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调元是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革命活动家、杰出的诗人和文学家。他二十岁投身革命，毕生坚持反帝、反清、反袁，五遭缉捕，两入监牢，历尽危难，矢志坚贞。一九一三年九月“二次革命”失败后，英勇就义于武昌，时年三十岁。春秋鼎盛的年华，遽尔捐躯，三湘人民，无不寄以哀思。

一

宁调元，字仙霞，号太一，湖南醴陵县人，一八八三年诞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宁子承是位“绩学笃行，恂恂儒者”。宁调元十分聪颖好学。由于家庭的影响和父亲的教育，他十二岁读了《离骚》和《庄子》。后受业于同县刘师陶，初作诗时，就有“五日一风十日雨，庭前喜放一帘春”的佳句。稍后，入渌江书院，师承山长吴德襄治朴学。

二十世纪初年，民族危机更加严重，有志青年亟思获得新的知识，寻求救国的途径。一九〇三年，宁调元毅然赴省城，进入明德学堂。时值黄兴、周震鳞、陆鸿逵等充任明德教员。他们在校内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启发学生反清意识。宁调元耳目为之一新。他追求进步，学业优异，工于诗文，才思敏捷，是明德学堂的高材生，受到教师的器重，特别为黄兴所赏识。

一九〇四年二月，日俄战争爆发，清政府竟无耻宣布“局外中立”，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慨，留日学生纷纷回国，组织拒俄“铁血会”，号召各地爱国力量联合抗俄。宁调元异常激愤，在黄兴、陈天华的支持下，与李洞天、李育仁等秘密组织革命团体“大成会”。不久，“大成会”并入新建立的华兴会，宁调元负责在明德、经正两校搞宣传活动。同年十月，华兴会筹划半年之久的长沙起义失败。湖南巡抚陆元鼎派兵包围华兴会的活动据点——东文讲习所，宁调元匆匆走避，路遇巡逻兵，用计得脱。黄兴、宋教仁脱险后相继离湘远行，宁调元则隐蔽下来，继续与进步分子保持联络。经这次事变后，清政府为了强化湖南的反革命力量，派端方出任湖南巡抚。宁调元愤极，集合滞留在湘的华兴会同志，密谋刺杀端方未遂，即回醴陵创办渌江中学堂。适逢湖广总督张之洞为培养“新政”人才，在两湖选派学生赴日本留学，宁调元被选中。宁离湘至武昌，张之洞设宴饯行。事前有人示意：大家见到总督时，最好行跪拜礼，以示感激。宁调元首先反对。他说：“挽回国运，当从提倡气节始。吾辈求学之日，即奴颜婢膝，以曲顺当道，将来宁有冀耶?”对于宁调元的意见，留学生们深表赞同，曲顺权贵之举遂作罢，张之洞及其爪牙们也无可奈何。

留学日本期间，宁调元思想日趋激进。一九〇五年，经黄兴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不久，日本政府公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学生们愤极，罢课抗争。宁调元、杨卓林等人假中国留学生会馆，组织反对“取缔规则”大会，草就几万字的宣传文字，鼓动回国从事革命。他们不因自身的眼前利益而忍辱苟安，而是以国家民族的尊严和独立决定自己的去就。

一九〇六年初，宁调元归国，先在上海虹口与姚宏业等创设“中国公学”，接纳东归志士。不久又回到醴陵，主持渌江中学，暗中联合洪江会首领龚春台、宋飏裘、李经奇，继续从事反清革命活动。后被人告发，被迫离醴陵走长沙，住城南天心阁，与李洞天、陈汉元在一起，仍以鼓吹革命为职志，并和禹之谟、邹价人等组织“湘学会”。他们撰写文章，集会演讲，宣传反清，倡言革命。这年夏天，陈天华、姚宏业两位为国捐躯的烈士的灵柩运回湖南。宁调元、禹之谟、覃振等人聚议，首倡公弊二烈士遗骨于岳麓山，以彰义烈。清朝地方当局百般破坏，宁、禹等人冲破阻挠，“乘机以号召人心……遂为示威运动计。”届时，全城男女学生和各界群众一万余人，头戴草帽，脚穿布鞋，身着白服，排成长龙阵，从城内分两路渡河前往岳麓山。仪仗肃穆，哀乐低回，人流缓缓，哀思无限。宁、禹等人短衣大帽，挂长刀指挥队伍，沿途散发传单和小册子。围观者倾城塞路，连把守渡口拦阻队伍通行的清兵也不愿履行职守，挤在人群中看热闹。当天下午，长善学务处总监俞诰庆指使军警逮捕参加因竖碑迟归的学生十余人，横蛮地弹压学生的革命活动。宁调元、禹之谟多次交涉，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均遭拒绝。次日晚，俞诰庆打着学务处灯笼到樊西巷一家妓院宿娼，被学生们抓获。当即将他和妓女春苔一同押往濂溪阁，将俞“黥其面，裸其体，拍其照于土娼胯下”。禹之谟痛斥俞诰庆无耻。俞知众怒难犯，俯首认罪，并答应立即释放在押学生。

