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春保卫战，是武昌起义后由黄兴指挥的武汉革命军为保卫首义成果、以少匹多、以弱敌强、以劣战优的一场战争。虽然由于多种原因导致了革命军的失败，但其意义却是不可低估的。

辛亥武昌起义后，清朝廷为了扼杀新生的革命政权于襁褓之中，从各地调集了装备精良的反动军队来武汉围剿革命力量。并重新起用反革命老手袁世凯以对付南方革命力量。此时的中国，是革命和反革命、新生力量与腐朽没落势力进行大较量、大决战的关键时刻。这种较量和决战集中表现在争夺阳夏之役上面。

1911年10月28日，黄兴和宋教仁、刘揆一等人由沪抵汉，时值革命军为保卫汉口和清军正进行尖锐的对抗。黄兴的到来，给正在抗敌流血的武汉军民以巨大的鼓舞。黎元洪得知黄兴到了汉口，便立即命骑兵擎着“黄兴到”三个醒目大字的旗帜游遍武汉三镇，借以安定人心。是日下午，黄兴至武昌，后又在吴兆麟、杨玺章等人陪同下，前往汉口视察，前面高举丈二“黄”字大旗开道。革命军战士为之精神振奋，视之为“天兵天将”。清军士兵望而生畏，私语“是曾在广东欲杀张都督（鸣歧——笔者注）者，乃真将军也。”汉口战场，原来指挥数易，黄兴的到来，解决了指挥频易的问题，并扭转了被动作战的局面。但革命军多系从附近招募的工人和农民，未受过正规训练，甚至不会开枪。他们白天驻守阵地，晚上却溜回家去了，没有严格的军纪。加之清军武器精良，尤其自10月29日冯国璋率部到汉后，采取了

火烧汉口的恶毒办法，烧一段，进一段，革命军无处掩护，只得节节败退，至11月2日汉口失守，保卫汉口的革命军全部撒退到汉阳。

11月3日，黎元洪在阅马场举行隆重仪式，令黄兴为民军战时总司令。黄兴在会上慷慨陈词：“此次革命，是光复汉族，建立共和政府，……我辈宜先驱逐汉口之清军，然后进攻。收复北京，以完成革命之志!”他号召大家同舟共济，“以期共达其目的”。并强调军队必须遵守纪律，服从命令。他坚定地表示：“为国尽瘁，亦属义不容辞。”当日下午，设司令部于归元寺附近之昭忠祠，筹划攻守汉口、汉阳问题。当时刚到武汉助战的湘军第一协协统王隆中作战心切，力主速攻汉口，向黄兴提出：“应趁此清军兵力未充之际迅速进攻。若再不转移攻势，我即不愿尽防御之责，我即报黎都督回湘。”作战司令部的参谋长李书诚也说：“兵贵气旺，今宜利用湘军第一协之旺气，配合鄂军精锐，收复汉口。”在鄂的谭人凤、程子楷等人也积极主张速攻汉口。又恰值日人大元带领日本浪人多名来投黄兴，乐为充当侦探，并说：“汉口满军兵力较民军为单薄，中外人民又不帮助，不难攻击，必能收良好的结果。”黄兴见此般情景，也就认为应一鼓作气，取“兵贵神速”的办法，决定反攻汉口。11月16日夜，革命军分三路渡汉水攻打汉口。可是，担任左翼的湘军第二协协统甘兴典部，在强大的敌人炮火面前仓惶后退，逃往湖南，原定成炳荣部从青山渡江进攻刘家庙的步兵，也因成炳荣贪杯大醉。下错命令，未能按照命令执行任务；第二路军因标统杨选青于是日新婚，未亲往指挥，也未按计划进攻汉口的龙王庙；王隆中部实成孤军作战。这次反攻很快败北，伤亡官兵近千人。

反攻汉口不能不说有些冒失，一则革命军刚在汉口受挫，元气未复，亟需整顿补充。二则驻汉阳的民军只有一万三千余人，而汉口清军逾两万，且装备远胜于革命军。黄兴只看到了民军请战的激情一面，没有很好地考虑主观客观条件。有人说这是黄兴“性急贪功”所造成的失败，实在太欠公允。黄兴作为一个为革命奔波多年、几经浴血奋战的革命者，此时看到全国风起云涌的大好形势，而首义地区的武汉三镇之一的汉口却重陷敌手，他怎能不心焦如焚?怎不盼望早日收复汉口?以黄兴一贯的品德来论，他远不是一个“贪功”的人。

