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民党的历史学中，涉及民国初年史事时，黄兴常被指责为“右倾”。1949年以后，这种说法仍然非常普遍。今天看来，这种观点的偏见是明显的。我认为，探讨革命党主要领导人在民初复杂政治局势中的动向，颇有意义。本文拟以黄兴为主展开论述，并与另两位同盟会主要领导人孙中山、宋教仁进行比较。时间断限为：1912年4月至1913年8月。

一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不久参议院也迁到北京，一个并不属于革命党的袁世凯当了民国临时大总统。怎样应付这种新的局面?革命党的领导人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并没有成熟的想法，他们也没有在一起认真商榷过对策。而袁世凯的狼子野心倒是明确的：逐步扩大个人权力，攫取革命果实，推行专制独裁。

在让位的过程中，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都是矛盾和犹豫的，他们希望利用袁世凯推翻清廷，但对袁是否忠于共和，他们又有所怀疑。孙黄坚持定都南京，宋教仁坚持责任内阁，都包含有限制袁世凯权力和改造袁系集团的目的。辞职之后，孙中山对局势的估计既乐观又悲观。乐观时他认为民族、民权两个目标已经达到，目前主要的问题是致力于民生主义的实现。悲观时他觉得政治如一团乱麻，无所措手足。因此，他主张干脆让权袁氏，自己专力从事实业，争取民生主义的实现。孙中山让权袁氏的想法和他对共和政体的设想是一致的。孙中山一直认为，共和国的总统应有较大的权力。在他看来，如果袁世凯忠于共和，那么，由他自己还是袁世凯担任总统都是一样的。但是另一方面，从巩固共和的角度出发，他又支持宋教仁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的活动。

在对共和体制的设计上，宋教仁与孙中山大不相同，宋一直是责任内阁制的鼓吹者，主张总统不负实际责任。南京临时政府结束之后，宋教仁也到了北京，他一面坚决主张责任内阁制，一面积极活动，准备联合其它小党，把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企图以扩大了的党势来限制袁世凯的独裁。

对袁世凯的评价，黄兴似介于孙和宋之间。1912年4月到9月，黄兴与袁世凯方面曾多次发生冲突。临时政府北迁后，黄兴担任南京留守。留守府保存了一定的革命军事力量，但财政极为困难，士兵有时只能以稀粥充饥。黄兴时刻担心部队哗变，他多次向北京方面告急，但袁世凯借口财政困难，常常置之不理，而袁自己的军队却能够丰衣足食。即使如此，北京的袁系和立宪派的报纸还经常攻击黄兴拥兵自重，黄兴的愤懑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也许正是因为留守府的财政困难，黄兴比较关心北京政府的财政问题。第一届内阁刚刚建立，就开始了借款活动。在交涉中，英、美、法、德、日、俄六国银行团以监督中国财政为借款条件。此时倾向于同盟会的国务总理唐绍仪认为借债条件不应损害国家主权，他见银行团提出的条件过于苟刻，就拒绝并转向比利时华比银行借款lOO万磅。此举触怒了银行团，驻京外交团也提出抗议。袁世觊命唐绍仪向银行团道歉，被唐拒绝。袁世凯只知讨好列强而不顾主权损失的做法，遭到一些同盟会员的反对。1912年4月29日，黄兴通电主张劝募国民捐，以减少外债，抵制外人的要挟。但袁世凯并不理睬黄兴的呼吁，反而改派倾向于立宪派的财政总长熊希龄与银行团交涉，而自己在背后主持。同时又在经济上给黄兴制造困难，迫使黄兴迅速裁减军队。5月中旬，熊希龄与六国银行团签订了垫款银300万两的合同，其中有由银行团核计员监督垫款用途，由海关税务司监督军饷和遣散军队费用等条款。因损失主权太多，黄兴通电坚决反对，其中有“二十年来，海内各志士赴汤蹈火、粉身碎骨所辛苦缔造之民国，竟一旦断送于区区三百万之垫款。吾辈一息尚存，心犹未死，誓不承认”之语。后来黄兴又提出成立国民银行以救危急，还是没有被采纳，而南京留守府的财政却越来越困难。黄兴只好提前撤消留守府，袁世凯假意挽留一番后批准，6月14日，黄兴正式通电解职。

