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德华这次从美国回来参加有史以来第一次举行的“黄兴研究学术讨论会”，感到非常高兴。这是我十年来第一次到长沙，可以说不虚此行。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发起人、赞助人以及筹备工作人员，都值得我们感谢和表扬。

我在最近武汉大学出版《黄兴新论》一书中有一篇文章，题为“黄兴生平探讨，”提到我于五十年代写《黄兴与中国革命》的经过。这本书于1961年10月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由美国史丹福大学出版。1962年初，我离开加州去香港大学任教，途经台湾，小留十日。德华的大姊黄振华是立法委员，认为在独尊孙中山的国民党地区我会因为出版这本书而有危险。有时候我去看她迟到了，她就非常紧张，以为出了意外。其实那里有这么严重，事实上离台前蒋介石还接见了我和十几位同时在台湾的海外人士。第二天中央社根据总统府拟发的新闻稿，我还名列前茅。那是我第一次到台湾，也是第一次和蒋经国见面。

1986年5月，我去武汉见到拍摄《黄兴》电视连续剧的负责人，他们也有战战兢兢、诚惶诚恐的样子。他们说在国内纪念孙中山120岁冥寿的时候，《黄兴》电视片会被人认为有唱对台戏嫌，怕受批评，怕人打棍子，要请我做顾问，予以支持。也许我在国外太久了，不了解国情，对政治不够敏感，我总觉得他们的顾虑，有点过份。纪念孙中山同时拍摄《黄兴》片，不是配合很好吗?但也可以说是我第一次领略国内“心有馀悸”这句话的经验。他们还说，中央不重视这部电视片，全国两百个重点电视片，《黄兴》不在内，请我向中央反映。

我从武汉到北京，有一天去看一个朋友。闲谈中提到武汉方面的意见。他马上自动拿起电话找中央广播电视部艾知生部长。部长不在，找到一位谢副部长接电话。我的朋友把情况反映，而且建议这位常务副部长向武汉通个电话，以示鼓励之意。后来这部《黄兴》电视剧也列入全国重点片之一。这恐怕是我这个“顾问”对“黄兴”片最大的贡献了。因为请我做顾问的时候，这个片子基本上已拍摄完毕。我有些意见，如黄公在汉阳失守后去上海中拟投水一节，既不符史实，而且表演恶劣，都没有依照我的意见删去，不过这个片子总的来说，是应该肯定的。

1986年11月，北京纪念孙中山诞辰后，海外一批客人南下。有一位摄影记者陪我们到京沪，这位中年干部居然没有听说过黄兴这个名字！这使我联想，恐怕极少数高干也有人并不真正了解黄公在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和政治意义的。如果说对黄兴认识不足或因为种种原因而不加重视是可能的，但如果说因为宣扬黄兴事功而会获罪，那绝不会是海峡两岸当局的意思。

记得1984年8月，胡耀邦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我时曾经谈了两个钟头，我们在无意之中谈到辛亥革命。我说1981年回国参加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的印象，好像是纪念孙中山，纪念辛亥革命当然离不开孙中山，但孙中山并不等于辛亥革命。最后他说：“好，我同意你的意见，以后可以多提黄，还有宋。”半年后，十月底，北京纪念黄公110岁诞辰，由现任的国家副主席王震主持。

1970年1月23日，我应台湾教育部之邀请赴台访问一周。蒋经国和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分别接见(蒋介石不在台北)，那次张群的谈话是很有意思的。但和本文有关的只有几句。我说：1974年是黄公百年诞辰，台湾应该隆重举行纪念吧?他说好。还约我届时回去参加。后来便有国民党中常会纪念的决议。但是1971年10月，我返北京参观访问，因为是第一批从美国回去的华人，在台北相当震撼。我虽然从来没有大骂台湾以表示“爱国”，究竟不方便。以后便没有机会再到台湾。1978年秋，我曾托一位“通天”的朋友向蒋经国表示想回台湾一行，回讯是等考虑适当时机才来。转眼就等了十年。他们也已先后去世，没有机会再见面谈谈了，深以为憾。

话又说回来，后来台湾纪念黄兴百年诞辰，虽然没有原来计划的隆重，但出版那几本专书却是很有价值的。以后就似乎没有什么重要著作发表了。1980年，香港三联书店出版《黄兴与中国革命》中译本海外版，台湾书商将之影印，除了《中译本序》开了两段天窗外，全书没有删改，据说颇为畅销。现在海峡两岸政治气象已大为改善，交流频繁，我想现在这本书也可以在台湾正式印发，不必作为“地下书刊”出现了吧。至于原来的英文版，台湾虹桥书店早已于1973年1月没有征求作者和史丹福大学同意，根据“内政部登记证内版台业字第0046号”一字不易地影印出版了。我知道后曾经写信至虹桥书店，要求寄一本给我看看，老板回信说不行，那是违法的!这本书只能在台湾发行。

八十年代，中国大陆不少有关黄兴的文章发表，思想解放。《黄兴新论》因此得以出版。这本书收集了我的一篇论文，《论黄兴与辛亥革命》，原题为《纪念黄公克强并论辛亥革命》，是1966年为纪念黄公逝世五十周年而作，原载纽约出版的《汇流》杂志创刊号。台北《政治评论》半月刊和香港一些杂志报纸曾先后加以转载。《政治评论》虽然也是国民党人士所办，其立场不一定为人所接受，却特别推崇克强先生。例如1966年12月10日出版的第17卷第7期社论《黄克强先生逝世五十年纪念会》，批评台湾报界，在“纪念会以前，对于筹备的消息很少刊载，惟恐人家知道了，对黄先生兴起纪念之思。纪念会以后，对于纪念会的经过刊载不够，有些标题不显著或不很显著，惟恐人家知道了，对于黄先生引起效法之感……但是黄先生的伟大倒不是少数报纸的冷淡态度所贬抑得了的。反之，那种冷淡不过表明报纸自身之不明大义，缺乏知识而已”。最后两句话，似乎也适用于海内外有些报纸对这次长沙会议的沉默。

