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洋务运动，我以为可以先借助英国历史学家托恩比的“挑战与反应”的概念，把它解释为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的挑战下的反应过程。洋务运动正是清末统治者内部一部分主张向西方学习的官僚地主知识分子，目睹国事蜩螗，危机四伏，黍离之痛，迫在眉睫的情势下所作出的反应过程；而发起、推动这个过程的洋务派，也就成了中国近代史上较早的一批“求变的力量”。

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教授亦认为，在西方“文化”强有力地冲击下，激起了中国内部强烈的反应，从而产生了各种求变的力量。一部中国近代的激变史，便是由这一连串的挑战与反应，由各种求变力量的起伏与冲突交织而成的历史。

所谓“洋务”，就当时而言，实际上包含着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内容。举凡外事交涉、签订条约、学习西方先进科学、使用引进的科学技术、兴办工厂、开采矿山、发展交通、选派留学生、设立新式学堂、成立翻译书馆、顾用外国教官、采购洋枪洋炮和机器设备等等，统可称之为洋务。这是洋务派为应付西方“文化”的挑战而作出的“反应”决策。

从洋务运动的发生、发展、曲折、起伏的历程来检验，这种反应对策是有利有弊，有得有失的。它首先表现在对外交涉上的退让妥协、丧权辱国和经济上的“自强”、“求富”上面。“自强”、“求富”是洋务派图生存、求发展，应付西方挑战的策略，从而揭开了中国近代工业生产的序幕。这对早期洋务派来讲，似乎是不自觉的。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指导洋务运动的基本思想。什么是“中体西用”?后期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对此有过清楚的说明。他说：“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而必无悖乎经义。如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悌忠训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虽朝运汽机，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又说：“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夫所谓道、本者，三纲四维是也。……若守此不失，虽孔孟复生，岂有议变法之非者哉?”而这，就是著名的“中体西用”理论。这是洋务派在西方“文化”挑战日益严重紧迫的情况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封闭体系，主张实行某些改革和调整，但反对根本性的改革。其目的是企图稳住已经动摇了的封建统治，在风起云涌的世界潮流面前，求得生存和发展。这就决定了这一理论思想的阶级实质。

晚清的洋务运动，不论是对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来说，还是就东方中国封建小农经来说，都是一场“商战”和“挑战”。它限制和延缓了西方资本的入侵，刺激和加速了中国小农经济的解体，捉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向前发展。

曾国藩办理洋务，是在他的晚年，为时并不算长，但他是洋务运动最早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其他洋务运动的著名代表，如左宗棠、李鸿章等，虽然从事洋务运动的时间较长，举办洋务实绩也较著，然而他们都是在曾国藩的直接影响下，走上洋务运动的道路的。这些洋务派人物在满清政府大臣奕?等人的支持下，利用手中拥有的军政大权，积极倡导和推动泽务运动的形成和发展。在兴办中国近代工业企业，传播西方文化，转变当时学风等方面，他们都脚踏实地地做了不少实事。

早期洋务运动，是以训练新式军队和兴办近代军工企业为中心内容的。曾国藩办洋务，大体上也不出这个范围。他从五十年代起，就从香港购买洋枪洋炮武装湘军，使这支军队在武器装备上，远远超过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六十年代初，他又大倡购买船炮的主张，“始而演习，继而制造”，说这样“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他把“勤远略”和“剿发逆”同时提出。可见他办理洋务，并非只是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运动。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曾国藩看到洪、杨的“气数”日益殆尽，而外国资本的入侵却日趋紧迫，于是“勤远略”、“自强”在他思想上所占的比重也就越来越大。他以为“自强之道……其讲求之术有三；曰制器，曰学技，曰操兵”。1861年攻陷安庆后，他立即设立安庆军械所，试造洋枪洋炮。所内“全用华人，未雇洋匠”。后来造成小轮船一艘，名曰“黄鹄”，但“行驶迟钝，不甚得法”。安庆内军械所，设备简陋，全用手工操作，严格讲来，还谈不上近代军事工业，但他搜罗了一批著名的科技人才，如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人，为西方科技的输入和近代工业的建立创造了条件。1863年，他派容闳前往美国采购机器，准备建立机器厂。1865年，容闳回国，机器运入上海，并入江南制造总局。1867年，经他和马新贻两次奏准酌留海关洋税二成拨归局用。由是江南制造总局每年都有经费来源，发展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兵工厂。