公葬陈天华、姚宏业和惩办俞诰庆的成功，是湖南革命党人打击敌人嚣张气焰，扩大革命影响的果敢行动，也是一次群众性的反清大示威。但是，湖南反动权贵极为恼火，俞诰庆等人更想挟媾报复。他们罗织罪名，密告宁调元、禹之谟等为革命党，下令缉捕。七月，宁调元在明德校长胡元倓的帮助下逃亡上海。八月十日，禹之谟被捕系狱，次年二月六日在靖州被害。

二

宁调元逃亡上海后住在美租界，邀同傅熊湘、陈汉元等人创办《洞庭波》杂志。他将在长沙天心阁所写文稿登出，痛斥清政府的苛政，揭露伪立宪的丑行，批判中国封建主义旧文化，讴歌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理想，显得很有生气。《洞庭波》第一期，曾辑出宁调元的《感怀》：“十年前是一重囚，也逐欧风唱自由。复九世仇盟玉帛，提三尺剑奠金瓯。……愿播热血高万丈，雨飞不住注神州。”作者以传神的文笔，表现了自己追求民主自由理想、挽救民族危亡的壮志豪情。此外，他还利用这个杂志大力宣传禹之谟的革命事迹，揭露湖南反动当局蓄谋陷害的种种罪行。九月，他走武汉，联络同志，拟回湖南营救禹之谟，因友人坚决劝阻，只得怅然返回上海。他到上海后，迁居法租界八仙桥(江苏革命党人机关)，将《洞庭波》易名《汉帜》，积极扩大它的发行范围，使每期印数达千册，流布各省。同时，他又在健行公学主编《复报》，与前者为姊妹刊。由于文章针砭时政，触犯当道，因而他再次受到侦缉。十月，他不得不只身出逃日本。时值章炳麟、胡汉民等同编《民报》，对于诗文并茂、又富有办报经验的宁调元的东来，表示十分高兴。因此，大家公举他出任《民报》经理。宁调元不负众望，在很短时间里，使报社内部团结得到了加强，各项工作井然有序。这样就保证了《民报》能以鲜明的革命民主派观点，同立宪派展开激烈论战，为捍卫革命原则、发展革命形势作出了贡献。

一九〇六年冬，湘赣边境的萍浏醴爆发了大规模的起义。东京同盟会本部极为振奋，多次举行会议，谋划派人策应。为了加强领导，总部特派宁调元、谭人凤、杨卓林、胡瑛等回国任起义的指挥和联络，还责成宁调元重组同盟会湘支部。宁调元兼程至沪，住在傅熊湘主办的《竞业旬报》社，与陈其美、秋瑾、杨卓林诸同志磋商，决定分头出发运动长江一带会党相机响应。胡瑛赴鄂，杨卓林去苏，秋瑾至浙，联络组织会党。宁调元则化装回湘，准备立即投身萍浏醴起义。他刚抵长沙，在旅店碰上同志潘昭。潘密告萍浏醴起义已经失败，刘道一、蔡绍南等牺牲，龚春台失踪，起义者已溃散等情况。宁调元悲愤已极，冒着生命危险，搭车回醴陵，四处寻觅龚春台等人的下落，不见踪影。一九〇七年初，他起程返沪，搭民船至岳州，拟改乘小火轮去鄂，不幸被水师营逮捕，押往长沙。庭讯多次，宁调元临危不惧，坐庭抗辩。后经各界人士及亲朋好友多方奔走，设法营救，才免于死。

