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心态，即人的心理状态，是人们在一定时期内生活实践过程中对客观事物的主观反应活动的综合表现。在筹划1911年黄花岗起义之前，黄兴的心态曾经历了从踌躇满志到忧虑焦虑，又进一步走向沮丧悲观的变化过程。

从华兴会成立到同盟会的创建，黄兴情绪亢奋。在与马福益结交时，他放浪吟哦：“结义凭杯酒，驱胡等割鸡”。与孙中山会晤时，他高呼“万岁”，并举杯相贺。这些都可看出此时黄兴的心态颇佳。

但在同盟会成立一年之后，由于一系列武装起义的失败和同盟会内部的冲突及组织分裂，黄兴深受打击，遂开始陷入愁苦忧郁之中。

首先是萍浏醴起义失败的打击。刘揆一记载：黄兴“闻萍浏醴事败，击桌愧愤，寝食俱废。”他得知刘道一被杀消息，“悲痛万状，经久不能自已。”他在《挽刘道一》诗中说：“英雄无命哭刘郎”确实是悲哀情绪的写照，因报仇心切，经与孙中山商议，他决心赴香港筹划起义。

1907年至1908年间，宋教仁赴东北联系马侠计划落空，秋瑾、徐锡麟皖浙举事流产，孙中山在河内策划的黄岗起义、七女湖起义相继失败，黄兴为之愤急，又接连发动了钦廉防城和钦廉上思起义，主持了镇南关起义和河口起义。但都很快失败。诸次起义的失败，使黄兴遭受沉重打击，同时也由于诸次起义花费甚巨，同盟会在财政上陷入了拮据困顿的局面，党员们在精神上也都处于萎靡不振的状态。出于急功近利的念头，有些党人开始热衷于暗杀。历来不注重个人暗杀的黄兴，也转而支持并积极参与暗杀活动，当时汪精卫“慨党事式微”，曾连日与黄兴商议暗杀事，得到了黄兴的首肯。黄兴的不平衡心态由此可见。

1910年，酝酿了两年的广州新军起义又归失败，黄兴“知武装同志多被伤亡，且精密机关已破，便利地盘（均失），为之悲愤而懊丧不已”。他在给宫崎滔天的信中就表露出“怅何如此”的无限伤感。

如果说这个时期军事上一系列起义的失败，导致了黄兴的忧郁焦虑；那么这个时期组织上同盟会的内部冲突，人心焕散，就更使黄兴变得悲观沮丧，并因之心力交瘁。

1907年初，因同盟会的旗帜式样问题，黄兴与孙中山之间发生了激烈争执，黄兴曾“怒而申言退会”。据宋教仁分析：“余细思庆午不快之原因，其远者当另有一种不可推测之恶感情渐积于心，以致借事而发，实则此犹小问题。盖（孙中山）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乎专制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宋教仁比较了解黄兴的心情，从中可看出，在同盟会成立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黄兴对孙中山待人接物的某些作风已怀不满。在这种情况下，“为党与大局计”，黄兴虽然抛弃了己见，勉强服从了孙中山，但其心理却受了很大的压抑。

接着不久，因《民报》经费事，东京本部的章太炎、张继、陶成章等人掀起了一场“反孙风潮”，提出要改选黄兴为总理，陶成章等还起草了《七省同盟会意见书》，历数孙文十九条“罪状”，并要求黄兴开会讨论，联名发表，使黄兴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考虑到党的团结，他首先写信给东京本部：“革命为党众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孙总理德高望重，诸君如求革命成功！乞勿误会而倾心拥护，且免陷兴于不义。”接着他劝孙中山海涵相谅，同时致函南洋季燮和等人，为孙中山申辩，积极从中调解。他的做法确实是用心良苦的，但是，此后同盟会“表面尚得曲全，惟同志上之精神，则由此稍形涣散矣”。

陶成章等人先是在1907年底立同盟会分机关于爪哇槟港。《七省同盟会意见书》发表不久，遂于1910年初在东京成立了光复会总部。焦达峰、孙武等人，也在《民报》经费风波后不久，于1908年成立了共进会，当时连代理庶务职的刘揆一也参与其中，极表赞成。在此前后，作为同盟会总理的孙中山，见东京本部人心涣散，便逐渐对之持冷漠态度，着手另组新团体。1908年秋正式成立南洋支部，实际上也是另立门户。1909年，他给张继的信中说：“所云重新组织团体，弟在南洋已自行之，是以南洋之组织与东京同盟会不为同物。”又说：“（东京）同盟会及太炎至今未自认过，则弟已不承认彼等总理久矣。前、去两年，两广、云南之起兵，皆奉革命党本部之名义，并未一用同盟会名义也。”由此可见，从1907年起，孙中山和同盟会东京总部实际上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到1910年，孙中山干脆修改了同盟会宗旨及名称，南洋、檀香山、美州等地均更换了“中华革命党”盟书。

