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地主阶级改革实践家和经世派代表人物的曾国藩，其改革思想和实践对当时和以后的历史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史学界至今无人对他的经世改革思想与实践作系统全面的研究。本文拟对曾国藩经世改革思想的来源与实践作一探讨，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
经世致用的主张最初是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等人提出的。中经“康乾盛世”一度低落。在道光年间，特别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随着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日益尖锐，龚自珍、魏源等又打起了经世致用的旗帜。在这些有识之士的推动下，经世致用的思潮很快复兴起来，并且影响越来越大。以湖南为例，魏源所辑录的《皇朝经世文编》一书，由贺长龄刊刻发行后，“三湘学人，诵习成风，士皆有用世之志”，给湖南的学风以很大影响。当时的湖南除魏源外，还有王文清、罗黄、欧阳厚钧、丁善庆、贺长龄、唐鉴等都是注重经世致用的，可以说，注重经世致用是湖南当时学术界的一个显著特点。曾国藩不仅生活在经世致用复兴的时代，而且生活在经世致用学术空气十分浓厚的湖南，自然深受经世致用思潮的影响。
经世致用思潮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敢于揭露、大胆抨击封建末世的衰朽；不满清廷奉行的对外政策，主张积极抵御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在政治领域提出了一些改革的办法，提倡治学要有助于“经世”。这一思潮是社会危机的产物，具有浓厚的求实色彩，它推动着封建士大夫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在这一思潮的刺激下，有着辅物济时抱负的曾国藩超越了以追求道德完善为中心内容的理学圈子，开始注重对现实问题的考察和研究。京中的耳闻目睹，使他对朝政的腐败有着切身的认识，“厌其烦俗而无补于国计民生”。因此，他开始注意将理学与经世致用之学结合起来，把经世致用之学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他强调“经济”的重要性，认为“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词章、曰经济”，把经济之学从义理之学中独立出来，从而把经济之学放到和义理、词章、考据一样重要的位置上。曾国藩从事经济之学的研究主要是钻研了《会典》和《皇朝经世文编》两部书。他认为“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曰昏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为此，他对这14件政事“皆以本朝为主，而历溯前代之沿革本末”，都详细进行了研究，提出方略。力图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对清政府进行一番整顿和改造。
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要求变革的时代。面对阶级斗争的巨大风暴，社会的动荡不安，曾国藩一方面将主要精力投入到镇压农民起义的军事战争中，另一方面对清政府的腐败行为不满。认识到不进行全面的改革，是难以维护清朝的统治的。因此，他无论是在激烈的军事斗争中，还是在平时的官宦生活中，都能注重改革，除弊兴利。特别是他利用在镇压太平天国中所取得的权力，在自己管辖地盘内，努力进行改革。
二
曾国藩在《杂著·劝诫委员四条》中说：“今世万事纷纭，要之不外四端：曰军事；曰吏事；曰饷事；曰文事。”曾国藩的改革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下面就其改革的主要方面分别论述。
1、军事改革实践
曾国藩从道光二十九年(1849)起以礼部侍郎兼兵部侍郎，开始留意军事。咸丰三年(1853)他在回籍守丧期间，奉旨帮办湖南团练，从此开始了镇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军事生涯。从办团练到组织湘军，镇压太平天国，督师剿捻，前后凡14年。在这期间，曾国藩开始了改革军事的实践。
