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真诚的爱国主义者

中外历史无一例外地表明：每次骤风暴雨式的革命高潮的来临，都与时代脉搏紧相呼应，发出对于思想理论和杰出人才的召唤，而历史自身的发展，也都应运而生，能够回答和满足这种召唤。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亦复如此。

辛亥革命的思想理论，肇始于积蕴已久的“反满”民族主义思想，尔后发展为1894年兴中会的秘密誓词“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1903年华兴会的“同心扑满，当面算清”，“直捣幽燕，驱逐鞑虏”和1904年光复会的16字宗旨“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进而衍化成为1905年中国同盟会的纲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至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实际脱胎于1863年11月12日林肯（Abnaham Linccln）盖梯斯堡演说（Gettysburg Address）中的“民有、民治、民享政府”（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by,the peop|e，for the people）的思想。虽然早在l905年11月26日《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就首先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次年12月在东京举行的《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又发表了系统闸述三民主义思想的演说；1916年在各种欢迎会上相继发表了实施民生主义及建设国家等问题的演说；但一直等到1924年1日27日至同年8月止，孙中山才在广东大学开始全面讲述三民主义，计民族主义6讲，民权主义6讲，民生主义4讲。此时，上距武昌首义之日将近13年了。先进思想理论萌芽的呼啸呐喊，破石惊天，弥足珍贵，但它的臻于成熟并以一个完整体系的形态出现，则需要一段时间的实践，它本身有着一个自我完善和不断丰富的过程。这一点，也是中外思想发展史的一条概莫能外的规律。

辛亥革命涌现出来的杰出人才，真是繁星满天，银光灿烂，中人欲眩。1981年胡耀邦《在首都各界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在辛亥革命时期，许多爱国志士加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行列，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有的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当时著名的风云人物有陆皓东、郑士良、黄兴、章太炎、邹容、陈天华、宋教仁、朱执信、廖仲恺、蔡元培、胡汉民、陶成章、秋瑾、徐锡麟、熊成基、刘静庵、詹大悲、张培爵、吴玉章、陈去病、柳亚子、居正、于右任、李烈钧、蔡锷、朱德、焦达峰、董必武、林伯渠、冯玉祥、续范亭、张奚若、司徒美堂以及其他许多人。在他们中，除了当时牺牲的以外，有些人继续追随孙中山进行民主革命，有些人进一步成了共产主义者，有些人后来离开了革命。

胡耀邦列举的这张名单是值得仔细咀嚼玩味的。除了牺牲的先烈和后来离开了革命的人（即使如此，他们当时的革命劳绩，仍然应当历史地予以承认）以外，他们似乎都沿着一条爱国→改良→革命的历史道路与时俱进。本世纪30年代陈独秀写过一份《实庵自传》，《自传》说：“他们（笔者按：此指陈独秀的祖辈、父辈）真想不到我后来接二连三做了他们吓破了胆的康党、乱党、共产党，而不是他们所想象的举人、进士、状元郎。”康党，即康、梁改良之党；乱党，即孙中山、黄兴的革命党（当时的清政府是把孙、黄这些人看作犯上作乱的乱党的）；共产党，不言自喻，就是陈独秀作为创建人之一的中国共产党。陈独秀后来在政治上的蜕化堕落，不准备在此论述，但他确实说明了两个世纪交接之际的追求真理的中国先进人物的思想发展轨迹。可是，陈独秀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前提，那就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一个起步点，没有这个起步点，没有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痌瘝在抱、民胞物与的真情实感，就不可能有百折不回、屡蹶屡起、持续不断地探索救国救民的方略的悲壮行动。由爱国主义到刷新腐政、到改革时弊、到进行民主革命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反动统治、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觉醒和实践，这是一切进步人士已经走过、正在走着、将要走上的共同道路。33人名单中的吴玉章是一个显例：“吴老从真诚的爱国主义者，发展成为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进而转变为真诚的共产主义者，这是我们许多杰出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走的共同道路。”吴玉章如此，朱德、董必武，林伯渠莫不如此。

