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  论

谭嗣同仁学的内容包罗万象，其集科学、政治（道德），宗教于一炉的方式，虽有层次上的差别；但是，其最终的目的，还是设法以科学上的“以太”来“定位宇宙”，以及由宗教情操的“三教合一”来“安排人生”。本文设法在谭氏全集中，抽离出其对“宗教”的看法，以及由宗教所开展出来的不同文化背景；一方面指陈出人类心性对宗教的向往，另方面透视出宗教文化所形成的政治社会，以及其对未来发展的批判。

宗教合一的理想，主要的取材于宗教家立教的动机，以及其展示的宗教情操内涵，而施出“救苦救难”的精神，作为宗教本质，同时亦是宗教之所以存在的理由。

戊戌政变时代的维新思想诸子，都是在透视出当时中国的危机，不但无法抵抗列强的侵略，而且更在本身文化的衰退中，使百姓过着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生活。宗教的救苦救难精神，甚至宗教史中一直在“革新”的历史史实，亦都可解读成“改革”的意涵，而促成政治社会的改革。

谭嗣同的慷慨赴死，成仁取义，固然是革命精神的促成，但亦不排除宗教情操的介入；因为，生命的不朽以及永恒，都必需在宗教的信仰中，才能获得。

谭嗣同的宗教信仰历程，吾人可在梁启超所著“谭嗣同传”中寻获。那就是先信仰基督宗教，进而才信仰孔教，最后信仰佛教。而且，在获得三教精义之后，就是现出“自是豁然贯通，能汇万法为一，能衍一法为万，无所罣碍，而任事之勇猛亦益加。”

三教合一的理想出现在“仁学”书中，其中一句“三教教主一也，吾拜其一，则皆拜之矣。”

“三教教主一也”之语，当然不是指三教教主同为一人，而是专指“三教”之共通处。这共通处就是：“众生所见者，教主之化身也，其法身实一矣。”这也就是认定“法身”和“化身”之别；三教教主之化身三教不同，有耶稣、孔子、释迦；但是，此三人之法身则一。而信徒所敬拜的是“法身”，而不是“化身”，因而“吾拜其一，则皆拜之矣。”

下面就分成宗教起源、宗教本质、教主性格、最终境界四个面向，来探讨谭氏“三教合而一”的精义。

　　一、宗教起源

谭嗣同是站在教主创立宗教的面向，来谈宗教的起源问题。他说：“各教教主，皆自匹夫一意孤行而创之者也。”

解读“一意孤行”四字，毕竟吓人一跳，但在上下文中寻找其真义，便知这“意”指的是“心力”，而“心力之实体，莫大于慈悲。慈悲则我视人平等，而我以无畏，人视我平等，而人亦以无畏。无畏则无所用机矣。佛一名‘大无畏’。其度人也，曰：‘施无畏。’”

教主由于慈悲而创教，不畏艰难，自始至终。宗教的慈悲性格，亦在此完全表露。“一意孤行”的深义竟然是“大无畏”。

以“心”为准的心灵优位，才是宗教起源的本质。原来，教主之救众生，救苦救难的精神，原就发自心中的慈悲。

“心”灵优位的创教了解，即能把心之显用：“仁”与“慈悲”相连；“心”的主体性，以及“慈悲”的心性，原就是教主“一意孤行”的根本。

当然，“慈悲”的显用还是需要“对象”；亦即有受苦受难的众生，作为教主发慈悲的对象。设若天下苍生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也就不再需要别人的慈悲救援了。谭氏所处的时代，正是内忧外患，国家将亡，文化没落，内政不修，外交失败的景况；谭氏提出“宗教”的救苦救难精神，一方面来为其“改革”思想铺路，另方面来为自己未来的舍生致命找出形上基础。

“仁学”的全篇内容，都在展示出谭氏的“忧患意识”，并由之发出的“慈悲”，参与救苦救难行列。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同时又不能不具备批判精神；因而，谭氏在批判传统道德文化的“三纲五常”时，甘冒犯不忠于传统之罪，而毅然提出“自由”“平等”等信念，来符合世界思想潮流。

“慈悲”与“仁”二概念可转换对调，谭氏认定：“故凡教主如佛如孔如耶，则专言仁，间有旁及，第就世俗所已立之名，藉以显仁之用，使众易睦耳，夫岂更有与仁并者哉?”

