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曾国藩以理学信徒自我标榜，宣称“一宗宋儒”（《复颍州府夏教授书》，《曾文正公书札》卷十一）。清朝最高统治者表彰他“阐程朱之精蕴，学茂儒宗”（《御制碑文》：见《曾文正公全集》附录）。但他又同时热衷于经世致用之学。李元度说他“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讲求经世之学”（《曾文正公行状》，《天岳山馆文钞》卷十四）。对于曾国藩的理学思想今人论及较多，对其经世思想则谈得甚少。有的同志更断然否认曾国藩与经世致用之学的联系，否认他有经世思想的存在，说曾国藩“成年累月研究的是天理、人性、三纲五常、‘主静’、‘静坐’、格物致知”（董蔡时《左宗棠评传》第2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除了被禁锢在虚无飘缈的理学圈子里学步、舞蹈……对于时代风云、国计民生等漠不关心，也一无所知”（董蔡时《试论嘉道年间经世学派的崛起及其流派的思想特点》，《苏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685年第1期）。照这样的描绘，曾国藩完全是一个理学大师、醇然粹儒的形象了。如果问题如此简单，那末人们不禁要问：一个对时代风云、国计民生漠不关心，也一无所知，只知在理论圈子里学步舞蹈的人物，为什么在清朝统治濒于灭亡的时刻，能够创建并统率地主阶级的新兴武装——湘军，最终战胜了在军事实力上远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太平天国政权，并在百余年来的中国政治生活中产生重要的影响，甚至使得视万户侯如同粪土的青年毛泽东佩服之至（参见汪澍白等著《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探源》第二章所引部分资料。该书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联合出版）？
笔者认为，弄清曾国藩与理学、经世之学的关系是曾国藩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如果在这一问题上缺乏求实的精神与科学的态度，那末对上述问题的回答都难于作出合乎逻辑的结论。
二
理学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儒学。由于它“把封建地主阶级的道德原则看作永恒的绝对的最高原则”（张岱年《玄儒评林•论宋明理学的基本性质》），故适应了统治阶级强化封建纲常与中央集权的需要。宋以后的最高统治者都将它奉为官学。有清一代，理学的地位更被抬到了空前的高度。康熙帝玄烨御纂《性理精义》，并命大学士熊赐履、李光地编辑《朱子全书》，将朱熹的牌位移至大成殿“十哲之次”，配享先圣。乾隆六年，朝廷命将（《朱子全书》和其它宋儒之书颁行太学，刊示诸生。在这种社会氛围中，封建知识分子极易受到理学的熏陶，生长于典型的山村地主家庭，受过封建礼教严格训练的曾国藩（关于这一点曾氏自撰的《大界墓表》《台洲墓表》、《诰封光禄大夫曾府君墓志铭》均提供了可靠的证明）自然不能例外。
曾国藩致力于理学是在道光二十年（1840）考上进士，入居翰苑之后。次年，理学家唐鉴（湖南善化人）由江宁藩司入京任太常卿，曾国藩始与倭仁、吴竹如、窦兰泉、何桂贞等人从之，“讲求为学之方”，“以义理之学相勖”（黎庶昌《曾文正公年谱》）。在师友的影响下，曾国藩发愤用理学的“猛火”来“熏蒸”自己，“屏除一切，从事于克己之学”（《家书·致诸弟》，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为此，他立下了以“主敬”、“读史”、“写日记”、“静坐”、“谨言”等为条目的“课程表”，日日反躬自省，痛自刻责。“讲求先儒之书，剖析义理，宗旨极为纯正。其清修亮节，已震一时”（薛福成《庸庵文编·代李伯相拟陈督臣忠勋事迹疏》）。