黄兴是一个真诚的爱国主义者。他在检讨自已走过的历史道路时说：“在昔清政不纲，邦如累卵，因有辛亥之役，虽曰排满，实乃图存。”又说：“频年奔走，志在保邦。”可见，图存保邦的爱国主义激情，是黄兴思想的起步点和主流。1914年夏秋之际，李根源、纽永建发起组织了欧事研究会，参加这个会的人数逾百，他们一般都和黄兴旨趣契合，过从密切，没有参加中华革命党，个别人甚至连同盟会都没有参加。黄兴本人虽然没有参加，但他对欧事研究会备加赞扬，对于欧事研究会这个“力图人才集中，不分党界”的松散团体，史学界历来有着不同的评价，蒋永敬在《欧事研究会的由来和活动》一书中称：欧事研究会发起人于1915年1月26日开列了一个该会成员和参加该会活动的人员的名单，共计有69人（其实不止此数）。这里有一个饶有兴味、值得深思的现象，在这60人之中，一些享年很高的人，后来都随着时代的汹涌波涛，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前进，最后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挚友，他们之中的佼佼者有：沈钧儒、程潜、章士钊、蔡元培、熊克武、但懋辛、李书城、李根源等。这种现象是不难索解的，它正好说明了爱国主义思想具有永不枯竭的强大的生命力。当然，这个情况也完全适用于中华革命党。

梁启超讲过一段十分精采的话：

今夫所谓爱国之士，苟其事有利于国者，则虽败己之身，裂己之名，犹当为之。今既自谓爱国矣，又复爱身焉，又复爱名焉；及至三者不可得兼，则舍国而爱身名；至二者不可得兼，又将舍名而爱身。吾见世之所谓温和者，如斯而已，如斯而已!

梁启超在此提出了一条重要原则：正确处理爱国、爱身、爱名三者的关系（本质上是国家和个人的关系），是区别真爱国主义和假爱国主义的试金石。中国近代史上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爱国的志士仁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对祖国、对民族都有一种执着而真诚的献身精神。他们的爱国是不附加任何条件的，他们不计较一己之身名，相反，他们把自己的一切，包括宝贵的生命，无私地奉献给伟大而苦难的祖国。黄兴不是梁启超所贬抑的那种“温和者”，他以爱国为战标，他以爱国来律己，他是一个充溢着献身精神的真诚的爱国主义者。他的崇高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和任何市侩心理格格不入。我想，如果一个人心里老是装着一架利己

主义的天平，时刻盘算着自己对祖国作出的贡献与国家的报赏之间是否“等价”，发出“这样的国家，有何可爱？”“我爱祖国，但祖国爱我吗？”之类的责难，甚至祖国花了民脂民膏让你出国深造，而你竟不想想黄兴、鲁迅、詹天佑、李四光、舒舍予、钱学森这些爱国先辈的言行风范，竟以种种托词拒绝回归祖国报效人民，这难道不是亵渎了爱国主义这面圣洁的旗帜吗？

纪念和研究黄兴，我认为，要揭橥爱国主义这面大旗，奋勇前进！

　　一个中国传统道德优秀部分的代表者

刚刚辞世的陈旭麓教授给我们这次会议报来了一个论文题目《黄兴与朱德》，他在1988年9月29日给我写了一封信，信称：“克强先生不是一个思想家和学者，但他的民主思想、军事思想、教育思想以及兴建实业的主张，均有足述者。尤其是他的宽厚的品德，生前与死后都为人敬仰，自民国以来的军人中，只有朱老总可以与之媲美。”现在，天人永隔，我不敢也不能妄肆揣摩旭麓同志命题的立意，但从他的来信以及他平日和我接谈的倾向性来琢磨，可以窥测出他的观点：黄兴和朱德都是中国传统道德优秀部分的杰出代表，他们都具有十分难得的处己以约、接物以诚、温良宽厚的高尚品质。

我不准备在此论列孙中山（1866—1925）和毛泽东（1893—1976）。他们都是品质超凡的人物。孙中山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中国民主革命派的旗帜”。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族魂”，他们的丰功伟绩将永垂史册，他们的崇高形象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我要说的是，在第二次革命战争时期以“朱、毛”并称的朱德（1886—1976），也是一个品质超凡的人物。他情钟于国、于党、于人民，他厚道坦诚，有着海洋般宽阔的胸怀，从来不知“权术”为何物，德高望重，薄海同钦。

