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一生，虽然以其创立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进而平定东南半壁河山而名列“中兴名臣”，但他与一般封疆大吏有所不同，特别是在他的早年，对学问是有所研究和造诣的。并且，他的学术思想及其治学方法，对他的政治思想及政治活动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探讨曾国藩的学术观，不仅对研究曾国藩本身，且对研究近代中国学术史，都有重要的意义。本文拟对曾国藩的学术思想作一初步的探讨，以求在此方面抛砖引玉，求得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更深入的研究。

　　一  从“一宗宋儒”到“汉宋兼采”

在鸦片战争以前，清代的学术主要有宋学和汉学。宋学在清代高居庙堂，清朝统治者以朱熹配享孔庙，科举制考以朱注《四书》为标准，给予宋学以官方学术和意识形态的地位。康熙、乾隆年间多次“御纂”、“钦定”诸经，采用的多是宋、元之说，尤以朱注为重。清代汉学，即所谓古文经学，最初是经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的提倡，再经清初万斯同、万斯大、全祖望、章学诚等人的阐发而形成的一种学派。乾隆以后，统治者对汉学也采取怀柔与钳制的方针，既开明史馆、设博学鸿词科在先，又大兴文字狱于后，故汉学逐渐丧失其通经致用的精神，而专于训诂名物、庞杂繁琐，形成脱离实际的乾嘉学派。清代的宋学与汉学由于旨趣不同，门户之见极深，尤其为了经学的正统而争论不休。故汉宋之争又是清代学术的一大特征。然而，无论汉学还是宋学，或空谈性命，或繁琐考据，都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无所裨益，加之嘉道之际社会危象丛生，人们逐步痛感汉宋之学的弊病，因而学术界变革之象出现。汉宋调和论的出现，今文经学的复兴以及经世之学的兴起，便是这种学术变革的表现。这也可以说是晚清经学发展的基本路向。

曾国藩问学的学术背景大致如上。曾国藩在结识理学家唐鉴之前，在治学的内容和方法上还处在一种探索的时期。在他25岁以前，偏居湖南，视野不广，志趣不高，主要为科举应考而写些八股试帖，读些四书、五经，以及《史记》、《文选》之类。1835年至1836年，曾国藩进京参加会试，在京逗留了一年多的时间，虽然这两次会试、恩科他都没有金榜题名，但于他的学问极有长进。在此期间，他研读了韩愈的古文及其他经史书籍，特别在归省途中购买了一套二十三史，从而对他在古文和历史方面的学问有深刻的影响。他自己后来回忆说：“兄少时天分不甚低，厥后日与庸鄙者处，全无所闻，窍被茅塞久矣。及乙未到京后，始有志学诗古文并作字之法。”1838年，曾国藩再次进京会试，以第38名中式，殿试取三甲第42名，朝考一等三名，改庶吉士，入翰林院深造。1840年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检讨。从此时起至他归省创办湘军止的10多年间，是他治学问道的主要时期。在这一时期内，他的学术倾向，经历了从“一宗宋儒”到“汉宋兼采”的发展过程。

在翰林院学习期间，曾国藩的治学尚处在“博”的阶段，并不专精。他说：“仆早不自立，自庚子以来稍事学问，涉猎于前明、本朝诸大儒之书，而不克辩其得失。闻此间有工为古文诗者，就而审之，乃桐城姚郎中鼐之《绪论》，其言诚有可取。于是取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及方苞之作，悉心而读之，其他六代之能诗者及李白、苏轼、黄庭坚之徒亦皆泛其流而究其归。”及至翰林院散馆，特别是结识了同乡长辈唐鉴之后，才专心治理学，精研《朱子全书》。从那时起至1846年前后，曾氏的学术旨趣，基本上在理学。

唐鉴乃嘉道间有名的理学大师，主张治学当以朱子为正宗。他的学术主张对曾国藩有“昭然”“发蒙”之作用。曾氏在记述他向唐鉴问学后的情况时说：“至镜海先生处间检身之要、读书之法，先生言当以《朱子全书》为宗。时余新买此书，问及，因道此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又言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事多求粗而遗精，管窥而蠡测，文章之事非精于义理者不能，至经济之学，即在义理内……云云，听之昭然若发蒙也。”