反攻汉口的失败，暴露了革命军自身的弱点，增强了清军攻占汉阳的企图；更何况袁世凯已重登舞台，急图攻占汉口，汉阳，作为他施展反革命两面派手法的资本；又由于革命军伤亡重大，不仅削弱了汉阳的防卫力量，也挫伤了士兵的积极性。所有这些，导致了民军在汉阳的败北。黄兴的参谋长李书诚也自责说：“我在战略上、战术上都犯了极大的错误”。

11月19日，清军大举进攻汉阳，虽然黄兴亲临阵地督战，并立下了“不准后退，退者斩”的军令状，但汉阳防御薄弱，王隆中又不顾战局的安危，擅自撒军至武昌，尽管刘玉堂率领的湘军来援，还有甘绩熙等人组织的100余人敢死队奋勇抗敌，也无法挽回失败的结局，11月27日下午，汉阳终于沦为敌手。

革命军在一个多月的阳夏保卫战中，死伤官兵不下七千人，大批武器、弹药、粮饷落入敌手。惨重的损失，严重地剥弱了保卫武昌的革命力量。

革命军的失败，并非黄兴指挥上的错误，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黄兴分析为：“第一系官长不用命；第二军队无教育；第三缺乏机关枪”。就是说，革命军的官兵素质差，末经过正规军事训练，临战时不服从军令，战斗力不强，武器远不如清军。这样的军队是难于战胜敌人的。黄兴的分析不无道理，但是真正的原因远非如此。

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的军政大权就为旧官僚和立宪派人所操纵，他们盘踞高位，呼朋引类，结党营私，对革命党人采取分化，排斥、打击的手段。而革命派人物孙武则醉心于扩大自己的势力和文学社领导人蒋翊武起争端，竟至“拥黎以自重”，与汤化龙相勾结，排斥异己，他们“一文一武，同恶相济。”这些人整日所考虑的是如何扩大自己的权势，怎会去全力以赴筹划保卫阳夏的战斗呢?同时，由于旧官僚、政客、立宪派及孙武等人，处处压制和排斥黄兴，使黄兴无法施展他的雄才大略。黄兴到武昌后，军政府曾讨论黄兴的任职问题。蒋翊武、杨王鹏等人认为黄兴是当时在国内唯一有声望的同盟会领导人，根据原来请黄兴来鄂主持大计的方案，理应推黄兴为两湖的大都督和南方革命军总司令，位在黎元洪之上。但汤化龙、孙武、刘公、吴兆麟等人却极力反对，吴兆麟还提出六条反对的理由，说免得别人“视我辈有争权之嫌，不顾大局”。争论十分激烈。在这种情况下，宋教仁只得说：“我们初来湖北，对于湖北军队情形不熟悉。既有利害冲突，即作罢论可也。”黄兴位在黎元洪之下，他的命令难于下达。在战场上指挥不动军队。反攻汉口时，甘兴典向后溃退，黄兴和司令部的人上前拦阻，反而有后退士兵扬言要向拦阻人员开枪；汉阳保卫战时，王隆中又擅自撒兵至武昌。这都是黄兴位在黎元洪之下，难能集军政大权于一人所致。再则，革命军在阳夏保卫战中的失败，与革命派内部对袁世凯的反革命两面派的认识与防范不够不无关系。袁世凯自11月1日被清廷命为内阁总理后，一方面派北洋大军加速对汉口、汉阳的进攻，以控制长江北岸，威胁武昌，一方面又玩弄“和平了解”的阴谋。革命派对于袁的这一阴谋是认识不够的。士兵们认为袁世凯“既是汉人，如有一线天良，决不能为满奴卖力。”黄兴也幻想袁世凯能归附起义。11月9日他致函袁世凯：“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分，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袁世凯工于心计，恰恰利用了革命派对他存有的幻想奢望，进一步玩弄“一拉一打”的反革命伎俩，大力增援攻打汉口、汉阳的清军，使革命军处于不利地位。阳夏保卫战的失败，正好暴露了资产阶级革命派软弱的一面。