我同样要说的是，在辛亥革命时期以“孙、黄”并称的黄兴（1874—1916），也是一个品质超凡的人物。在13年（1903—1916）狂飙式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终如一地以“无我”、“笃实”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自勉，他超然名利、维护团结、承担责任、顾全大局，毕生以中国传统的优秀道德规范来指导自己的革命活动，赢得了同时代人和后代人的无限景仰。

朱德从23岁（1909）入川军步兵标当兵起，到九秩高龄谢世为止，军旅生涯达67个春秋，确实是古今中外军事史上的罕见人物。遗嘱要求在葬礼中演奏“义勇军进行曲”并将遗骨埋葬中国的著名美国记者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在《伟大的道路—一朱德的生平和时代》（“TheGreat Road—一The Life and Times of Chu Teh”）一书中指出：朱德“是一位单纯、亲切、平易近人的人，他努力工作，丝毫没有使自己成为个人英雄的兴趣”。该书指出，1935年5月30日朱德在简单回顾了72年来的中国历史之后，谈到了一个经常提及的话题：“英雄主义是个旧观念，……过去个人英雄凌驾在群众之上，轻视群众，甚至奴隶群众。红军体现了英雄主义的新观念。我们培养出革命的群众英雄，他们不自私自利，不为任何诱惑所动，决心为革命牺牲，一直战斗到我们的人民和国家获得解放为止。”该书还详细谈到长征途中张国焘分裂红军的史实，指出张国焘要求朱德接受两项命令，第一项是由朱德谴责毛泽东，断绝和毛泽东的一切关系，朱德说：“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你割不断我和毛泽东的关系。”第二项是由朱德谴责党的北上展开抗日反蒋的解放战争的决议，朱德说：“决议我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反对它。”张国焘限时要朱德重新考虑，如拒命不从，即行枪毙。朱德说：“你愿意枪毙就枪毙，我不能拦你，我决不接受命令。”由于朱德的凛然正气和其它因素，最终才能使他率领红军北上和毛泽东会合。1959年的庐山会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一次具有历史性的会议。在8月1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第一个发言的就是朱德，他的说话内容比较温和，却受到了一种反常的奚落和指责，于是停止发言，直到散会，没有再讲一句话。但是，朱德最终仍然用文字表达了自己对农村办公共食堂等问题的直率

意见。朱德一生不遗恒产，身后只留下了几百盆象征其冰清玉洁性格的兰花，并“将他几十年来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2万余元存款，作为最后一次党费全部交给了组织”。1944年4月5日，朱德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回忆我的母亲》一文，深情地怀念母亲的去世：“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生产的知识和革命的意志，鼓励我以后走上革命的道路。在这条路上，我一天比一天更加认识：只有这种知识，这种意志，才是世界上最可宝贵的财产。”“母亲现时离我而去了，我将永不能再见她一面了，这个哀痛是无法补救的。母亲是一个平凡的人，她只是中国千百万劳动人民中的一员，但是，正是这千百万人创造了和创造着中国的历史。我用什么方法来报答母亲的深恩呢?我将继续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一中国共产党，使和母亲同样生活着的人能够过快乐的生活。这是我能做到的，一定能做到的。”“愿母亲在地下安息。”这是一篇至情流露、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文章，它把革命的感情和骨肉的感情揉合一体，这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光辉闪耀夺目的不朽篇章。在朱德60寿辰的时候，中共中央送了祝词，赞扬朱德是“中国人民六十年伟大奋斗的化身”，“党的最好的领导者之一”，“毛泽东同志最亲密的战友之一”。综观朱德一生，可以说，他真是一个通体透明的人，又是一个谦虚谨慎的人，他居安思危，处尊虑远，越是年老，越是深谙一言以系天下兴亡之理。1976年7月6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国务院发出朱德逝世的讣告，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要学习朱德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高尚革命品质”。

