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蔡锷，廉名艮寅,字松坡，生于一八八二年十二月十八日，湖南邵阳人。父蔡政，字正陵，母王氏。在五兄妹中，蔡锷排行第二，在三兄弟中则居长。蔡锷幼时生长在农村家庭，对他后来的治军从政有很大的影响。五岁时，全家迁居武冈县西之王家板桥。六岁开始进私塾，十岁能文，有“神童”之称。十三岁受院试，为学政江标所赏识，补为县学生。十五岁考入长沙时务学堂。那时谭嗣同为时务学堂学监，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给蔡锷以深刻的影响。蔡锷与梁启超就是从这时起结下了终身不解之缘。

一八九八年九月，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等“六君子”殉难，康有为、梁启超出走，给少年的蔡锷以很大的刺激。他奔走活动，想要谋刺慈禧太后及其在湖南的走狗。先是，湖南巡抚陈宝箴考选留学生，五千人应考，蔡锷以第二名入选，但因变法失败而不能成行。蔡锷去武昌，拟求学于两湖书院，又以时务学堂旧生而被拒绝。翌年夏，蔡锷去上海，考入南洋公学，尚未入校，七月接到梁启超自日本来函相招，得唐才常资助，遂东渡日本，入大同高等学校，研究政治、哲学，并补习普通科学。这时，他以孟博、奋翮生的笔名，投稿于梁启超办的《清议报》。不久，改入横滨华商之东亚商业学校（后更名清华学校），与刘百刚、吴禄贞创办“励志会”，嗣又加入唐才常组织的“自立会”。

一九〇〇年秋，蔡锷归国，准备参加唐才常在武汉发动的自立军武装起义，事败，师友多遇难，不得已再去日本。经这次事变，为了表示自己投笔从戎的决心，蔡锷改艮寅名为锷。旋与戢翼翚等创设《国民报》，宣传民族主义。同年，以私费入成城学校习陆军，学费以译著自给。当时，梁启超在横滨出版《新民丛报》（前身为《清议报》），蔡锷又以奋翮生、锥击生的笔名积极投稿。一九〇二年，蔡锷与黄兴等创立湖南编译社，又倡议创立留学会馆，并在成城学校内创置校友会。这一年他毕业于陆军成城学校，便以候补生投日本仙台骑兵第二联队为入伍生。一九〇三年十二月，与蒋百里自费考入东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旋补为官费生。一九〇四年十一月，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

这一时期，蔡锷的思想很难说已经定型，而且前后也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但是，他的倾向还是有的，这就是明显地受梁启超的影响。其代表作是《新民丛报》上发表的《军国民篇》和一九〇二年所写的《致湖南士绅书》。

在《军国民篇》中，蔡锷认为，中国当时病“在国力孱弱，生气销沉，扶之不能止其颠，肩之不能止其坠。”而拯救之方则是采取所谓“军国民主义”，故倡说“居今日而不以军国民主义普及四万万，则中国其真亡矣。”然而，什么姓“军国民主义”呢?蔡锷既未能下一定义，也没有指出其应该包含的主要内容，翻来复去，只是强调要给国民以军事教育、军事训练，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而已。他认为，要使中国强大，必须建造“军国民”，而“欲建造军国民必先陶冶国魂”。那么，什么是国魂呢?他说，其“渊源于历史，发生于时势，有哲人以鼓铸之，有英杰以保护之，有时代以涵养之，乃达含弘光大之域。”“国魂者，国家建立之大纲，国民自尊自立之种子。”具体而言，日本之国魂即“日本之武士道”，美国之国魂是“孟鲁（门罗）主义”，俄国的国魂是“斯拉夫人种统一主义”等。而中国的国魂呢?他说：“欲于四千年汉族历史中，搜索一吾种绝无仅有之特色，以认为吾族国魂，盖杳乎其不可得矣”。其实，蔡锷主张的“军国民主义”，实质上就是首先从军事入手进行改革的改良主义。

在《致湖南士绅书》中，蔡锷以很大的篇幅，叙述了日本由改革而强盛的历史过程，然后指出中国当时的现实是，“一切授人包办，任人奴肉”，而统治者们却“日日酣嬉”。他幻想湖南的当权士绅，能够向日本学习，集巨款，开译局，进行改革。他认为只要“湖南一变，则中国随之矣。”