此时《民报》又因鼓吹暗杀被日本政府封禁，黄兴为之多方活动，但未能奏效。本来仅以《民报》机关维持同盟会本部的存在，《民报》被封，也就等于解散了同盟会本部。黄兴忧心忡忡，为设法维持同盟会的存在，四处奔走调解各方矛盾，另外又成立了“勤学会”以联络各部。但由于人心涣散，且经费拮据，黄兴靠借高利贷维持了几个月，最后债台高筑，黄兴匿居宫崎家，“勤学会”被迫解散。众心离散，孤掌难鸣。黄兴处于这种境地，安得不心力交瘁?

二

由于心理的极度压抑，精神的沮丧痛苦，使黄兴等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心灵深处产生了一种不能自制的激情，这种激情强烈地寻求纾发。于是有1911年黄花岗起义“破釜沉舟，最后一搏”的设想和计划。

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连一向乐观豁达的孙中山也沉不住气了，他声明要“决意为破釜沉舟之举，誓不反顾，与虏一搏”。他奔赴美国。通过咸马里从纽约退休银行家布思那里获得350万美元贷款的许诺。黄兴闻讯，精神大振，他立即与赵声等商议，并函告孙中山，同意在广州行事。信中说：“各同志读之，有此极大希望，靡不欢跃之至。”但是，耐心等待了大半年，美国借款成为泡影，革命党的情绪又低落下来。黄兴心急如焚，准备集小款赴云南作最后一搏以振士气。正在此时，孙中山来电约黄兴、赵声等人即赴槟榔屿，商讨下步策略。

会议决定用中国教育义捐的名义在南洋、美州等地华侨中筹集经费。但由于起义屡次失败，募款非常困难。尽管孙中山苦苦求助，认捐者仍是寥寥无几。两个多月过去，南洋地区认捐的款额仅有五万多元，离计划的十数万元相差甚远。正在香港筹划起义的黄兴从胡汉民来信中得悉这一情况，十分焦虑，甚至感到绝望，决心效法汪精卫去拼一死。在邓泽如等人的劝阻下，遂亲赴马来亚一带，呼吁资助。经过旬日来的泣血陈情，终获得了众多华侨的同情，不少人毁家纾难，许多工人、职员把一、二月的收入都倾囊捐献革命。这使黄兴既欣慰喜悦又感激涕零。他在致李源水、郑生的信中说：“此次大款之集，全赖兄等慷慨相助，以纾急难。弟等深悉其艰苦之状，敢不奋励厥态，慎小其心，力求有成，勉尽公义，更翼有所以酬知己者也耶。”可见当时黄兴心理压力甚大，若不能有所作为，怎能对得住诸华侨的血汗钱财呢?

收款之难更甚于劝募。黄兴从南洋回香港后，为款项事，现可查的就有17封写给南洋同志的信件。每信均可见“需款甚急”、“事如星火”、“殊为焦灼”等字样，直到离原定发难前

的第七天，他在致李源水等人的信中还说：“惟是时机日迫，需款甚急，南洋各埠虽得各兄为之劝募，恐普遍之中，不能一时得此大数，而事终不办，用是忧心焚如。弟自愿献苦肉之计，身入重地，图恢复一城一邑，以为海外同胞劝。弟虽薄德，明知不足以感动同人，而区区私心，聊愿继精卫之后，效一死而已。”“更望各兄竭力设法，速为筹措。则虽死之日，而大事可成，其荣誉多矣！……谨此哀鸣、伏维垂鉴。”谭人凤说，黄兴“至揣测华侨心理，知必发难后始能筹款，遂不计成败，嗾人轻举妄动。”五天后，所需款项仍未到，黄兴写了两封绝笔信，前赴广州发动起义。信中说：“所有此次出入款项清册。虽细数亦有登记”，并要求公布于各埠华侨，“晓然此项之款，涓滴归公”，以表“公”“明”之心。言语悲愤，以死相激，足见黄兴当时用心何其良苦。

