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最初是以理学新秀的角色崛起的。及至在咸同年间建中兴之业，极人臣之荣，身前身后，朝廷内外，皆以理学名臣视之。作为一代儒臣，曾国藩有过一批志同道合的理学师友。本文特意选取唐鉴、倭仁这两位著名理学家，试图考述曾国藩这位理学后起之秀与他的良师益友的交往始末及所受影响。

一、师友夹持，向道得道

在道光十八年以前，曾国藩潜心苦读的是《四书》《五经》与八股范文，既得钦点翰林，荣为词臣，乃专心于诗文创作，以期文学报国。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唐鉴由江宁藩司入官太常寺卿，十四日，国藩以同乡后学前往拜谒。这次会面，带来了曾国藩早年人生道路上的一次大转折。本日《日记》载：

又至唐镜海先生处，问检身之要、读书之法。先生言当以《朱子全集》为宗。时余新买此书，问及，因道此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又言治经宜专一经，一经果能通，则诸经可旁及。若遽求兼精，则万不能通一经。先生自言生平最喜读《易》。又言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学，多求粗而遗精，管窥而蠡测文章之学，非精于义理者不能至。经济之学，即在义理内。又问：经济宜何如审端致力？答曰：经济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典章，不外乎此。又言近时河南倭艮峰（仁）前辈用功最笃实，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者皆记出。先生尝教之曰：不是将此心别借他心来把捉才提醒，便是闭邪存诚。又言检摄于外，只有“整齐严肃”四字；持守于内，只有“主一无适”四字。又言诗、文、词、曲皆可不必用功，诚能用力于义理之学，彼小技亦非所难。又言第一要戒欺。万不可掩著云云。听之，昭然若发蒙也。

理学作为元明官学，在清前期曾一落干丈，备受讥诟。清初三大思想家顾炎武、王夫之与黄宗羲及乾嘉经学大师钱大昕、戴震对之皆有批判，后生辈仰慕汉学大师之名，遂专心经解章句，鄙薄宋儒义理之学。门户之见既起，自难免于偏激。道光中，汉学阵营老成洲谢，而宋学则有复苏之象。二三笃实君子沉浸于宋明义理之中，潜研之，发扬之，加以身体力行，以其人格力量感染周围，向学之士，日趋众多。适国家承平日久，时尚端谨厚重之风，唐鉴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内召为九卿的。他的到来，使京师理学界有了一位众望所归的领袖。

同治八年，曾国藩为唐鉴作墓志铭曰：

公潜研性道，宗尚洛闽诸贤，所至以是敕其躬，亦以牖于人，亦时时论著以垂于后。在翰林时。著有《朱子年谱考异》《省身日课》《畿辅水利》等书；在广西著《读易反身录》，居丧著《读礼小事记》。官平乐时，延纳人士入署，亲与讲授。设立义塾，诲诱寒骏。官贵州时亦如之，官江宁时亦如之。及入时九卿，又著《易牖》《学案小识》等书，扶掖贤俊，倡导正学。时如今相国倭仁艮峰、侍郎吴廷栋竹如、侍御窦垿兰泉、何文贞公桂珍辈，皆从公考德问业。国藩亦追陪几仗，商榷古今，观其陋室危坐，精思力践，年近七十，斯须必敬，盖先儒坚苦者亚，时贤殆不逮也。