所以，从蔡锷留学日本时的言行来考察，他也如同当时一批有志的中国青年一样，希望寻求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然而这时他的基本倾向，并不是要推翻清王朝，进行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只是希望通过新政、立宪、改良的道路，寻求富国强兵之道。他当时追随的不是资产阶级革命派领袖孙中山，而是资产阶级改良派首领梁启超。

一九〇四年冬，蔡锷归国，首应江西巡抚夏时之聘，为续备左军随营学堂监督、材官学校总教习及监督。一九〇五年初，应湖南巡抚端方之聘，任教练处帮办，兼武备、兵目两学堂教官。七月，又应广西巡抚李经羲之聘，为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又兼随营学堂总理官。一九〇六年秋，奉令去河南彰德参观秋操演习，被派为中央审判官。其后一直到一九一〇年，蔡锷在广西先后担任测绘学堂堂长、陆军小学总办、新练常备军第一标标统、龙州讲武堂监督、广西混成协协统、学兵营长等职。

随着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在南方与革命党人的接触，蔡锷于一九〇五至一九一〇年在广西任职期间，思想也发生了某些变化，对革命党人有所同情和赞助。“当时各处革命党人来游桂林者，蔡公均委以学堂秘书、教员名义，如谭人凤（后为北面招讨使及粤汉铁路督办）、李燮和（后为吴淞都督及长江水师总司令）、唐练心（后为湘衡道尹）以及曾叔轼、梅霓仙等，皆曾分别在两校（按：指随营学堂及测绘学堂）任职。”一九〇七年，同盟会在镇南关（友谊关）起义前，黄兴变姓名为张守正（号愚诚），偕赵声秘密访问蔡锷，有所计谋。有人认为，蔡锷在广西曾加入同盟会，然而根据似尚不足。朱德曾说，蔡锷是“一个具有爱国民主思想的人”，但“不是同盟会员”。

二

一九一一年初，蔡锷受云贵总督李经羲之召赴滇。鉴于“滇中军事较桂省尤难，基础已坏，欲挽回补救，决非一二人之力所能奏功耳!”所以蔡于赴滇等待就任新职之时，抽暇辑录曾国藩、胡林翼治兵语录，附以按语，纂成《曾胡治兵语录》一书，以代“精神讲话”。在这一书里，蔡锷对曾、胡二人颇为赞许，称他们为将之道“以良心、血性为前途”，“为良心、血性二者所驱使”，遂使其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武功达于“绝顶”，“灿然泽被海内”。他要

人们学习曾、胡的“良心”、“血性”，“以耿耿精忠之衷，献之骨岳血渊之间，毫不返顾，始能有济。”蔡锷辑书的本意，并不完全同于曾、胡的原意，主要是针对当时的民族危机，希望藉以“挽回补救”已经腐败的清军。

六月，蔡锷在滇被任命为陆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第十九镇计有两协，器械新置，士兵素质较好，军官中受革命情绪影响的士官生不少，如罗佩金、李根源、唐继尧、李鸿祥、殷承□、胡景伊、李烈钧、方声涛等均是。而在革命日益高涨的形势下，下级军官中同盟会员的态度更形激进。尽管这时蔡锷“对于清廷从来没有不满之意，在任何讲义中从不注入革命思想”，而且在公余时，“过着与人隔绝的生活，冷静、稳健、隐退。”但是，迅速高涨的保路风潮不能不对他产生影响。三十七协第七十三标三营见习排长、同盟会员黄毓英曾往见蔡锷，陈述革命活动情况，希望蔡同情支持。蔡锷表示：“时机不到干不得，时机成熟时绝对

同情支持。”蔡锷这种稳健态度，实际上庇护了云南留日士官生在军队和军事学校等方面秘密倡导革命的各种活动。

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爆发，风声所播，全国震动。在云南的北洋派人物、总参议靳云鹏、十九镇统制钟麟同等人，对蔡锷很不放心，要李经羲及早处置，以安军心。李未予理会。嗣后湖南响应，川、黔动摇，滇省不能不有所准备。云南同盟会员刘云峰、刘存厚、唐继尧、沈汪度、韩凤楼、殷承□等与蔡锷密议数次，歃血为盟，并决定于十月三十日（农历九月初九，又称重九）夜十二时发难。三十日晚八时余，昆明北较场李鸿祥所部驻兵排长黄毓英等派兵抬子弹作起义准备，遇见值日队官唐元良（北洋派），被拦截追究。情绪激昂的士兵遂开枪打死唐元良，并杀死了另外几个反动军官，于是起义提前三小时由基层发动了起来。北较场起义军随即攻破北门，进攻五华山和军械局。正在巫家坝营房部署起义的蔡锷，闻北较场已经发动，乃下令提前出发攻城。滇督李经羲、镇统钟麟同、总参议靳云鹏，仓促集结兵力，进行反抗。战至第二日中午，义军攻上五华山，冲进总督署。钟麟同当场被杀，靳云鹏化装逃走，李经羲仓皇避匿，辛亥云南重九起义宣告成功。各府、州、县传檄而定，全省光复。蔡锷请李经羲出维大局，李不从，蔡遂为李整装，厚赠川资，送其出境。