1868年，曾国藩、李鸿章又于江南制造总局附设新式学堂和翻译馆(详见容闳《西学东渐记》)。1870年前后，曾国藩又奏准选派四批留学生赴美学习，并亲自制定留学章程：从学习目的、科目内容、学习年限、奖惩制度到留学期间的生活待遇，一一作出明确规定。随着西学的传播，新的思想，即资产阶级思想，也开始在知识分子中间传播开来。这些就是曾国藩办理洋务的大略情况。

所谓“洋务派”，就其整体和本质言，本是一种求变力量，但它的成分是颇为复杂的。由于各人的政治环境、生活道路、学术渊源、心理状态、性格特征、思维方式等等的不同，因而出现派中有支，支中有异的情况是很自然的。曾国藩办理洋务，就我所见，他既不同于奕?，桂良之流；也与左宗棠、李鸿章等人有别。他有着自己的特殊表现。

(一)曾国藩的洋务思想，既有封闭狭隘的一面，也有开放变通的一面。“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指导洋务运动的基本思想，无疑，也是曾国藩办理洋务的思想。他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直至1870年前后，他选派文童出国，也只是学“艺”而已。攻读的科目，限于“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科”。在他看来，西方人所擅长的，不外这些东西。他感受最深的是“船坚炮利”，是“轮船之速，洋炮之远”。至于更深一层的西方文化，他没有看到，也不愿意承认。这就是所谓“中体西用”。显然，这是他认识的局限性、思维方式的封闭性与狭隘性的表现。他没有也不可能跳出那个时代、阶级给予他的局限。但是，曾国藩毕竟不是一个只知死守孔孟程朱之道的侏儒，他是一个具有经世致用眼光的地主阶级的思想家、政治家、绝非倭仁、徐桐之流可比。他熟读经史，继承和发扬了清代初期和中期以来的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把义理、考据、辞章、经济四者统一起来、结合起来，提倡重视现实，了解社会。《年谱》载：“道光二十八年，公三十八岁。……公官至卿贰，名望渐崇，而为学不倦。其于朝章国故，如《会典通礼》诸书，尤所究心。……秦文恭公《五礼通考》，总括天下之事，而于食货之政稍缺，乃取盐课、海运、钱法、河堤各事，钞辑近时奏议之切当时务者，别为六卷，以补秦氏所未备”。“其在工部，尤究心方舆之学，左图右史，钩校不倦。于山川险要，河堤水利诸大政，详求折中”他自己则说：“士贵通古，尤贵通今。今天下不乏通古之士，而乏通今之才”。又说：“《易》爻多言贞吉。《易》之道，当随时变易，以处中当变，而守此不变，则贞而吝矣。”这又说明他是一个颇具开放眼光和通变精神的人物。

(二)曾国藩办理洋务，既有“借师助剿”的一面，又有“渐图自强”的一面。曾国藩一生深受儒家影响，“尊王攮夷”、“大一统”等《春秋》之义，时存胸臆，这就决定着他在对待处理国内阶级斗争和对外民族斗争上所持的态度，所采取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对于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他是坚决镇压，甚至不惜联合外国势力来加强镇压：而对于外来侵略势力、侵略战争，则是表现出忧虑、痛恨和反抗的。他的这种思想情绪和政治态度，早在184O年鸦片战争后不久就鲜明地流露了出来。他多次写信给他的父母说：“浙江之事，闻于正月底交战，仍尔不胜。去岁所失宁波府城，定海、镇海二县城，尚未收复。英夷滋扰以来，皆汉奸助之为虐。此辈食毛践土，丧尽天良，不知何日罪恶贯盈，始得聚而歼灭!”“英夷之事，九月十七日大胜，在福建、台湾，生擒夷人一百三十三人，斩首三十二名，大快人心！”又说：“英逆去秋在浙滋扰，冬间无甚动作。若今春不来天津，或来而我师全胜，使彼片帆不返，则社稷苍生之福也。”1862年6月5日，他愤怒地写道：“英夷去年攻占宁渡府及定海、镇西两县，今年退出宁波，攻占乍浦，极可痛恨！”可见曾氏并非一一个心如古井，一味主静的道学家；如同历代封建士大夫中眼光较远的人一样，他系念王室，关怀时局，“起而行之”，具有爱国情感和民族意识。