宁调元在身陷囹圄的日子里，念念不忘革命事业。鉴于萍浏醴起义惨败的教训，他感到重建同盟会湘支部已刻不容缓，遂委托刘谦、李隆建领头，联络在湘的黎尚雯、刘劲、李剑农、刘钺、彭一胡等人，于一九〇七年三月，在长沙妙高峰卷雪亭重建同盟会湘支部。此后，回湘工作的龙毓峻、文斐、曾杰、焦达峰等都参加了支部，组织得到扩充，力量大为增强。武昌首义成功，湖南能最先响应，与宁调元重建的湘支部不无关系。

宁调元在被禁锢中，还惦念着曾经经理过两个月的《民报》社。一九〇七年秋，得知章炳麟与《民报》同人闹矛盾，愤而辞职，致使报社大有不支之势，他感到异常忧虑。恰逢章炳麟有信给他，也言及社中近况和自己的处置。宁调元当即挥笔复书：“……惟闻萋斐成锦，内讧用兴，昔者蔺、廉结好，赵家受福，平、勃交欢，汉祚用宁，谅吾公早及见之。海天万里，意顾何报?”他用历史人物顾大局、重团结的感人事迹为例，规劝同志。这表明他身陷

囹圄，面对革命事业仍矢志坚贞。

一九〇七年，同盟会在两广边境举行的多次武装起义均告失败。其他地区革命同志横遭戕害，时有所闻。禹之谟惨死靖州，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秋瑾，先后就义苏、浙，杨卓林谋刺不成，暴尸南京东市。噩耗接踵传来，使一向刚强、坚毅的宁调元，几乎不能自持。他把悲痛埋在心底，仇恨凝聚笔尖，作诗哭之谟，祭徐、秋，哀卓林，悼宗汉，遂成《叹逝集》。前驱者的鲜血，使他深知后死者的责任，因而奋起自勉：“此身一日尚存，即不可一日不致力于学。”“因自订运动、读书、习字、作文四者为日课，持之以恒。暇则向诸同监演讲故事，津津弗倦。”这种顽强奋斗的精神，百折不回的毅力，献身革命的热情，不仅教育和鼓舞了正在斗争的同志，也感动了同监的难友和看守的狱卒。他请求在城南师范读书的刘谦和外甥王纪宣为他物色书籍，每星期休假日送书几册，自限一星期读完，再换以他书。如是者三年，读书达二千种，训诂词章，诸子百家，无所不包。据刘谦称：“有所得，辄笔记之，陆续以稿本畀予扃藏，寖以盈箧，间摘抄一、二登寄《国粹报》。”同时，写诗填词近六百首。三年的囚徒生活，正是他一生中文学创作最为旺盛的时期。如果说革命运动不仅能锻炼出杰出的革命家，也能培育出才华出众的诗人、学者的话，宁调元就是一位两者齐备的佼佼者。他的作品流传社会，被一些名流叹为“不世之才”，誉为“囚徒诗人”。

就在这一年，青年爱国诗人陈去病、高旭、柳亚子在上海发起成立革命文学团体——南社。他们致书尚在狱中的宁调元，邀他参与筹创。宁调元欣然应允。他与高旭等人书来信往，商订编辑体例，讨论团体名称。一九〇八年还专门写了《南社诗序》。他用春秋时期楚国的爱国者钟仪被囚于晋不忘故国的故事说：“钟仪操南音，不忘本也”，以此说明南社命名的反清色彩。

一九〇九年末，经多方周旋，宁调元终于由谭延闿、龙璋等人联名保释出狱。宁调元出狱后，即被他的老师陆鸿逵聘为《帝国日报》总编辑，于一九一〇年入京。受过了铁窗生活的洗礼，他的革命主张愈益坚定，斗志愈益旺盛。他利用报纸发表许多抨击时政、痛悼烈士、鼓吹革命的诗文，在副刊上又连载了自己在狱中所著《碧血痕》。这本书以明末殉国人士的绝命词、小传以及少量愤时之作为内容，经过精心编辑，用以教育人们不忘反清革命，起来坚决抵制伪立宪活动。

三

一九一一年暮春，黄兴领导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宁调元一度心襟抑郁，情绪消沉，终日纵酒赏花，闭言不谈时政。不久，辞去《帝国日报》总编职务，拟赴日本。行至上海，适逢武昌起义爆发。他很振奋，即坐船去西湖，阅《大陆报》，见一则外电披露：清政府用伪装轮船招商局的船只，装运粮食南下，接济在汉被围断炊的敌船。他立即将其译成中文，转送九江军政分府。九江民军遂据报截获伪装船三艘，使清廷舰队更陷入断粮绝援的困境。不久，宁调元回到湖南，就任谭延闿都督府秘书。