十一月一日，起义官兵在昆明组织了“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公推蔡锷为军都督。都督府内置一院（参议院）、三部（参谋、军务、军政部），后改三部为二厅（政务、参谋厅）、一司（军务司）。云南军都督府成立后，蔡锷编制了滇省五年政治大纲，发布了一系列文电布告，进行了某些带有旧民主主义色彩的改革。第一，在内政方面，大量更新人事。都督府主要领导人全为同盟会员或同情革命的人士。例如，以李根源为参议院长兼军政部总长，李曰垓为军政部次长，殷承□为参谋部总长，刘存厚、唐继尧为次长，韩国饶为军务部总长，张毅为次长；后改以李鸿祥为政务厅长，谢汝翼为参谋厅长，沈汪度为军务司长等。同时撤换一批腐败的官僚和县知事，任用青年知识分子代替他们。在军队中也任用了一批青年军官。至于地方行政，虽暂时沿袭府、厅、州、县名称，然对府、县同城者，则裁县而由府兼摄县事，改腾越厅为县，为日后统一县治刨造了条件。对沿边土司地区，采渐进方针，从兴教育、修道路、务垦殖、试办警察、收揽法权入手，设南甸、干崖、陇川、盏达、猛卯、户撤、腊撒、上帕、知子罗、苍蒲同等处十行政委员以领其事，为改土设流打下基础。第二，在财政方面，注意裁撤机关，遣散军队，停止各种捐派，整顿厘税，开设银行，节俭俸给。蔡锷以身作则，两次带头减薪，把都督俸金减至每月六十元。这样，“此时都督俸金之觳，举国未有如云南者

也。”蔡锷也说：“公费所入，衣食而外，一以佐军，不欲使家有赢余。”第三，在实业方面，整顿盐务，推广矿业，组织东川铜矿公司，注意农林，提倡工商。第四，在交通方面，对铁路、电线、邮政、公路和航运，都有所规划。第五，在教育方面，改良私塾，普及小学教育，以及考送欧美日留学生百余人等。

云南辛亥革命时期的成就，是和蔡锷的努力分不开的。从整体来看，中国资产阶级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阶级，不可能领导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获得胜利，这在云南也反映出来。辛亥革命以后，云南的若干改革根本没有涉及土地问题，也谈不到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采取坚决的措施。在对待以张文光为首的“滇西都督府”以及派唐继尧率兵入黔等问题上，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

一九一二年春，蔡锷曾与谷钟秀、张耀曾等组织统一共和党，被推为总干事。这年秋天，统一共和党与同盟会等结合，改组成立国民党。蔡锷不愿参加国民党，宣告退出。此后，蔡锷提倡军人“不党主义”，未再加入任何党派。

三

袁世凯窃夺临时大总统权位以后，肆意践踏共和制度，于一九一三年三月主谋杀害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加速建立独裁统治。孙中山和一部分国民党人开始认清了袁世凯的狰狞面目，决定武装讨袁，发动二次革命。

这时的蔡锷有感于内忧外患的煎迫，希望能看到一个国家统一、民族富强的中国，而主张加强“国权”。因此，他对袁世凯为首的北京政权抱有很大的幻想。二次革命爆发后，蔡锷就站到了袁世凯一边，出谋划策，要袁“早日扑灭”革命。他致电袁世凯说：“知赣事已决裂，积年痈毒，趁此一决，未始非福。……惟恳分饬皖、宁，严防分窜，一面添重兵驰赴战地，分头截剿，早日扑灭，以免星火燎原。”“再，北军此役应严申纪律，免促奸人借口。管见所及，并以附陈。”八月，川军第五师师长兼重庆镇守使熊克武宣布独立，响应二次革命。蔡锷接受袁世凯之命，派兵入川，并飞电袁称：“滇军会剿戡乱，已遵奉大总统命令，当饬军队进