由于这些事件，增加了黄兴对袁世凯的恶感，也加深了他对民国前途的忧虑。黄兴辞留守职后对俄国外交官的谈话是深有含义的。他说：“从革命成功之日起，在共和派里面，就是说在政府、军队和行政机关的现有成员当中，混进了异己者，甚至是新制度的敌对分子。我个人认为，可能当我感觉到革命组织者内部不够统一和团结时，这个问题就存在了。这些人以为是时候了，可以慢慢地、小心地把国家机器转向，使我们走回头路，打着共和国的旗号恢复旧制度，照旧专横地、不受监督地任用某些人，照样卖国。起初仿佛出乎意外地振作起来的中国整个国家生活，在最近两个月内就悄悄地掩旗息鼓了。”

下面一段话更加明确：

“当国内普遍地看到旧制度已穷途末路，少数清兵不管怎样挣扎已无法阻挡事物的自然趋势之时，清朝的大臣们就接二连三地转向共和国一边来了。他们纷纷背弃自己的政府。这类大臣的大多数都是行将就木的人了。我以为，他们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不要断了自己的生财之道。一些比较薄情寡义的人，打算勉强顺从新制度，把自己衙门上边“大清”这两个字抹掉，照旧当官；而另一些死心塌地和沽名钓誉的人，则希望凭借他们的统治经验，在不久的将来把新潮流扭回到旧轨道。”

上引两段话是在1912年夏天说的，代表了黄兴对当时局势的见解，可以看出他的头脑是非常清醒的。

在国内公开场合，黄兴也表达了这种看法：“今日虽已推倒满清政府，而障碍之物尚多”；“中华民国成立已半年，而一切未能就绪。”黄兴忧虑的是，整个中国在共和国的招牌下向旧制度倒退，他对袁世凯进行过抵制和斗争，但并没有什么有力的措施。

1912年8月15日，袁世凯与黎元洪合谋秘密杀害武昌首义领导人之一的张振武和他的部下方维，使黄兴、同盟会与袁世凯的冲突达到高潮。黄兴得到事件消息后极为愤慨，8月18日，即案发后第三天，黄兴通电袁世凯质问。8月20日，黄兴再次通电质问。他指出，即使“在前清专制时，汪精卫谋炸摄政一案，讯供确凿，尚能出于详审，仅予监禁”，“今不经裁判，竟将创造共和有功之人立予枪毙，人权国法，破坏俱尽。”本来黄兴是准备与孙中山一起到北京的，张案发生后，同盟会员竞相劝阻，结果孙中山单独于8月24日抵京，黄兴则留在南方。然而，袁世凯党羽却造出黄兴与张振武同谋二次革命的谣言，还说黄兴因此不敢进京。黄兴非常气愤，致电袁世凯要求彻底查办，于右任、胡瑛等人也通电要求“彻查严究，以杜群小肆恶之渐，借免国本倾覆之危”。在这种情况下，直到黄兴赴京途经天津时，他还说：“共和二字乃理想中的空名词，如欲达成真共和，尚须人民之实力。”

1912年4月到9月这段时间，在同盟会三个主要领导人中，孙中山较为信任袁世凯，宋教仁对袁的恶感最甚，而黄兴与袁系集团的直接冲突最多。黄兴的想法介于孙、宋之间，而与宋教仁更为接近。同盟会的政治策略没有确定，在袁系集团的进攻面前显得软弱无力。

二

1912年8、9月孙中山、黄兴与袁世凯的会见，对于黄兴与袁世凯的关系来说，是一个重大转折。张振武案发生后，黄兴本来还是坚持同孙中山一起入京，但为同志劝阻，同时孙中山也主张黄兴暂留南方，于是黄兴没有赴京。孙中山到京后，很快就打电报给黄兴：