当时正值鸦片战争过后，面对窳败不堪的社会现实与破关而入的侵略者，一些进步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发出了自救图强、倡言改革的呼声。他们关心世务，“诵史鉴、考掌故，慷慨论天下事”（程秉章语，见《定庵文集》卷下第23页）。他们的努力带来了社会风气的转变，促进了经世致用思潮的蓬勃兴起。这一思潮的共同特点，是敢于揭露、大胆抨击封建来世的衰朽；不满清廷奉行的对外政策，主张积极抵御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在政治经济领域提出了一些改革的办法，提倡治学要有助于“经世”。这一思潮是社会危机的产物，具有浓厚的求实色采，它推动着封建士大夫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与思考。在这股思潮的刺激下，有着辅物济时抱负的曾国藩超越了以追求道德完善为中心内容的理学圈子，开始注重对现实问题的考察与研究。京中的耳闻目睹，使他对朝政的腐败有着切身的认识，“厌其烦俗而无补于国计民生”（《家书·致诸弟》，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初四日）。他在致朋友的信中充满感慨地说：“以世风之滔滔，长民者之狭隘酷烈，而吾子犹处闾巷，内度身世，郎署浮沉，既茫乎未有畔岸；外观乡里，饥溺满眼，又汲汲乎有生涯自蹙之势。进不能以自效，退不能以自存。则吾子之迫切而思以呼于九阍者，实仁人君子至不得已也。然事顾有难者，自客春求言以来，有廷献纳不下数百余章，其中岂乏嘉谟至计？或下司核议，辄以‘毋庸议’三字了之；或通谕直省，则奉行一文之后，已复高阁束置，若风马牛不相与……书生之血诚，徒以供胥吏唾弃之具。每念及兹，可为愤懑”（《复胡莲航》，《书札》卷一）！为此，他注意将理学与经世致用之学结合起来，寻求拯救封建末世的有效药石。在致力于义理之学的同时，“详览前史，讲求经世之学”（黎庶昌《曾文正公年谱》）。
在这段时间内，曾国藩“究心于方舆之学，左图右书，钩校不倦。于山川险要、水漕、大利诸大政，详求折中”（同上）。鸦片战争前后，由于外国侵略者虎视眈眈，边境形势紧张，士大夫研究地理历史蔚然成风，如魏源、夸自珍等人“皆经学并兼经济舆地之学”（《魏源集·定庵文录叙》）。曾国藩注重这一问题，显然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另外，他还采辑古今名臣大儒言论分为条目，为《曾氏家训长编》；他有感于秦蕙田“《五礼通考》综括天下之事，而于食货之政稍缺，乃其盐课、海运、钱法、河堤各事，钞辑近时奏议之切当时务者别为六卷”，列入《家训长编》之中，“以补秦氏之所未备”（《曾文正公年谱》）。
曾国藩前期的经世思想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主张任贤选能，更新吏治
清代后期政治黑暗的突出表现之一是吏治腐败。对此，正直的士大夫与进步的知识分子早有不满，他们纷起揭露，大胆抨击。如龚自珍就认为当时已是“日之将夕”的衰世，吏治空前腐败，人才空前匮乏，到了“左无才相，右无才史，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定庵文集·乙丙之际著议第九》）的地步。曾国藩厕身朝列，对晚清官场的腐败深有认识，他极力主张任贤选能，更新吏治。道光三十年二月，旻宁病死，奕詝即位。三月，曾国藩趁新帝登基之初，上疏指出：“今日所当讲者，唯在用人一端，”“人才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一。”所谓“转移之道”，指的是人才气质、习俗的变化与提高。如顺治之时，疮痍初复，民志未定，朝廷继之以宽；康熙末年，久安而吏治弛懈，朝廷救之以严，乾隆之际，人尚才华，士鹜高远，朝廷歛之以镇静，变其浮夸之习。所谓“培养有方”，指的是培养、造就人才的方法。曾国藩指出约有数端：教诲、甄别、保举、超擢。“堂官之于司员，一言嘉奖，则感而图功；片语责惩，则畏而改过，此教诲之不可缓也。榛棘不除，则蕙兰减色；害马不去，则骐骥短气，此甄别之不可缓也。……嘉庆四年、十八年，两次令部院各保司员，此保举之成案也……嘉庆年间，黄钺以主事而充翰林，入南斋，此超擢之成案也。”