发。”只因熊克武迅速失败，滇军入川后才未与熊军直接发生冲突。

蔡锷对二次革命所抱的态度，还可以从一份讲演稿中得到证实。一九一三年十月五日，蔡锷被袁世凯调令入京，离滇前他在云南进步党支部召开的欢送会上有一个重要讲话。他说：“今进步党诸君为鄙人开会送别，鄙人特为诸君进一言：夫共和国家不可无政党，政党与国家虽非直接关系，而间接之影响于国家者关系最为重大。一年来，党争剧烈，牵动大局者已不一而足，然此亦必经之阶段无足异者。进步党应世界之趋势，为中央所倚重，社会所欢迎，似已立于健全之地位矣。而鄙人犹有虑者，今之政界分为二派，一曰暴烈派，一曰官僚派。暴烈派以破坏为事，苟可以达其目的，即牺牲全国而不恤。然其进锐，则其退速，今已一落

千丈矣，其剿绝易易也。所最难征伐者，官僚派耳。官僚派之臭味，其进也以渐，其退也实难，根深蒂固，欲图征伐，诚非易事。党中有暴烈派，则酿乱固不待言，党中有官僚派，势必至萎靡不振，一切进行，障碍滋多，所谓因循等于残暴也。进步党今日应行做到之事，正须防止暴烈派，而洗涤官僚派……”。蔡锷在这里所云暴烈派，显然是指发动二次革命的国民党。他指责二次革命，说什么暴烈派“以破坏为事，苟可以达其目的，即牺牲全国而不恤”，其立场是鲜明的。

既然蔡锷在二次革命中没有反袁，那么袁世凯为什么调蔡锷离滇呢?原来袁世凯对非北洋系的将领是有怀疑的（其实北洋系内部也是互相猜忌的）。他曾对曹汝霖说，蔡锷“有才干，但有阴谋。”“我早已防他，故调来京”。这是一个原因，但更主要的是蔡锷自己愿意离滇。蔡锷对梁启超抱有很大希望，然而身处云南边陲，地方贫瘠，深感不能应付大局，施展宏图，所以，“蔡在致梁的函电中，常有希望离滇，另调他省之意，请梁予协助。梁也乐于在袁世凯面前为蔡出力，促成其事。”梁启超也曾说过，蔡锷辞云南都督并非有人逼着他辞，云南人留他，北京政府也没有要他走。“他前后写了十几封信给我商量，要我帮他忙把官辞掉。”

既然如此，蔡锷离滇去京时，对袁世凯抱着幻想就不难理解了。蔡离滇前，在营长以上军官集会上讲话，说什么衡量中国现在的情势，非袁世凯不能维持。我此次入京，只有蠲除前嫌（指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时，出卖维新派一事），帮助他渡过这一难关。还表示，袁世凯能够治理好中国，“如果袁氏愿意的话，就让他做个终身总统。”梁启超也承认，蔡锷那时“很有点痴心妄想，想带着袁世凯上政治轨道，替国家做些建设事业。”

四

一九一三年十月，蔡锷到京。他离滇时电请袁世凯，以贵州都督唐继尧为云南都督兼民政长，袁世凯立即批准。

蔡锷初入京，与袁世凯并无隔阂。袁委任蔡为陆军部编译处副总裁，后又任为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办事员、政治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全国经界局督办等职，并加以昭威将军头衔。这些职衔虽不如督军掌实权，但大多是袁世凯核心机关的成员。如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是由陆、海、参谋三总长和袁指派少数高级将领、亲信组成，是袁总揽军政权力的核心机关，人员的遴选是慎重而严密的。非北洋派出身而能进入统率办事处的，蔡锷是绝无仅有的一人。因此，不能笼统地说，这些都是空头职衔。蔡对其职务所关的事务，也是尽力而为的。他尤其热心于改革军事教育，修订了早年在广西起草的《军事计划》一书。他主张改革军事的同时，也要改革政治。他说：“近百年来，为一切政治之原动而国制组织之根本者，则立宪制度是也。为一切军事之原动而国军组织之根本者，则义务兵役制度是也。新国家之有是二者也，犹车之有两轮，鸟之有两翼。”同时，蔡又邀约青年军官阎锡山、张绍曾、尹昌衡、蒋方震等组织军事研究会，经常聚会讨论和演讲各种军事问题、军事计划，还请外国军事学家讲演，谋图改进军事教育，提高军事学术。

蔡锷兼任全国经界局督办以后，对经界局事务相当重视。他派专人整理和编译中外经界图籍，制订经界计划和法规，在短期内完成《中国历代经界纪要》、《各国经界纪要》等书，并亲自写了序言。

