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同盟会建立起,黄兴几乎亲自指挥了所有重要的武装起义,辛亥革命后又督战汉口,讨袁江苏,向以勇毅、实干著称。辛亥人士誉之为“非思想家,亦非言论家,实为革命党中唯一之实行家也”。务实,可谓是黄兴性格中的一个主要特征。
社会学认为,任何人的政治行为和政治性格都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所以,中国历来重视邻里家庭、师友亲属对一个人的影响,出现了《船山师友记》、《魏源师友记》等著作。心理学研究又表明,一个人的性格气质往往在成年前即趋于定型。黄兴,诞生于湖南善化,直到24岁才第一次离开家乡入武汉两湖书院就读。显然,他的务实性格的形成和近代湖湘文化的陶冶有着密切的关系。
家庭是每个人性格形成的始源地,父母则是最早的影响者。黄兴祖籍江西,先世于明末迁居湖南,据说是因仰慕周敦颐的理学,欲亲灸其余韵的缘故。黄兴父亲黄筱村中过秀才,先后在本乡和长沙教馆授徒,略具文名:继母易自易,出自大家,颇识诗书,民国后曾任长沙女子中学校长。黄兴6岁时父亲即为他开讲《论语》,选授唐宋词文,8岁就读本村萧举人所设私塾,11岁改从乡里周笠樵翰林家塾,课余还受继母易自易的严格督促。1893年,即19岁起又入长沙城南书院攻读。黄兴青少年时的思想性格现已无确切资料可证,但从以上他的家庭情况和他的经历看,则可以肯定必然深受湖湘传统学风的熏陶。
湖湘学风的突出特点是:重践履,务实用。南宋初年,胡安国、胡宏父子创立湖湘学派之始,就反对“不究实用,平居高谈性命之际,叠叠可听,临事茫然”的虚浮学风,以“多留心经济之学”教诲弟子。稍后,主教岳麓的张栻强调“知之非艰,行之惟艰”,认为“若如今之人不践履,真是未尝真知耳”。后来的湖湘学者或提出“智慧欲起高明,践履欲起笃实”,或主张“通晓时务物理”,除经史之外还须学习兵农等实用之学。这股涵盖湖湘的学风自宋以降,绵延相续达数百年,所以当清代乾嘉年间考据训诂之学风行全国,士人均孜于古籍章句而不问世事时,湖南文风却大为不同,依然看重致用之学。钱穆曾说:“清儒考证之学,盛起于吴皖而流衍于全国,独湖湘被其风最稀。”正因此,到道先年间以陶澍、贺长龄、魏源为代表的湘籍经世派蔚然而起,并且依凭自已的权位把经世的学说付之实践。他们在任时都致力经营盐、漕、河、兵诸政,并且确具实绩。贺长龄在江苏任布政使时期,就延请魏源主编《皇朝经世文编》巨著,以宣扬经世致用之学。魏源是湖南邵阳人,距黄兴家乡仅数百里地,他力主“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痛斥汉学“锢天下聪明知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魏源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编》,特别注重和国计民生关系最密切的项目。书成后,“三湘学人,诵习成风,士皆有用世之志”。鸦片战争后,魏源又辑纂《海国图志》,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这是魏源经世致用思想在新形势下的发展,从而开启了一代新风,这代新风由湘籍人士开启,确实不是偶然的。
据湖南地方志记载,明末清初动乱之际,有大批外省籍人移居湖南(包括黄兴先祖)。移民从故土进入陌生地区,面临环境的挑战,一般都更勤劳,更能审情度势,孜孜实干。这种尚实干的生活态度和重践履的学风相结合,使湖湘人士更带有浓烈的务实精神。如《善化县志》记本县士风曰:“文风谨守先正,绝去浮靡,庶几近之,尤在争自濯磨者,敦实行以祛俘伪焉。”记民性曰:“淡势利,尚节慨,而耻为不学。学者勤於礼,耕者勤於力。”“其人朴而实,其俗决烈而劲直。”这里所说的“朴而实”,“敦实行以祛浮伪”,都表明黄兴故乡历来有崇尚务实的社会风气。如再追溯一下,则还可以发现善化一直是湖南文化最盛地区之一。湖湘经世派首领贺长龄、贺熙龄及道咸间理学大师唐鉴都是该县籍人。他们既以学风影响桑梓,又以自身的行动作出了履实的典范以启示后人,因而在家乡极受推崇。黄兴的两位塾师及他的父母与贺、唐大致是同时代人,无疑会深受其影响,身被乡风,自幼重务实事。他厌读八股虚文,对科举仕途不感兴趣,勉强应试获中也只是为了安慰母亲,即所谓“一策岂能酬我志,此行聊为白头亲”。相反,黄兴对时势十分关心,11岁中法战争期间他屡屡向塾师打听战况,并对清政府的腐败深为愤慨。
l893年,19岁的黄兴初次离开家乡来长沙城南书院,先后达5年之久。这一阶段是黄兴成熟的重要时期,因此有必要对城南书院的情况作一探讨。