所谓，“考察之法”，主要是“询事”、“考言”。曾国藩建议咸丰借奏折作为考核人才的重要依据，语涉雷同的，无须交付有司议论；过于攻讦的不要作出处置。曾国藩并对官场的腐败风气痛加揭露：“京官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退缩”表现为“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琐屑”表现为“利析锱铢，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敷衍”则是“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白”；“颟顸”则是“外面完全，中已溃烂，奏章粉饰，而语无归宿。”曾国藩指出：“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肯振作有为，将来一遇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曾文正公奏稿·应诏陈言疏》）。这份奏折切中要害，陈辞痛快，既揭露了朝政腐败的重要原因，又对其发展的严重后果作出了清醒的估计，对年轻的成丰无异于一记响亮的警钟！
（二）关心民瘼，在经济上提出改革的措施
鸦片战争前后，清朝积弊丛生，百姓疾苦日益加重，从而促使阶级矛盾尖锐发展，大小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此起彼伏。曾国藩为此焦虑不安，于咸丰元年十二月接连向朝廷呈上两折。一是《备陈民间疾苦疏》，一是《平银价疏》。前疏指出：“国贫不足患，唯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自古莫富于隋文之季，而致）（安，能抚民也……（今）外间守令，或玩视民瘼……民问之疾苦不能诉于上。”曾国藩认为百姓疾苦首先在于“银价太昂，银钱难纳”，“官吏之浮收，差役之滥刑，真有民不聊生之势。”（《平银价疏》在前疏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贵钱贱银，以平银而逛民困”的办法。这两份奏折表现了曾国藩对于民瘼的关心，对于社会现实矛盾的正视。他提醒最高统治者在对劳动人民反抗斗争进行镇压的同时，要致力于挽回日见溃散的民心民力，以从根本上维护与加强封建统治。
曾国藩在上述奏疏中提出的“银价太昂，银钱难纳”的问题，是鸦片战争前后中国所面临的一大社会问题。它给清王朝的整个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人们对此十分关注。包世臣、林则徐、魏源等经世致用的思想家都对它进行过认真的探讨。
西方资本主义的鸦片输入与经济掠夺，是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从一八○○年趸一八三九年共四十年内，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以可耻的鸦片贸易从中国掠走的白银总数已达六亿两之多（参见《鸦片战争前四十二年间鸦片输入与白银外流数字的考察》，《南开史学》一九八四年第一期）。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后，由于巨额赔款，白银外流更加严重，使银贵钱贱的问题十分突出。为了转嫁经济危机，清政府加重了对老百姓的榨取，下令赋役改收白银，并任意变更银钱的比价。以湖南为例，“乾隆、嘉庆年间，每银一两，易钱一千三四百文，日后渐次增加至二千文……农民以钱易银，暗增一倍有余之费”（《骆文忠公奏议·沥陈湖南筹饷情形折》）。由于劳动人民负担过重，各地抗粮、抗税斗争纷起，道光二十五年户部《奏议银钱出纳章程》云：“近年以来，银价日昂，迄无底止……于是官困而民益困，甚至诛求无巳，激成事端”（见《鸦片战争》第四册）。为了相对稳定银钱比价，曾国藩向朝廷建议，一切以钱起数，使钱从银。主张部库收入亦可收钱，地丁分县收钱，外省用项分别收钱（见《平银价疏》）。显然，这样主张有利于减轻农民的赋税负担，有利于缓冲统治阶级与农民群众的尖锐矛盾。