然而，蔡锷的热忱没有维持多久，就因对袁世凯专制独裁和卖国行径深感不满而渐次消失。一九一五年五月，袁世凯卖国政府接受日本帝国主义强行提出的“二十一条”举国震惊，人心大愤。对袁世凯抱有幻想的蔡锷，也不能不忧愤难安。他在参政院发表了一个多小时的演说，主张拒绝接受“二十一条”，下定最后作战的决心；同时，制定秘密作战计划，上呈袁世凯。但是，袁世凯毫不理睬。

八月，杨度等组成了所谓“筹一国之治安”的“筹安会”，鼓吹“君主实较民主为优”的谬论。“筹安会”的出现表明，袁世凯蓄谋已久的复辟帝制的阴谋公开化了，一场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迅速席卷全国。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本来是支持袁世凯的。但是，当袁氏帝制活动公开演进，全国人民反袁情绪高涨的时候，进步党一反过去拥袁的态度，决计公开反袁。在“筹安会”挂出招牌仅半个月之后，梁启超就在京津各大日报上发表了万余言的长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方面虽然表示自己“只问政体，不问国体”，只要能“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不可也。”另一方面又声称：“惟在现行国体之下而思以言论鼓吹他种国体，则无论何时皆反对之。”这就在事实上打起了反对变更国体、复辟帝制的旗号。

“筹安会”刚成立，蔡锷立即赴天津与梁启超密商，此后每周都要去天津策划，并表示：“眼看着不久便是盈千累万的人都要颂王莽功德，上劝进表了，老袁便安然登了大宝，叫世界各国看着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我们知力量有限，未必抗他得过，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一回不可。”梁、蔡当时计划，“云南于袁氏下令称帝后即独立，贵州则越一月后响应，广西则越两月后响应，然后以云贵之力下四川，以广西之力下广东。”从这时起，蔡锷与京中有关人员联络准备，与西南各省军政人员密电往还，互通声气，告诫他们要“稳静”、“慎重”。又说：“以势测之，为期不远”，“事机迫速，尚望加意镇摄防范，俾免意外。”并且密派何鹏翔、黄实等赴滇接洽，派彭权、何上林赴广西运动，派赵恒惕、陈复初赴湖南接洽，派毕厚赴广东运动。函召前贵州巡按使戴戡自黔来津，策划滇黔起义。又致泸州川军旅长雷飙（原为蔡锷的学生）说：“兄在川治军，须处处留心人才，为将来国家用。凡各军队官长，尤应时刻留心，与之团结一致。毋忽。”

尽管蔡锷表面上若无其事，并常涉足于京中八大胡同妓院。但是，梁启超公开发表反对帝制的文章和蔡锷的行踪，不能不引起袁世凯及其爪牙的注意。一天，蔡锷在统率办事处，袁氏爪牙执一赞成帝制题名录向蔡试探，蔡即大书“赞成”二字。一九一五年九月，袁世凯秘密派人闯入蔡宅，翻箱倒箧，检查函件电报，终无所获。蔡锷质问抗议，袁故作姿态，严饬军警当局捕拿盗犯，并从监狱中提出罪犯数名枪决，以资掩饰。蔡锷知事情已不可挽回，乃密送其母和眷属离京回湘，然后以治病为名于十一月十一日潜赴天津，与梁启超作最后之密商。决定梁去两广，蔡到云南，同时派王伯群赴滇、汤觉顿赴粤，预为准备。十二月初，蔡锷与戴戡易和服、变姓名，乘日商山东丸号东渡日本，再乘轮转香港。蔡在香港，巧遇殷承□、刘云峰。刘云峰为唐继尧派往北京的使者，名为去京觐见，实为调查北京要人动态。蔡对刘说：“我已代你调查清楚，冯、段对袁此举，均不赞成。”这样，蔡锷、戴戡与殷承□、刘云峰一同经越南去云南，发动反袁战争。

五

袁世凯复辟帝制丑剧上演后，全国人民一致声讨，反袁武装斗争的酝酿遍及云南、上海、陕西、山东、四川、贵州、两广等地，以及流落日本、香港的爱国人士中间。全国各阶层人民、政党、派别、团体，除了一小撮封建余孽和死心塌地追随袁世凯的爪牙外，都在不同程度上卷进了反袁斗争的怒涛之中。