曾国藩这种爱国情感和民族意识，不独表现在他的《家书》、《日记》、《书札》等文字中，同时也见诸他的诗歌创作里。如他在《送黎樾乔侍御南归》诗中写道：“逆夷昔烂漫，兵甲御南东。杀人饲蛟鳄，大海为之红。君时即我谋，雪涕向苍穹。夜半草万言，朝奏甘泉宫……自献虽不效，义愤侔贾终。”“汉家八叶跃威弧，冬干春胶造作殊。岂谓戈铤照京口，翻然玉帛答倭奴。……长是太平依日月，杖藜雪涕说康衢。”又作有《雪仇诗》，吟道：“壮岁沈经训，艰难始一隅。力耕无近获，陡亩有通衢。茅塞由来久，蓬生且待扶。国仇犹未雪，何处着迂儒。”平心而论，从以上诗文中，我们可以看出，诸如曾国藩是个“是非颠倒，敌我不分”、“苟且偷安，崇洋媚外”的“汉奸”、“卖国贼”等论调，实在失之武断偏激，殊不足以服人。

由于曾国藩一生服膺儒术，所受儒家思想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均较深，他这种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感到他后来办理洋务时，就发展成为“渐图自强”的思想。他说：“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弹、学造舱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所长，我皆有之。”他认为购置船炮，“盖不重在剿办发逆，而重在陆续购买，据为己有。”“始而演习，继而制造”。他在《拟送子弟出洋留学折》中又说：“国藩上年在天津办理洋务，……拟选聪颖幼童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科，约计十余年学成而归，使彼西洋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由此可见，曾国藩之主张购置船炮和选派留学生出国学习，其目的在于掌握西方先进技术，使英法等国“渐失其所恃”，并使中国逐渐强大起来。但曾国藩清楚地意识到，要实现这一历史使命，决非一朝一夕之功。故薛福成谓曾国藩：“居恒以隐患方长为虑，谓自强之道，贵于寸铢积累，一步不可蹈空，一语不可矜张。其讲求之术有三：曰制器，曰学校，曰操兵。故于沪局之造轮船，方言馆之译洋学，未尝不反复致意。其他如操练舱船，演习洋队，挑选幼童出洋肄业，无非为自强张本。盖其心兢于所谓绸缪未雨之谋，未尝一曰忘也。”

曾国藩这种“渐图自强”的思想，是与他平生致力于儒家的人生哲学和政治哲学的学术渊源密切相关的(甚至与他的个性特点也有关)。他平生最重“自强”、“自立”的奋勉进取精神，也很服膺“不急于近功”、“毋望其速成”的人生哲学，这在他的《书札》、《家书》、《日记》等著作中是讲得很多，表现得很突出的。如谓：“人苟能自立，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用兵之道，最贵自立，不贵求人”又说：“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等等。这是他讲做人、谋事贵在“自强”、“自主”。他又特别强调“渐”字在“立言”、“立功”等方面的极端重要。他说：“在《易•恒》之初六曰‘浚恒贞凶，无攸利。’胡瑗释之曰：‘天下之事，必皆有渐，在乎积日累久，而后能成其功也。’”。又说：“孔子曰：‘欲速则不达’也。是故君子之用功也，如鸡伏卵不舍，而生气渐充；如燕营巢不息，而结构渐牢；如滋培之木，不见其长，有时而大；如有本之泉，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但知所谓功，不所谓效，而效亦徐徐以至也”。“百尺之楼，基于平地；千丈之帛，一尺一寸之所积也；万石之钟，一铢一两之所累也。……朱子谓为学须铢积寸累，为政者亦未有不由铢积寸累而克于成者也”。他把这种思想观点运用到洋务运动中，就表现为积极主张依靠自己的寸铢积累，艰苦努力，充实国力，加强戒备，逐步改变国家落后挨打的局面，以便迎接西方国家的挑战，并与之相抗衡。

(三)曾国藩办理洋务，既有‘弱柔’的一面，也有刚强的一面。基于儒学的学术渊源，曾国藩在办理洋务，处理外交事务过程中，也就存在刚柔相济，恩威并用的特点。他说：“自古善驭外国，或称恩信，或种威信”。“与洋人交涉，孔子忠敬以行蛮貊，勾践卑逊以骄吴人二义，均不可少”。又说：“鄙意办理洋务，小事不妨放松，大事之必不可从者，乃可出死力与之苦争”。也正由此，1861年8月，他在处理英人李泰国借我购置船炮，着手武装海军之机，妄图夺我主权的事件中，坚持了民族气节，维护了国家主权，使英人的罪恶用心未能得逞。同时，我们还看到早期洋务阶段，西方外商一直未能在华设厂和办矿。

