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权绾四省，位列三公，拜相封侯，谥称“文正”，他所率领的地主武装湘军经十数年苦战，终于残酷地镇压了势力遍及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为清政府度过统治难关立下了汗马功劳，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他的人生哲学起了重要作用。
曾国藩的人生哲学，从属于他那个阶级的政治范畴，是和他的政治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中国士大夫“匡时救世”的远大抱负的阐发和实践，则是曾国藩人生哲学的一个主要内容。
（一）
曾国藩自青年时代起，其功名心就非常强烈。他的同乡好友刘蓉曾说他“锐意功名，意气自豪”。曾国藩自己也说，当时最大的心愿是“欲刻苦而自振拔”。1838年，曾氏殿试中进士，名列三甲。按惯例三甲进士多不能入翰林，他因而感到无比羞愤，后因劳崇光多方劝慰，坚留不已，并表示为他帮忙，才使他按时参加了朝考，跻身翰林行列。寒窗苦读数十载，使曾国藩终于顺利地爬上了封建科举仕途的最高阶梯，从而促使他锐意进取的情绪更趋高涨。他在诗文中经常借以抒发自己的志趣，自比于李斯、陈平、诸葛亮等“布衣之相”，幻想“夜半霹雳从天降”，将他这个生长在僻静山乡的巨材伟人抛出天外，用为国家栋梁，并十分自信地表示：“莫言儒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决心按照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正统士大夫的基本人生信条，为维护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和封建的纲常伦理大显身手，实现其“匡时救世”的远大抱负。
曾国藩认为，要实现“匡时救世”的远大抱负，在西方文化已经开始输入中国，内忧外患同时并至，清朝统治秩序大乱之际，首先应当大力宣扬和阐发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信那一套，使人人都能自觉地遵循封建纲散伦理的规范去处世为人、说话做事。他在给刘蓉的书信中，特别强调这种重要性：
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学，岂有他舆？即物求道而已。物无穷则分殊者无极，则格焉者无已时。一息而不格，则仁有所不熟，而义有所不精。彼数圣人者，唯息息格物，而又以好色恶臭者竞之，乃其所以圣也。不如是，吾未见其圣也。自大贤以下，知有精粗，行有实不实，而贤否以次区焉。国藩不肖，亦谬欲从事于此。凡伦类之酬酢，庶务之磨砻，虽不克衷之于仁，将必求所谓蔼然者焉；虽不克裁于义，将必求所谓秩然者焉。
他还明确表示，要以自身的实际行动来担当重任：“仆之所志，其大者盖欲行仁义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则欲寡过于身，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宗族乡党。”为此，曾国藩特别告诫其子弟，处世为人也好，居家旅行也好，读书做官也好，首先应当考虑的是如何维护本阶级的统治，维护以儒学为主体的封建纲常伦理，至于个人或家庭的利害得失，虽也应该考虑，但这只是次要的问题，应当服从于“匡时救世”的需要，并为之拼命奋斗，不惜一切，这才称得上正人君子，才是有远大抱负。他在家书中说：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之，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失匹妇不被已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贼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
从上可见，曾国藩是把“匡时救世”的人生哲学摆到了关系自身荣辱得失的重要地位的，并且他对“匡时救世”的主要内容视作为仁义礼信等封建的纲常伦理，认为只有维护这些理论和行动准则才是真正的“匡时救世”，反之就是浮言空谈。
（二）