“到京以后，项城接谈两次。……以弟所见，项城实陷于可悲之境遇，绝无可疑之余地。……千万先来此一行。

于是黄兴决心成行，他和陈其美等人于9月11日抵北京。孙、黄到京的时候，袁世凯都布置了极为隆重的欢迎仪式。在与孙、黄的交谈中，袁故作姿态，表现得极为诚恳，谦恭，对孙、黄的建议几乎是言听计从。黄兴入京刚三天，袁世凯就说：“中山高明，克强笃实，一见可知，且均和蔼可亲，宜其为天下所倾服。”袁世凯的“诚恳”甚至到了如此地步：“昨日(9月30日)袁总统寿辰，各国务员及他重要人物登门祝嘏，袁总统一概谢绝，至十二时犹与黄克强谈要政。即其家属男女老幼等环绕庭外，拟效老莱斑衣之舞，终……不获一见颜色。……故此次寿辰，一若行所无事。”

袁世凯甚至宣称：等到正式国会召集，选出新总统，“我可以退为国民，效法中山之兴办实业，富裕民国”。

袁世凯一番装模作样的“推诚相待”，使心地光明磊落的孙中山和诚厚笃实的黄兴落入了轻信的陷阱。孙中山明确宣布，自己不受第二次总统之职，并认为“嗣后国民党同志，当以全力赞助政府及袁总统”，“袁总统才大，予极盼其为总统十年”。黄兴在初次见袁世凯之后就对人说：“袁公确是英杰，民国第一流人物。”当国民党的新闻记者访问他的时候，他又说：“袁公的是英杰，民国可靠人。今共和虽成，基础未固，望新闻界注意维持。遇有不法，随时纠正，方为妥善。万不宜心存成见。取过激之攻击态度。”自孙、黄与袁会见后，国民党与袁世凯的冲突暂时停止。在黄兴的调节下，延搁很久的内阁问题也顺利解决。

黄兴到北京的时候，国民党刚刚成立。对宋教仁组织国民党，黄兴全力支持。他认为中国的政党太多，反而不能发挥作用，要“追踪法、美以收共和之美果，不可不造成伟大政党，俾对于国家政治力加研究，以得稳健之主张，发表于国民之前，使全国人心有所趋响，而后得多数国民同情，政治进行可免障碍，国家之发达亦于此基之矣”。在北京，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对于国民党的近期目标取得了一致意见，即争取议会选举的胜利和实现政党内阁。但是，对国民党的作用，黄兴和宋教仁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宋教仁组织国民党，除了符合他早已有之的政党政治理想外，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结成大党以抵制袁世凯。黄兴自到北京会晤袁世凯之后，就对之采取维护的态度。他在北京劝说国务员加入国民党，甚至劝袁世凯也来作国民党的领袖，说是如此政府方有后援，政局才能安定。袁世凯虽未加入，但他的亲信，当时的国务总理赵秉钧以及其它一些国务员却参加了，故人讥之为“内阁政党”。当然，黄兴虽然老实忠厚，却并未糊涂到认袁世凯、赵秉钧为革命同志的地步。黄兴的出发点有两个：一是想用国民党来改造北洋派，以达到巩固民国的目的；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是当时中国面临严重的外患，黄兴乃力求团结一致，共同对外。当时英国阴谋策划西藏“独立”，并唆使达赖逃往印度。更为严重的是蒙古问题，沙俄趁中国发生革命之机策动一些蒙古王公成立所谓“大蒙古国”。1912年11月，沙俄竟与外蒙当局私自签订《俄蒙协约》，使外蒙实际上成为沙俄的殖民地。黄兴在京时，正值外蒙吃紧，他曾提出“征蒙四策”，并表示愿意担任征蒙总司令。他认为只有稳固的、强有力的政府，才能应付外部危机，而“欲组织强有力之政府，必须强有力之政党，然后足彰政府威信，巩固国基，隐消外患。本党唯一宗旨，愿在扶助政府。然使政府与政党不相联属，扶助之责容有未尽，……此次各国务员加入本党，实为维持民国前途起见”10月18日，黄兴又在《民立报》上发表了致北京国民党本部的公开信，主张乘沙俄内部局势不稳之际出兵外蒙，并主张“吾国此时亦当以一切党见之精神岁月移以对外，切不可迁延违误。”黄兴的做法得到了孙中山的赞同，孙还说：“嗣后国民党同志，当以全力赞助政府及袁总统，袁总统即赞成吾党党纲及主义，则吾党愈当出全力赞助之也。”

