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历史时代都有带着本时代特色的新文化。中国近代是鸦片 战争开始的“中国三千年一大变局”的时代，是中国社会开始转型的时代。古老的中国被世界近代化潮流推上了近代化进程，推上了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化的进程。这个进程缺乏内在的动力。中国社会自身还不能产生先进的资本主义文化。中国近代的先进文化是从国外引进开始的。西方文化通过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碰撞、冲突、会通、融合，成为中国近代的新文化。

中国近代史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中国最先接受的西方文化便是那些最能解决中国当务之急的反抗外敌侵略的兵器——“坚船利炮”。西方兵器的威力，迫使中国人认识到只有学习西方的长技才能战胜侵略者。魏源等有识之士率先吹起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号角。在引进、学习西方文化的过程中，随着社会转型的需要以及西方文化扎根中国、生长发展的需要，引进、学习西方长技的运动不断横向展开和向纵深发展：由军用工业到民用工业，由引进到仿造，由制器到造制器之器，由应用技术到基础科学，由学习到创新。在中国的大地上掀起了一个持续三十多年的学习西方文化的近代化运动。历史家们称之为：“洋务运动”。

由于洋务运动，西方先进文化都陆续在中国出现了。在生产方面，有了近代化的工厂。至1894年前，中国办起了二十几个军工厂，一百多个民用企业。有了近代化的采矿冶炼业，甚至出现了“必与英美两邦角胜于世界之商场”的汉阳铁厂。在交通运输通信方面，有了轮船、铁路和遍布全国的电报、邮政。轮船招商局的航运势力甚至可以搞垮美国旗昌轮船公司。中国第一套以大龙为图案的邮票的发行，是中国传统文化内容与近代先进文化形式的结合。在教育方面，也开始了近代化的进程。从1862年设立同文馆开始，中国洋务派办起了各类外语学校、技术学校 和军事学校。学习内容增加了算学、天文、物理、化学、外国历史、地理、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学等课程。1888年，算学还被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分班排课、按班级授课、以及考试、升学等制度，从那时起一直沿用至今。中国还派遣青年学生留学西方国家，深入学习西方文化。至1886年，先后组织和派遣了七批留学生计200余人。近代学校和留学西方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懂得科学技术的新型的知识分子。他们又赴全国各地传播、建设、开创新文化。他们促成了戊戌变法的发生，推动了辛亥革命的爆发。在军事方面，中国有了近代化的军队，有了近代化的炮台、船坞和港口。据《清末海军史料》说，清末海军建设的规模已居世界海军的第四位。至1895年，中国海军拥有约八十多艘军舰。在科技方面，中国不仅翻译出版了大量的西方科学技术著作，而且有了中国科学家自己的著述出版。一些中国学者不仅在国内是著名的科学家，而且在国际上也颇有声望。日本就曾派人来中国向徐寿学习。徐寿等科学家在上海创办格致书院，标志着近代科学团体的诞生。当然，在洋务运动期间，西方科学译著的出版，科学设施的建立还很有限，但毕竟中国近代开始有了当时最先进的文化——科学。有人说，中国近代新文化的核心是民主与科学。当时，科学已开始有了，但民主还没有。因为，当时的中国，民主的主人公还不存在。当时只有农民。农民岂能充当资产级民主的主人公。所以中国近代早期的新文化里不可能出现民主。资产阶级民主的主人公是资产阶级。中国近代伊始未有资产阶级，所以历史就不曾提出民主问题。洋务派没有向清政府提出民主问题，不是他们的错误，因为历史还没有赋予他们这个任务。“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没有资本主义经济，没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力量，资产阶级新文化是无从发生的。然而，正是洋务派发动的洋务运动，为资产阶级新文化的发生准备了资本主义经济，准备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力量。随着资本主义经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力量的发生发展，资 产阶级新文化就发生发展，并不断提升和扩展。所以，我们对中国近代早期的新文化不能有太多和太高的要求。任何文化的完善都是有个发展过程的。中国近代新文化不同于西方，不是产生在有了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政治力量之后，而是发生在它的阶级的、经济的、政治的基础出现之前，这是中国近代先进文化产生的特点。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近代早期这种不太多不太高的先进文化，谁是其代表人物呢？