曾国藩还认为，要实现“匡时救世”的远大抱负，就必须具备奋斗牺牲的精神世界。因此，人生的道路是极其艰难困苦、坎坷不平的，尤其是在内忧外患一齐袭来的中国近代社会，要扭转国家的命运，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困难会更大，需要各人牺牲的东西会更多。从而，他总结历史经验，得出认识，古往今来，大抵圣贤豪杰，之所以能完成救世的宏愿，都是力排万难，独任艰巨才达到其目的的。因为，“圣贤之所以为圣，佛家之所以成佛，所争皆在大难磨折之日。”他在日记中，更以其具体透彻的例子加以说明：
与子序言圣人之道，亦由学问、阅历渐推渐广，渐习渐熟，以至于四达不悖。因戏称曰：乡人有终年赌博而破家者，语人曰：‘吾赌则输矣，而赌之道精矣。从古圣贤未有不由勉强以几自然，由阅历悔悟以几成熬者也。程子解《孟子》‘苦劳饿乏，拂乱动忍’等语曰：‘若要熟也，须从这里过’。亦与赌输而道精之义为近。子序笑应之。
道理说得很明白，要成为一代圣贤，要达到其“匡时救世”的目的，完成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没有牺牲奋斗的精神是不行的。进一步说，如果是在理论上具有救世的抱负，而在实践上缺乏坚忍不拔的奋争牺牲精神，到头来于国家、社会乃至个人、家庭都是无益的，终究成不了一代圣贤豪杰，人生的意义就大为淡薄，甚至不复存在了。
正因为曾国藩具有这样一种奋发进取的思想基础，所以他平生都以全力为实现这种“匡时救世”的远大抱负而锐意奋斗。他自1838年成进士，1840年授翰林院检讨，秩从七品以后，开始了为期12年的京宦生活。本來，凭他的学识和才能，完全可以在学问上专心进取，有可能成为一位著名的学术大师，但是为适应他那“匡时救世”的人生哲学的需要，他没有进一步向这条与世隔绝，不问政治的道路上走下去，也终究未成为一位实足的学问家，而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大风暴席卷东南各省之际，应命出山，开始了他历时数载的镇压农民起义的罪孽深重的军旅生涯。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初，曾国藩对事态的发展估计不足，因而他在1851年丁母忧在籍守制之时清廷命他帮同巡抚张亮基办理本省团绦乡民，但他并不打算应命，当即草疏恳请在家守制，拟具呈张亮基代奏，缮就未发，接张亮基函，告知太平军势如破竹，挺进东南各地，武汉失守，人心惶惶，恳求曾氏迅速来省城共商大计；好友郭嵩焘亦亲至湘乡力劝为保桑梓，不必固抱守制成法，立即应命出山治事。于是，曾国藩经过反复思量，毁弃前疏，于1853年初毅然出而任事。按照中国封建传统习俗，父母逝世，儿子在外做官，必回籍守制一年或数年以尽孝心，为什么曾国藩起初不愿出山、后来却又应命加入镇压农民起义的行列？他在给清廷的奏折中说：“今回籍未满四月，遽弃庭闱，出而莅事，不特臣心万分不忍，即臣父亦慈爱难离。而以武昌警急，宵肝忧劳之时，又不敢不出而分任其责。……一俟贼氛稍息……即当专折陈情，回籍守制。”话说得很明白，守制事大，只是个人之事，可国家危难在即，封建纲常伦理大乱已至，我为救世、为维护封建统治担当应负之责，即使背不孝之名也值得，忠孝不能两全，还是尽忠为更要紧之举。从此以后，曾国藩历尽千辛万苦，碰到的困难不计其数，终因救世人生哲学的驱使，忍辱负重，不少懈怠，为清廷死命卖力。他在致曾国荃的书信中，曾历举生平事实以证明他的这种人生哲学得到了尽情的实践和发挥。他说：
困心横虑，正是磨炼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夫尝谓余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引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一生平咬牙立志之诀，不料被申夫看破。余庚戍、辛亥间为京师权贵所唾骂，癸丑、甲寅为长沙所唾骂，乙卯、丙辰为江西所唾骂，以及岳州之败、靖江之败、湖口之败，盖打脱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
