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属于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国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中说过：“中国缺少的东西”“主要的就是少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因此，当时中国的根本问题就是要在反帝反封建中求得独立，在发展资本主义中求得民主。故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就成了当时时代的主流。只活了21岁的桃源上香冲出生的宋教仁，就是走在这个时代潮流前面的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和杰出的领导者之一。

　　先谈宋教仁的功绩：

第一，由爱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辛丑条约，使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严重的民族危机，发生了拒法、拒俄运动，革命思潮开始成为思想舞台上的主角。宋教仁满怀爱国的激情，“嗟神州之久沦兮，尽天荆与地棘，展支那图以大索兮，无一寸完全干净汉族自由之土地。披发长啸而四顾兮，怅怅乎如何逝？则欲完我神圣之主义兮，亦惟有重振夫天戈”。他反对清政府“闭关自大苟简偷安之策，节节而保守之，步步而退让之，示人以可乘之机，而人乃伺间抵隙，纷至而沓来”。因此他呼吁“吾四万万尊租敬宗之同胞乎，起！起！起！二十世纪之中国，将赖汝为还魂返魂之国，迎法为自由独立之尊神”。1904年他与黄兴、陈天华等在长沙创办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华兴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宗旨，在武昌又与胡瑛、张难先等人发起组织科学补习所，大量散发了《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等革命宣传品。1905年湖南起义事泄，在巡府陆元鼎搜捕下，他与黄兴等被迫亡逃日本。在日六年，积极参与孙中山组建中国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的工作，起草章程，思想产生了新的飞跃。

宋教仁在《二十世纪支那》第一期撰文揭露“惯以以狠狡侩之手段侵占”中国领土的沙俄以及英、日等帝国主义的侵略。又在《醒狮》第一期撰文痛斥满清政府的民族压迫和专制制度以及“那拉氏任意挥霍”的可耻行径，呼吁还在“日夜希冀的满清政府的和平改革者”。不要上当受骗，赶快起来革命。又对“抵制美华工禁约之运动”予以热烈地赞扬，痛斥“丧心病狂之袁世凯”解散禁止“运动”“封禁”《大公报》只不过是清政府的“忠奴”“迎合主意，献媚取巧，压制同胞，效忠异族”的败类，坦露了他爱国反清的革命思想。

同盟会以《民报》为阵地，广泛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革命纲领，与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展开了激烈地论战。宋教仁作为《民报》的庶务干事兼撰述员，积极参加了战斗，写了许多揭露时弊和清政府黑暗统治的评论，宣传资产阶级民主，强调武装起推翻满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宋教仁深刻地认识到了中国非“民族的革命与政治革命不可”。1906年他还翻译了《一千九百零五年露国之革命》和《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热情歌颂了俄国1905年的民主主义革命，认为是俄国“人民之大胜”，发出了“世界者，人类共同之世界也”的呼声。指出“阶级斗争之幕”已经揭开，更将《共产党宣言》末段译出，与孙中山、廖仲恺、朱执信等一存，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同样希望从马克思主义中吸取解决中国问题的营养，说明马克思主义在这时已传入中国，并对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第二，为武昌起义和临时政府的成立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宋教仁从日本回国后，与同盟会一起投入了推满清政府的武装起义斗争。他亲自参加1911年4月广州的“黄花岗起义”，紧接着10月10日武昌又响起了最后埋葬中国封建帝制的伟大枪声。截至这天止，整个这一年前九个多月，查阅《宋教仁集》，宋教仁在上海主持的《民主报》上，为了革命，用他的笔共发表了104篇文章参加战斗。文章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内容极为丰富。他痛骂沙俄为“蛮横无理”的“无赖”，“用其残忍无人道之手段，洗括其地域，而虐待其人民，备极狠毒，惨无天日”。对沙俄策划蒙古“独立”，他主张“以武力”“收回领土”。直至今日台湾国民党也不承认蒙古“独立”，仍以海棠叶为教学地图，把蒙古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他谴责英、法、德、美“经济的侵略政策”的“借款”，向日本借“十兆元之兆款”是“亡国”之举，指出帝国主义国家“近益张目怒齿，挟其武力金力”，特别是日本“假同洲同种之谊，怀吞噬中原之心，日日伺吾隙、窥吾间”，是“吾中国既往将来之大帝国”，用事实抨击了日本对中国在间岛主权的践踏。认定任人宰割的中国将成为帝国主义在远东战场角逐中的牺牲品。他无情地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手段，痛斥清政府“宁赠友邦，毋给家奴”镇压革命党人投降卖国可耻的嘴脸，揭露批判了清政府“立宪”的骗局，支持四川保路运动等等，大大推动了长江流域革命形势的发展，促进了武昌起义的爆发。