我将曾国藩作为代表人选提出来，如何？可以料到，这要没有人反对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们普遍认为，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是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是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化身”。这样的一个人物，他能成为近代新文化的代表吗？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难道不是势不两立吗？我说，不一定吧！西方文化初入中国，与传统文化碰撞、冲突，是事实。但是二者经过碰撞、冲突、又会通、又融合，也是事实。既然中西文化在社会上，通过碰撞、冲突、会通，能融合起来。那末在某个人的思想意识里，也是可以由碰撞达到融合的。一个人可以对两种文化进行取舍，把它们集于一身。两种文化都可以影响他、造就他，他也可以从两种文化中吸取自己需要的东西，或多或少；也可以反过来影响两种文化，或大或小。他可能成为两种文化的代表，也可能只代表其中之一。这都要具本分析。这决定于他个人的条件以及社会历史给他提供的条件。

所以，认为，曾国藩既是清末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又是中国近代早期先进文化的代表，在理论上是不存在问题的，问题是看实际情形如何？恩格斯说，科学研究必须“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马克思格斯送集》第2卷，第120页。

一、曾国藩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是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但他对传统文化并不是全盘继承的，而是有所取舍的。曾国藩在学术上虽尊崇程朱理学，但他对当时宋学与汉学之争，并不左袒哪一方。他“一宗宋儒，不废汉学”。他提出汉宋应沟通交融，“兼取二者之长”。对儒学以外的诸子百家，曾国藩也是主张择长而用。他说“若游心能为老、庄之虚静，治身能为墨翟之勤俭，齐民能以管、商之严整，而又持之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补之。则诸子皆可师也，不可弃也。”《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咸丰十一年八月十六日曾国藩不仅对前世前人的东西主张取舍，而且还主张对前世前人的东西进行变更和创新。他说：“前世所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如曾国藩对传统的学术三分法（义理、考据、辞章）进行革新，提出“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又如他对传统封建教育也是既继承又舍弃，他对子女，既要求继承孝、勤、廉的传统美德教育，又教育子女不要沉湎于八股文，浪费人生“实无益也”。曾国藩对文化“各有专长”的认识，“辩其精粗”择长而用，“偏者裁之，缺者补之”的态度，正是他既能继承传统文化之精华又能成为吸取西方先进文化代表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曾国藩能成为中国近代先进文化的代表，其原因还在于他的经世致用之学。经世之学是由传统文化转向近代文化的桥梁；正是具有经世思想的人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率先接受、传播西方先进文化。具有经济思想的人无不怀抱匡时救世的人生目的。曾国藩的匡时救世的人生哲学，促使他由一个纯粹的书生转入政界、军界，成为权绾数省、领兵数十万的中兴名臣。他禀承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的人生信条，针对清末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清政府的腐败、社会道德沉丧，国家危难之险情，表示，“大局糜烂至此，能尽一分力，必须拼命效此一分，成败利钝，付之不问。”然而，如何能匡时救世救国呢，有何良方呢？据萧一山《曾国藩》说曾国藩的救国方案，是分作两方面进行：一方面要守旧，那就是说，恢复民族固有的美德，以“公”“诚”的精神教育改造旧社会；另一方面要革新，那就是说：接受西方文化的一部分，以“炮、船”的科学机械来建设新事业。革新守旧同时进行，这是经世学的必然道理，也是曾国藩对我国近代史的大贡献。徒然恢复我国的旧礼教，而不接受西洋文化，我们还不能打破民族的大难关，因为我们不能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来抵抗帝国主义者的机械军器和机械制造。何况旧礼教本身就有它的不健全的地方，不应完全恢复，也不能完全恢复呢？同时徒然接受西洋文化而不恢复我国固有的美德。我们也不能救国家救民族，因为腐化的旧官僚、旧社会根本不能举办事业，无论这个事业是新的或是旧的。何况舍弃了自己民族的立场，根本上又是不可能的事呢？萧一山：《曾国藩传》第105-106页，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出版在曾国藩的心目中，恢复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德，接受西方文化中的需要部分，都是他匡时救世的手段。按照“中体西用”说，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都是用，体是中华民族。匡时救世之“时”是中华民族之时，“世”是中华民族之世。中西两种文化之间并非“体”、“用”的关系。最早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万国公报》的编者沈寿康的本意：“体”“用”之分即主次之分。沈寿康特别强调，这种主次之分，是“为华人计”。也就是为了在学习和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时候，要维护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务使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保持中华民族的特色。不仅要保留使用中国的学问，而且要将其放在主要的地位，并在此前提下，将西学与中国的国情结合起来，为发展中华民族服务。在当时“为华人计”，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口号，是具有爱国意义的。因此，它在中国的大地上，风行数十年而不衰。新老洋务派思想家，不断地阐发这一口号的内容。孙家鼐在《遵议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说：“今中国创立京师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这也说明中学并不是指封建统治制度，而是与西学并列的一门学问。所谓中体西用只是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地位。这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应有的民族意识所决定的。参见徐泰来《洋务运动新论》第250—251页