如果从黄兴28岁（1902）在日本东京弘文书院学习师范，开始对日本军事训练特别发生兴趣算起，到二次革命（1913）举兵讨袁失败为止，黄兴的军旅生涯只有10年略多一点的时间，和朱德相比，那就差得很远了。天不假年，黄兴早逝，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但是，黄兴从投入旧民主主义革命之日起，就认定“军队为国防之命脉”，“大丈夫当不为情死，不为病死，当手杀国仇以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思想是十分可贵的。在这10年多一点时间之内，他殚精竭虑，联络会党和新军，策反有利于革命事业的武装力量，义无反顾，身先士卒，全身心地投入推翻清政府的武装斗争。孙中山所讲的“十次革命”，黄兴几乎无役不从，真正显示了一位革命军人的智慧和胆略。1911年春末的黄花岗之役，最典型地反映了黄兴作为职业革命军人视死如归的磅礴气概。他嘱咐10多岁的爱儿黄一欧“努力杀贼”。他给致力于为革命筹款的南洋侨领写信：“本日驰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书此以当绝笔。”黄花岗起义失败，黄兴断指，仅以身免，经过痛定思痛的血的总结，他仍然淬励奋发，积极支持中部同盟会在长江中游的武装斗争谋画，并于武昌首义之后马不停蹄，迅即率师迎战阳夏，虽然出师不利，但黄兴并没有提出退弃武昌之议，转而奔赴南京从事积极的政治斗争。值得特别称道的是，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军人，黄兴总是强调道德和操守。黄兴和孙中山共事10多年，发生过3次矛盾龃龉。第一次是1907年2月在采择革命旗帜图案问题上之争。据《宋教仁日记》所载，此事当时闹得颇僵，但宋教仁露出弦外之音，似甚同情黄兴。黄兴后来对此事持豁达态度，不了了之。第二次是1913年“宋案”发生后关于二次革命之争。孙中山责备黄兴，说他首倡对“宋案”谋求“法律解决”，贻误戎机。其实，持“法律解决”之议者不仅仅是黄兴一人。黄兴审时度势，明知军事行动之不可为，但仍不辞家人，剑及履及，驰赴南京组织讨袁斗争。隔年，黄兴致书孙中山：“南京事败，弟负责任，万恶所归，亦所甘受。先生之责，固所宜然。”黄兴作了深刻的检讨，也委婉地希望孙中山有所自省。这桩历史公案，现在已经得到澄清，史家们相率持公允态度予以论衡了。第三次是在1914年孙中山筹组中华革命党而黄兴拒绝参加之争。孙中山筹组中华革命党要求在誓词中“附从孙先生”，并且要求按捺指模，黄兴坚决反对这种充满封建意味的做法。孙中山于1914年5月29日亲函黄兴：“弟有所求与兄者，则望兄让我于第三次之事（笔者按，指继续讨袁），限以二年为期，过此犹不成，兄可继续出而任事，弟当让兄独办。”黄兴认为，革命是一种为人民谋求解放的群众性事业，“此乃个人之天职，非为一公司之权利可相让渡，可能包办者比”，他老老实实地劝诫孙中山绝“勿以此相要”，并答应对孙中山的事业“决无妨碍”。此事后来的发展是：黄兴横渡太平洋到美国“静养”，给孙中山的“一试吾法”创造条件。他不搞分裂，不拆孙中山的台，他不把内部问题公诸于众，他不独张异帜，他只是在美国继续进行反袁斗争，发表演说，撰写文章，接受记者采访，大力筹款以资助革命事业。他不假颜色地揭露袁世凯的丑恶嘴脸，有力地支持了孙中山的正义事业。如果说，孙、黄之间的三次矛盾龃龉还不足以说明问题，那么，让我再费一点笔墨，举大事四端，以明黄兴之不计权位和气量宽厚。

第一，1907年以后的两年，陶成章、章太炎等假借题目，发动了两次严重的“反孙风潮”，要刘揆一改组同盟会，另择黄兴为总理。黄兴致书刘揆一说：“革命为党众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孙总理德高望重，诸君如求革命得有成功，乞勿误会，而倾心拥护，且免陷兴于不义。”眼下，有极少数人对友朋同志在革命工作中的某些失误而大张挞伐，落井下石，以遂权力争夺之欲，读了黄兴这40字的函牍，他们应当是有所深省自责的。