黄兴指挥的阳夏保卫战虽然失败了，但其历史意义却是不可低估的。参加过这次战役的程潜说：“在这样急迫情势中，能够指挥进攻，取得主动，即是一种胜利。”革命军在黄兴指挥下，面对强大的敌人，采取主动攻击，狠狠地打击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它向全国人民表明：清朝军队不是不可抗击的。同时，阳夏保卫战为全国各省的革命势力争得了时间，有力地牵制了袁世凯三分之一的嫡系部队，各省乘机发动起义，在这段时间内，先后有陕、晋、川、沪、浙、粤、苏、闽、滇、黔、桂、辽、皖、豫等十多个省市宣布独立，成立革命政府，使清廷反动势力有如大海之泥牛，四面楚歌。冯自由说得好：“故克强之功，虽在坚守汉阳，而其能坚守汉阳，以促各省革命党之响应，则关系民国之兴亡尤巨。”我们可以说，阳夏保卫战推动和促进了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从局部来说虽属失败，但从全国革命形势来看，则是一个极大的胜利。它沉重地打击了敌人，鼓舞了人们的斗志，迫使清朝反动势力不得不和革命派议和，直至宣布退位。

11月27日汉阳失守后，黄兴即于当晚离鄂去沪。他是否因为吃了败仗临阵脱逃呢?否！

黄兴确有他打了败仗的苦衷：“战争一败至此，官兵无一人用命，眼见汉阳已失，我亦无面见一般同志，惟有一死，以谢同胞。”也有人讥讽他为“常败将军”。但黄兴毕竟是一个胸怀抱负、奔波多年、久经沙场的革命者。他从失望中很快振作起来，清醒地意识到再去指挥那些“不用命”的官兵来和清军作战，已是不能保住武昌的了。他又不能在此坐待援军，他必须另辟蹊径。于是决心东下上海，到那里去重振雄威。尽管谭人凤等人规劝他留在武昌，但已不能动摇他的宏志。同时他也感到再留武昌所受的压力太大，官僚、政客、立宪派人物一直在排斥他，孙武的态度亦颇恶劣，因“黄兴到武昌任总司令，对孙武的纂权谋利是有反感的，故孙武对黄兴亦不满，不得不以对待文学社的手段对待黄兴”。黄兴的威望高于孙武，黄兴到鄂后，使孙武大为逊色，故孙武心怀嫉妒，处处使黄兴掣肘。讨论黄兴出任总司令的方式问题时，他不置可否，商讨以黄兴名义发表的文告时，他不表态，黄兴守汉阳，他公开诋毁：“黄不过先声夺人，实不知兵。”孙武的恶劣态度，已到了使人难以忍受的程度。因此当黄兴到沪后，在商讨给黎元洪的电报时，有人提出：“电文措辞不要表示道歉，应该指谪武昌首义诸人对我们有各种歧视，所以我们才离鄂来沪的。”这些都说明黄兴在汉阳失守后，毅然离鄂去沪是有其原因的。

黄兴离开形势危急的武昌，不能说成是他的退却，而是他发起新的进攻的起点。还在阳夏战争期间，上海社会名流张謇、汤寿潜、赵凤昌等人就推庄蕴宽去武汉请黄兴到上海去，“统率江、浙军队攻克南京，在南京组织全国军政统一机构，继续北伐，完成革命事业”。但黄兴当时回答：“我现在还担任武汉方面的作战任务，不能离开武汉，看以后情形如何再说。”程潜在离汉返湘时也劝黄兴“及早摆脱汉阳前线指挥任务，驰赴上海，设法攻下南京，作为革命根据地。”黄兴对程潜的意见“深以为然”足见黄兴去上海筹攻南京之举，早已酝酿在胸，只是要看到武汉的“情形如何”再定。阳夏既已失守，武昌完全暴露在敌人炮火之下，他再留武昌已无益。在27日晚上的军事会议上，他的放弃武昌、东下攻克南京的意见遭到拒绝以后，他不能再犹豫了，他必须争取时间，尽快率江、浙军队来解武昌之危。所以他说：“既然大众不赞成放弃武昌，死守待援，亦是一策。我一人去上海，如将南京克复，我即带两万精兵来援武昌。”可见他胸怀远大目标，希望尽快控制江南的政治、经济中心——上海、南京，既可以驰援武昌，又可以驱师北伐。所以黄兴离开战斗的武昌前线而去上海，决不是退却，而是寓含着更大、更猛烈的进攻。

黄兴指挥的阳夏保卫战，是武昌首义后，革命派以大无畏的英雄主义气概与敌人展开的首场大决斗。在战斗中，黄兴指挥有方，勇敢异常，不愧为出色的军事家和革命家。他为中华民国的创立，立下了卓越的功勋，其历史功绩将永垂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