很多文章，硬把“中体西用”说成是以西学为用巩固中国封建统治这个体。其实，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尚未出现要求封建统治退出历史舞台的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社会阶级，在外敌入侵之时，清朝封建统治政府是唯一能代表中国的中国政权，利用西学来巩固它强化它，何错之有？或曰，我爱中国，但不爱清朝。但是，当时的清朝就是中国的具体体现。大敌当前，理应一致对外，挽救清朝就是保卫中国，要保卫中国，就要挽救清朝。所以，为清朝政府出力的林则徐，邓世昌等，都是爱国者。但是就国内而言，清朝政府就不等于中国。抨击清朝政府，不等于抨击中国，反对清朝政府不等于反对中国。反过来说，谋求中国富强就不等于挽救清朝政府。那么，曾国藩的匡时救世，利用西学富国强兵，掀起的洋务运动的爱国性就不能用巩固清朝封建统治和镇太平天国起义来否定它。我们不妨看一下曾国藩于咸丰十一年七月《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折中说：“购买外洋船炮，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凡恃己之所有，夸人以所无者，世之常情也；忽于所习见，震于所罕见者，亦世之常情也。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习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制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折中明明表示曾国藩是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救世”救的是中华民族之世。我国第一台蒸汽机的雏型试演成功之日，曾国藩在当天的日记里高兴地写道：“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卷十四，同治元年七月初四日”他也是明显地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有人说，“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成为近代文化的脊梁。”我是赞同的。检索曾国藩的近代文化事业，几乎无不具有强列的爱国主义精神，具备这种近代文化的脊梁。中国办近代文化事业，都是为了把西方的长技据为己物，都是为了使侵略者“失其所恃”。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曾国藩身上就表现为自强御悔、匡时救国的思想；表现为积极地师夷之长技；表现为他成为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带头人和领导者；就表现为他向西方学习，而又时刻注意不受制于西方，重视自主权。如买船，“船到之后，每船酌留外洋三四人，令其司柁司火，其余即配用禁军，水师之勇学习驾驶，炮位亦令楚勇施放。”“始洋人教华人，继以华人教华人”。在阿思本舰队问题上，曾国藩竭力反对英国借帮助中国建海军之名行控制中国海军之实。曾国藩办内军械所，”全用汉人，未雇洋匠。

三、曾国藩是不是中国近代先进文化的代表，还要看他实际做了些什么。洋务运动是曾国藩发动和领导的，这一点，现在大家可能不会有异议了。而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早期的近代化运动，这一点讨论二十多年了，也不会有多大异议的。中国近代的先进文化最早就是出现在近代化运动之中，也就是出现在洋务运动之中，这也不会有异议吧。那末，我们说一个发动学习西方文化之长、御侮图强的洋务运动的领导者是中国近代先进文化的代表，也不为过。何况我们的论证还不止于此，曾国藩还亲自带头开创了许多先进文化事业。

1861年，曾国藩由于“愤西人专揽制机之利，谋所以抵制之，”便“奏举奇才异能并以宾礼罗置幕下《洋务运动》（八）第23页“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俱为下手功夫，但使彼之长技，我皆有之”。首先，在安庆设立内军械所，制造洋枪洋炮，轮舟。它是我国最早生产近代武器的工厂。它成立只七个月，其设计制造的轮船汽机就试演成功。这是我国第一台蒸汽机的雏型。内军械所迁至南京后就制成了我国第一艘汽轮船“黄鹄号”。曾国藩希望以此为起步，“俾各处仿而行之渐推渐广，以为中国自强之本”。

1863年10月，曾国藩派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容闳出洋购买造器之器。购回一百多台机器，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较大规模直接引进西方先进的机器设备。这批机器奠定了中国第一个规模最大的近代军工厂江南制造局的基础。