理学作为一种哲学精神和修养典范，最能满足士大夫之精神追求。如曾国藩《送唐先生南归序》所述，当唐鉴内招之后，“吾党之士三数人者，日就而考虑问业，虽以国藩之不才，亦且为义理所熏蒸，而确然知大闲之不可逾。”唐鉴在京五年，俨然人伦师范，故尔道光二十六年致仕还乡之际，曾国藩受众人推举，“作《师说》一首，以识年来向道之由，且以告吾湘之人，苟有志于强立，未有不严于事长之礼而可以成德者也。”所谓《师说》一首，即是这篇《送唐先生南归序》，而所称师道，则谓古者道一化行。师保为尊。周衰，教泽不下流，孔子重振师门，然非长民者所得与闻。至两汉经生，远源流歧，道亦少裂。有宋程子、朱子出，绍孔氏之绝学，门徒之繁，拟于邹鲁，数百千人，粲乎彬彬。先王之教泽得以不斩，顽夫有所忌而发其廉耻者，皆诸先生讲学与群众附和之力。而今之世，自乡试、礼部试举主而外，无复所谓师者，后生欲从事于义理之学，则无师友之援。由此可以得知，这篇《师说》，实为阐扬师道。明年，唐鉴七十初度，当年之踵门问道者，如吴廷栋、窦垿等纷纷作诗寄怀。国藩再次受同人之命，为作诗序。自今观之，此文实为同道推阐，自相比附，但是，《大戴礼》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与之俱黑，是故人之相与也，譬犹舟车然，相济达也。己先则援之。彼先则推之。是故人非人不济，马非马不走，土非土不高，水非水不流。”郑樵亦云：“德行立于己志，显誉成于僚友。”国藩此序实亦深于此道。文曰：“尝窃观古之君子，其载德而荷道者，必有人焉帅而掖之，而后后者有所阶而进；必有人焉辅而翼之，而后前者有所托而传。水非水而不续，人非人而不承。”由此可见，国藩之修候于唐门，“或月一至，或再三至”者，欲得道耳。“得道”即是士大夫的精神追求。

道光二十六七年间，曾国藩在同党之中脱颖而出。二十五年十一月，唐鉴《学案小识》成，国藩为之张罗刊刻诸事，并亲任校字之役，付梓之际，又手撰跋文，指摘前贤得失，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得道”者之气态，充溢于字里行间。二十六年《送唐先生南归序》，二十七年《唐鉴海先生七十生日同人寄怀诗序》，二十八年《送刘菽云南归序》诸文，皆俨然一副道岸然的“得道”者口吻。

可以这样认为，曾国藩之理学境界，其性理精义主要得自唐鉴，而其修养功夫则主要受诸倭仁。当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四日曾国藩问学唐门之初，唐鉴便已表扬了倭仁，谓其“用功最笃实，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者，皆记出。”但国国藩向道之初，未即躬行。直至次年秋，吴廷栋（字竹如，亦师事唐鉴者）谆劝国藩移居城内，据曾氏九月十八日致诸弟函曰：“竹如必要予搬进城住，盖城内镜海先生可以师事，倭艮峰先生、窦兰泉可以友事。师友夹持，虽懦夫亦有立志。子思、朱子言为学譬如熬肉，先用猛火煮，然后用漫火温。予生平工夫全未用猛火煮过，虽略有见识，乃是从悟境得来。偶用功，亦不过优游玩索已耳。如未沸之汤，遽用漫火温之，将愈煮愈不熟矣。以是急思搬进城内，屏除一切，从事于克已之学。镜海、艮峰两先生亦劝我急搬。”于是十月初一日曾国藩特意拜访了倭仁。此次会见，其意义几等于上年七月之初见唐鉴。本日《日记》曰：

拜倭艮峰前辈，先生言“研几”工夫最要紧。颜子之有不善，未尝不知，是研几也。周子曰：“几善恶。”《中庸》曰：“潜虽伏矣，亦孔之照”。刘念台先生曰：“卜动念以知几。”皆谓此也。失此不察，则心放而难收矣。又云：人心善恶之几，与国家治乱之几相通。又教子写日课，当即写，不宜再因循。

曾国藩本日归寓，即仿倭仁之样，作一丝不苟的楷书省身日记。二十六日，国藩致书诸弟，陈述“近事略”曰：

吾友吴竹如格物工夫颇深，一事一物，皆求其理。倭艮峰先生则诚意工夫极严，每日有日课册，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一默，皆笔之于书，书皆楷字。三月则定一本，自乙未年起，今三十本矣。盖其慎独之严，虽妄念偶动，必即时克治，而著之于书。故所读之书，句句皆切身之要药。兹将艮峰先生日课抄三页付归，与诸弟看。余自十月初一日起亦照艮峰样，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亦写楷书，冯树堂与余同日记起，亦有日课册。树堂极为虚心，爱我如兄，敬我如师，将来必有所成。余向来有无恒之弊，自此次写日课本子起，可保终身有恒矣。盖明师益友，重重夹持，能进不能退也。本欲抄余日课册付诸弟阅，因今日镜海先生来，要将本子带回去，故不及抄。十一月有摺差，准抄几叶付回也。余之益友，如倭艮峰之瑟侗，令人对之肃然。