值得注意的是，曾国藩把“柔”本身看作就是“刚”就是“强”，这大概是他从《老子》那里得来的，所谓“柔弱胜刚强”、“以柔克刚”吧。他说：“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其要归于愚必明，柔必强”。“强字原是美德，……第强字须从明字做出，然后始终不可屈挠；若全不明白，一味横蛮，待人折之以至理，证之以后效，又复俯首服输，则前强而后弱，京师所谓‘瞎闹’者也”。他所讲的“明”，就是“智”；“强”，就是“勇”。勇而不智，强而不明，就是冒险，就是蛮干，就是“瞎闹”，也就变成“弱”了。他从柔出发，处理“天津教案”，致遭全国物议，那是很自然的。他主张以“忠信笃敬”对待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那也看错了对象，弄错了时间，实属迂论，诚不可取。

总之，曾国曾以上这种矛盾的、两重性的洋务外交思想，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地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产物；也是曾国藩个人生活道路、学术渊源、心理状态、政治思想、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具体反映。他这种洋务、外交思想，对于整个洋务运动，对于其他洋务代表人物，如左宗棠、李鸿章，乃至后期的张之洞等人洋务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产生过不小的影响。我以为左宗棠从阳刚方面吸取了曾国藩的洋务思想；而李鸿章则进一步发展了曾国藩洋务思想中阴柔的一面。自然，我们不能说，左、李的洋务思想，就完全出自曾国藩，形成他们思想的，有其多方面、多层次、多渠道的复杂因素，然曾国藩思想对他们的影响，恐亦不可忽视。

(四)曾国藩办理洋务，非常注重科技人才的搜求和培养。曾国藩是深刻懂得知识和人才的重要的。早年他给清庭奏疏《应诏陈言疏》，就是专谈人才问题的。他的人才观和所谓“转移人才之道，培养人才之方，考察人才之法”，在当时都有可取之处。他强调人才要学习和了解社会，如说：“汉臣诸葛亮曰：‘才须学，学须知’，盖至论也”。他说的“士贵通古，尤贵通今。今天下不乏通古之士，而乏通今之才”，是着眼于人才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说的，是针对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以实现其“渐图自强”的目标，亟须大批科技人才而提出的。曾国藩深知，“自强”当然不能一蹴而就；但培养人才，简拔人才，用好人才却是一项紧迫的任务，所以他在《应诏陈言疏》中，不谈其他，专论人才，恺切垃指出：“今日所当讲究者，惟在用人一端耳”。他认为“洋务之棘手，由于人才匮乏，人才之罕见，由于事略之不明”。

惟其如此，他在用人上，讲究实干，反对高论，“禁大言以务实”。又说：“大抵观人之道，以朴实廉介为质；有其质而更傅以他长，斯为可贵。无其质则长处亦不足恃”。他在《复李黻堂》函中又说，人才应该“具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他对那种一味唯唯诺诺，事不躬亲，毫无生气，毫无进取精神的“官气”，深感厌恶，反复申诫痛斥。他描述这种宫僚主义者的颟顸嘴脸时称：“官气多者，好讲资格，好问样子，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语言无此防彼碍之弊，其失也奄奄无气。凡遇一事，但凭书办家之口说出，凭文书写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体察一番”。

曾国藩既以实际业绩和能力为取才标准，所以他也特别注重人才之专长，强调“知人善用”。他说：“虽有良药，苟不当于病，不逮下品；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庸流”。当然，曾国藩的人才思想以及他的多方造就、培植、简拔、重用人才是为加强和维护封建制度服务的，但他重视人才的搜罗和培植，提倡通经致用，了解现实社会，注重人才的实际业绩和能力，尊重人才韵知识专长以及提倡实干，反对高谈等主张和做法，就是在今天不是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吗?曾国藩对科学、人才的识见；他把“宏奖人才，诱人日进”，看作平生“三大快事”之一的诲人态度，在他办理洋务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是他搜罗了第一批著名的科技人才(于安庆军内械所)；成立了第一个新式学堂(于江南制造总局)；开设了第一所翻译馆(同治元年，即1862年，清政府虽在北京成立了同文馆，但那里只学外文，不学西方先进科技)；派遣了第一个出国采购机器设备的人(容闳)；选送了第一批出国留学生；创办了第一所近代军工企业。……他是洋务运动最早的倡导者和实干家。……

滚滚江水，源于涓涓之泉。曾国藩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洋务活动，对于洋务运动的形成和发展，对于中国近代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转变和演进，都产生了极为深广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