他在这里所依次列举的一次次的艰难困苦，有的甚至是生命攸关的时刻，如1854年兵变靖港，忧愤投水自尽，被章价人等救起，之后反复掂量，鼓足勇气继续与之为敌。总之，每次所遇危急时刻，他都“咬牙”坚持，直至把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血腥镇压下去，使清王朝度过了前所未有的难关。有时因被人欺负太甚，不免动气，如因湘军筹饷之事曾与江西巡抚沈葆桢争论不休，甚至各自具奏闹剧朝廷，结果清政府各打五十大板，并双方讲和共事，曾国藩虽心中仍忿忿不平，但考虑到太平军大敌在前，终于放弃己见，作出让步。他这种坚忍卓绝之意志，强毅不屈之气慨，忍辱退让的心怀，均来源于他那维护封建的纲常伦理和维护清王朝的专制统治的救世人生哲学。
（三）
曾国藩的这种“救世”的人生哲学，不仅促使他本人由一个纯粹的书生转入政界、军界，成为权绾数省，领兵数十万的中兴名臣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而且它对中国近代士大夫的生活情趣的影响也明显地体现出来。
湘军的主要将领，大多出身于封建士大夫阶层。他们大都是曾国藩的同窗好友或同乡师弟。虽然，他们的功名有大有小，地位有高有低，但都可以说是一批饱览经典的儒生。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并影响太半个中国，清王朝统治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急之际，他们或放弃继续猎取功名的时机，或走出安静自在的书斋，一齐汇集到镇压农民起义的旗帜之下。一般说来，中国自古以来出身于士大夫阶层的文弱书生，胆小怕事，很少独任艰巨，惟求设馆收徒，行教乡间，养家糊口，温饱终身也就心满意足了；至于从戎领兵，上马杀敌，统辖千军万马干一番乱世英雄事业的观念也就不多见。然而，为什各自曾国藩以下的一大批湘军将领，却能改变有清以来“儒生不能领兵”的局面呢？究其原因，各人虽有差别，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曾国藩等人“救世”人生哲学影响的结果。谨就湘军几个主领将领为例作一剖析。
罗泽南家境贫寒，年逾四十乃以廪生举孝廉方正，自此设馆授徒。1852年，太平军围长沙，应巡抚张亮基之约赴长沙参与招练乡勇之事，与曾国藩讲求束伍技击之法，为湘军创始个之一。他对学问之事用功很勤，嗜好也很深，但是出于挽救清王朝命运，出于“救世”人生哲学的驱使这样一种政治目的，以曾国藩为榜样，放弃学业，散馆从军。正因为他考虑到“不忧无术以资生，而忧无术以济天下”，做学问、教生徒固然重要，但“匡时救世”的人生目的比起这个问题来更为重要，所以舍小求大，全力服从于镇压农民起义的大局。针对常人“言宋儒之理学者，往往小廉曲谨，可以持当躬，而不足以任大事”的世俗之见，他在从军领兵的过程中仍不放弃学业，一有空隙，则聚众讲学，虽屡遭挫败，“而志不挠，气益壮，讨部众而申儆之，或解说《周易》以自遣”。其得意弟子李续宾、李续宜兄弟及王錱等亦秉承师说，以“救世”人生哲学为始终。如李续宾常叹息说，天下本无难办之事，只怕“心以为难，斯乃真难”，处当乱世之时，要救世，要匡时，就要“心诚”，就要“计决”，反之则无济于天下。因而，他在湘军将领中号称为“专以救败为务，疾击争先”，为清廷死命卖力的一个典型人物。又如王錱常口出大言：“人生一息尚存，即当以天下万世为念”，又以“凡生死祸福，皆所不计”自勉。即立志以“匡时救世”的人生哲学来约束自己的言行，以挽救清王朝厄运而不惜自己的一切。他与曾国藩虽有嫌隙，但他佩服曾氏百折不挠，死力为清廷卖命的人生情趣，最终引以为良师益友。
刘蓉和郭嵩焘，与曾国藩布衣订交为兄弟。刘氏当曾国藩奉命在籍举办团练之际，贻书曾氏说：“既已达而在上矣，则当行道于天下，以宏济艰难为心。”如果仅以“托文采以庇身”，则有华无实，舍本求末，人生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了。他认为，作为一个文人士子，应以“救于治乱”为己任，“以身殉国”为最终目的。曾国藩深纳其言，并劝刘蓉促郭嵩焘出而共任大事。于是，刘、郭二人应邀人幕，并与曾国藩约定：“服劳不辞，惟不乐仕宦，不专任事，不求保举”。二人历年不用曾国藩军营一文薪水。刘氏后固剿捻惨败回籍以终，贺则出任英、法公使，主張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办铁路、开矿务，整顿内务，“以立富强之基”，虽遭顽固派的猛烈攻击，终以“救世”人生哲学为精神支柱，不稍假让，忧愤死去。