从信中可以得知，当国藩作此日记之初，唐鉴便“将本子带回去”审阅，俨然是塾师检查童生功课，而倭仁则不特审阅，且有批注，如批十一月二十四日日记曰：“我辈既如此学，便须努力向前，完养精神，将一切闲思维、闲应酬、闲言语扫除净尽，专心一意，钻进里面，安身立命，务要另换一个人出来，方是功夫进步。愿共勉之。艮峰。”二十六日，曾国藩接到此批，为之悚然泪下，感叹“安得此药石之言”。而从此一时期日记看，倭仁还曾将自己的日课册子交付国藩批阅，国藩则称：“细阅先生日课，无时不有戒惧意思，迥不似我疏散，漫不警畏。不敢加批，但就其极感予心处著圈而已。”对于曾国藩来说，如果称唐鉴为引路之先导，那么倭仁便利是扶掖之同伴。上文所引之“师事”、“友事”“夹持而行”，即纯是一个新出道的后生小子仰慕名人、效法偶像之口气。

师承毕竟是士人进德修业的必经之路，《同人寄怀诗序》“帅而掖之”“辅而翼之”之语，正是“师事”“友事”之谓。而“后者所进之阶，前者所传之托”之说，也正是“夹持而行”之意。曾国藩在道光十二年读明人袁了凡书，为“前此种种，譬如昨日死，后生种种，譬如今日生”之警句所打动，因而自号涤生。道兴二十年六月初七日《日记》曰：“改号至今九年，而不学如故，岂不可叹……但求勤俭有恒，无纵逸欲以丧先生人元气，困知勉行，期有寸得，以无丧词臣体面……诚能日日用功有常，则可以保身体，可以仰事俯蓄，可以惜福，不使祖宗积累自我一人享受而尽，可以无愧词臣，尚能以文章报国。”改号九年而仍顽鄙如故者，无师友夹持耳；一旦闻道而气象日新者，有典型陶冶也。

二、以时誉邀圣眷，以学养获顺遂

对于封建士大夫来说，“向道”是其文化积淀的心理表现，“得道”是其修炼品性的终极目的。而“闻道”则是“向道”与“得道”之间的中介条件。曾国藩有幸获得了这个中介条件，即唐鉴、倭仁的师友夹持。

“得道”是封建士大夫的精神追求，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哲学精神，但是，当一种哲学精神成为一个时代风尚，那么，世俗化的倾向在就所难免了。尤其是士大夫们的精神追求，更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仕宦时尚。学而优则仕的文化传统与政治体制，为哲学时尚转化为仕宦时尚提供了最佳条件。

自道光二十三年至二十七年，曾国藩几乎每逢考试，皆得前等，因此几乎每年都有升迁。至二十七年，竟得超升四级，以从四品侍讲学士一跃而为从二品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六月十八日，曾国藩致诸弟信曰：“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近年中进士十年得阁学者，惟壬辰季仙九师、乙末张小浦及予三人。”有人归之于曾国藩运气很好。但是，即如此年考试翰詹，他不过名列二等第四而已。据稗史云，此次升迁，乃道光帝宣国藩进殿而故不见，次日乃问其殿中所存，国藩已先从穆彰阿所托之太监处知悉一切，故应对如流，上闻之，大为赏识，爰有后命。言之凿凿，似煞有介事者。曾国藩会试出穆彰阿门下，穆氏罢黜失势后，曾国藩大年初一仍即拜谒贺岁。同治八年，曾国藩以汉大臣领班出席朝廷赐宴之后，不避穆党余蘖之嫌，亲往穆宅凭吊遗迹，并出银二千两，交其子助刻年谱。由此看来，似稗官之言，不为无据。实则宣帝不过习闻曾国藩修身向道，沉静笃实，遇事用心，乃巧设机关，以探其虚实。即便此事不确，但此二年间曾氏得道之名鹊起，而宣宋晚年又习用务虚人才（陆建瀛即是此时擢升两江总督的。及太平军兴，一战而败，金陵变为天京，长达十一年之久）那么，以二等第四名之成绩而获知遇不次之擢，其原因也就不难寻求了。当曾国藩逝世之初，同治十一年二月十二日上谕即曰：“曾国藩学问纯粹，器识宏深，秉性忠诚，特躬清正，内翰林院蒙宣宗成皇帝特达之知，洊升卿贰”可谓知言。