由于孙中山远在海外，群龙无首，宋教仁为适应革命形势。于1911年7月组成了中部同盟会，在他起草的《章程》里，明确指出“本会以推翻清政府，建设民主的立宪政体为主义。”这里没有“平均地权”的“民生主义”字样，主要是为了争取共进会参加谋求长江革命之起义，以争取更多力量支持的策略，不能简单地斥之为“二民主义”。因为他早就主张“禁豪强兼并，设增价税以保护多数国民之利益，使一国经济平均发达。”对于增价税仍“以土地价格为标准”、“以社会经济上之变化而自然增加价格者，则依其价格加税”，与孙中山“核定天下地价”的“平均地权”在原则上是一致的。而组织原则更比同盟会进了一步，规定了“会员一律平等”，享有各种应该享有的权力和义务，从而加强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色彩。在经济上更实行财政公开的制度。而且坚持防止独裁专制的集体领导原则。故中部同盟会的成立不是倒退，而是历史的发展。

会后，宋教仁立即开始实行“在长江流域各省同时大举，设立政府，然后北伐”的战略计划。湘、鄂、川、皖相继成立分会，联络会党，活动新军。被誉为“智囊”的宋教仁，为避免帝国主义的干涉，确保革命的胜利，在总结葡萄牙改革的经验中，得出了三条教训：“一，革命不得外国之承认，则其目的不得完成；二，革命进行时，不可不预计对外关系，而乐以使外国乐于承认之手段；三，革命成功后，不必虑及对外关系之困难而恐其不承认。”为此，他又提出三条速胜的原则：“约言之有三：一革命之时宜神速而短（不可久事战事）；一革命之地宜集中而狭（宜于中央）；一革命之力宜借旧政府之所恃者（用政府军队）使为己用，而收事半功倍之效。此三者，盖革命成功之原则也”。武昌起义正是宋教仁这些策略原则的实践和成功。

武昌起义打响了推翻清王朝结束专制政体的枪声。在上海的宋教仁认为应建立临时政府，在统一的领导下实现全国一统的战略。问题是湖北都督的最高领导岗位已被旧军官黎元洪窃取，宋教仁赶到武昌时又提出立即成立以黄兴为首的中央临时军政府，以从黎元洪手中夺回领导权，苦于黄兴非要“立一战功而后为之”无果。之后，宋教仁等又策动黄兴为两湖大都督，仍是为了争得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因旧军官吴兆麟等的激烈反对未成。宋教仁怀着“策率南京新军夺江南诸省以制定天下”的愿望，通电各省推选代表“即日来鄂组织临时政府”。他东下江浙为革命开辟新的战略基地，各处游说速建临时政府的方案。由于汉阳失守，宋教仁联欢合各省留沪代表开会选举黄兴为大元帅，责成大元帅组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但又遭到黎元洪的反对。正在这时，众望所归的孙中山回国，当选为临时大总统，中国终于在难产的阵痛中产生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南京临时政府，领导成员和参议院中革命派占据了主导地位。虽然临时政府只存在了三个月，但它的产生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宋教仁为南京时政府的成立，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第三，拒和反袁，力举北伐，为完成全国统一的革命事业继续努力。

袁世凯出山，掌握了军政大权，在帝国主义支持下，以武力作后盾，抛出了“议和”的方案，迫使革命党人妥协。英国驻汉口的领事朱尔典代表袁世凯向筹划组织临时政府的各省都督代表提出了停战、清帝退位、袁世凯任总统的三项议和条件，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一时限入了圈套，连黄兴也复电认为“中华民国大总统一位，断举项城无疑”，就是孙中山也认为“请袁世凯不可信，诚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年贵族专制之满州，财贤于用兵十万”。也愿把大总统让位于袁世凯。