“遍法界、虚空界、众生界、有至大之精微……无以名之，名之曰‘以太’。其显于用也；孔谓之‘仁’……佛谓之‘慈悲’，耶谓之‘爱人如如己’。”

于是，三教教主之主教，由“心”之本体所引发的，既是“慈悲”，又是“仁”，又是“博爱”。这样，“三教教主一也”的意义，就不但在“法身”上为一，而发出的“显用”亦可以“为一”了。

孔教的言“仁”，是可以与佛之“慈悲”以及耶之“博爱”并称的；但是，儒家在副作用上亦出现了“名教”，那就是强调“三纲五常”的礼教传统，谭氏对此极力批评与反对，他说：“仁之乱也，则于其名，名忽彼忽此，视权势之所积；名时重而时轻，视习俗之所尚……俗学陋行，动言名教。……名者，由人所创造，上以制其下而不能不奉，则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焉酷矣。”

三教合一的理论，显然的是正统的儒、佛、耶，而非儒家所产生的“名教”。因为“名教”的创始，虽由“仁”或“慈悲”或“博爱”，而是始自“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兄弟朋友各挟一名以相抗拒；而仁尚有少存焉者得乎?”“桎”“轭”“压”“困”“相抗拒”，都是与“仁”相反的“反德目”，亦都不是谭氏心目中宗教起源的契机。

　　二、宗教本质

教主既以“慈悲”“仁”“博爱”之心出发，而“一意孤行”创建了宗教，这宗教的本质也就是“行仁”（这也正是谭氏“仁学”的核心思想）。宗教因而也就成为“完成”宇宙和人生目标的最适宜且完美的典型。他在仁学中说：

“能为仁之元而神于无者有三：曰佛，曰孔，曰耶。”

“遍法界，虚空界、众生界、有至大之精微，……而充满之一物焉。目不得而色，耳不得而声，口鼻不得而臭味，无以名之，名之曰‘以太’。其显于用也；孔谓之‘仁’，谓之‘元’，谓之‘性’；……佛谓之‘性海’，谓之‘慈悲’；耶谓之‘灵魂’，谓之‘爱人如己’、‘视敌如友’。咸是物也，法界由是生，虚空由是立，众生由是出。”

在谭氏看来，佛、孔、耶三教也正是定位宇宙，安排人生的典型。

佛、耶二宗教为世所公认，而孔教则是谭氏特别看重的地方。首先，认定“孔子立教”。继则注大学，注孔子生平，再注春秋公羊传，都把佛教教义与之比对，以说明孔教实为宗教。然后又以行星轨道的譬喻来表示三教的历史发展，而说出：

“佛生最先、孔次之、耶又次之。乃今耶教则既昌明矣，孔教亦将引厥绪焉，而佛教仍晦盲如故。先生之教主，教反后行；后生之教主，教反先行；此何故欤?岂不以轨道有大小，程途有远近，即运行有久暂，而出见有迟速哉!佛教人矣，孔次大，耶为小。小者先行，次宜及孔，卒乃及佛，此其序矣。……”

谭氏以此方式类比各宗教之发扬先后。继而更指出在发扬途中之顺境逆境，他说：

“以公羊传三世之说衡之，孔最为不幸。孔子时，君子之法度，既已甚密而孔繁，所谓伦常礼义，一切束缚箝制之名，既已浸渍于人人之心，而猝不可与革，既已为据乱之世，孔无如之何也。……据乱之世，君统也。……耶次不幸，彼其时亦君主横恣之时也，然而礼仪等差之相去，无若中国之悬绝，有升平之象焉。故耶得伸其天治之说于升平之世，而为天统也。……惟佛独幸，其国土本无所称历代神圣之主，……而佛又自为世外出家之人，于世间无所避就，故得毕伸其大同之说于太平之世，而为元统也……而佛遂以独高于群教之上。”

宗教之本质，在谭氏看来，除了“仁”“慈悲”“博爱”之外，也就是“变”；而“变”的方式是顺应公羊传三世之说的层次外，就是“革新”的变。他指出：

“孔曰‘改过’，佛曰‘忏悔’，耶曰‘认罪’，新之谓也。孔曰‘不己’，佛曰‘精进’，耶曰‘上帝国近尔矣’，新而又新之谓也。则新也者，夫亦群教之公理也。”