唐鉴还主张“静坐思”，以修身养性。他赞赏倭仁在这方面的功夫，说倭仁“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在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皆记出”，希望曾国藩也学倭仁做静坐的工夫。

自接触唐鉴之后，曾国藩潜心精研《朱子全书》，且实行“静坐思”：“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半时，体念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俨然除理学之外，他无学术。他在致其弟的信中说：

“盖自西汉以至于今，识字之儒约有三途：曰义理之学，曰考据之学，曰词章之学。各执一途，互相诋毁。兄之私意，以为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词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也。考据之学，吾无取焉矣。此三途者，皆从事经文，各有门径。吾以为欲读经史，但当研究义理，则心一而不纷。”

“考据之学，吾无取焉矣”，表明曾国藩此时对汉学的态度是不以为然的。道光二十五年(1845)，曾国藩为其师刊刻《国朝学案》(《清学案小识》)一书时，曾书后记，对汉学多有微词：“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研训诂，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之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名目自高，诋毁日月，亦变而蔽者也。别有颜习斋、李恕谷氏之学，忍嗜欲，苦筋骨，力勤于见迹，等于许行之并耕，病宋贤为无用，又一蔽也……矫王氏而过于正，是因噎废食之类矣。”这种讥贬汉学的态度，正出于其师唐鉴之衣钵。实际上，唐鉴的《国朝学案》一书，贬汉扬宋，多有门户之见。

在问学唐鉴的几年里，曾国藩确以理学为正宗，“一宗宋儒”，以《朱子》为日课，“致力程朱之学”，与倭仁、吴廷栋、何桂珍等“往复讨论”。在他的日记中，也多“静思”之类的记载与自责。他还以唐鉴的话为座右铭，云：“束检身心，读书明理，当以《朱子全书》为宗……最是静字工夫要紧……若不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总是要静。”且“每日有记录，是为日课”，以求修养身心。甚至认为“人不读书则已，亦即自名曰读书人，则必从事于《大学》。《大学》之纲领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其条目有八，自我观之，其致功之处，则仅二者而已：曰格物，曰诚意。”如不体贴这些，“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

道光二十六年(1846)，曾国藩的学术路向发生重要转变，开始由“一宗宋儒”转向“汉宋兼采”了。对汉学，不像此前那样排斥了；对宋学，也有了客观的认识。这种转变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曾国藩对理学倡导的躬行实践的静思修身方法感到确难实行。曾氏自小是有远大志向的，所谓“莫言儒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表明他并不想做老死牖下的穷翰林，而希望澄清天下，建功立业。所以他不愿“大半光阴被墨磨”，更何况早有“匣里龙泉吟不住，问予何日斫蛟龟”的跃跃欲试之心呢?切实言之，出生于偏僻荷叶塘的曾国藩，从心态来说，是有一种渴望光宗耀祖(其父就有诗云：“只将艰巨付儿曹”)的功利欲，心性确有浮躁的一面(这种浮躁导致他在初创湘军的头几年处境颇为不畅)。同时，曾国藩本来体质孱弱，刻苦修行也确太难为他了，以至使他产生了“天既限我以不能苦思，是天不欲成我以学问”，要“归田养亲，不复恋恋于利禄矣”。

曾国藩由“一宗宋儒”转向“汉宋兼采”，第二个原因是自1846年始，他开始接触汉学，对汉学通过钻研有了新的认识。在这一年的夏秋之交，曾氏因病僦居城南报国寺，携有段玉裁所注《说文解字》一书，适逢精于考据的汉学家刘传莹也住在此。刘氏虽为汉学，但思想较为开通，“谓近代儒者崇尚考据，敝精神费日力而无当于身心，恒以详说反约之旨交相勖勉”。两人朝夕相处，互相切磋，就曾国藩一面来说，是开阔了他的眼界，对清代学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特别是也认识到了宋学的某些不足。他与刘传莹“讨论务本之学”，“尝谓近世所学者，不以身心切近务，恒视一时之风尚以为程而趋之，不数年风尚稍变，又弃其所业，以趋于新。如汉学、宋学、词章、经济以及一技一艺之流，皆各有门户，更迭为盛衰，论其原皆圣道所存，苟一念希天下之誉，校没世之名，则适以自丧其守，而为害于世。”这说明曾国藩开始比较客观地看待汉、宋之学了。