1863年12月，曾国藩谋划设立新式机器厂。按照容闳的建议：“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这一建议成为曾国藩后来建设江南制造局的指导方针。1865年6月江南制造局成立时，曾国藩虽已离任两江总督，但在江南制造局仍有很大的发言权和影响力。曾国藩第一次回任两江总督后，就和李鸿章共同筹划迁址和扩建工作。到1891年，江南制造局共有14个工厂，其中有９个是在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后设立的，在曾国藩生前的1869年，职工总数就已达到1629人。丁韪良编的《中西闻见录》说：“曾督两江，于局务事事讲求，且遣人往西国购买机器多件，于是局中制造灿然可观。其于富强之道不甚伟哉！”1868年6月，1871年11月两次来江南制造局视察，表示了他对制造局的特别重视和支持。江南制造局的设立与成就与曾国藩的努力是十分密切的。容闳说：“世无文正，则中国今日不知能有一西式之机器厂否耶？”“此局实乃一永久之碑，可以纪念曾文正之高识远见”。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12－113页

1868年8月，曾国藩改变李鸿章不重视造船的规定，主持制造的第一艘轮船造成，曾国藩命名“恬吉”。“恬吉”号的汽炉和船壳，都是江南自已制造。1869至1870年，江南制造局按曾国藩的计划陆续造成“澡江”“测海”、“威靖”3艘带螺旋浆的轮船，都是由曾国藩命名。这些船只标志着中国工业和军事历史的一个新时期。陈绛：《曾国藩与江南制造局》，徐泰来、罗绍主编：《学者笔下曾国藩》第169页。

1867年，曾国藩接受徐寿的建议，于制造局内设立翻译馆，以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到1870年4月江南翻译馆共翻译西方科技著作10种，计118卷，到1909年共译书159种，1075卷。难怪有人说，“曾国藩之事业，影响于后世至巨者，以吸收西方文化，即借他人之长，补已之短也。”仅就译书一项来说，其建设新文化的成就也是很可观的。

1867年，曾国藩还揭开了中国近代科技教育的第一页。曾国藩首先罗致科技人才，容闳说：“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在曾国藩周围，汇聚了中国近代第一批新型科技知识分子群体。他利用这个群体在江南制造局厂旁办起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技工学校。“招中国学生肆业其中，授以机器工程上之理论与试验，以期中国将来不必用外国机器及外国工程师”。这无论在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形式及教学方法上都是新的。学堂不是以科举取人才，不是用孔孟之道教育学生，毕业后不是做官。这从比较多的方面向传统教育提出了挑战，呈现全新的文化。

曾国藩还开了中国近代留学教育风气之先。当然，参与留学生派遣计划的人，不止曾国藩一个人。曾国藩之外，还有李鸿章、丁日昌，容闳、陈兰彬、刘翰清等人，但曾国藩却是这些人的领袖。整个留学生派遣计划的实施是在曾国藩具体领导下进行的。历次上奏，均由曾国藩领衔。李鸿章，丁日昌都曾是曾国藩的募僚。容闳、陈兰彬、刘翰清等的职守均由曾国藩保举。派遣留学生的条例、章程也是在曾国藩的领导下制定的。留学生的两处管理机构出洋局和沪局的设置及关防亦是由他“刊刻饬发”，并接受他的领导，而陈、容、刘诸人也奉他为领袖。容闳在回忆中，称曾国藩是留学教育的“创业之人”，认为第一批留学生出洋时曾虽已辞世，却是曾“手植桃李”，“收创事业之收获”，认为中国教育之前途，实已永远蒙其嘉惠。今莘莘学子，得受文明教育，当知是文正之遗泽，勿忘所自来矣。”参见宋镜明、宋俭；“容闳曾国藩与中国近代首次官派留学生计划。”官派留学生对中国近代教育，近代先进文化的发生发展的作用，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推动是不可估量的。

曾国藩在中国近代先进文化事业上的具体作为并不是太多，其具体业绩可能还不能与李鸿章、左宗棠相比。但是曾国藩这一些业绩足可以支持他成为近代先进文化代表的地位。无论左宗棠还是李鸿章，其在近代史上的地位与影响，都不能与曾国藩相比。其原因非他，要在开风气之先。我们在前面已提到过，第一个奏提出“师夷智以制船造炮”者是他。第一个启动办近代工厂的是他，第一个造轮船者是他，第一个派人出洋购买成套“制器之器”者是他，第一个开展科技教育者是他，领导派遣学生出洋留学者是他。其洋务运动首倡者的地位是无人能取代的。其近代早期文化代表的地位当然也不能不认可。