（1）选将原则。曾国藩目睹晚清绿营将领浮滑巧伪之风，认为首先要以封建道德观念、儒家仁义忠信从精神上武装将领，使之成为忠将、良将，无负君父家国之望。他反复鼓吹：“今欲图谋大局，万众一心，自须别开生面，崭新日月，专用新招之勇，求忠义之将。”曾国藩认为满蒙贵族，绿营将领几无一人可用，“旧求满蒙宗藩勋旧之中，则旧科难改；若求之汉人卿相督抚之中，则殊乏妙选”。他“念营将积弊不可用，纯用书生为营官，率诸生员、文童，以忠诚相期奖”。特别重视选知识分子为将，据罗尔纲《湘军兵制》统计，湘军营官，帮办以上将领182人，除3人出身不明外，书生出身的104人，占58.1%。高级将领出身知识分子的更多，3名统帅、13名统领中的8人都是知识分子。
在“忠义血性”的前提下，曾国藩还提出了一些标准，他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他还说：“将领之道必须身先士卒……又军事最贵气旺，必须有好胜之心，有凌人之气，酷羡英雄不朽之名，兼羡号令风雷之象。”对将领，曾国藩十分重视一个“勤”字，他说：“营官之要全在一个勤字。训练勤，则弱卒亦成劲旅矣；稽察勤，则哨队咸守营规矣。”
（2）建军思想。曾国藩认为要从根本上铲除绿营的积弊，必须招募乡勇，训练新军，重建一支富有生气的地主阶级武装。曾国藩十分赞赏明代戚继光练军的办法，斟酌取舍，并补充新的内容，组建和训练湘军，使之成为一支迥别于绿营的新型地主阶级武装。
第一，招募对象。鉴于绿营的冗散、骄惰，曾国藩在招募对象上仿照戚氏办法，规定兵勇“择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土气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曾国藩对乡勇尤为厌恶，说他们皆游手浮滑之徒，主张在招募时应严加汰除，鉴于绿营兵将互不相习的弊病，曾国藩还规定，统兵者必亲自招募兵士，如中途撤换营官，则将原统带军队遣散，另行挑选或募员重编。由谁招募就由谁统领，士兵就服从谁，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兵为将有的状况，使湘军兵将关系具有很大的私属性。胡林翼说：“凡‘勇’须自招募者乃可战，非如‘兵’可以派官统领出。”“勇”指湘军一类的勇营，“兵”指八旗、绿营等国家经制额兵。这就是说，亲自招募的勇营，由于上下熟悉，一气贯通，较之临时指派将领指挥的额兵要有战斗力。
第二，严格编制。军队有严密的编制，才能有节制，从而作“上下相安，臂指相使，莫敢有为”，形成整束的部队，具有严明的纪律。湘军采用戚家军以队为基本单位的编制：“凡立营，十人为队，八队为哨，队、哨有长……四哨为营。”这种编制，从作战角度看，能适应当时各种兵器，充分发挥各种火器及长短兵器的效用；从对军队的节制看，由于湘军采用了“统领自拣营官，营官拣哨兵，以次而下，帅不为制”的选拔方式，“故一营之中，指臂相联，弁勇视营哨，营哨官视统领，统领视大帅，皆如子弟之事父兄焉”。
与经制额兵相比较，湘军将领、统帅不仅掌握了军事指挥主动权，而且控制政权、人权、财权，以军事为中心，将原来皆由封建衙门主持的领饷、拔缺，请奖等权皆集于将帅一身，“事权归一”，使之无后顾之忧。以上几点，改变了军队由朝廷直接调拔，临时派将帅统辖的旧制，是晚清兵制的重要改革。故吴汝纶说：“湘军兴而旧时额兵尽废，兵之制于是始变。”
第三，训练。曾国藩说：“训有二端，一曰训营规，二曰训家规……点名演操，巡更放哨，此将领教兵勇之营规也；禁嫖赌，戒游惰、慎语言、敬尊长，此父兄教子弟之家规也。”他认为要以管带子弟的方式教育士兵，把他们训练为对封建礼法绝对服从的工具。同时，曾国藩也重视军事技术的训练，这些训练包括练伍法，练耳目，练营阵等。他说：“练有二端，一曰练技艺，一曰练阵法。”“练技艺者，刀矛能保身，能刺人，枪炮能命中，能及远；练阵法者，进则同进，站者同站，登山不乱，越水不杂，总不外一个熟字。技艺熟极则一人可敌数十人，阵法熟极则千万人可使如一人。”对练技艺、阵法，曾国藩都作了细致规定，提出了具体要求，编成歌谣令军士诵习。曾国藩要从思想、军事两方面入手，把湘勇训练成一支劲健、强悍的封建地主阶级新军。