与此同时，曾国藩还通过诗歌对农民的痛苦生活表示同情。如《送周文泉大令之官城武》把在官府赋税重压下的老百姓比喻成连群蛇蹂躏的生灵（“可怜疲民困科条，有如聚蛇遭蹂躏”），在《书严太守大关赈粜诗后》展现出农民因颗粒无收，流离失所，痛苦不堪的悲惨景象（“去年河北哀鸣嗷，千里削地墝无毛。霾牲瘗圭百不应，妻儿鬻食夫遁逃”）。在这些诗中，我们听到了一个封建士大夫为民请愿的声音，它们是《备陈民间疾苦疏》的形象图解。
（三）关心海疆大事，对朝廷屈从英人的侵略表示不满
曾国藩在翰苑供职的几年中，中国社会正发生着急剧变化。为了维护罪恶的鸦片贸易，蓄谋已久的英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于一八四○年六月（曾国藩入京的第二年）发动了对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面对入侵的强敌，东南沿海军民奋力抵抗，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但是由于清政府奉行投降路线，使中国军民的这场战争遭至失败。
鸦片战争期间，在人民抗英斗争的激发下，知识分子、封建士大夫反侵略的爱国情绪十分高涨。曾国藩从中得到鼓舞，关注海疆之事，并经常把京城得到的消息及时写信告诉湖南的家人。这里引述几条，以见其对这场战争所持的基本立场与态度：
“英夷之事，九月十七日大胜，在福建、台湾生擒夷人一百三十三名，斩首三十三名，大快人心”（《家书·禀父母》，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十九日）。
“英夷去秋在浙滋扰，冬间无甚动作。若今春不来天津，或来而我师全胜，使彼片帆不返，则社稷苍生之福也”（同上，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十八日）。
“浙江之事，闻正月底交战，仍尔不胜。去岁所失宁波府城、定海、镇海二县城，尚未收复。英夷滋扰以来，皆汉奸助之为虐。此辈食毛践土，丧尽天良，不知何日罪恶贯盈，始得聚而歼之”（同上，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英夷去年攻占浙江宁波府及定海两县，今年退出宁波，攻占乍浦，极可痛恨！京城人心安静如无事时，想不日可殄灭也”（同上。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英夷在江南抚局已定。盖金陵为南北咽喉。逆夷既已扼吭而据要害，不得不权为和戎之策，以安民而息兵。……自英夷滋扰，已历三年，将不知兵，兵不用命，于国威不无少损。然此次议抚，实出于不得已”（《家书·禀祖文母》，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六日）。
从上述信件中可以看出，曾国藩一方面痛恨英人的入侵，有着强烈的仇夷情绪；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对清政府的投降路线取同情与服从的态度。他的心情是矛盾的、复杂的。但在诗歌中，他更多地是流露了对朝廷丧师辱国的不满与仇视侵略者的愤激心情：“逆夷昔烂漫，兵甲御东南。杀人饲蛟鳄，大海为之红。君时即我谋。雪涕向苍穹……”（《诗集·送黎樾乔侍御南归》）
“汉家八叶耀威弧，冬干春胶造作殊。岂谓戈鋋照京口，翻然玉帛答倭奴……长是太平依日月，杖黎零涕说康衢。”（《诗集·训九弟》其三）
“壮士躭经训，艰难始一隅……国仇犹未报，何处著迂儒。”（《诗集·岁暮杂感》其四）
在这些诗中，曾国藩对笋国侵略者烧杀抢掠的海盗行为进行了愤慨的斥责，同时把朝廷的投降派与南宋统治集团进行对照，批评了他们纳币求和的投降政策。平心而论，从这些文字中我们得不出一个“是非颠倒、敌我不分”“苟且偷安、崇洋卖国”（董蔡时《左宗棠评传》P26-P27）的结论来。曾国藩此期的思想与行为是不能与他二十多年后处理天津教案时的情况同日而语的。
（四）以理学为主，贯通汉宋二学