进一层，说明“中国自绝地天通”，主要的是传统的君主制度，在此制度中“惟天子始得祭天”，（诸候祭山河之神，老百姓只准祭祖先），这种不平等，“孔出而变之”；其次，说明西方摩西十诫，等威名分，旧约以以色列为上帝选民，自绝于全人类，“耶出而变之”，大声疾呼，使人人皆为天父之子，而众生平等。至于印度，种族等级特多，至不平等，“佛出而变之”，使人人平等。最后结论出：“三教不同，同于变；变不同，同于平等。”

当然，谭氏藉宗教之变，来支持其政治社会改革之学理。因为，宗教既为定位宇宙，安排人生最适切之文化；因而，宗教之变，使成为世间诸事之楷模。而“变”之目的则是使不平等的变为平等；亦即指出政治社会最终目标的“大同社会”；这种有条理的论证是有着逻辑的理路和结构的。难怪冯友兰在其“中国哲学史”中，称“谭嗣同在经学方面，虽不及康有为之煊赫有建树；而在思想方面，则所著仁学发挥大同主义，较康有为为精密。”

三教相通处，以及三教合一之可能性，在仁学一书中，每每可见。梁启超在谭嗣同传中亦指出：“当余与君之初相见也，极推崇耶氏‘兼爱’之教，而不知有佛，不知有孔子。既而闻南海先生所发明易、春秋之义，穷‘大同’‘太平’之条理，体‘干元统天’之精意，则大服。又闻‘华严’‘性海’之说，而悟世界无量。现身无量，无人无我，无去无住，无垢无净，……则益大服。自是豁然贯通，能汇万法为一，能衍一法为万，无所罣碍，而任事之勇猛亦益加。”

这种记载不但表示谭氏之教有三：耶、孔、佛；而且在认同顺序上亦是先耶、继孔、后佛。而且对三者都备极推崇而服膺。

可是，梁氏就在同一文中，却只举出孔、佛二教：“需次金陵者一年，闭户养心读书，冥探孔佛之精奥，会通群哲之心法，衍绎南海之宗旨，成仁学一书。”

同样，在仁学序中，亦只提及谭氏对孔、佛二教的内涵，而忽视了耶的部分。这对谭氏三教合一的理论似乎有点偏颇。

　　三、教主性格

前面宗教起源问题中，吾人解读了谭氏“一意孤行”一句的含义，已经多少呈现出“教主”性格的“慈悲”为怀。仁学书中，提及教主的语句不少；另一句发人深省的是：“空言垂世”。其上下文是这样的：

“故凡教主教徒，皆以空言垂世，而不克及身行之，且为后世诟詈戮辱而不顾也。耶杀身，其弟子十二人，皆不得其死。孔仅免于一身，其弟子七十人，达者盖寡。佛与弟子，皆饥困之食，以若行终。”

“空言垂世”和“一意孤行”字面上相当负面；但是，在“一意孤行”的“意”概念中，充满了慈悲、仁心、博爱，则亦显示出教主的性格，原有其正面作用的。现在，“空言垂世”的内涵，亦复如此；“空言”意含着教主本身，来不及实践所宣传的教义；但是“垂世”却是给后世立下了典范。这典范不但是在生命中呈现，而且亦在“苦难”的生命中“作证”自身的信仰。

“故凡教主，如佛如孔如耶，则专言仁；间有旁及，第就世俗所已立之名，藉以显仁之用，使众易睦耳。”

“凡教主之生也，要皆际其时，因其势，量众生之根器，而为之现身说法。故教主之不同，虽教主之有等级也。众生所见者，教主之化身也，其法身实一矣。”

“耶稣以一匹夫而撄当世之文网，其弟子十二人皆横被诛戮，至今传教者犹以遭杀为荣。”

教主所领导的“走进苦难”，甚至舍生致命，开始时都是“空言”；但在其及其信徒中所实践的，则落实到为信仰付出生命，是为“垂世”。“空言垂世”也就成了教主主教创教的特质。

宗教的教主也好，其后的教士也好，或是信徒们也好，都怀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奉献牺牲精神。基督宗教广受三百年之久的仇教运动，佛教的“三武两宗”之祸，亦都具体指证着宗教的受苦受难性格，以及信徒们对苦难及死亡的看法。

