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宫崎滔天是撰文介绍黄兴最多的一位日本人。1961年东京平凡社出版的《宫崎滔天全集》第一卷中就有关于黄兴的文章四篇：
《与革命党领袖黄兴一夕谈》，最初全文发表在1910年6月15日的《日本及日本人》杂志上。当年，广州新军起义及北京谋炸摄政王载沣均告失败之后，滔夭在香港拜访了力图再举的黄兴。本文记录了当时的谈话。
《黄兴先生逝世三周年的回忆》，写于1918年11月。
《黄兴先生与刺客高君》，写于1920年1月，追忆武昌保卫战之后，顺流而下的黄兴与特地从日本赶来的滔天相遇于镇江时的情景。
《湖南行》，这是滔天应邀参加在湖南长沙举行的黄兴、蔡锷国葬的一篇记叙文。当时滔天在长沙住了3个月，曾到明德学堂、省立第一师范讲演。
仅这四篇文章就有47000字。其他，如《清国革命军谈》等著述中，涉及黄兴的部分还很多。
众所周知：滔天于1898年将孙中山所写《伦敦蒙难记》译成日文，并以《清国革命党领袖孙逸仙幽囚录》为题发表，获得了世界上第一个孙氏著作外文译者的荣誉。1902年所写的自传体《三十三年之梦》，又起了将孙中山和兴中会所从事的革命运动事迹介绍给日中两国人民的作用。正是宫崎滔天，花了这么多笔墨来介绍黄兴这位年仅42岁就早逝的异国革命家。
滔天和黄兴结下了超越国籍的深厚友谊。黄兴的长子一欧自1907年起就寄养在东京的宫崎家，在日本接受教育。即使在浪花节演出的旅途中，滔天也不忘寄明信片去激励这个9岁便远离父亲、身处异国的少年。次子一中，在滔天的故乡熊本第五高等中学学习时，也得到了他的亲切关怀。熊本县荒尾市的滔天旧居，是日本为数不多的孙中山访问过的房屋，也是1902年2月黄兴曾经住过的地方。据我所知熊本县内现存的黄兴所题四幅横、条幅，就是他与滔天非凡友谊的明证。特别是1914年，黄兴于第二次革命后流亡日本时，见到滔天家境窘困，便赠金资助，使滔天在东京府下高田村建成面积102平方米的住宅，院中种上了黄兴在勤学社时代种植的杜鹃花。这幢被命名为“韬园”的新居，滔天称为“恩赐之家”。几年前，双目已失明的黄乃（三男）拜访了现在仍住在韬园里的滔天的孙女，时隔数十年，他一路走去，路线几乎无误，令带他去的东京友人惊叹。
本文试图就黄兴第一次流亡日本时期（1904—1910年）中的几个问题加以论述，如能对中国、日本的黄兴研究工作有所助益，则不胜荣幸。
相识缘由析
黄兴和滔天第一次见面，据近藤秀树所编《宫崎滔天年谱稿》是在1904年（11月下旬？），黄兴拜访了在东京神田的广市场亭乐屋演出浪花节的滔天。而小野川秀美在《全集》第一卷的解说中说成是1905年4月，黄兴和张继一同在神田立花亭访问了滔天。
神田五轩丁的广市场与美土代町的市场亭、三崎町的三市场，都是广为人知的经常演戏的场所。但在当时东京的近80家曲艺场中，找不到立花亭之名；而《年谱稿》中详细列出的剧场演出记录里也没有立花亭的记载。因此，近藤的推断近于真实。
另据滔天自己的回忆，他在四谷区爱住町租下一间陋室，和毕永年等五人一起生活，在曲艺场卖艺时，黄兴突然来访，“海阔天空一席话语，截然有别于其他书生。闻之便觉是一位经历非凡之士，立即产生亲切敬佩之感。他是未经任何介绍而来的”。如此，应是独自一人来访。加上1905年4月，宫崎已不住在爱住町。因为，他留在熊本的两个孩子于当年一月进京，不久，他就不得不搬到新宿番集町，另租新居。原来与他住在一起的毕永年便住进了黄兴的寓所。从这些情况来看，小野川之说似乎难以成立。