第三个原因是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和矛盾使曾国藩痛感汉宋之学濡染的士风无补于现实。晚清乃我国封建末世，道光年间则又是清王朝中变的转折朝，加之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社会危象丛生，而士大夫或拘于汉宋门户之见，空谈狭隘；或沉溺考据，不问世事。这使得有澄清天下大志的曾氏颇为忧心，这在他不久之后上的《应诏陈言疏》、《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等奏疏中也有反映。因此之故，曾国藩亟思转移学风之道，以求能拯救世道人心。

由于上述原因，曾国藩开始改变“一宗宋儒”的学术倾向，对汉、宋之学给予了重新认识，特别是对汉宋之讼表示了不以为然的态度：

“乾嘉以来，士大夫为训诂之学者，薄宋儒为空疏；为性理之学者，又薄汉儒为支离。鄙意由博乃能返约，格物乃能正心，必从事于礼经，考核于三千三百之详，博稽乎一名一物之细，然后本末兼赅，源流毕贯……故言谓江氏《礼书纲目》，秦氏《五礼通考》，可以通汉宋二家之结，而息顿渐诸说之争。”

对于他以前崇奉的程、朱之学，也有了新的看法：“程、朱亦且深博，而指示之语，或失之隘”。至于汉学，“许、郑亦能深博，而训诂之文，或失之碎”。那么曾国藩自己的态度若何呢?其云：

“仆窃不自揆，谬欲兼取二者之长，见道既深且博，而为文复臻于无累……于汉、宋二家构讼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哄；于诸儒崇道贬文之说尤不敢雷同而苟随。”

由此可知，曾氏的学术倾向，已不是以前那种“汉学吾无取焉矣”的理学路径，而是“兼取二者之长”的“汉宋兼采”了。因此，对于学术门类的认识，也不再囿于唐鉴的说法了：

“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即宋史所谓道学也，在孔门为德行之科；词章之学在孔门为言语之科；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考据之学即今世所谓汉学也，在孔门为文学之科。此四者阙一不可……”

显然，曾国藩将义理、词章、经济、考据统归于儒学的不同流派与分支，不再是“一宗宋儒”，漠视其他了。如上所述，“汉宋兼采”乃嘉道之际清代经学发展的一种新趋向，较早于曾国藩的刘开、管同、姚鼐等人也持这种学术态度，所谓“宋之于汉，其学固有大小缓急之殊也，其交相为用一也，合之则两得，离之则两失”，正是这种意见。曾国藩早年治学有“博”的特点，及至结识唐鉴乃转为宋学，专经朱子，有“约”的特点；此时由约返博，取汉宋兼采的态度。用萧一山先生的话来说，是其学间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了。曾氏学术路向的发展，对其后他的中西文化观发展也极有影响。可以说，他以后所取的“中体西用”态度，乃是“汉宋兼采”的逻辑发展。

　　二  从“守道救时”到“中体西用”

曾国藩的学术，无论是“一宗宋儒”的时期，还是在“汉宋兼采”的境界，都有经世的特征。只不过早期，其经世的诉求，主要“学礼”，所谓“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术也，学礼焉而已”；而至后期，则从更多的方面来探求所谓经世之学了。曾氏的经世学术特征，既有其师唐鉴的师承，又有明清以来实学特别是湖湘学派的影响。

唐鉴虽是恪守朱子的理学家，但他毕竟生当嘉道之际的封建末世，汉、宋争论而导致的士林风气腐败以及社会的危象对他不能不产生影响。因此，他不像前此的理学家那样，而是因时势的变化改变了他的学术的某些内容，最主要的就是他强调“守道救时”。唐鉴主张治学以《朱子全书》为正宗，修身养性，所谓“静坐思”。但他也不一味崇尚空谈，而主张躬行实践，期于辅世，也就是“守道”为了“救时”。所以唐鉴主张，“礼乐兵农，典章制度，政事文章，法制度数，何莫非儒者之事哉”，为儒者都应当知晓。故唐鉴治学以朱子为正宗，从义理、考核、文章三门入手，“审端致力”，于义理之中发现经济之学。通过史书，损益比较历代的典章制度。这种观点对曾国藩影响很大。他在翰林院散馆之后，问学唐鉴，唐氏称：“至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内”，又问经济宜如何审端致力，答曰“经济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典章不外乎此”。正是从唐鉴这里，曾国藩于义理之中，探求经世之学。