乾嘉时代，汉学兴起。“以乾嘉学派为中坚之清代学者，一反明人空疏之习”（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他们立足典籍、注重考订，反对空谈，与明心见性的宋学冰炭不容，遂遭到理学家的诘难与攻讦。曾国藩作为理学信徒，不囿于门户之见，在推崇宋学的同时，并能注意汲取汉学的营养。他说：“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考据之学即今所谓汉学也……此四者缺一不可”（辛亥七月《日记》）。道光二十六年，他因病瘄居京师城南报国寺调养时，曾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一书以供披览（见黎庶昌《曾文正公年谱》）。报国寺附近有为纪念明末清初的爱国者与思想家顾炎武建造的一所祠堂。曾国藩在寺作诗数首，抒发了对这位前朝先哲的仰慕。诗中写道：“俗儒阁阁蛙乱鸣，亭林老子初金声。昌平山水委灰烬，可怜孤臣泪纵横。东西南北辙迹遍，断柯伐斧终无成。独有文书巨眼在北斗，丽天万古明声音……”（《诗集·丙午初冬寓居报国寺赋诗五首》其五）诗中对顾炎武的民族气节与治学精神以很高的评价。顾炎武为乾嘉学派的开山祖师，“留心经世之学……不为空谈，期于致用”（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宣称“凡为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亭林文集•与友人论学书》）。曾国藩在诗中讥刺俗儒，对顾炎武推崇备至，这与理学家方东树之流为维护宋学的地位，诋毁汉学为洪水猛兽、杀人毒药的偏激态度有明显不同。这种观点贯穿曾国藩的一生，直至后期他仍然宣称：“一宗宋儒，不废汉学”（《夏颍州府夏教授书》，《书札》卷十一）。曾纪泽《祭文正公》文说：“汉儒宋学，矛盾相激。公汇其通，辨其精粗。各有专长，不主门户”（《曾纪泽遗集》）。这一评价是较为客观的，从它可以看出曾国藩以理学为主，贯通“汉”“宋”，博采众长的思想特色。
与历史上其它学说一样，经世致用之学也有其二重性。因为它毕竟是封建地主阶级的部分有识之士用以维护封建统治的一种学说。它以匡物济时，经世致用相倡导，其所匡救、经济者实在于封建制度本身。因此，当这种口号与进步的社会潮流相适应，与广大人民群众变更现状的要求相适应，其积极的一面便得到突出；反之，其守旧性、落后性便得到充分的暴露。曾国藩便是这样的。当他后期（曾氏前后期大抵以一八五三年出办团练为界）全力以赴地投入到镇压太平天国、捻军的血腥事业中，这种“经世致用”针对农民革命的反动目的便十分突出了。
为了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曾国藩参照戚继光的练军方法，变更绿营旧制与调遣成法，“别树一帜，改弦更张”（《与王璞山》，《书札》卷二），以儒生领山农，组建湘军，鼓吹申、韩之法，以与强大的太平天国农民武装相对抗。曾国藩并不遗余力地网罗人才，使其幕府人才“极一时之盛”（薛福成《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庸庵文编》卷四）。在曾国藩实干精神的倡导下，它成为了一个得力的参谋部与智囊团，在对付太平天国方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在任两江总督之后，为了加强军事装备，曾国藩在“安外攘外”的口号下先后在安庆、上海设立军械所，江南制造局，偶导洋务，大力发展近代军事工业。
综上所述，可见曾国藩既是一个服膺程朱的理学家，又是一个兼采各家乃至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所突破的经世致用论者（容闳称他为“中国旧教育之特产人物”。见（《西学东渐记》）。对他冠之以纯粹理学家的帽子显然是不合适的。
曾国藩既是一个理学家，又是一个地主阶级经世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理学与经世之学在曾国藩的思想体系中关系如何呢？对于这一个问题，我们不妨看看曾国藩自己的回答。