那么，黄兴是什么时候知道滔天其人并产生拜访的念头呢？由于缺乏史料，只能推断，不外乎下述三个原因：
首先，作为中国革命的支持者，滔天的声望在当时不断增加的留日学生中日益提高。小野川秀美在《全集》的解说中介绍了革命派杂志《江苏》第五期上的一篇论文，评价滔天是与富兰克林、西乡隆盛并列的“最有侠气者”。据中村义研究指出，该文是作为社论、标题《国民新灵魂》，发表在1902年7月的《江苏》上。同时，滔天还被赞誉为和丹东（Danton）、罗伯斯比尔（Robespierre）、加里波第（Garibaldi）、巴枯宁齐名的“游侠魂”之士。
《三十三年之梦》于1902年6月14日在《二六新报》上连载完，同年8月20日，国光书房发行了单行本。滔天的住处何时开始有中国留学生来访，虽难以论证出具体的时间，但《梦》书的出版期要算是极限了。可以想象，随着《梦》的中译本的流传，留学生来访人数不断增加。
其次是《梦》的中文译者章士钊是黄兴的同乡好友，又是一起创立华兴会的同志。1904年11月，受万福华刺王之春一案牵连，在上海被捕的黄兴、章士钊，获释后，先后避走日本，在东京牛込区若宫町27号同住了一段时间。黄兴既可能是早就看了章的译书，也可能从章的女友吴弱男口中获悉关于滔天的情况。因为作为革命派的一名女斗士，她这时经常出入番集町的滔天家。
不过，黄兴和章士钊同住的时间并不很长，最迟到1905年2月上旬，他们就分开居住了。据宋教仁日记中记载，这一年1月下旬至2月末，和黄兴见面7次，见章士钊5次，其中同时见到两人的仅1月28日那次，并且是在刘揆一住的山本馆。宋访问章的寄宿处海国馆时遇见黄的记录一次也没有。
另一位可向黄兴介绍滔天的人物是程家柽他于1898年9月来日本留学，参加了次年建立的第一个留日学生团体励志会，曾在秦力山任总编的《国民报》上鼓吹革命，与章炳麟等发起组织支那亡国纪念会，进而参与拒俄义勇队、军国民教育会。他走过的路，宛如革命运动的发展过程，对后于他东渡的同龄人黄兴启发甚多。特别是他遴选励志会中有锐气者另组青年会，把爱宕山下对阳馆做为孙中山秘密碰头地点，并常来这里和滔天、平山周、内田良平、毕永节等筹划宣传革命。对阳馆是滔天15岁时进京经常投宿的地方。不难想像提供此地碰头的正是滔天。可知，程家柽早在6年前就和滔天熟识了。毕永年尚未住到爱住町滔天家之前，就常到程家——程娶日本人为妻，立北辰社门牌——吃饭。黄兴第一次见滔天于“陋室”就提议毕永节住进自己的寓所，无疑他们早在程家即已相识了。这是我设想程家柽为联系黄兴和滔天的第三个人物的原因。
再次，纵令没有上述那些媒介者，黄兴早晚也一定会访问滔天，滔天也会衷心地欢迎黄兴：只要中国革命是贯穿他们一生的崇高事业，这股强韧的纽带早就把尚未谋面的他们联系在一起了，我想再指出的一点是：滔天早就有一种对湖南人特殊的好感和信赖之情。曾被谭嗣同倚为左右手的长沙人毕永年，是滔天最初见到的湖南人。从这位身躯魁梧高大，麻脸梭角分明、热血善感的男子汉身上，滔天感到了守正不阿的民族气节，找到了湖南人的精神性格。两人互以“骨董先生”相称，十分投契。1899年lO月，在香港成立兴汉会时，滔天又见到了湖南哥老会的头领辜人杰，柳秉彝、谭祖培等，都被滔天看成古朴可亲的英雄，毕永年因悲愤于唐才常自立军起义之失败而入了僧籍，不久便园寂。滔天痛失良友，20年后撰写《亡友录》时，还缅怀他操守节义的纯洁性。不亚于旧友的伟丈夫黄兴的出现，加之，集领袖风度于一身的黄在学识和教养方面都胜于毕，于是，一见面便结下了相知相许的关系。
孙黄媒介辨