如上所述，嘉道之际经世实学兴起乃学术变向表现之一。这实际上是对明末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倡导的“通经致用”的学风的复兴。湖湘士人如陶澍、贺长龄、贺熙龄乃至魏源，都具有这样的学术倾向。曾国藩对顾炎武十分推崇，在《圣哲画像记》中云：“我朝学者，以顾亭林为宗，《国史•儒林传》褒然冠首，吾读其书，言及礼俗教化，则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之志，何其壮也!……吾图画国朝先正遗像，首顾先生，次秦文恭公，亦岂无微旨哉?”对湖湘先贤的经世思想，曾氏也多所继承。在京为翰林时，他就研读了《皇朝经世文编》，称“经济之学，吾之从事者二书焉，曰《会典》，曰《皇朝经世文编》”。并与贺长龄探讨经世之学，他在致贺长龄信中说：“今之学者，言考据则持为聘辩之柄，讲经济则据为猎名之津，言之者不怍，信之者贵耳，转相欺谩，不以为耻……故每私发狂议，谓今日而言治术，则莫若综核名实；今日而言学术，则莫若取笃实践。践履之士，物穷则变，救浮华莫若质……若夫读书之道，博学详说，经世之才，遍采广询。”

由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曾国藩的学术具有显著的经世色彩。治宋学时，“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但于义理中探求经世之术；倡“汉宋兼采”时，更将经世之学的探求求诸经、史、典制之中。下面的一段话可以说集中反映了他探求的经世之学的范畴：

“天下之大辜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曰婚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典，曰河渠。皆以本朝为主，而历溯前代之沿革本末，衷之以仁义，归之以易简，前世所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其苟且者知将来之必弊，其至当者知将来之必因。所谓虽百世可知也。”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曾国藩对经世之学研求的宏愿，举凡有关国计民生的实学，均想加以研究。其中关于“礼”的内容有四件，也可看出曾国藩的偏重。实际上，从“礼”中求经世之学，是曾国藩早年探求经世之学的特征，也是受其师唐鉴的影响所至。

唐鉴认为“经济即在义理之中”，这是他认为“学问之途”只有义理、考据、词章三门的自然延伸。曾氏最初是接受这种分类法的，故云：“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术也，学礼焉而已”，以礼为经世之归，如郭嵩焘所评价的那样：“以为圣人经世宰物，纲维万事，无他，礼而已矣。”曾氏对《周礼》极为推崇，认为它“自体国经野，以至酒浆廛市巫卜缮稿天鸟蛊虫，各有专官，察及纤悉”。他甚至以对礼的阐发与否来评价历代圣哲：“秦灭书籍，汉代诸儒之所以掇拾，郑康成之所以卓绝，皆以礼也。杜君卿《通典》，言礼者十居其六，其识已跨越八代矣!有宋张子、朱子之所讨论，马贵与、王伯厚之所纂辑，莫不以礼为兢兢”，“圣清膺命，巨儒辈出，顾亭林氏著书，以扶植礼教为己任”，“厥后张蒿庵作《中庸论》，及江慎修、戴东原辈，尤以礼为先务。而秦尚书蕙田，遂纂《五礼通考》，举天下古今幽明万事，而一经之以礼，可谓体大而思精矣”。显然，曾国藩对体现古代经世的礼学源流予以条理，其意乃在于“衷之以仁义，归之以易简，前世所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以弘扬经世之学。曾国藩审察历代经世书籍，“惜其食货稍缺”，故“欲集盐漕赋税国用之经，别为一编，傅于秦书之次，非徒广己于不可畔岸之域，先圣制礼之体无所不赅，固如是也。”所以曾氏所列十四件可考究的“天下大事”，亦多为盐、漕、财用之类的“食货”内容。

综而言之，曾国藩求经世之学，一从“礼”中求之，也就是通过“学礼”获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世之术。用他自己的话来概括，就是：“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于礼。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