曾国藩自此番超擢，一年半之后便得补缺为礼部右待郎。从此官运享通，备受器重。礼部而外，又遍兼兵、工、刑、吏各部。至此，理学新信徒的虔诚狂热，便一变为六部新堂官的果决干练。其起坐言行之修养日课亦为尘劳鞅掌所替代。

相对来说，凭借时誉，上邀圣眷，以获取官运，所得毕竟只是一时；而脱胎换骨，赤地新立，以陶冶气量，所得则足以影响一生，老辈湘儒论曾左胡三人，咸谓胡林翼以识胜，左宗棠以才胜，曾国藩则以量胜。而这种气局与度量，使曾国藩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与军事斗争中，取得了显赫的政治地位与军事成就。这种气局与度量，正是得益于当年京中之苦修功夫。

三、师事善始善终，友事凶终隙末

曾、唐关系基本上是善始善终。咸丰元年五月，以兵部侍郎吕贤基之疏荐，主讲金陵书院的唐鉴奉旨入京，咸丰帝先后召见15次。是年秋，曾国藩致书昔年修道同人金藻，谓唐氏“涵养既深，粹盎可亲，皇上称其道气充足，精神完固，盖所以契于心者深矣。”如此殊荣，固令党人自豪，皇帝倾心道学，更使曾国藩兴奋。八月，唐鉴荣归金陵，临行，作《别曾涤生》曰：“昔时琢磨共心身，千里虽遥道味亲。喜甚重来非话旧，因之互证更维新。万年有道逢神圣，一疏昌言见直臣。送别骊歌成九叠，明珠字字出天真。”曾国藩亦有七绝九首赠行，第九首日：“枌榆后进谬升堂，习习春风杖履旁。此后追随何日是，镜中吾亦鬓毛苍。”咸丰十一年，唐鉴病逝于湖南宁乡，遗疏托时任江督的曾国藩代递。国藩又为之请谥。朝廷从之，谥“确慎”。同治八年，国藩又为撰墓志，表彰其一生道德。

至于倭仁，曾国藩就不如此恭敬了。这里一是人事矛盾的纠葛，二是政治观点的歧异。

同治三年三月，曾国藩与沈葆桢为争夺江西厘金，撕破脸面，各不罢休，但是，作为户部尚书的倭仁却明显地袒沈抑曾，致使这场官司在户部即让曾国藩输了一半。而且，倭仁还以私人朋友的身份，来函责备：“离沈幼丹中丞与阁下不协，欲行引疾，九重深以为忧。窃意国家多故，正诸贤同心共济之时，阁下爱才如命，即一能一艺无不雅意搜罗，岂贤如幼丹而不引为同志者？道涂之口，原不敢以疑大贤，即意见少有差池，责已返躬，自能使猜嫌悉化。若蔺相如之于廉颇，郭汾阳之于临淮，前贤成盛事，大贤自优为之。无事弟之晓也。”曾国藩复书，逐条驳斥，并鸣于吴廷栋，谓艮翁管理户部，尚且疑我广揽利权，这官没法做了。寻即疏请病休，朝延以金陵战事吃紧，特拨买船退款银50万两，这才为曾国藩换回了面子。从此之后，曾倭基本断绝了往来，直至同治七年，曾国藩北上陛见，方与倭仁恢复交往，但已经是貌合神离了。加上倭仁顽固守旧，看不清时代潮流，反对开同文馆，反对引进西方先进科技，曾国藩作为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作为奏派留学生与方言馆的积极推荐者，当然没法继续“友事”这个头号守旧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