早在1853年长沙督办团练时，曾国藩立下“不要钱、不要命”的哲言作为“救世”人生哲学的一个内容。这对湘军将领的影响也很明显。如前所述，刘蓉、郭嵩焘就曾不领用曾营一文薪水，刘氏更称颂曾国藩此二语“壮哉言乎”。彭玉麟在这方面的所受的更为突出。他早年丧父，被族人夺其田产，避居郡城，为“协标书识以养母”。因之从小就养成了一种讲求实际、勇于任事、直爽豪放、刚正不阿的性格，立志忠君爱国，后为曾国藩赏识，彭本人亦终身膺服曾氏“匡时救世”的人生哲学。他与扬载福统领湘军水师，作战勇敢，为清廷死命卖力，但一生辞官不受达20余次，尤在曾氏“不要钱，不要命”二语的基础上更加上“不要官”一条，曾国藩称他为“奇男子”。当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奉命巡视长江后，两江总督与江苏藩司议养廉银每年2万余两，彭玉麟一文不领，存在藩库积至20年，银40万两，“忽具一奏，缴还皇上，以助军需”。他自总司军务以来，积有银5000余两，放在一个典铺生息，本人及仆从只取其息，以供日常生活费用。时人称其“昔诸葛公在军，虽无私积，尚仰给于公。刚直则并此俱无矣”，真“有英杰所不能为者”也。
由于曾国藩出身于上升中的中小地主家庭，来自统治阶级下层，故其“救世”人生哲学有其积极向上的成份，同时又由于他非常相信主观意志的作用，认为只要拼命去干，就能达到“救世”的最终目的，因而这种“救世”的人生哲学不仅在咸同时期对封建士大夫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且在19世纪末甚至20世纪初亦在那些激进民主主义者身上也留下了它的痕迹。湘籍爱国志士仁人如谭嗣同、唐才常、陈天华、禹之谟等人都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责任感。谭在西太后发动政变时甘为中国“变法而流血”，拒绝出逃；唐才常从小就立志“以天下为己任，以救中国为事”，将“匡时救世”作为自己的人生目的。虽然他们对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之举不无非议，但是几乎一致认定和钦佩曾国藩个人人格之完善。生长在湘乡、湘潭交界乡下，曾在湘乡求过学的毛泽东同志，在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世界观由唯心主义转变为唯物主义之前，就曾立下“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愿。他认为，要改造国家社会，就必须人人树立远大的人生抱负，去掌握宇宙的“大本大源”。什么是宇宙的大本大源呢？毛泽东认为这就是“宇宙之真理”，这种“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因此，只要通过“内省”认识了这种“大本大源”，就可成大事业。他还认为，近代以来真正树立了“救世”的人生观，并在行动上真正探求到宇宙“大本大源”的只有曾国藩一人。他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扬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从而，他决心效法曾国藩，“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去实践和阐发他那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伟人生抱负。毛泽东与曾国藩，一个是政治极端反动，血腥镇压农民起义的罪人，一个是为被压迫人民谋幸福，后来成为无产阶级的一位杰出的革命领袖，两人的政治属性无法比拟，但由于毛泽东不是神，而是人，他的思想经历了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对历史文化遗产也有一个不断吸收、消化和剔除的过程，所以曾国藩的“救世”人生哲学对中国近代士大夫，包括“五四”前后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如青年毛泽东等人的影响也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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