第四，重视不断更新武器装备。曾国藩重视西方先进武器在战争中的作用，初建湘军时即多方采购洋炮，用以装备水师。“此次蒙皇上屡降谕旨，饬令两广督臣叶名琛购备洋炮，为两湖水师之用，现已先后解到六百尊来楚，皆系真正洋装，选验合用之炮。”在总结湘潭、岳州两次战役取胜的原因时说：“湘潭、岳州两次大胜，实赖洋炮之力。”并加紧催请清政府用西方先进武器武装军队：“江面非可遽清，水面尚须增添，尤须有洋炮继续接济，乃能收越战越精之效。”
（3）治军思想。第一，严明纪律，规定各种纪律几十条，严禁将士吸食洋烟、赌博及奸淫。如营中有吸食洋烟者尽行责革。营外有烟馆卖烟者，尽行驱除。“凡打牌、押宝等事既耗钱财，又耗精神，不能起早，不能守夜，断无不误军事之理”。吸烟、赌博“全是一种暮气”，暮气必败，故必严禁。
第二，进行爱民教育，不许兵勇欺压百姓。曾国藩说：“用兵之道，以保民为第一要义。除莠去草，所以爱苗也；打蛇杀虎，所以爱人也；募兵剿贼，所以爱百姓也。若不禁止搔扰，便与贼匪无异，且或比贼匪更甚，要官兵何用哉?故兵法千言万语，一言以蔽之曰：‘爱民’。”爱民不能仅限于口头，官吏要‘廉洁’，曾国藩反复告诫那些将领，“居官以不要钱为本”。所有将士不得“强掳民夫，强占民房”。如有违抗者，“即行指名禀明，军法从事”。
第三，强调思想政治教育。曾国藩把封建伦理道德视为湘军的精神支柱。“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用所谓“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孔孟之道和岳飞的“不要钱，不怕死”的口号激励兵将。
（4）制订直隶“练军”章程。练兵，是洋务派“自强”活动的一项重要举措。恭亲王奕等早在1861年奏摺中就指出：“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1863年6月，直隶总督刘长佑关于“抽练营兵，酌募勇丁”，另立营伍，加以训练，定名为“练军”的建议，得到清廷同意。刘长佑拟订了练军“营规”，并着手进行编练。
1869年3月14日，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经调查研究，认为直隶练军存在着“文法太繁”、“事权不专”、“情意难洽”以及编制、饷制不够合理等缺点。为此，决定重新拟定营制，撤军还营，以营为基本作战单位。全营官兵500人。营以上设统领，辖数目不等的营，马队不与步队混偏，单立马队营，全营官兵316名、马272匹。这一章程引起了各省督抚的重视，将其作为组建练军的蓝本，从而对晚清早期的军制改革起了推动作用。
通过上述改革，湘军建立了与绿营八旗不同的军制，内部团结，战斗力强，成为一支凶悍的地主武装。这些改革对中国军事制度、军队建设等方面，都发挥了巨大作用。
2、整饬吏治
曾国藩中举及治事时，内忧外事患纷陈迭至，曾氏大受震惊，于是他涉猎了魏源的《皇朝经世文编》、《圣武纪》等与儒家经典大相径庭的现代著述，感悟到中国需要一个大的变革。因此，曾国藩欲从整顿吏治入手，转变全国官场风气，以应时变。面对清朝吏治的严重弊端，他尖锐地指出：现在官场“大率以畏葸为慎，为柔靡为荣”。京官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退缩者，即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琐屑者，斤斤计较，不顾大体。外官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国家一旦有事，则满廷皆疲沓泄，相与袖手。”在临政湘、赣、苏、皖、直隶等省时，曾国藩更进一步认识到了吏治腐败的恶果，深以吏治腐败和民心不满为忧。认为要从整顿吏治，挽回民心入手。“若不从吏治人心痛下功夫，涤肠荡胃，断无挽回之理。”于是曾氏抱定“以吏治人心为第一义”，收拾人心，以缓和“民乱四起”的社会矛盾。
曾国藩整饬吏治，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提出吏治要有一定的制度和法规，作为考察和制约官吏的准则。他说：“窃以为吏治有常者也，可先立法而后求人。”他以州县为整饬吏治的基本单位，因为“吏治之兴废全系乎州县是之贤否。”他亲自制定约束州县官吏的《劝诫规则》十六条，作为官吏们廉洁尽职的标准。十六条包括劝诫州县、劝诫委员、劝诫绅士、劝诫营官等各四条。每条下面都以浅近明快的文字加以说明，并刻印成册，州县官吏人手一份，作为不贪财、不沽名、做“好官”的座右铭。