第二，1911年10月，黄兴坚辞大元帅不就，他对李书城说：“顷接孙中山先生来电，他已起程回国，不久可到上海。孙先生是同盟会的总理，他未回国时我可代表同盟会，现在他已在回国途中，我若不等待他到沪，抢先一步到南京就职，将使他感到不快，并使党内同志发生猜疑。……肯自我牺牲的人才能革命。革命同志最要紧的是团结一致，才有力量打击敌人。要团结一致，就必须不计较个人的权利，互相推让。”眼下，有极少数人瞅准机会，窥测方向，抢班夺权，读了鄂籍革命党人的回忆弘文，他们应当冒出一身冷汗来的。

第三，黄兴一本“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自居”之义，笃信力行不要钱，不要命、不怕死、不求官的信条。袁世凯要他当参谋总长，授他以陆军上将大勋位，黎元洪聘他为高等顾问，他一一拒绝了。

武昌起义以后，谁来当总统，章太炎提过一条意见：“若举总统，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这位“有学问的革命家”诚实戆厚得十分可爱，他既不怕得罪孙中山，也捐弃和汪精卫的成见。孙中山到底是孙中山，他不对章太炎的意见暴跳发火，更没有给章太炎穿小鞋。黄兴到底是黄兴，他衷心服膺拥戴孙中山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眼下，有极少数人千方百计揽官恋栈，学问不多却又通过各种邪门歪道去猎取高级学术职称，方之黄兴，他们的双颊应当绯红绯红的。第四，黄兴搞五湖四海，他和广东同志、两湖同志、江浙同志、北方同志、日本志士、美国友朋，都能共体时艰，团结无间，奔赴一个崇高的革命目标。眼下，有极少数人拉帮结派，以人划线，把圈子越缩越小，把矛盾越闹越大，以视黄兴，他们应当羞愧得无地自容的。也许，一个人的自诩，一两位作者的评论有失偏颇，不足为凭，那么，众人的公正评价，应该是有斤两的吧?孙中山称黄兴“禀赋素厚”。刘揆一称黄兴“体貌魁伟，沉默寡言，富于胆智”。周震鳞称黄兴“光明磊落，敝屣权势。……，治学行事，脚踏实地；对待同志，披肝沥胆。因而能够得到一般同志的衷心爱戴”。谭人凤称黄兴“于交际间有一种休休之容，蔼蔼之道，能令人一见倾心。余之加入同盟会，亦缘此点。是其生平最长之处也”。胡汉民称黄兴“性素敦淳。……先生雄健，不可一世，而处世接物，则虚衷缜密，转为流辈所弗逮。先生使人，事无大小，辄曰慢慢细细。余耳熟是语，以为即先生生平治己之格言”。现年93岁，刚刚辞去台湾国民党政府立法委员的黄兴长女黄振华女士追忆乃父曰：“自幼至壮年，甚有礼貌，孝顺父母。不吸烟，不喝酒，不赌钱，不打牌。”甚至一贯喜欢臧否人物的章士钊，也以“无争”赞誉黄兴。10年前，笔者曾在一篇粗浅文章中说过：“讲团结，顾大局；志洁行高，敝屣权势；能进行自我批评，能总结经验教训：这是黄兴作为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的美德，值得肯定和赞扬。”10年以后的今天，我仍持此观点。

两位职业军人，一位英年早逝，一位封登耄耋；一位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一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但是，他们都建树了殊勋伟业，他们都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规范优秀部分的杰出代表者。应该指出：持续地、深入地、彻底地批判和清算封建主义的思想意识形态在我们生活中的各个领域的影响，仍然是我们一项十分艰苦巨大的任务。不这样做，国家的现代化和民主与法制的健全，都是毫无希望的。但我们更应该明确地指出：历史传统中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既有封建性糟粕应予彻底抛弃和与之决裂的一面，也有民主性精华可供继承和弘扬张大的一面。而且正是后一面，即重道德，讲文明，是构成我国历史文化传统的一大特色。这种重视优秀伦理道德的倾向，早已由思想模式积淀和演化为一种文化心理结构，对中华民族性格和优良品德的形成产生了重要作用。我们不能将封建传统混同于（更不能等同于）历史传统。凡称得上历史传统者，都是在社会发展的长河中经过人们不断继承、筛选、升华、提炼出来的，也即为人们公认的伦理、道德以至政治方面的准则。对此，任何人无权把它当做垃圾倒掉，因为人民群众举双手反对。

纪念和研究黄兴，我认为，要坚持我们伟大民族的优秀的伦理道德规范，并使之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