宋教仁作为湖北军政府的谈判代表，从拒和这个角度讲，在这时比孙、黄皆高一等。他识破了袁世凯议和的阴谋，坚决拒绝转让总统。如果同意议和，让袁世凯当总统，就等于把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再次拱手让给了一位比黎元洪还坏得多的封建军阀，就无异于革命的失败。因此，他郑重声明：“大总统由人民舆望所归，公选而后定之”。随后在《民立报》上宋教仁又发表了《致光复军总司令李燮和书》，比较深刻地揭露了袁世凯的罪脸和表明了自己的鲜明立场及主张。他说：袁世凯“号召私党，扶翼满族，阳假议和之名，阴为添兵之计，其人本不学无术，其品更恶劣可鄙，此间早与断绝，联兵北伐，以一中原，筹之已熟。满存则汉兴，汉兴则满亡，万无并理之理”。这就充分说明，在帝国主义和袁世凯勾结和谈阴谋的逆流中，只有宋教仁才旗帜鲜明地表达过拒绝和议，反对袁世凯、力主兴兵北伐、统一中国以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完全胜利的主张，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第四，创立国民党，为主内阁制。为资产阶级宪法流尽最后一滴血。

南京临时政府由于“财政匮乏已极”，内部意见分歧，帝国主义的要挟，袁世凯的阴谋，只靠袁世凯向外国的借款维持了三个月。宋教仁参加了临时政府颁布的第一部具有中国资产阶级性质的《临时约法》的制订工作。宣布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以限制袁世凯的权力。宋教仁认为“改总统制为的内阁制，则总统政治上的权力至弱，虽有野心者，亦不得不就范”。而且“责任内阁制的要义，即总统不负责任，而内阁代总统对于议会负责任是也”，省官民选，众议院选国务总理，“必使国会占多数之政党，组织完全政党内阁”。因为“内阁不善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更易之，必致摇动国本。此吾人不敢取总统制而取内阁制也”。宋教仁认为靠袁氏的内阁实行民国大业是“缘木求鱼之类”的幻想，故必须建立一个在议会中占多数的政党，以作为选出革命党人内阁的保证。因此他“尽力党力，苦战奋斗，伸张所信之政见”。这样，宋教仁创立了国民党。

当时议会里同盟会和袁世凯控制的共和党是两大敌对的政党，能否争取第三大党统一共和党，是同盟会或共和党能否在国会取得优势的关键。袁世凯迫使唐绍仪内阁垮台后，又用军警威胁参议员通过自己操纵的陆征祥内阁，使统一共和党也在不满中发出了与同盟会合作反袁的呼声。宋教仁请示孙中山、黄兴同意后，为了争得议会中的多数，1912年8月，同盟会联欢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等组成了国民党。

宋教仁起草了《国民党宣言》，王旨是“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也就是要维护资产阶级和制度，强调民权，反对独裁专制，建立资产阶级内阁制。从这个角度讲，宋教仁比孙中山当时不切实际的实业救国、兴办实业的“社会革命”确实又“前进”了一步，适应了当时政治阶级斗争的形势。致于用“民生政策”表达“民生主义”和没有“男女平权”的问题，这并非宋教仁的本意。他在1913年1月8日演说中仍用了“民生主义”，并指出把这点“讥为劫富济贫”是“大误”解，因为“民生主义”是“欲使贫者亦富”，“不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致有劳动家与资本家之冲突也”。可见宋教仁仍坚持注重了劳动人民利益的“民生主义”。而且1912年12月3日他还说过：“四千年余年，黑暗专制。女子沉沦，甚于男子。振聩发聋，女士任之。女士而外，谁其扶之”。可见他不仅不反对男女平等，而且还在极力提倡女权。致于把“力谋国际平等”改为“维持国际和平”，不仅保持了原则上的一致，二者也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而且更适合于当时的历史形势。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和中国近代史的具体进程，都无法正确认识这个宣言的积极意义。