把黄兴介绍给孙中山的人究竟是谁？这是论述孙、黄关系史时必然涉及的问题。现存两说：毛清青所编《黄兴年谱》、广东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等编的《孙中山年谱》、台湾杜元载所著《革命元勋黄克强先生》和陈固亭的《日本论丛》等都采用滔天介绍说；台湾左舜生著《黄兴评传》和黄庆福的《清末留日学生》则持杨度介绍说。中村义在《孙文和黄兴初次相见的仲介人是滔天吗》一文中也主此论。
杨度介绍说，始见于左舜生的《万竹楼随笔》一书中章士钊的回忆文章《与黄克强相交始末》：
“吾抵东京,寓牛込区若宫町二十七番地。未久，克强移来同居。适孙中山先生由横滨携小行囊独来东京，旨在与留学生商议大事。时留日学生以扬度为有名。杨寓富士见町，门庭广大，足以容客。于是，中山与扬聚议三日夜不歇，满汉中外，靡不备论；革保利病，畅言无隐。卒乃杨曰：‘度服先生高论，然投身宪政久，难骤改，橐鞬随公，窃愧未能。度有同里人曰黄兴，当今奇男子也，辅公无疑，请得介见’。中山喜。翌日，吾若宫町宅，有先生足迹见临。克强与吾，皆初见先生。吾前岁草《孙逸仙》册子，尤相契合。楼下席广窗明，主客失次，三人或蹲或卧，按地图，议天下大势，……俄而集留学生，为大会盟之议起。”
对此，我有几点疑惑。其一，当时的杨度果真是值得孙文用三天三夜来说服的对象吗？的确，先于黄兴赴东京游学的杨度有一定的知名度，曾担任留学生会馆的于事长。他是立宪主义者。从1903年秋起即与杨度相识的孙文，怜惜他横溢的才华，曾和程家柽一起前往饭田桥，到被称为“留日学生俱乐部”和“湖南会馆”的杨度寓所访问，请他参加兴中会。他则引日本、英国立宪成功为例，认为用剧药于当今之中国，必将导致亡国，加以拒绝。他和范源濂等，一直是积极宣传革命的黄兴的反对者。这一时期，黄兴在留学生中的声誉已不亚于杨度。滔天曾在《轻便乞丐》一文中写道：“君（指黄兴）一边在宏文院学习，一边在学生中鼓吹革命，联系各省学生，执其牛耳，被私下视以为首领。”又说，后来“张继、宋教仁等同居其处，宛如支那革命的参谋部。”再从1905年5月湖南同乡会选举总理时两人获得的票数来看，可以证实，至少在湖南籍的留学生中，黄兴的声誉已经凌驾于杨度之上。难道孙文不惜再度花费逗留日本的宝贵时间和精力去劝说杨度，令我费解。
其二，租住横滨山下町121号的孙中山，三天空房外出，宿于富士见町的杨度家，难道一点也没有引起敏感的日本警察当局的注意吗？纵令在当时，孙文横滨登陆后的行动还没有达到非一一报告外务省不可，但6月4日于巴黎复信给滔天的孙中山，写明了返日共谋大事，他就应当小心谨慎，避免因不必要的举止而惊动密探。不久，神奈川县知事即有如下的汇报：
清国流亡者孙逸仙，常耽于读书，偶尔散步，无往来访问之客。唯屡屡进京，乃不过为会见在京本国学生也……”
其三，如前所述，早在孙文返日前很久，黄兴已没有和章士钊住在一起了。滔天把黄兴寓所评价为“支那革命的参谋部”时，文中也未列出章士钊的名字。滔天一直珍视《梦》的中译本，比喻“原文如瓦，译文如玉”。如果章住在黄的“参谋本部”的话，必将记录其名无疑。滔天不仅在当时，而且终其一生也未见到过章士钊。
其四、章追述的孙文访问黄兴时两人的举止神态也不可思议：注重礼仪的中国人，迎接刚从海外归来、初次见面的革命先驱时，竟会主客失次，或蹲或卧。很难想像，关系到同盟会成立的“大会盟之议”，居然产生于杂谈的气氛之中。
为了便于比较，摘引滔天的回忆文于下：