我的论文《纪念黄公克强并论辛亥革命》转载于《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一辑(1980年)时，编者把题目改为“论黄兴与辛亥革命”，略有删改。删去最主要的部份，是文章开始时录自《政治评论》的两段，约五百字。我的文章后来又放在《黄兴与中国革命》中译本，作为附录发表。我现在把被删两段，重载于后，发表次序是倒过来的。笫二段录自1959年10月10日《政治评论》社论，题为“纪念辛亥革命勿忘黄克强先生”。第一段录自“开国元勋孙中山与黄克强两先生”，见1960年12月15日《政治评论》，原文如下：

“孙先生对于辛亥革命是精神领导，并非实际行动，实际行动则是黄先生，黄先生对于辛亥革命是实际领导者。精神领导固然重要，实际领导同样重要。在精神领导方面，革命党人中没有可与孙先生比者。在实际领导方面，革命党人中也没有可与黄先生比者。这是辛亥革命的双绝，允为开国二元勋。”

“但是到现在，似乎人都知道有孙先生而不知有黄先生了。无论在党在国，好像忘记了黄先生一样。孙先生诚然是最伟大的，他有超乎辛亥革命以上的事业，他有迄今尚与我们发生直接关系的事业，例如创立三民主义是。这当然是他胜过黄先生的地方。不过谈到辛亥革命，谈到中华民国，黄先生的贡献并不少于他。如果忘记了黄先生，那么辛亥革命的成功和中华民国的创立都有不能说明之处。换言之，没有黄先生，辛亥革命的成功和中华民国的创立，俱不可能。”

我原文开始抄录上面这两段文字后接着评论说：“自民国十三年国民党改组以来，评述辛亥革命能有这样公正中肯者，殊不多见。四十多年来，所有国民党党史，或有关辛亥革命著述，无论官方私人，有意无意，或者无知，或为某种观念作祟，大都失之偏颇。”这种意见，后来台湾的党外杂志也表示过。

最近清理文件，发现1977年2月15日一位学者寄给我的信。此人曾以“李达生”笔名，撰“论孙中山”一文，刊于1966年11月6日在香港出版的半月刊。我于1973年在巴黎才遇见他。原信很长，兹摘录第一段如后：

“君度先生赐鉴：巴黎东方学会时一别，转眼已两年有半了。承赠《纪念黄公克强并论辛亥革命》大作，未能较早写信致谢，至感抱歉，尚乞鉴谅。世人每谓先生论黄公之文，多属主观，但我拜读大作后，则无此感觉。盖十数年来，世之浅见者多不自觉地受胡汉民和陈其美等两系人歪曲历史之影响，致积非成是，昧于历史真相，反而对真能揭示历史真相者之论而目为主观，此实为最可笑，可叹之事！”

这是很中肯的话，也可见不是每个学者都“主观”地以为我论黄公克强的文章有“主观”成份。

我研究辛亥革命多年，主观上一直是放在学术领域的层次上，记得1962年到香港大学后，送了一本新出的《黄兴与中国革命》英文原著给中文大学李卓敏校长。后来他见到我用英文说(翻译成中文大概意思是)：你这个人怎么这样谦虚，和黄家的关系都不在书中提一下?其实我在一个小注上说到的，因为并不明显突出张扬，一般读者是不会注意到的。我这次在长沙，有人写了一篇访问记，基本上还好。但他对我说：“我作为黄兴先生的女婿和一位学者，责任心使我重视了对黄先生的研究。”我是从来不会说这种话的，很多访问记都有“想当然耳”的话，把自己的话当作被访者的话。我在《黄兴生平探讨》一文说到识别史实的困难。我举了四个有关我年岁的“原始资料”，事实上没有一个是完全正确的。想不到这篇文章同时又产生第五个错误。我是农历十月二十四日生的。这篇文章误印为一月二十四！前几年台湾情报机关制裁自己的特工，又通过香港一份杂志发表了被害者给台湾写的情报信。但世人都说这位小商人业余作家新闻记者因为写书而被杀。后人如果根据他死后的报导和评论，以及一些知名或不知名人士的追悼文章当作史实，那真是尽信书不如无书了。如果为著书遭杀，我想《孙中山研究》和《蒋介石研究》这两本书的作者李敖在台湾早就没命了。我这几年来研究教学，主要是国际问题和外交政策，近代史方面江郎才尽，早已封笔。这次参加黄兴研究学术讨论会，是抱着学习精神而来的。有些论文，颇有新意，发掘了不少新材料。似乎基本上扭转了过去受传统封建思想，二十年代以来的史学，以俄为师和个人崇拜的影响因而产生的对黄兴评价的偏见。对黄兴事迹，以及辛亥革命史上几个关键性的常见论调和概念，如妥协右倾，民主，政党，发展经济，对袁世凯的立场，二次革命，和中华革命党党员必须服从孙中山一个人的要求，大都能够做到实事求是的讨论，思想解放，也和我三十年来一贯的见解比较接近。但也有些讨论，各说各话，坚持过去自己的意见，不知道或者不理会别人在这方面已经表达过见解和材料。

黄兴研究，过去大都侧重事功方面，这次会议有几篇论文是讨论思想的，我觉得这方面研究，大有可为。我曾稍为谈过，没有系统，也不深入。很多人认为黄公只长于实践，没有理论。但从实践和历年演说谈话归纳出理论，岂不比夸夸其谈脱离现实的空话，更有建国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