势，即使是美国这样号称“好和平”，“重人道”的国家，“独占吾国之借债而犹不可，”就更不用说“狡焉思启”的日本、沙俄了。他特别重视外债问题，他严肃批评那些脱离外交谈外债的观点，指出外债问题与外交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他并不反对借外债，相反还把借外债看作是振兴国家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对他说来，问题的关键就不在于要不要借外债，而在于借用债款的目的、管理外债的方法以及选定债权国的政策，象清政府这样滥借外债，无论在管理方法上还是使用目的上都足以病国，更何况在选定债权国政策上，完全昧于国际形势，因而无异于“开门揖盗，以断送四百余州之命运”。宋教仁不遗余力把抨击清政府不顾时间、条件和用途地滥借外债是“以监督财政之口实予人”。因为各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相争贷款，并不是相信清政府的财政信用，也不是垂涎于区区四五厘利息，更不是出于支援中国的侠心义肠，而是为了控制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但是昏聩无能的清政府所实行的外交政策、财政政策，“足以破坏均势，惹起各国之监督财政，挑发日人速脱假面，促进日俄二国之协以谋我”。“而可陷中国在国际之位置于危险之地。”很明显，宋教仁是把外策问题看作与“均势”外交策略密切相关的一个重要问题来论述的。

事实上，帝国主义列强往往利用一个国家的财政困难，以达到控制这个国家的整个财政经济的目的。英国侵占埃及的史实就是明显的例证，而日本等国“乐意”借贷巨款给中国，其用心与英国对埃及的先例亦毫无二致。所以说，宋教仁对清政府滥借日本等国的巨额债款的危害所作的沉痛叙述，并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基于学理、本于事实的痛切之言。只有缺乏经济、财政知识和昧于外交形势的人，才把它看作是无足轻重的小的问题。

宋教仁的“均势外交”策略显然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在日俄战争以后，国际局势迫使“真侵略派”的俄国与“假保全派”的日本、英国等列强不得不暂时“握手言欢”，共同对付中国。日、英、俄三国既归于好，而表示采取一致行动，德、法、美诸国亦不得不表赞成态度，在这样的国际态势面前，我国作为无主动外交能力的国家处于其间，不得不因势利导，使此连鸡之势维持若干年。何况，宋教仁已清醒地认识到，列强对华的保全政策只是由以武力的侵略为主转向以经济的侵略为主的一个幌子，并不是有所爱于中国的和平与发展。宋教仁的“均势外交”主张也只是针对特殊条件下的特殊情况所采取的一种策略和手段，而不是把维持均势当作永久性目标。换句话说，宋教仁的“均势外交”主张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是以争取主动的外交为前提条件。不过，令人遗憾的是，究竟如何维持列强在华的连鸡之势，又如何利用这种机会发愤图强，宋教仁并没有作详细而具体的说明。而且，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过分重视外交作用的倾向。比如他说，借外债只要不动摇连鸡之势，并依据一定的外交政策、财政政策和管理方法，就足够与列强角智斗力，乘纷纠之机会，尽排斥日俄于满洲。

　　（二）“均势外交”主张的理论来源

“均势”（The Balance or power），或译作“力量均衡”、“势力均衡”。宋教仁称之为“连鸡之势”，“均势”是国际关系文献资料中常见的一个名词。对于这个名词的一般理解是，国际力量的分配大致相等，便可防止任何国家变得无比强大而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大英百科全书》给“均势”下的定义是：国际大家庭各成员之间恰好维持平衡局面，借此防止任何一个成员变得十分强大，足以对其他成员贯彻其意志。简言之，“均势”意即“你不应该变得过于强大”。

均势外交在古代外交史上即有类似的运用，如战国时代的“合纵连横”，苏秦并相六国，秦兵十五年时间不敢窥函谷关。三国时期诸葛亮连吴抗魏，以成鼎足之势，古希腊亦有相似的例子。不过，那时的均势外交还只是处于萌芽状态，所涉及的范围大多在一国之内的各个邦国或邻近的几个国家之间，“均势”外交成为国际关系中一个比较系统的理论还是近代的事情，长期以来，国际法学者基本上都把“均势”列为国际行动应该遵循的准则，许多人还把结盟看作是维持均势的一个有效办法。