在曾国藩由“一宗宋儒”而转向“汉宋兼采”之后，对经世之学的探讨扩大到历代典制史籍之中。他称经济之书从《会典》和《皇朝经世文编》，就是这种拓展。在读史方面，他历来喜读《史记》、《汉书》，而此时更有拓宽，不仅推崇杜佑之《通典》，且对司马氏之《资治通鉴》尤多推崇，以为是“六经以外不刊之典也”。

由上可知，曾国藩无论在“一宗宋儒”的侧重治理学的时期，还是“兼宗宋汉”的由约反博的时期，经世之学始终是他探讨研究学术的宗旨和目的。我们说，曾氏无论是师事唐鉴也好，还是广览诸儒也好，其经世的功利目的是十分明确的，其志并不在做学问家，而希望以学问来完成经邦治国的“治国平天下”、“澄清天下”的大志。曾氏学术的这种经世特征，我们可以说是湖湘文化的经世风气所濡染，也可以说有其师唐鉴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鸦片战争以后西力东渐、西学东渐这一“千年大变局”之时势使然。在鸦片战争后的社会危机与民族危机之中，汉学的繁琐、宋学的空疏，乃至兼采汉宋之长，其实都无救于时。而从小就有廓清天下之志的曾国藩，目睹时艰，乃致力于经世之学，这确是可以理解的，也可以说是符合于近代学术发展的新趋势。曾氏的这种经世学术特征，对他开眼看世界，正视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的现实，进而倡洋务，开中国现代化之先河都有积极的意义。我们可以说，曾国藩倡洋务，乃是他“守道救时”的经世思想的合乎逻辑的发展。龚书铎先生曾说，经世致用之学乃是沟通古代学术与近代学术之桥梁，揆之曾氏学术，确乎其然。

经世学者强调学术的致用功能，这就使他们具有面世的态度，特别是在鸦片战争后，能冲破固有的传统学术文化藩篱，以较为务实的态度来看待中国与世界，认识西方在器物层面上的先进性，进而提出向西方学习的命题。林则徐、魏源就是其思想先驱。到曾国藩这一辈洋务派，则是向西方学习的实行者。洋务派的中西文化取舍标准是“中体西用”。虽然就曾国藩而言，他并没有明确表述过“中体西用”这类的命题，但其洋务活动及其思想，无疑含有这样一种调和中西的取舍标准的。

曾国藩对待西方的总态度，是主张“中外和好”。他认为：“道光庚子以后办理夷务，失在朝和夕战，无一定之至计，遂至外患渐深，不可收拾……唯赖守定和议，绝无改更，用能中外相安，十年无事，此已事之成效。”他的这种态度，主要基于两种认识：一是他认为中外力量相差太远，“中国目前之力，断难遽起兵端，唯有委曲求全之一法”；二是他认为外国“有德于我”，那就是“前乎此者洋人十年八月入京(指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进攻北京)，不伤毁我宗庙社稷，目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助我攻剿伐匪。二者皆有德于我，我中国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这种态度当然是失之偏颇的。但曾国藩并不是主张“苟且偷安”，而是在“中外和好”的大局下“自强”，也就是办洋务。所以他主张：“余以欲制夷人，不宜在关税之多寡，礼节之恭倨上着眼……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做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所长，我皆有之，顺则报德有其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若在我者，挟持无具，则曲固罪也，直亦罪也，怨之罪也，德之亦罪也。内地之民，人人媚夷，吾固无能制之；人人仇夷，吾亦不能用之也。”显然，这可以看作是曾氏的“制夷观”，更可以看作是曾氏的“洋务观”。这就是：在政治上，“修政事，求贤才”，仍然是传统的“中学”办法；在军事上、经济上则可以“学做炸炮，学造轮舟”，学彼之长以自强。这无疑是“中体西用”的思路。