广州黄花岗起义的爆发，一方面固然是黄兴为行苦肉计以促款，另一方面也是事态发展出乎意料，因而在准备极不充分的情况下被逼上梁山以拼最后一搏的。起义准备工作是从1911年1月中旬黄兴从南洋回香港后，正式成立统筹部才开始的。此时得知广州新军二标将要在4月底（阴历四月初）退伍，因此起义日期只能定于阴历三月底，又因为这次起义几倾全党人力财力，必欲一举成功，并要虑及北伐及长江各省的响应。时短事巨，准备工作仓促急迫。再加上革命党内部，同盟会刚恢复活动不久，派别之争者有之，自行其是者有之，意见分歧者有之，大言误事者有之，丢械入海者有之，骗取经费者有之，贪生怕死者亦有之，因而起义之前处于混乱状态。温德才刺孚琦案发，打草惊蛇，致使清吏加强戒备，几处秘密机关相继被破坏，并收缴了新军的枪枝弹药。陈炯明、姚雨平等屡次要求暂锾起义。黄兴认为，“诸事已备，散无可散，战亦亡，不战亦亡，不如先发，纵然不戚，尚促以谢天下，而激后起。”并痛切地说：“此次筹款，全党信用系于此举，历年革命举事，所用去华侨之款如流水，吾人信用已日见不良，今次用款至数十万之巨，些事作不出来，无以对各埠华侨。”“况且起义谋之经年，全党属望，迁延退却，实无以对天下人”。但陈、姚仍坚持己见，要求缓期。黄兴见各部如此，只好下命令各部迅速退散。此时城内本有400名选锋，此令一发，散归300余众。惟黄兴、林时塽、喻云纪等人决心以死相拼。黄兴悲愤陈言：“余人可迈步出五羊城，惟我克强必死于此矣。”在这种情况下，谭人凤等也劝黄兴暂缓起义，但黄兴当时“状类狂痫”，任何劝阻都难以接受。林时塽等人也是如中狂病，四出咆哮，逢人便骂，谓非干不可。此种心态实是一种不可抑制的激情，完全任由一年超乎自我的情绪所支配，因而丧失了对周围事物的理解力和对行动的控制力。在这种失去理智的心境中，他们热血沸腾，不抱成功之念，不作生还之望，只图成则能引起全城大举，不幸亦能激励后人。广州黄花岗起义就是在黄兴等人这种异常心态的作用下，演变成一场冒险的壮举。

三

挫折是心理流向变动的重要因素。挫折行为是指没有顺其自然或是意料之外的行为。伴随着挫折行为，行为者可能产生受挫感，可能产生紧张状态或情绪反应，其极端表现就是行为者走向轻生自杀。黄兴在长沙起义失败后，并无受挫感，反有奋起之势。而萍浏醴起义失败，华南地区1901—19lO年间一系列起义的失败，以及同盟会内部冲突和组织分裂，则使黄兴心力交瘁而悲观沮丧,于是有“与虏最后一搏”的黄花岗起义爆发，又因破釜沉舟再败，遂产生了英雄末路，霸王乌江的绝望之感。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黄兴受伤脱险，只身出南门入河南秘密机关徐宗汉处。时城内火光渐息，黄兴询问得知尚无同志脱险，慨叹宏图落空；悲愤不已，欲跳河自杀，被徐宗汉苦劝方止。次日赵声寻至，二人相抱痛哭。黄兴恸至昏晕，及醒，满腔郁闷无从排解。又欲过河与清吏拼命，徐、赵力阻，遂答应伤愈再行。在香港疗伤期间，仍日夜惟以“报吾良友之仇”为念，寝食俱废。致函梅外同志，悲叹党中精华尽失，“言词愤激，悔恨交加，并深深地自谴自辱，负疚感填满胸襟。

接着又因挚友赵声愤广州事败忧郁而死，黄兴更受刺激，决心暗杀李准，以死酬君。于是倚病榻口授胡汉民起草黄花岗起义的报告书，全面检讨此役得失及用款清册，安排后事，从此谢绝所有同志的探询，也不再和外面同志通一音息，希望解脱一切纠缠，迅速了却此愿。此时谭人凤、宋教仁等欲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再谋两湖及长江各省起义，赴香港与黄兴商量。黄兴悲观已极，对谭等人说，“同盟会已无事可为矣，以后再不问党事，惟当尽个人天职，报死者于地下耳。”谭人凤等苦苦相劝，黄终不听，后干脆不与见面，致使谭、宋等人心灰意冷而去。事后黄兴向同盟会中部总会去解释说”弟自三月广州败后，自维才德薄弱，不足以激发众人，以致临事多畏惧退缩，徒伤英锐同志。负国负友，弟白死不赎。自念惟有躬身狙击此次最为敢之虏贼，以酬死事诸君，庶于心始安。故自四月初二出港，即专意于复仇之计划。虽石公等极力阻止，弟未有稍动。即至七月终，未尝与一友通只字。其所以断绝交通如此孤行者，翼有以解脱一切纠缠，以促进行之速、弟虽明知背驰、负罪公等，亦所不计。”可见黄兴当时固执孤行之状。但由于周围同志的极力反对和严密防范，他的暗杀之愿始终未能得酬。正在此时，又传来了7月18日杨笃生在伦敦蹈海自沉的噩耗，黄兴痛不欲生，“感情听能，几欲自裁”，同样被同党察觉，严密防范而未果。黄兴不禁慨叹：“呜呼！人生至斯，生不得自由，并死亦不得自由，诚可哀矣！”