把势力均衡原则付诸实践便构成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实行这个政策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前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评价俾斯麦时曾谈到均势外交的条件。他说：“首先，对于力量的要素要有一个继续不断的正确的估计。第二，要求绝对残忍无情。这意味着政治家们一定要能够不顾友谊、忠诚和除国家利益之外的一切东西。第三，需要有一个能容许——即使不支持——这项战略的国内组织机构。第四，需要既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因为一旦有了一个永久的敌人，操纵的自由就立刻减少了。”而均势的破坏，就会导致战争，这是一般外交家和外交理论家所公认的。

西方近代建立的均势外交理论，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开始介绍到中国。当时正在法国留学的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马建忠认识到，均势外交是近代国际关系中一个重要的策略性原则，均势可以维护享有平等主权的国家之间的和平。他还运用国际法知识具体地说明了欧洲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国家，虽然它们都是主权国家，但是它们之间的和平关系却都要靠均势来维持。他说：“夫欧洲列国壤地毗连，虽一境之文治武功由我独断，然保无有狡焉思启者乘间抵隙，以为与国虞，于是诸列国申盟要言，以强弱相恤，大小相维，成一均势之局。”马建忠也主张跟强大的主权国家结盟来维持中国的国际和平，同时又强调选择结盟对象的重要性：“自均势之局定，而列国安危所系莫大于邦交；第交不可无，而择亦宜慎。”也就是说，敦睦邦交固然重要，但选择尤宜谨慎；否则引狼入室，后果不堪设想。

二十世纪初期，宋教仁继续大力宣扬均势外交对中国的必要性，是由于中国所处的国际地位和当时的国际局势所决定的。但他并不认为腐败的清政府有能力采取这种外交策略，他也不主张在清政府的统治下与其他国家结盟，因为他深深担忧在这种十分衰弱的情境下与某国结盟，不但不能维持和平，保全国家主权，反而会破坏均势，造成一国独霸中国的垄断局面，从而加深民族危机。正因为如此，他在提出维持连鸡之势的同时，从来没有忘记对推翻封建专制、建立民主共和的革命宣传，从来没有放弃革命的行动。换句话说，倡导均势外交策略与积极从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活动，在宋教仁的心目中，是并行不悖的两个方面。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宋教仁仍然坚持，“中国所应出之外交政策”，当使列强继续维持其“连鸡之势”，“而维持之道又非出以外交手腕不为功。”所以他在国会竞选活动中，在武汉、南京、上海等地继续宣传他的均势外交方针，在他草拟的国民党政治主张中，他除坚持均势外交策略外，并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结盟的主张。他说，“今者吾国积弱，非善运用外交不足以求存；然欲运用外交，非具世界之眼光，不足以尽其用。”因此，他认为中国当今应该采取的外交方针是：“联络素日亲厚之与国”，“维持列国对我素待之主义，”“专心一意于内政之整理。”因为我国在当今世界上孤立无助，实为危象，所以必须联络素日亲厚之与国，“或缔协约，或结同盟，或一国，或数国”。这种结盟主张，无疑进一步丰富了宋教仁外交思想的内容；也表明他对年青的共和国充满了信心。

应该看到，宋教仁所主张的“均势”外交策略与西方列强所采取的“均势”外交政策之间是有重要区别的。首先，西方列强所采取的“均势”外交政策是列强在对外经济、政治的扩张中利害冲突的产物；而宋教仁主经的“均势”策略则是想利用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尽可能减少被侵略国家的损失。其次，西方列强所采取的“均势”外交政策是以维护帝国主义列强的利益为前提的，它对弱小国家和被压迫民族的利益是任意践踏、任意蹂躏的。如维也纳分赃会议、三次瓜分波兰等；宋教仁主张的“均势”策略，其目的则在于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维护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利益。再次，西方列强所采取的“均势”政策是它们争夺霸权和进行殖民扩张的一种手段。如英国所谓“光荣孤立”政策，美国的所谓“门户开放”政策；宋教仁的“均势”外交策略则是要反对帝国主义的争霸和殖民扩张。

当然，帝国主义各国在中国的所谓“连鸡之势”究竟能够维持多久，最终将取决于帝国主义各国发展的暂时平衡究竟能够维持多久，仅仅靠落后国家在外交上的纵横捭阖是决定不了的。但另一方面，人为的种种因素也会大大地加速或推迟均势的瓦解。主张“文明排外”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侵略势力面前的软弱性格，但象义和团运动的那种盲目排外也未必能抵挡住帝国主义各国的联合侵略，似乎可以这样说，宋教仁的“均势”外交策略是不正常的时代背景下的一个正常的外交手段，尽管它不是唯一的反帝爱国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