当然，曾国藩主张的“西用”并不专指炸炮、轮舟，还包括制器、派留学生。他说：“购买外洋船炮，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若能陆续购买，据 一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制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到1872年，他又接受容闳的建议，奏请派留学生出洋。这些都说明曾国藩在洋务的问题上已经达到了他的时代及他个人思想所容纳的限度。曾国藩因为去世太早，没有像张之洞、李鸿章这些洋务派一样对西方政制与社会学说发表过议论。但上述言论已明显说明他的西学观的基本路向。如果再看看他在奏派留学生时，对中国“义理”的强调就更明了其态度了。他要求留学生“务求学术精到，又有翻译教习随时课以中国文义，俾识立身大节”，且具体规定学生在学习西文、西艺的同时，必须“课以《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每逢房虎昴星等日”，还要“传集各童宣讲《圣谕广训》，示以尊君亲上之义”。以中国之纲常伦理，辅之以西学西艺，这是典型的中体西用论，也符合曾国藩“守道救时”的经世之学的宗旨：固守封建固有的伦常，以西学救变局中之华夏。因此，“中体西用”既是“汉宋兼采”在中西文化观上的反映，更是“守道救时”的经世之学合乎逻辑的发展。可知，曾国藩成就的镇压太平天国的“中兴功业”也好，开创洋务先河的现代化事业也好，实在是他的学术观的真切表现。

　　三  从“由博返约”到“由约返博”

曾国藩在治学方法上，经历了“博→约→博”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发展，是与他治学的思想变化过程紧密相连的。大致说来，在结识唐鉴之前，他的治学方法是处在“博”的阶段；结识唐鉴而“一宗宋儒”之后，是“返约”的阶段；而取“汉宋兼采”的态度之后，又“由约返博”了。这最后的否定之否定，当然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进入了一种新的境界。

前期的治学，使曾国藩广泛涉猎于经史子集，奠定了较为深厚的学术根基，尤其是桐城派的古文根基，为他进入由博返约的阶段奠定了基础。后来他在接受了唐鉴的“一宗宋儒”的学术倾向的同时，也接受了唐鉴的“返约”的治学方法。他订立课程，严格学唐鉴的“约”的方法：“穷经必专一羟，不可泛鹜……读经有一耐字决。一句不通，不看下旬；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耐”、“专”是曾国藩由博返约之后治学的主要方法。通过这种专深的方法，他以“静”、“敬”、“慎独”的途径探求义理之学，知道了学问之有三途，曰义理、考据、词章，要知“道”，乃是专门的义理之学的事，不必从文集中去索求。这是曾国藩治学的又一境界。这种由博返约，专经义理之学的治学方法，对曾国藩影响很大。在他总督直隶以后，为士子写的《劝学篇》中，也在推荐这种方法：“人之才智，上哲少而中下多；有生又不过数十寒暑，势不能求此四术(指义理、考据、词章、经济)遍观而尽取之。是以君子贵慎其所择，而先其所急。择其切于吾身心不可造次离者，则莫不急于义理之学……苟通义理之学，而经济该乎其中矣……大抵不外立志以植基，居敬以养德，穷理以致知，克己以力行，成物以致用。”

在曾国藩由专治义理转入“汉宋兼采”之时，他的治学方法又进入第三个层次，即“由约返博”。这一转变，自有其学术境界发展的成因，但与刘传莹的影响分不开。曾国藩对刘传莹的治学方法极为赞同，称他“初从事于考据，即已洞知二者之弊，既更忧患之余，犹自敛抑，退然若无以辩于学术也者，默识而已矣”，于是采纳宋学，“考之礼经，核之当世之会典，以权度乎吾心自然之则，必三善焉而后已”，“盖用汉学家之能综核于伦常日用之地，以求一得当于朱子”。这从学术路向来说，是由汉入宋，汉宋兼采，而于治学方法论，则是由约返博。故为曾氏所极赞扬，而他个人的治学路向与方法也为之一变：由宋入汉，汉宋兼采；由约返博，追求既深且博的境界。自此以后，曾国藩不再拘泥于宋儒义理之学，对汉学亦有深入的接触，接近既深且博的境界。同时，通过由约返博，曾国藩褒贬历代学者也较为公允了，不再带有以前那种抑汉扬宋的门户之见了。如他在致刘蓉的信中就认为，孔子作《春秋》衷人事之至当，是深；孔门子弟各有专门，谓博；孟氏而下，唯周子之《通书》，张子之《正蒙》，醇厚正大，许慎、郑玄、二程、朱熹，虽也能深博，但或失之碎，或失之隘，因之导致汉宋构讼。故他拟兼取二者之长，见道既深且博。就此而论，曾氏的学术确然进了一步。我们说，曾国藩的政治态度、文治武功可以因时代的变化而评价不同，而他的治学态度及治学方法所体现的开放和务实的精神，无疑是可以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