进一层，论及教主之生的背景，谭氏指出：“凡教主之生也，要皆际其时，因其势，量众生之根器，而为之现身说法。”

宗教的产生，教主的出现，除了主观因素之外，尚有时空背景，亦即所谓“时”“势”。时代背景如为太平世，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宗教的需求自然减弱；但若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则宗教的“从彼岸来的信息”，以及“救苦救难”的情操，就成为民间非常重要的生命托付。宗教在此时，亦必将成为百姓安身立命的所系。

果然，在谭氏思想中，三教的创始，都是由于这时势所趋，尤其是“量众生之根器”时，发现“有恶劣之众生，而后有神圣之教主，不愿众生之终于恶劣……夫教主之出现，诚不幸而过于不得已焉耳。”

从以上的各种观点看来，宗教本质的相同、教主性格的相同，因而推论出“教主”的“法身则一”；虽然，“肉身”因了时势不同，因了众生根器不同，而有所差别。但是，肉身只是显象，法身才是本质，而宗教崇拜的是法身，而非肉身，因而谭氏终能结论出：

“三教教主一也，吾拜其一，则皆拜之矣。”

　　四、宗教境界

谭嗣同的宗教观，在仁学书中，与其政治观有密切的关系；其政治目标是追随康有为的大同世界理想；这理想渊源于春秋三世，是孔子的理想政治；今把孔子学说看成宗教，则已经融政治与宗教于一炉。

“太平世”或是“大同社会”，原是超国家界，超民族界；亦即是说，在政治最终目标达成时，已经没有所谓国家，亦没有所谓民族。在大同社会中，天下犹如一家，众人犹如一人。谭氏在宗教境界中，说出了“超越国界”，“无国界”的观念；甚至更进一步，指出在宗教发展最终境界中，亦没有宗教、没有教主的境地。他说：

“……升平世也，天统也；地球群教，将同奉一教主；地球群国，将同奉一君主，于时为大一统。”

“天下治也，则一切众生，普遍成佛。不惟无教主，乃至无教；不惟无君主，乃至无民主。”

到了最后，也就是佛教的“寂灭”境界，一切都成了“室”，那就是：

“不惟浑一地球，乃至无地球；不惟统天，乃至无天；夫然后至矣尽矣，蔑以加矣。”

当然，以这种方式论宗教境界时，佛教显然就有优位。这也是谭氏在仁学中，多次表达在文字中的意念。就如：“而佛遂以独高于群教之上。”“至于教则最难言，中外各有所囿，莫能折衷，殆非佛无能统一之矣。”

在对佛教的了解中，众生都要成佛的，亦即是都要达到宗教所给予的最高境界，这境界需要宗教、教主来度。因而说出：

“众生得度尽否?当在何时度尽?曰：时时度尽，时时度不尽。……是故佛既说：‘有一小众生不得度者，我誓不成佛’；又说：‘卒无有一众生得灭度’者，亦尽亦不尽也。……此易之所以始干而终未济也。”

　　结  语

虽然“三教合一”，虽然“三教教主一也，吾拜其一，则皆拜之矣。”谭氏一生，还是崇向了三教，不分彼此。而且在探讨三教时，大多偏向于“相同处”来处理三教的创始，本质、教主、境界。虽然，在历史流变的叙述中，亦指出了三教所遭逢的命运各有不同，因而站在人类整个历史的角度来看时，总有不同的表现，以及不同的结果。但是，在以整体宇宙和人生的问题上看，则是“三教合一”的。

当然，“仁学”不是专业的哲学性著作，更不是神学作品，因而，其对宗教的“定义”并没有严格的界定；对宗教的功能亦未具体落实地揆诸事实，而是以“默观”和“批判”的方式，释论了宗教以及政治间的关系，而以宗教的精神，作为振兴政治的力量。

再则，就是孔子算下算是一教主?他的学说是否可作为教义?其政治式的组织是否为一宗教?这些问题都是要作为先决条件的。本文在短短的篇幅中，无法一一探讨。待有机会再作另文以补充。

不过，最重要的是，谭氏宗教观是把重心放在“宗教精神”或是“宗教情操”层面，并且描准它对众生的慈悲、仁心、博爱发挥，而创造出此一“三教合一”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