反袁“护国战争”首先爆发于云南，不仅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反袁意志，而且在云南有自己的优越条件。第一，云南地处偏僻险阻的山区，在军事上扼险要优胜之势。第二，云南陆军两师素质较好，中下级军官基本上都是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学生，曾经受过较认真的训练和教育，而上级军官中士官生占的比重亦很大。第三，云南陆军军械大多系德国克虏伯厂的产品，枪炮火力较强，是清末以重价购买来的。第四，云南的主要当权人物，原来都是同盟会员或倾向革命的人士。还有，此时北洋军阀势力尚未及云南，北京政府对云南大有“鞭长莫及”之感。

早在蔡锷入滇以前，曾受革命薰陶的滇军中下级军官罗佩金、邓泰中、杨蓁、黄毓成、董鸿勋等先后三次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反对帝制，并制定了武装讨袁计划。而当时云南将军唐继尧却比较犹豫，他认为“滇逼强邻，黔则汤芗铭扼驻于湘，……不可轻露，先取覆灭。”又“颇虑陈宦（四川）逼己”，因而“迟疑久不决”。正如蔡锷到滇后获悉的情形那样：“滇中级军官健者如邓泰中、杨蓁、董鸿勋、黄永社等，自筹安会发生后，愤慨异常，屡进言于蓂督（唐继尧），并探询主张，以定进止。蓂以未得吾侪之意向所在，且于各方面情形不悉其真相，遂一意稳静。荏苒数月，莫得要领。暨闻敝宅误被搜查，锷引病出京之耗，慷慨激昂之声复起。

迄王伯群到滇，将锷在津所发一函递到（先锷五日抵滇），蓂意遂决。”同时，袁氏党徒分崩离析，冯国璋甚至表示：“滇发难，当继踵而起。”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唐继尧。所以，袁世凯在云南的特务报告，云南起义“实非唐之本意”。

十二月十六日，唐继尧获悉蔡锷即将到昆明，便派其弟唐继禹（继虞）率警卫两连，沿滇越铁路南下，前往迎接。蒙自关道尹周沆、阿迷（今开远）县长张一鲲，为袁世凯所收买，企图暗杀蔡锷于途中，幸得唐继尧派兵保护，蔡锷才能安全于十二月十九日抵达昆明。蔡锷的抵滇，对云南的反袁斗争产生了催化作用。

十二月二十一、二十二日，滇军将领和全国各地来滇的爱国志士在蔡锷、唐继尧的参与下，举行了第四、五次会议，决定立即发动护国战争（袁世凯已于十二月十二日宣布接受帝制）。二十三日，以云南将军唐继尧、巡按使任可澄名义致电袁世凯，要求取消帝制，诛除帝制祸首，限二十五日上午十时答复。同日，唐继尧、任可澄、蔡锷、刘显世、李烈钧、戴戡等又照录前电，联名通电各省。到期袁世凯并未答复。二十五日，蔡锷、唐继尧等联名宣布云南独立，通电讨袁。消息一传出，“各界人民欢呼雷动，全市游行，高呼打倒袁世凯、拥护共和口号，至夜乃息。”

宣布起义的同时，组织了云南护国军和护国军政府，议定以出征者为总司令，留守者为都督，并决定蔡锷为护国第一军总司令，唐继尧为云南护国军政府都督。旋又组织护国第二军，以李烈钧为总司令；组织护国第三军，唐继尧以都督兼总司令；另组挺进军，以黄毓成为司令。第一军出蜀，第二军入桂，第三军留守。于是，反袁护国战争正式爆发。

被编入蔡锷第一军的支队长（相当于团长）朱德，当时正驻滇南蒙自。云南独立的当天，朱德赶到昆明。当他走进蔡锷司令部的时候，蔡锷正在开会。朱德回忆说：“蔡锷起身向我们走来的时候，我大吃一惊，说不出话来。他瘦得象鬼，两颊下陷，整个脸上只有两跟还闪闪发光。肺结核正威胁着他的生命。那时他的声音已很微弱，我们必须很留心才能听得清。当他向我走来的时候，我低头流泪，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蔡锷讲了很多话，最后的一句是：“我的日子也不多了，我要把全部生命献给民国。”

护国战争开始时，云南有兵力两师加一混成旅，约二万一千人。护国战争开始后，兵力有所增加，十天内退伍兵入伍者不下五、六千人，学生应征者亦甚多。人民群众争先恐后地向护国军缴纳捐款。即使如此，护国军仍远远少于袁世凯的兵力。当时，直属袁世凯的北洋军有十三个师、十七个混成旅，计三十八万多人，而且直接调到护国战争前线的不下于四个师三万人的兵力。在力量极为悬殊的情况下，蔡锷毅然亲率护国军第一军三个梯团（梯团相当于旅）入川，进行艰苦的战斗。