第二，力除官僚作风，办事讲求实效。曾国藩指出：“凡公事迟延，通弊有二，曰支曰展。支者，推诿他人，如院仰司，司仰府，府仰州县……，但求推出门外，不求了结其事……；展者，迟延时日，如上月展至下月，春季展至夏季，逾宕则逾松……。上下相容，疲玩已甚。”为力挽积习，澄清吏治，曾国藩特令臬司张树声撰限期功过章程。结果，仅保定首府自同治八年四月至十一月，共8个月时间，清理新旧文牍案件3万多起，使多年淹滞的积案得到清结。
曾国藩还“力救冗之弊”，撤裁机构，减少冗员，使官吏各有专责并尽其职分。他说：“凡治事以员少为妙，有专责而无推诿，少则必择才足了事者，而劣员不得滥竽其间，少则各项头绪，悉在二三人心中手中，不致坐杂遗忘，多则反是。”故于军事工作结束后，立即撤去湖南车征局以及粤、赣等省厘金局以苏商民之困。
第三，力主“戒私”，“为官择人而不为人择官”，为事择人而不为人择事。他说：“办事择人。则心公而事举，为人谋事，则心私而事废。”曾国藩对自己的亲信故旧亦不例外。挚友李元度，好文学，有才气，但好取宠纳贿，曾与之约法五章，其中有用人戒滥戒私，为官择人而不为人择官。曾用人戒私、重才，招徕远近俊彦，“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如薛福成、容闳、李善兰、华衡芳、徐寿等思想家、科学家、学者、能人都因知遇曾国藩而得到充分发挥自己才智的机会。
由于曾国藩重视吏治，止浊扬清，加上修文兴教，劝农课桑，“不数年间，民气大苏，而宦场浮滑之习，亦为之一变”。“如清积讼，减差徭，筹荒政，皆有实惠及民”。这不免有所夸大，但不致全非事实。
3、革新教育，培养和选拔人才
曾国藩认为：“师夷”应从教育开始。只有以新方法培养、奖掖人才，革新教育，振兴科技，方可达到“制夷”的目的。
第一，重视科技教育，培养科技人才。曾国藩是一个具有经世致用眼光的地主阶级政治家，他根据社会需要、致力于国富民强、力主学习西方。“使彼之长，我皆有之”。办洋务，不能光靠“智巧洋人”。因而，他以厂矿为依托，创办技校，致力于培养新型科技知识分子。1867年，曾国藩视察江南机器局，容闳“乘此机会，复劝其于厂房立一兵工学校，招中国学生肄业其中，授以机器工程之理论与试验，以期中国将来不必用外国机器及外国工程师”。曾国藩“极赞许，不久遂得实行”。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技工学校。技校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官才”，而是造就一批懂专业的科技人才。学堂不是以科举选人才，也主要不是以孔孟之学教育学生，故在教学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手段上，均按学以致用原则，配合应用科技教学。这本身就是对传统教育的否定，实际上已向几千年科举进士制度提出了挑战，为近代中国的科学教育起了奠基作用。
第二，组织官费留学生，在近代教育史上开风气之先。1871年曾国藩与李鸿章会奏朝廷，认为中国要学习西方的军政、船政，就应派优秀青年出国留学，“以师仿其意，精通其法”。1872年，即曾国藩死后不久，第一批学生30人，终于获准赴美留学，遂开我国成批派遣留学生之先河，在中国教育史上破了天荒。这些留学生到了大洋彼岸，受到资本主义熏陶，逐渐摆脱旧文化的羁绊，接受资产阶级新思想。留美学生副监督容闳在回忆录中写道：这些留学幼童“终口饱吸自由空气，其平昔性灵上所受极重之压力，一旦排空飞去，言论思想，悉与旧教育不侔。”派遣学童出国留学，这对中国传统教育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引起了中国近代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的更新。
4、对外交涉，采取务实态度
曾国藩作为经世派的重要代表，在处理对外关系上，采取了比较务实的态度。
第一，外交之法须与“自强”之道紧密结合。
19世纪中叶，中国社会正处于“千古变局”的动荡时期。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堂堂华夏”竟被区区外夷打得京都不保，一败涂地。这种严酷的现实，迫使曾国藩冷静思考和寻求未来的出路。他敏锐地感觉到，时局发生了千古未有之“变局”，“时势日艰”的局面已经到来。他感叹道：“天道五十年一变，国之运数从之”。因此，他思忖着如何对付外夷的法子。在同外国列强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体验到：“洋人遇事专论强弱，不论是非。兵力逾多，挟制逾甚。”于是，他提出了外交立法须与“自强”之道紧密结合的主张。因为中外暂时和好的局面是靠不住的，必须尽早地谋求御侮之方，他在给李鸿章的一封信中说道：“洋人日下虽幸无事，一旦兵端或开，则办船办炮必责成于吾辈海疆大吏。不如趁此闲暇之时积蓄三年之艾，免致临渴掘井，购买机器又为外人所挟制。”因此，他把整军练兵，实力备战，作为当时对付外患的最紧要的一件事。曾国藩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硬拚是没有前途的。因此，目前之法，就是委屈求全，暂时忍让，为自强运动争取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加快自强运动的步伐。