由于多次欲死不得，躬行暗杀不能，此时又频频接读孙中山及海外诸多同志的劝阻书信，还有许多海外志士志愿回国替黄兴以行暗杀，他新婚不久的夫人徐宗汉也殷切规劝，并毅然赴广州替黄兴主持暗杀。再加上川路风潮突起，同盟会中部总会数次派人敦请黄兴主持两湖起义。黄兴分析了两湖形势。对中部总会的策略充分肯定，但也感到在弦满欲发之机，若不加引导，恐会造成鱼烂之势。他给冯自由写信说，“弟本欲躬行荆、聂之事，不愿再为多死同志之举，其结果等于自杀而已。今以鄂部又为破釜之计，是同一死也，故许与效驰驱，不日将赴长江上游，期与会合”。可见黄兴虽由于上述种种因素放弃了躬行荆、聂之念，已灰之心开始复燃，但他对革命前景仍是忧心忡忡，抱着决死之志踏上武汉征途。

四

人的行为都是在主体自身一定的心理状态支配下发生的，而主体自身的心理状态又受行为者气质，性格等个性心理特征的制约。对于黄兴的心理特征，其生前好友曾多有记载。刘揆一说他“沉默寡言，富于理智”。李书城说他笃实厚重，意志坚决。周震鳞说：“他是一个爱国血性男儿，乎居沉默寡言，治学行事，脚踏实地；对待同志，披肝沥胆。”胡汉民说：“先生雄健不可一世，而处世接物，则虚衷缜密，转为流辈所弗逮。先生使人，事无大小，辄曰慢慢细细。”章士钊说他“情异虬髯、帜鄙自树。太原真气，户牖冥濛”。于此观之，黄兴在气质上偏重于粘液质，在性格上偏重于理智性或内倾性。

受这种气质和性格的制约，当情绪稳定时，黄兴就表现出平心固守，虚衷缜密、容忍谦让，温良和霭，不卑不亢这样的特征。这使他投身革命，矢志不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赢得了众多革命者的衷心拥戴，并以革命实干家的盛名载誉后世。

但是当情绪不稳定时，黄兴又常常表现出诸如孤僻隐退、保守固执、严肃刻板，厌世悲观以及焦虑忧郁甚至沮丧绝望的心理弱点。在严重的挫折之后，重大的意见分歧之前，党仇国恨交织之时，这些心理弱点就更容易表露出来。这一时期他在一系列起义失败后感伤忧郁，在同盟会内部冲突，组织涣散时的焦虑彷徨，与黄花岗起义前夕“类状狂痫”的冒险拼命，在失败之后的绝望轻生等种种表现，都说明黄兴在险恶万变的革命惊涛骇浪中，其心理准备是不足的。

这个时期的心态对黄兴影响极大，在此之后他仅五年的生命历程中，始终没有摆脱忧郁的情绪，其思想、行动以及身心都打上了难灭的烙印。或者说这一时期的心态变化已形成了黄兴的最后心理定势。此后，辛亥汉阳兵败，癸丑南京失守，他又连续两次准备自杀成仁，与世无争，功成身退的思想也时常流露。“卅九年知四十非，大风歌好不如归。惊人事业如流水，爱我园林想落晖”。联系黄兴在革命斗争中碰到的起伏波涛，这首诗就不能不给读者一种悲壮苍凉的感觉。他的身心健康也受到严重影响，心理与生理机体的理论表明，久郁必成疾，尤其是伤肝损胃。自黄花岗之役后，黄兴就曾胃溃疡严重发作。武昌之役后，就时常呕血而体力不支。癸丑之役后出走美国时，病情日益加剧，1916年归国后不久，胃中血管破裂，吐血数盂，更发现肝部肿大，终于10月31日谢世，享年仅42岁。

当然，黄兴在这一时期所表现的心理弱点，并非他一人所仅有，而是该时期革命党人的时代通病。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共同历史背景，共同的传统文化影响，高度的责任感和紧迫的使命感，使他们很容易表露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急躁情绪；屡经失败挫折的共同经历，使他们都先后程度不同地表现出忧郁焦虑和悲观绝望的心态。如宋教仁、章太炎等曾患严重的神经衰弱症，陈天华、姚宏业、杨毓麟等蹈海自沉，赵声则忧郁而死。拼命暗杀成为风尚，军事冒险也是历次起义的特征，政治上“毕其功于一役”的“走捷径”观念和超前意识等等，都是该时期黄兴身上反映出来的，也是大多数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共同存在的急性病表现。上述种种心理弱点，很可能就是辛亥革命之所以终归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