四，在洋务运动中，没有人可与曾国藩在近代早期先进文化的代表地位上相争，那末，在洋务运之前近代历史开始之后的一段时期里，是不是也有人堪称为先进文化的代表呢？有没有呢？还有谁？这是值得研究的。

龚林魏如何？

龚自珍（1792—1841）是地主阶级的改革派，近代伊始他就离世。他以改革人材自勉，不仅“昌昌大言”，大胆揭露时弊，而且“渊渊应思”苦心孤诣地探求“医国”的丹药。他反对君主专制，搬出古代“君臣坐而论道”的做法，要求君臣共治天下。他反对科举制度，建议取消八股试帖，由“讽书射策”代之，强调要兼策本朝事。他反对土地兼并，设计出以封建宗法关系分土地的方案，呼吁“不以朝政乱田政”；等等。从这些各式各样的改革方案中，可以看出他的眼光虽敏锐地触及到社会的重大弊端，而开列的却是于世无补的处方，“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仅从传统文化中去找寻救国的灵药。在当时自我封闭的天朝上国里，他接触到的国外的新文化信息不多，虽然他主张变法图强，改造社会的思想是进步的，而且显现出一些超出封建意识形态范畴的思想因素，闪现着一些初步民主主义思想的光辉，在思想领域具有开拓意义，王翔：“龚自珍”，徐泰来主编《中国近代史记》（下）第460－461页。但他的思想追求更多的是向古向国内寻找医国的“古方”。他还远离着近代资本主义的先进文化。

林则徐（1785－1850），虽比龚自珍长７岁，但他与西方文化的接触是在他到广东主持禁烟之后，林则徐放眼世界是从“探访夷情，知其虚实，始有以定控制之方”开始。为了解夷情，他在广州“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他组织人员把英国人办的《广州周报》翻译过来，称《澳门新闻纸》，后亲自加工整理成《澳门日报》，其内容有论中国、论茶叶、论禁烟、论用兵、论各国国情等五辑；他还请人翻译英国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将它编辑成《四洲志》，这是我国第一批比较详细介绍西方地理的书。1841年已被革职的林则徐在京口把《四洲志》交给好友魏源，请魏源扩充编写《海国图志》。林则徐还择译了英国人德庇时著《中国人》一书，辑成《华事夷言》，以了解外国人对中国事情的看法；林则徐还选译了瑞士人滑达尔的《各国律例》和英国僧侣池尔洼的《对华鸦片贸易》等书。林则徐还直接与外国人接触，了解外情。林则徐通过译书、译报，与外国人接触，得到了不少“夷情”，并据此制定了“控制之方”。他一方面呈请清政府加强军备，一方面积极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组织人员翻译欧式大炮瞄准发射的技术资料。先后购买不少西方大炮，绘制各种外国战船图式，捐资仿造外国战船，改进和提高清军的武器和作战能力。林则徐的这些作为所体现的是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抵抗外来侵略的思想，“制敌之长技以制敌”也就是后来他的好友魏源所概括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肖忠生：“林则徐”，徐泰来主编《中国近代史记》（下）第271—272页。林则徐的这些努力确实说明他是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也是开始面向西方先进文化寻找救国方略的第一人，然而，他还只是为引进西方文化作准备，或开始引进某些西方文化。他还不能视为中国近代早期先进文化的代表。

魏源（1794—1857），继承林则徐“制敌之长技以制敌”的思想将其发扬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魏源进一步论证了林则徐开始的“悉夷”的必要性。他说“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始”。他甚至具体说：“设馆于粤东，专译夷书夷史”。他根据林则徐交给他的《四洲志》，并搜集整理大批有关史料，编成了影响深远的《海国图志》50卷，后陆续增补为60卷、100卷。它是中国近代最早有系统地介绍世界各国史地情况的著作，对于中国人走向世界，学习先进文化是十分有意义的。