当时，连孙中山、黄兴都极力劝袁世凯加入国民党，还以领袖相许诺。袁世凯派赵秉钧加入了国民党，孙中山竟认为“今日内阁，已是国民党内阁。民党与政府之调和，可谓跻于成功”，并号召国民党“以全力赞助政府及袁世凯”。宋教仁在“非袁莫属”中却比孙中山、黄兴等又清醒得多，认为“赵（秉钧）虽入国民党，与袁总统实有密切关系，可云袁派内阁”，可谓是说到了事情的本质上。为此，宋教仁决定采取“合袁就黎”的策略，用“最为愚果脆弱之黎元洪”为正式大总统，以确保国民党内阁权力的实行。“舍袁就黎”触动着反动势力的代理头子孙袁世凯，故进行得比较机密。宋教仁“百计联络”而组国民党，“以为有此多数党为大本营，足以操纵袁氏，既而制袁氏，终不足与有为，乃舍袁就黎”，造成了“触及袁氏之忌”而被袁害死之果。

为取得国会选举的胜利，宋教仁全身心地投入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主选举运动之中。他身体力行，出京南下各地演说，以一个年轻政治家的杰出才能，对袁世凯反动的内外政策予以抨击，谴责这个政府“不惜以万难收拾之局贻于后人，此则政府罪无可逭之处也”。指出“政治革命之目的尚未达到”，要用国会中“占得大多数的议席”而取得资产阶级的内阁，“贯彻”革命党人的政纲，必须警惕袁世凯对选举的破坏，甚至“撕毁约法背叛民国”。1913年3月他在《代草国民党之大政见》中，全面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事业的方案。

宋教仁希望通过选举产生国会，再由国会制订出一部真正能保障共和政体的宪法。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说：“整个历史运动都集中在资产阶级手里，在这种条件下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宋教仁在辛亥革命运动中的成绩，当然也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宋教仁的笔和口，都象匕首一样刺向了敌人。袁世凯终于下了毒手，指使人在上海火车站向这位为宪法而奋斗的勇士射出了罪恶的子弹。宋教仁为民主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再谈宋教仁的悲剧：

宋教仁的死不只是他个人的悲剧，而应该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性的悲剧。可当时中国民主主义的革命只能由这个阶级领导，宋教仁走在这个阶级的前面，为武昌起义、资产阶级的民主和共和国的理想洒尽了最后的热血。袁世凯要暗杀他的本身，就足以说明他的活动已给了敌人致命的打击，所以才要杀害他。因此，宋教仁的死的本身就闪耀着真理的光辉。

宋教仁“舍袁就黎”触动了“袁氏之忌”，又“非高官厚禄所能收买”，早已使袁世凯“暗萌杀意”。对于宋教仁的活动，袁世凯曾向杨度惊呼过：“以暴动手段夺取政权尚易应付，以合法手段取得政权，置总统于无权无勇之地，却厉害得多了。”1913年3月，正当他要从上海火车站赴京将以合法手段取得国会选举胜利、制订宪法、保障民权、实现共和理想之时，他被杀害了。如果我们承认袁世凯是当时反动派的代理人，那么宋教仁为维护共和而反对袁世凯的牺牲，当然也就是历史的进步，故笼统地说宋教仁的死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就实在把历史简单化了。

宋教仁的悲剧就悲在他死时还不知道杀害他的凶手就是袁世凯，死前还发出了希望袁世凯让“国会确立不拔之宪法”，则他“虽死犹生”的电报。这是宋教仁留给人间的死时还不忘国事的最后一个电报，但偏偏又是发给杀害他的凶手的。因而他的悲剧就更加震憾人心。

宋教仁的被杀，唤醒了革命党人。孙中山、黄兴等发动了讨袁的“二次革命”，蔡锷又在云南起兵发起领导护国运动，再创共和。宋教仁的死，为后世留下了决不能向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妥协的教训。毛泽东说：“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但农民不能成为“正确的领导者”，可却是“革命战争的主力军”。正象列宁说的“农民是资产阶级的、‘最天然的’同盟者，没有这种同盟者，资产阶级就‘无力’反对反动势力”。宋教仁和其他革命党人一样，恰好忽视了农民问题。就是1912年兴起的白朗领导的农民起义也未能联合，结果都陷于失败。

宋教仁对袁世凯的态度是先拒袁，再拥袁，后限袁。同袁世凯妥协。实际上“也就是向帝国主义谋妥协”。向帝国主义支持下的袁世凯谋和，其国会、宪法、共和、民权等等，决不可能成为现实。宋教仁在这条道路上献出了他年青的生命。

宋教仁的血并没有白流。“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孙中山的诔词已为他作出了公正的评价，历史已记下了这位为民主主义革命献身的伟大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