黄兴进京，可以说是满腹狐疑而去，高高兴兴而回。然而，在表面上调和一致的背后，隐藏着可能发生的更为严重的冲突。因为在根本上，国民党要民主，袁世凯要独裁，两者无法调和。不过，直到宋教仁被刺以前，无论在公开的或私下的场合，黄兴对袁世凯都是推崇备至的。这时候，黄兴真正感到宽心了。袁世凯是一个可靠的人物，革命事业终于完成了。他想象，几十年后，中国也会象日本一样，成为强国之一。自己可以象华盛顿一样，功成身退了。因此，在回乡的路上，他吟出了“卅九年知四十非，大风歌好不如归。惊人事业随流水，爱我园林想落晖”的诗句。

这时，只有以《民权报》为阵地的戴天仇等人绝不信任袁世凯，但他们的地位不足以影响大局。宋教仁对袁世凯仍然不信任，他到处演说抨击袁世凯政府，同时以扩大了的国民党与袁对抗。宋教仁因此深遭袁忌。而被暗杀。

另一方面，黄兴支持袁世凯也不是无条件的，前提是袁必须遵守民主共和原则。在1912年至1913年初关于宪法问题的争论时，就反映了这种情况。1912年11月，袁世凯在谈到蒙古问题时，说是交涉的失败是因为大总统不负实际责任，此后“不当为防闲一人制定宪法，……不当思为防制一人防制政府而为制定宪法宗旨。故制定宪法必须取消防御主义”。袁世凯的用意，实际是指责临时约法规定的责任内阁制。随着1912年底1913年初国会选举的明朗化，围绕宪法问题的斗争也尖锐起来。1912年12月，梁启超在《庸言》上发表文章，声称国会不适于起草宪法。于是江苏都督程德全通电主张由各省都督各举二人，成立所谓宪法起草委员会，起草宪法后提交国会。他的意见得到不少都督的赞同。袁世凯大为高兴，宣布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因为国民党将在国会选举中获胜，所以，由国会起草宪法、将会起草一个民主的、限制总统权力的宪法；而由所谓宪法起草委员会起草，将是一个有利于总统独裁的宪法草案，并借重各省都督之力强加给国会。因此，国民党坚决反对这一非法行为，《民立报》、《民权报》等纷纷著论驳斥，各省推荐的起草员也多辞不就职，以致宪法起草员不能开会。宋教仁曾多次公开讲宪法问题：“国会初开第一件事，则为宪法。宪法者，共和政体之保障也。使制定宪法时为外力所干涉，或为居心叵测者将他说变更共和精义，以造成不良宪法，则共和政府不能成立。”又说：“宪法问题，当然属于国会自订，毋庸纷扰。”黄兴与宋教仁的立场一致。1913年1月，黄兴在国民党上海交通部的欢迎会上就说：“现今最重大者，乃民国宪法问题。盖此后吾民国于事实上将演出何种政体，将来政治上之影响良恶如何，全视乎民国宪法如何始能断定。故民国宪法一问题，吾党万不能不出全力以研究之，务期以良好宪法，树立民国之根本。”读了王宠惠的新作《宪法刍议》后，他写信给王宠惠：“尊著《宪法刍议》虽未窥全豹，其绪论中‘宪法非因一人而定，乃因一国而定，非因一时而定，乃因永久而定’，最为不刊之论。弟久欲撮斯议通电全国，使人人皆明公义，不敢自私，所谓宪法研究会(按：系由宪法起草委员会变相而来)之手段及各省都督之主张，可一扫而空之。”

综上所述，从1912年4月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到次年3月这一年时间里，黄兴的心态和政治立场有过重大转折。1912年9月之前，黄兴对共和的前途充满了忧虑，与袁世凯集团发生过多次冲突，与孙中山相比，黄兴对袁世凯有着更多的警惕和不信任感。可是自与袁世凯会见后，黄兴心头的那些疑虑有如烟消云散，与孙中山一样，他也转而对袁世凯持维护和调和态度，尽管这维护是以民主原则为前提的。这种状况一直到宋教仁被刺才彻底改变。不容否认。这种状况有利于袁世凯按他的既定方针推行专制独裁。

等到宋案发生，孙、黄认清了袁世凯的真面目，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即由和平斗争转变为武装对抗，本文就不准备论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