“孙文君欧美之行归来，访问我之寓所。问留学生中可否有热血青年？予以黄君相答。孙云：当共访之。即相携赴神乐坂附近之黄寓，予先开格子门，言有客，黄君出来，一见，乃知其为孙君，以手向外示予。狼啸奔来。欢呼道：啊!孙！”黄君即其肩，遂捂口跳跃。可见黄君之周而狼啸之稚气可爱。予与孙君宁立户外片刻，黄君携张继，宋数仁、狼啸三人出来，相伴赴坂上中国菜馆凤乐园。初次相见寒暄一番，遂入正题革命谈……”
文中所述，黄兴避开寓所内来往人群的耳目，于户外邀孙中山到菜馆晤谈，显示了黄兴的机警、稳重。同时，也揭示了：孙文是多么受期待；孙文也多么迫切希望得到同盟者；为此，日本的支持者又是多么盼望这次会谈。
虽然，当事人之一的宋教仁在日记中无任何记述，但另一位参与者张继却在他的《回忆录》中留下了滔天为仲介人的记载。
此外，章士钊回忆文中还有一个较大的错误，他把《梦》的中译本出版时间误为孙、黄会见的前一年。那么，会见的时间便成为1904年了。然而，1904年11月22日以前，黄兴不在日本；这一年，孙文也未曾踏上日本国土。章在文章末尾有“忽忽五十年”之句。估计写于60年代初期，记忆上的错误是难免的。
为《年谱》补遗
仔细考证黄兴和滔天的关系，我发现还有未被《黄兴年谱》收录的史实。
据涉谷敦《日野熊藏传》，黄兴和张继曾多次访问过日野熊藏的家。陆军大尉日野是滔天的同乡好友，熊本英学校的低班同学。任东京青山军事学校教官时，他曾为胡毅生等14名中国留学生讲授军事学。1905年8月，毕永节由黄兴寓所搬到牛込区北山伏町31号日野家去住，很可能黄兴是从这时开始访问日野的。黄兴在组建同盟会时也不忘学习军事知识。相传，6年后的四川护路运动时，日野制造的新式炸药运到了中国。也许可以这么说，黄兴在这一时期的努力，结出了鲜为人知的成果。
1907年3月中旬，黄兴和滔天曾到横滨访问从长崎来东京的俄国人莱塞尔，请教炸药的制造方法。为了从化学造诣很深的莱塞尔那里把手榴弹的制造学到手，滔天曾让外甥——东大理学系学生筑地宜雄同行。筑地后来回忆道：我把莱塞尔传授的方法和自己研究的成果写信寄给《民报》社的黄兴，数月后，黄兴寄来了报告炸药制成的感谢信。《滔天年谱稿》的作者认为：1909年1月，黄兴、滔天赴九州旅途中，在长崎再度和莱塞尔相会，但从早已开始严密监视的日本警察报告里，还未见到这件事情。他们在长崎逗留的两天，只和稻天旧友福岛熊次郎往来。福岛夫人千代子是莱塞尔传授炸药制造法时的翻译，或许，就是通过她来与莱塞尔接触。
总之，宫崎滔天就是这样极力支持黄兴的革命活动。第二次革命失败以后，中华革命党的创立，导致孙、黄分裂。滔天竭力调解。他这时的感情，与其说倾向于理论上独裁的孙中山，不如说是倾向具有实践家的风度、民主主义者的黄兴，这是从当时滔天给友人的信中细微之处，可以察觉得到的。
什么是联结滔天和黄兴的最基本的东西呢？我认为那就是两人都有一颗愿与弱者、被压迫者共甘苦之心和为革命不怕死的精神。滔天在1900年和孙中山一起进行惠州起义时，就决心为中国革命战争献出生命。1906年《民报》创立一周年纪念大会上，他用“第一不怕死”的庄严许诺表明自己支持中国革命的坚贞。而黄兴组织起义，几乎无役不与。蹲在黄兴逝世的床前，握着那在黄花岗之役中失去二指的右手，滔天悲泣不已，不忍离去。想起这种建立在献身精神上的牢固友谊，我们应对今天中日关系进行认真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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