第二，严格遵守条约，按条约办事。曾国藩认为，与外国交往，“总不出一信字，非必显违条约，轻弃前诺，而后为失信也”，主张严格遵守条约。有人认为清朝政府与外国列强签订的条约，本身就是不平等的，是西方侵略者强加给中国人民的，既然是不平等的、强加的，那么，就不应当遵守。遵守不平等条约就是卖国。当然，持此观点的同志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观点脱离了当时的历史条件，是不务实的，因而是偏颇的。我认为，按条约办事是中国外交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知道，条约是国家间关于它们的相互权利和义务关系的书面协议，是一种法律形式，依照国际习惯，条约必须信守，对缔约国具有约束力。“如果违反条约必须信守原则而违反条约，就构成国际不法行为，应负国际责任。”因此，必须严格遵守条约。试想一下，如果我们签订条约，又不按条约办事，视条约为儿戏，那么侵略者就会以此为由，获得更大的权益。因此，必须按条约办事，同时，可在条约的范围内，与侵略者据理力争，条约上有的严格遵守，条约上没有的，也决不允许西方列强随意侵占。这样，从某种程度上讲，按条约办事，就能减少损失。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既是外交观念的更新，又是务实的，明智的选择。
三
曾国藩是近代杰出的地主阶级改革家，是地主阶级经世派的代表人物。总体来看，他的改革思想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曾国藩的改革把“制夷”和“制民”放在同等的地位。曾国藩是靠镇压太平天国起家的，因此，他的改革，首先是指向农民，即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其次，在镇压太平天国以后，也针对了西方侵略势力。在天京陷落后，他最担心的是外国侵略。尽管当时农民起义还未全镇压下去，但他对友人多次说过：“目下中外之患自以洋务为最巨”，因而每每感到“海国环伺，隐患方长”。在太平天国失败后，曾国藩等人将洋务运动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他亲自创办的洋务事业就有江南制造局、上海编译局、派幼童赴美留学，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这都是“预筹防海之远谋。”
第二，曾国藩的所谓“经世”、改革，从根本上说就是要维护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封建秩序。尽管他对晚清的政治状况十分不满，但他丝毫没有想到要成为封建朝廷的一名叛臣，而是以卫道者自命，不遗余力地拼命支撑这座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的封建大厦。因此，他的改革也就仅仅限于这座封建大厦的修修补补，为腐朽的清王朝赢得苟延残喘的机会。
第三，曾国藩的经世改革思想，顺应了时代的潮流，改革的成果在反对外资入侵包括军事和经济的斗争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总之，曾国藩的改革是在世界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外敌侵入中国的情况下提出来的。曾国藩不失为清朝封建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我们不能因为他对外交涉中执行妥协求和的外交路线和残酷镇压过农民起义而一笔抹煞他的改革思想和改革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