还在翰苑期间，当曾国藩追随唐鉴学习理学的时候，他就这样说过：“镜海（按：唐鉴）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按：考据），曰文章……至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内”（辛丑闰三月《日记》）。直到晚年，曾国藩仍然坚持这一观点，认为“义理”包举“经济”，该括经世之学。如他在直隶任上这样强调：“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苟通义理之学，则经济该乎其中矣”（《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杂著》卷一）。“义理之学盖将使耳目口体心想各敬其职，而五伦各尽其分；又将推以及物，使凡民皆有以善其身，而无憾于伦纪。夫使举世皆无憾于伦纪，虽唐虞之盛有不能逮”（同上）。依照上述解释，理学既是进德修身之学，又是经世之学。如果人们将理学的道德规范由一己扩展、推及到国家、社会，那么封建统治就安子磐石了（“虽唐虞之盛有不能逮”）。因此，理学既是一种“克己”之道，又是一种治国之方，它通过“细密地分析、实践地讲求‘立志’、‘修身’以求最终达到‘内圣外王’‘治国平天下’”（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宋明理学片论》）的目的。
宋明理学将伦理观念提扬到本体论的高度，“理”——这一至高天上、君临万物的先验性本体被赋予浓厚的伦理色彩。它在人事上的体现就是以“礼”为主要内容的封建伦常；它在政治上的体现，就是以“礼”为中心的封建礼治，用曾国藩的话说，就是“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文集·讨粤匪檄》）的等级制度、封建秩序、伦理纲常。曾国藩的所谓“经世”，从根本上说就是要维护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封建秩序。正是从这种本体论的认识论出发，他反复强调经世之学应包括在理学之内。
“义理”包举“经济”，“经济”服从“义理”，理学为本、为体，经世之学为用，用曾氏自己的话说，叫做“大本内植，伟绩外充”（《文集·江忠烈公神道碑铭》）。在曾国藩的思想体系中理学与经世之学的关系大抵如是。
张岱年在谈到宋明理学时指出：“理学把封建地主阶级的道德原则看作永恒的绝对的最高原则，这样来为封建等级秩序提供理论辩护”（《玄儒评林·论宋明理学的基本性质》）。李泽厚指出，理学家崇信道德，以三纲五常作为至高无上的信条，他们以重视封建伦理修养的体验（“内圣”之学）来达到“外王”（“治国平天下”）的目的，甚至为此赴汤蹈火而万死不辞（参见《宋明理学片论》，《经世观念随笔》，均见《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作为理学信徒的曾国藩其思想行为在很大的程度上体现了这一特点。尽管他对晚清的政治状况十分不满，但他毕竟没有也丝毫没有想到要成为封建朝廷的一员叛臣，而是以卫道者自命，不遗余力地拼命支撑这座风雨飘摇的封建大厦，甚至在靖港、湖口惨败之后两度赴水，企图以“临危一死报君王”来表白自己“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死节精神；金陵攻克之后，他为了显示自己对朝廷的忠贞不贰，竟然将苦心经营十数余年的湘军大部遣散；在总督直隶期间，当天津教案事发，他甘冒风险，立下遗嘱，以“衰疾已甚”之躯奉命前往处理；为迎合那拉氏主和意图，他不惜颠倒黑白，甘冒朝野舆论的强烈反对，杀民谢敌，在政治上留下了自己最后一桩劣迹。凡此种种，正表明曾国藩是以经济从属于理学，以“事功”从属于纲常名教，以个人欲望从属于道德理想。故此，他死后才获得最高统治者的高度评价，甚至被鼓吹为“立德、言功、立言”三不朽的人物（见李元度《天岳山馆文钞·祭曾太傅文正公文》）。但是，曾国藩毕竟不同于一般空谈性命的理学家，在风雷激荡的时代里，他接受了经世之学的影响。唯其如此，他才具有庸碌腐朽的官僚权贵所不能具备的地主阶级政治家的识见、魄力、办法与作风，并使其后期治政、治军的实践收到显著的成效，从而为腐朽的清王朝赢得了苟延残喘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