一九一二年《民社》成立，宁调元辞去秘书职务，赴沪参加《民社》，创办机关报《民声日报》。到任不足半月，祖母病故，又回湘奔丧。及至返沪，局面已大变，民社竟与统一党、国民公会等合并为共和党，推黎元洪为党魁，与同盟会对立，成为袁世凯的工具。宁调元愤然去职，并宣布退出《民社》，不久，出任广东三佛铁路总办。

铁路总办一职，向称美差肥缺，可是律己甚严的宁调元在职年余，薪俸以外，点滴不取；惩治贪污，穷追不放；廓清积弊，雷厉风行。路局有位姓蔡的工程师，把持铁路多年，利用职权，内外勾结，欺上瞒下，滥收浮报，私印客票出售，贪得巨款。宁调元一上任，即首办其事。一时流言四起，诽谤横生，大有以邪压正之势。宁调元毫不顾及，决心穷治这一巨蠹。几个月后，积案廓清，风气大变。这位诗人本色的革命家，每当工作之余，尝与广州名士蔡哲夫、邓尔雅、谢芙伯、王君衍等饮酒赋诗，遍游白云诸胜，寄情山水。他还组织南社粤支部，举办“雅集”，在诗酒酬酢之间，讨论文学，砥砺气节。

袁世凯窃权后，逐一破坏辛亥革命后建立的民主制度，实行独裁统治。宁调元痛心地感到：“国事至此，而犹苟且偷一日之安，吾党罪恶其何时可以洗濯?”遂辞去三佛铁路总办职，于一九一二年末冒着隆冬风雪由粤至沪见陈其美，去皖会柏文蔚，赴赣找李烈钧，春节后回湘与谭延闿、周震鳞、杨德邻等洽谈。积极联络各省反袁力量，密商武装反袁大计。一九一三年三月，宋教仁被刺，他星夜赶至上海，向孙中山、黄兴报告他东南五省之行的情况，建议发动二次革命，实行武力讨袁。他深感武汉位于长江中游，地处南北交通枢纽，革命基础较好，如能深入三镇，联络革命力量，使二次革命首先在武汉发难，就能斩断袁世凯的一翼，

推动东南各省的反袁起义。他自请秘密赴汉，住法租界日人所设富贵旅馆，汇集同志于英租界西菜馆，议定侧重联络湖北军队和河南各地民军。不久，袁世凯下令撤赣、皖、粤三省革命党都督职，北军又相继南来，局势骤然紧张。宁调元与新从南昌来的熊樾山召集各方负责人举行紧急会议，派定詹大悲、季雨霖、邹永成、刘樾、杨王鹏诸人分任三镇军事指挥，李剑农、曾毅、皮宗石等负责起草檄文、宣言及其它各项宣传文件，定期在三镇同时发难。不料，事为武汉侦探长刘有才所悉。六月二十四日，刘带兵会同法国巡捕包围《民国日报》馆，逮捕了曾毅、周览、杨端六，成希禹四人。黎元洪急调亲军，分区戒备。詹大悲见事泄，于二十四日晚提前攻打汉阳制造局，不克。在武昌的南湖炮兵营也相继举事，激战一昼夜，终因众寡悬殊而失败，七十余人惨遭杀害。六月二十五日，刘有才带卫队渡江去富贵旅馆捉拿宁调元。下午五时，正逢宁调元转移他处，将出馆门就被抓住，扭送德国巡捕房，从他的皮包中搜出这次起义人员名单、经费开支账单及江西都督府的特别通行证。会审时，宁调元虚与委蛇，巧言周旋。七月五日，不幸被引渡到武昌军法局。袁世凯徇黎元洪所请，飞调北洋军李纯所部入鄂，分驻三镇，下令通缉在逃的季雨霖、詹大悲、邹永成等十五人。武汉这次反袁起事，逐被镇压。

宁调元入军法局后，自忖不免于难，曾在狱中作诗文以明志。《武昌狱中书感》是其代表作：

拒狼进虎亦何忙，奔走十年此下场。

岂独桑田能变海，似怜蓬鬓已添霜。

死如嫉恶当厉鬼，生不逢时甘作殇。

偶倚明窗一凝睇，水光山色剧凄凉。

袁世凯镇压了二次革命，一九一三年九月二十五日便下令杀害宁调元。这位坚贞不屈的革命家，为了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幸福，在武昌英勇献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