一九一六年一月中旬，入川护国军左翼军刘云峰所部与敌接触，于一月二十日占领叙府；蔡锷亲率赵又新、顾品珍两梯团，经贵州毕节进入川境永宁。一月二十七日，贵州响应，宣布独立，以刘显世为都督。二月二日，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在纳溪宣布独立讨袁。赵、顾中路两梯团计三千一百余人，与刘存厚师三、四千人配合，进逼泸州，面对北军四个师的兵力，激战于泸州之南。在整个二月份和三月上半月的四十多天中，川南几乎全部化为战场。这是护国战争的最艰苦的时刻，纳溪三易其手，叙府得而复失。“盖自有枪炮以来，吾国战事当以此役为最。”作为总司令的蔡锷，亲赴纳溪前线指挥战斗，身先士卒，险遭不测。为正义而战的官兵，情绪饱满，艰苦奋战，给北军以沉重打击。蔡锷说：“幸士气坚定，上下一心，虽伤亡颇重，昼夜不得安息，风餐露宿，毫不为阻。”在这四十多天的艰苦作战中，朱德赢得了“勇猛善战，忠贞不渝”的名声，被誉为蔡锷所部的“四大金刚”之一。蔡锷身患重病，仍坚持战斗，“每日睡觉不到三点钟，吃的饭一半米一半沙硬吞。”在前线最难熬的时候，唐继尧没有支援兵力，也未补充武器弹药和粮饷。一九一六年三月初，贵州都督刘显世接济蔡锷军饷五万元，对蔡军帮助很大，犹如雪里送炭。三月十五日，广西独立讨袁，以陆荣廷为都督。三月十七日至二十二日间，护国军反攻得胜，连下江安、南溪，重新夺回纳溪。北军损失惨重，被迫要求停战议和。蔡锷下令停战，川省双方战事遂成胶着状态。

正当护国第一军在前线紧张战斗之际，袁世凯任命龙觐光为云南查办使，率军入寇滇省，亦为留守护国军所粉碎。护国第二军入桂后，进展比较顺利。

在护国军的沉重打击和全国人民的一致声讨下，袁世凯在三月二十二日宣布取消帝制，派徐世昌、黎元洪、段祺瑞与护国军谈判议和。徐、黎、段又责成四川将军陈宦先与蔡锷议和。三月三十一日，双方议定在黔、湘边境停战一周，期满又延续。从此，川、黔、湘前线转入休战状态。

袁世凯当不成皇帝，却还想把住大总统位子不放。护国军坚决不同意，一方面要求袁世凯下台，另方面又继续做好战争准备，以防万一。蔡锷也直接去电徐世昌、黎元洪、段祺瑞等促袁引退。反袁斗争形势继续发展。四月六日，广东独立；四月十一日，浙江独立。五月一日，在广东肇庆成立两广都司令部，以岑春煊为都司令、梁启超为都参谋。五月八日，反袁独立各省又在肇庆成立护国军军务院，以唐继尧为抚军长，岑春煊为抚军副长，梁启超为抚军兼政务委员长，蔡锷等为抚军，代行国务院权力。五月十五日，陕西独立。五月二十二日，四川独立。五月二十九日，湖南独立。袁世凯在国人皆曰可杀的怒吼声中，于六月六日结束了可耻的一生。

袁世凯一死，以反对袁世凯称帝为宗旨的护国战争也就结束。在肇庆成立的军务院于七月十四日撤销。护国战争在维护资产阶级共和制度、反对复辟封建帝制方面，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因而得到人民的支持，具有进步意义。蔡锷作为护国军的主要领导人，坚决果断，艰苦奋斗，对于粉碎袁氏帝制起了积极作用，是应当肯定的。但是，护国战争虽然打倒了袁世凯，起而代之的仍然是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

六

一九一六年六月七日，黎元洪继任为大总统，不久，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

在紧张的战争结束以后，蔡锷的病情迅速恶化了，不仅声音发哑、喉痛，而且伴随着不规则的发烧，身体十分虚弱。还在泸州时，蔡锷即致电北京政府，要求请假东渡养病。然而，这时川省战乱又起，追随袁世凯的川军第一师师长兼重庆镇守使周骏，向成都发起进攻，护国军被迫迎击于途。为了处理川省善后事宜，蔡锷不得已于七月底到成都视事，着手整编在川军队，统一财政收支，制定军队、官吏奖惩条例。但是，蔡锷因病势日重，无法坚守职务，乃再电北京请准予辞职，保罗佩金代理川督，戴戡代理省长兼会办四川军务。八月七日，获准辞职。八月九日，蔡锷到成都视事后十日，即离成都赴上海。在上海时，与梁启超相会，