城南书院于南宋时由张栻创建,历经700余年,对培养湖湘人才起了很大作用,人们常把岳麓、城南两书院相提并论。张栻,号南轩,宋代大儒,与朱熹、吕祖谦合称“东南三贤”。他办书院反对“汲汲求所谓知,而与躬行则忽焉”的空疏学风,提倡把读书与经邦济世的实践活动相结合,“欲造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为此,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赞他“见识高,践履又实”。张栻开创的务实风气一直在城南书院绵延流传。道光朝湘籍经世派贺熙龄曾任山长,左宗棠则在此读书,“究心兵事地理,慨然以天下自任”。1870年,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郭嵩焘返乡后掌教城南。郭嵩焘是中西学识,明天下大势,他执教城南带来了一般清新之风,扩大了学生视野,引起了他们学习新知识的渴望。郭嵩焘又在书院旁建王船山祠,希望士子知有船山之学,“求其书而读之,以推知诸儒得失,而於斯道盛衰之由,国家治乱之故,皆能默契於心。”王船山是明末清初湖南的著名思想家,主夷夏之辨,民族意识极为强烈。他具有“趋时更化”的历史发展观,并重视社会实践,力主把“心之所存”的合理思想“推行与物。”船山祠的建立使他的学说在湖湘得到进—步的流布。黄兴就读城南书院时的读书札记中常有读船山著述的心得体会,这对他确立反清革命思想和养成实干的品格都有很大关系。
再值得提及,黄兴1893年进入城南书院时,担任院长的是国子监祭酒王先谦。王知识渊博,学风扎实,对“中国学人,大病在一空字”,“言满天下,而无实以继之,则仍然一空,终古罔济而已”的现象深恶痛绝。王先谦为学以汉学为主,但也兼收其他,并认为知识须随时势变迁而有所更新。1897年春,王认为上海《时务报》“议论精审”,并随时转载“西报”,“洵足广开见闻,启发志意,为目前不可不看之书”。他亲下手谕,用公款订购后供岳麓、城南两书院学生广为浏览。王任院长时,事必躬亲,学生风纪肃然,学业都颇有长进。据黄兴《读书札记》,他在城南书院博览群书,攻习义理、词章、算学、舆地、兵法、刑名各学,研读王船山、顾炎武探究名物,经世致用书籍,而对孙子兵法“注意独多”,赞孙子兵法“因时地制宜”,评论湘军与太平天国成败系于是否依遵兵法而定,认为机智权谋,辅以仁义,训兵用将,威爱并施为任将者所贵。这为他以后指挥军事,领导武装起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他还接触到维新思想,增强了变革观念。在城南书院的5年,是黄兴学识思想性格趋于成熟的阶段。不久,他自书《笔墨铭》:“朝作书,暮作书,雕虫篆刻胡为乎?投笔方为大丈夫!”“墨磨日短,人磨日老。寸阴是竞,尺璧勿宝。”一股不愿死守书斋,急欲投入社会实践,成就一番救国救民大事业的强烈激情充溢铭中,表现他的务实性格已经形成。
二
要全面了解黄兴品格形成的湖湘文化背景,还必须分析湘军兴起后对湖南的影响和湖南维新运动的状况。
19世纪中叶,以一批儒生为领导核心的湘军崛起,“功成名遂”。人们常为湖南近代为什么产生湘军而困惑不解。其实,自宋以后,湖湘学派崇尚履践的学风流衍几及千年,道咸年间又由湘籍经世派加以发展,这种传统使湖南士绅有着关注国事的习惯,具有浓厚的参与意识,它和湖南人坚毅强悍的性格相结合,一旦遇有偶然的促发事件,便会产生自我实现的强烈冲动,从而激励出巨大的能量,这是湘军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湘军灵魂曾国藩一生的学术体系以义理之学为主,兼收各家,但最后立足点是经世致用之学。他不轻易立说而专务躬行,将前人义理、考据、词章之学加经济共成四门,把魏源所编的《皇朝经世文编》定为士子必读之书,并曾立志对官制、财用、盐政、漕务、钱法、兵制、刑律……等14项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详加考究。左宗棠早年就受陶澍、贺熙龄等人影响,不重理气性命之学,惟以实学为务。难得的是,他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居然看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弱点:“中国之睿智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於实。”这可称是最早从整体上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的议论之一。很明显,左宗棠的赞誉是在“寄于实”一边。因为湘军首领重践履,所以他们不仅能坐而论,更能起而行;因为“寄於实”,所以他们的每一项措施都有现实的可能性,湘军的筹饷、兵制、战术均无有例外。如曾国藩选拔将领人才的基本原则,是要“笃实践履之士”。即使招募士兵也以“朴实而有农夫气者为上”。与此相反,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却沉溺于虚妄的宗教幻觉中,制订《天朝田亩制度》之类不切实际的空想方案,企图构建无法实现的地上天国。平心而论,湘军之所以能战胜太平天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领袖们的务实态度和坚毅品性。