魏源认为，“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大器，三养兵练兵之法。”以后又进一步认识到“西夷之所长，不徒船炮也，”《筹海篇三•议战》而是一整套近代化工业体系。他主张在广东虎门设置造船厂和火器局，聘请西方工匠、技师传授，选举本国巧匠精兵学习制造、使用。他批判那种借口“奇器淫巧”而拒绝向西方学习的谬论，认为“有用之物，即奇器而非淫巧。”他认为关键是学习态度和方法问题，他说，“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魏源集》第208页魏源还主张在发展近代军事工业的同时，发展民用工业。军工厂可生产民用品如“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水锯、火轮机、火轮舟、自来火、自转礁、千斤顶之属，凡有益于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他还主张鼓励商人投资近代工业，“沿海商民有自願仿设厂局的，造船械，或自用，或击售者听之。”他还向往西方的民主政治，称赞美国联邦制“其章程可垂亿世而无弊，”誉美、瑞士议会制为“西土桃花源”。他相信只要“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中国就“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海图图志》卷2不过，这些主张、向往、信念，都未见诸实践。这不是魏源之错，这是中国社会历史没有提供付诸实践的条件，魏源的主张在近20年里没有受到清朝统治者的重视。《海图图志》被遗忘了藤间生大：《世界史上的魏源》，刘泱泱等编《魏源与近代中国改革开改》第34页，《海图图志》却被日本引进，大受其益。日本的盐谷世雄因此感叹道：“呜呼忠智之士，忧国著书，不为其君用，仅为他邦。吾不独为默深悲，抑且为清帝悲也夫！”盐谷世雄：《翻刻海国图志序》，刘泱泱等编《魏源与近代中国改革开放》第66页。直到本世纪六十年代，洋务派才把他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重新喊起来。然而，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理论和主张，无疑是中国近代先进文化的先声。

徐继畬（1795—1873），谈到中国近代早期先进文化也是我们必须重视的一个人物。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培育出来的，主张经世致用学的。他在鸦片战争败后，心怀国忧，访问国人、洋人，搜索中外史地资料，用五年时间，撰写的《瀛环志略》，是一部把当时的世界历史地理知识引入中国的巨著。再次使中国人看到在天朝帝国外，另有一个先进的文明世界。先后相隔六年出版的《海国图志》、《瀛环表略》、开了世界历史地理知识传入中国之先河。中国人最先迫切需要学习的西方先进文化不仅是洋枪洋炮等物质的东西，也有地理、历史知识等精神的东西。《海国图志》与《瀛环志略》，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瀛环志略》在成书时受了《海国图志》影响，《海国图志》在再版时又摘用了《瀛环志略》的某些内容。《瀛环志略》虽然没有像《海国图志》那样明确地喊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的”响亮口号，但是他高度赞扬世界上一些弱小国家敢于反抗强敌、奋发自强的精神，如记叙东南亚时，充分肯定苏禄人民的反抗斗争。它注意探求世界各国兴衰强弱之理，为当时腐朽的清朝振衰救亡提供借鉴。它用详细记叙印度、东南亚沦为殖民地的事实，叫国人看清“古今一大变局”，启迪国人猛醒，不要再蹈印度、东南亚覆辙。《瀛环志略》着重记述了俄罗斯在彼得大帝锐意进取下由弱变强的事实，鼓舞国人的奋发图强的信心，书中认为，富强不单是靠疆土广阔、资源丰富，地大物博，还要靠“舟辑之利，火器之精，心计之密，”要重工业近代化，要以商立国，要重视乡绅议事制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瀛环志略》对近代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作了积极的介绍和评论。书中专门介绍了英国的议会政治，较早的实行了资本主义民主。记叙“推择乡官理事、不立王候”的瑞士，是“国无苛政，风俗俭朴淳良”，数百年不见兵革的“西土之桃花源”。《瀛环志略》卷五美国总统华盛顿，这个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创始人，在志略中被尊为“泰西古今人物之首，认为他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骎骎乎三代之遗意。”认为美国“幅员万里，不设王候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是“创古今未有之局”。很明显，徐继畬是吸取了魏源的《海国图志》出版后被国人冷落的教训，用“桃花源”、“三代之治”的中国传统观念来粉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拉近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距离，便于西方文化在中国的顺利传播。