并为梁启超《盾鼻集》作序并跋。九月二十日抵日本，住福冈大学医院。十一月八日上午四时，蔡锷终因医治无效，病逝于福冈大学医院，享年三十四岁。

蔡锷临终，口授随员，遗电国人四事：一、愿我人民、政府协力同心，采有希望之积极政策；二、现在各派意见多乖，竞争权利，愿为民望者，以道德爱国；三、此次在川阵亡及出力人员，恳饬罗佩金、戴戡核实呈请恤奖，以昭公允；四、锷以短命，未能尽力民国，应为薄葬。北京政府慑于舆论的压力，决定拔款二万元为蔡治丧，追赠蔡锷为上将，并举行国葬典礼。蔡锷遗体后葬于长沙岳麓山。北京政府随后又定于十二月二十五日为云南起义纪念日。

综观蔡锷的一生，可以对他作如下的评价：

第一，蔡锷不是一个思想家，而是一个实干家。评价蔡锷，主要的不是看他的思想，而应该看他的行动及其产生的客观效果。尽管蔡锷的思想前后有矛盾，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倾向于梁启超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体系，但是在他短暂的经历中，领导云南辛亥起义和领导反袁护国战争这两件事，属于中国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范畴，在当时条件下，都是进步的，因而是应该肯定的，其功绩是不能抹煞的。如果说，蔡锷在思想上倾向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话，那么在政治上他更倾向于资产阶级革命派。蔡锷的其它行动及其产生的客观效果，不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不能说毫无影响，但比起辛亥云南光复和反袁护国来，则相形见绌。因此，

评价蔡锷应以他在两个时期的历史作用为主，离开了蔡锷的这两桩主要事功而纠缠于别的枝节问题，则是舍本逐末，迹近苛求了。

第二，蔡锷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革命家和军事家，然而他不是、也不可能是毫无缺点和错误的。蔡在二次革命中的表现，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然而，蔡锷可贵的地方并不在于他是否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而在于他大体上是随着时代的步伐而不断前进的人。在辛亥革命前，蔡锷追随梁启超，倾向于君主立宪派，然而辛亥革命一爆发，他毅然投身于革命洪流之中，领导了云南重九起义。二次革命中，蔡锷对袁世凯有很大的幻想，对资产阶级革命派很不友好，但是在袁世凯复辟帝制、出卖祖国的阴谋暴露以后，他又毅然举起了武装讨袁的旗帜，并且做出了重大贡献。因为蔡锷是以彪炳史册的勋绩而结束他的人生旅程，有的

同志就把蔡锷的一生描绘成一个毫无错误、完美无缺的革命者，否认他在二次革命中对袁世凯有幻想，这不符合历史事实，也否认了蔡锷自身有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这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蔡锷的形象。相反，只看到蔡锷与梁启超关系密切，受梁启超影响较大，就认为蔡锷是改良派而非革命派，漠视蔡锷在辛亥光复、护国反袁中所起的客观历史作用，也不可能对蔡锷作出正确的评价。

第三，为官清廉，这是蔡锷被人称道的一个特点。蔡在辛亥革命后任云南都督，月薪不过六十元，生活简朴，而且拒绝任何形式的贿赂。其弟由湖南来滇，禁锷对他说，这里没有适当位置可以安置，给旅费二十元，令其徒步返湘。由于蔡锷带头减薪，节省开支，财政上量入为出，清厘积弊，故在辛亥以后，虽然云南先后有援川、援黔、援藏的军事行动，又没有了清代的部库拨款和邻省协饷接济，而省财政不仅能够平衡，还能库储有余。据统计，一九一二年滇省财政有十九万二千零一十七元滇币岁余。这在云南历史上是罕见的，也是很不容易的。在护国战争期间，蔡锷十分注意节俭，自称从不“滥使一钱”。在蔡锷死后，据传说，

不仅家中无固定资产，而且还负债三、四千金，全靠恤金和友人资助偿还。

蔡锷一生是有缺点、错误的，言行上也不免浸润了中国资产阶级特有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但总的来说，他不愧是近代中国真诚的爱国者和杰出的革命家和军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