然而，《瀛环志略》的出版虽说比《海国图志》出版晚了六年，还是得不到清朝统治者的重视。书中对西方国家的叙述和评论被认为是“张外夷之气焰”，引起了士大夫的不满。《瀛环志略》的国内遭遇比《海国图志》的国内遭遇更糟。出版十二年以后，才被红杏山房（１８５０）重印过一次，至洋务运动兴起以后，社会风气有变，日益增多的人感到了解世界的重要，才开始重视《瀛环志略》，赋闲十余年的徐继畲才被重新起用，成为新设立的洋务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官员，以后又出任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同时，由总理衙门印行了《瀛环志略》，后又把它作为同文馆的教科书之一。

仅管这样，《瀛环志略》还是可以视为中国近代早期先进文化的先声，徐继畬也可视为是中国近代先进文化的启蒙者。

洪秀全（1814—1864），太平天国的天王，在中国近代早期震撼中国十四年之久，若他在近代文化方面有所建树，自然是具有代表性的。他也是被认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人。他从西方寻找到了上帝，在中国大地上另立天国，自称天王。他利用上帝树立他个人的至高无上的权威，统治天下，把中国原有的一切都宣布为妖魔通通打倒。然而，他从西方除了引进上帝之外，西方文化引进的并不多。自己的思想库存里除了“天下一家，共享太平”，“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点点东西外，也没有更多的新东西。于是，许多被他宣布为妖魔的东西又请回来了。洪秀全反对封建专制，他却建立起比封建专制更坏的天王专制。他反对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却又把天国农民变为王候土地所有制下的佃农，建立一种比封建生产关系还落后的奴隶生产关系、原始生产关系。他反对偶象崇拜，却又创造一个皇上帝命天国军民崇拜。定都天京时，他规定“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次年却又宣布“孔孟非妖书”。他反对儒家的三纲五常，孝亲忠君之道，却又训戒臣民：“总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以“孝子忠君兼节妇”的封建纲常来约束天国臣民。他废清朝科举制，他自己却又开科取士。洪秀全向西方引来“皇上帝”“平等”“博爱”等概念，反对传统文化，却又回到了传统文化。我们看不出他传播或创造了什么新文化。

不过，世界近代化潮流迫使中国走向近代化，太平天国就不能处于局外，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也不得不出现某种近代化的趋向。特别是太平天国后期，军事危急，太平军对西洋枪炮更加重视。太平军已普遍使用洋枪洋炮。据法狄氏记载，1862年4月，仅上海一家洋行就供给太平军步枪3046枝、野炮195尊、火药484桶、万余磅，子弹一万八千发，炮盖四亿五千万个以上。除购买外，太平军还自行在昆山铸造武器，天京内讧之后，天国危机四伏，洪秀全把洪仁玕制定的《资政新编》视为振衰良药。洪秀全接触到了洪仁玕介绍的西方的“邦法”、“火船”与“技艺”并产生了兴趣。他“还曾如饥似渴地沉浸在那些送给他的科学方面的书籍”之中，然而在他具体钦定《资政新编》时，只是对西方的“火船”、“技艺”表示赞同，“天王对引进欧洲进步事物，诸如铁路，蒸汽机等类东西，极少赞成”，而对西方的“邦法”与学习西方生产关系的条目则或示反对，或批以后再推行。所以，洪秀全不曾代表什么新文化。

在中国近代早期，如果上述诸位还不能说是近代先进文化的代表，那末，在他们同时代的人里面，只有推出曾国藩了。龚自珍是贩古药的医国手，还没有睁眼看世界，林则徐睁眼看世界了，只是准备向西方学习。魏源、徐继畬开始向西方学习了，但还只是从西方文化中引进世界历史、地理知识，喊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然而，他们的遭遇是“墙内开花墙外红”，他们在一二十年里被当朝冷落了，而被日本人奉为至宝。认真将这一口号付诸实践的是曾国藩。中国引进西方长技，创办近代先进文化事业开风气之先者，是曾国藩。西方近代文化多方面被引进中国是在曾国藩领导的洋务运动之后开始的。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冲突又融合，也是在曾国藩领导的洋务运动之后开始的。中国近代先进文化也是在洋务运动中开始形成的。

所以，曾国藩是中国近代早期先进文化的代表。如果上述诸位都可以称为近代早期先进文化代表的话，我也要把首席给予影响历史巨大和深远的曾国藩。

最后，我以一联纪念曾国藩诞生195周年：

学宗宋儒文媲韩欧弘扬传统美德

功在洋务业承林魏草创近代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