湖南地处内陆,文化在全国相对而言并不发达,近世以前有名声者寥寥无几,人谓“湖南人物,罕见史传”。而凡是文化愈低的地方,人才愈稀少,杰出人物就愈容易被作为“众趋人格”。湘军领袖因此很快成为湖南的众趋人格,湘人普遍“以曾胡望其长官,望其士民”,“欲袭其故迹以奋起功名”。对众趋人格的普遍认同,使湘系集团的兴起给湖南社会风尚带来极重要的影响。
一、使命感的生发。湖南一直“碌碌无足轻重於天下”缺少对,国家事务的责任心。湘军击灭太平天国后,湖南声誉骤然大振,“东至东海,南逾岭南,西辟回部,西南振苗疆”,官至督抚者27人,任其他重要职位的数以百计,湖南人士以此极感自豪,“诸战绩则湘军,语忠义则曰湘军”,认为只要依凭湖南则无事不可为,从而概然以天下为己任,生发出前所未有的使命感。
二、崇武风气的强化。湖南人向以性格强悍著称。《隋书》即谓“劲悍决裂”。咸同年代任湖南布政使的李榕犹言湘人“气太强”。这种性格在湘军首领身上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他们以书生带兵,败于岳州,溃于靖江,挫于湖口,却愈挫而愈厉,最后得成大功。这种精神气度广为湖湘后人所效法,于是湖南出现了长久的从军热,“父兄子弟争荷戈”,“乡间共道从军乐。”黄兴在1912年的一次演讲中还说“湘人性喜从军”。也称“无湘不成军”,也说明湖南崇武风气之盛。
三、务实精神的发展。在镇压太平天国的长达10余年的战争中,湖南人获得了把经世致用传统付诸实践的大好机会。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湘籍官员如左宗棠、彭玉麟、曾纪泽等又在军事、民政、外交各方面都作出了卓著的实绩。这样,湖南的务实学风自湖湘学派肇始,经道咸湘籍经世派发展,又由于湘军的兴起而将其定式为近代湖湘人士的行为规范。于是,强烈的使命感,刚劲的性格,务实的作风三者相结合,形成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湖南人敢为天下先,勇于任事,乐于献身,勤于务实的湖湘风范,使湖南籍著名人士如璀璨群星,交相辉映。
黄兴出生于湘系集团处于鼐盛时期的1874年,这时代就决定了他必然深受湖湘风范的熏陶。上文已提到他好经世之学,重社会实践。此外,他“有胆气,为人豪迈,对於身体十分注意,勤练不辍”。自幼即喜爱攀山、涉水、骑马、弋钓。黄兴14岁以浏阳李永球学习乌家拳术,而且“只手能举百钧”,在乡有侠士”之名。到两湖书院后又练习射击,研读军事著作。所以当1903年留学生组织拒俄义勇队时,已由他带队教授枪法。黄兴出自书香门第,从小接受家庭和塾师严格的传统教育,但既是书生而又习武,既晓诗书又明韬略,不能不说是湖湘风气所致。
黄兴入城南书院的第三年(1895),马关条约签订,维新运动揭开序幕。由于湖南上层官绅的合力,湘省新政在全国独步一时。如果仔细考察一下湖南维新运动,可以发现它染有浓厚的湖湘文化特色。一是带强烈的责任感和殉道精神。湖南志士言“救中国从湖南始”,“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存,则中国存”,把湘省比作古之燕赵和日本萨摩,欲独立支撑全国危局。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吟“吾自横刀向天笑”的绝命诗从容就义;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唐才常、林奎血洒楚天,把湖南人的刚毅性格发挥到顶点。一是鲜明的务实精神。湖南维新人士虽也注重宣传,但更注重切实的政绩,强调“略去虚文,专求实用”。湖南维新运动以兴办制造、冶矿等近代实业始,再办报刊、学堂,设保卫局、南学会,逐一而进,无不落于实处,黄兴在维新时期的思想状况因资料缺乏已无法详知,但可以肯定他受到了维新运动的影响。当时,黄兴就读的城南书院有公费订阅的《时务报》及其他新学书籍,他当通过这些书报接触到维新思想。据黄兴在城南书院的同学周震鳞回忆,黄兴和谭嗣同、秦力山等人经常往来,“研讨时事”,议论变革。唐才常等人策划自立军起义时,黄兴曾协助他们“运动清军中的湘籍军人不加阻碍。”起义失败后,又在两湖书院宿舍秘密饯送自立军骨干杨毓麟等出亡日本,并作《咏鹰诗》:“独立雄无敌,长空万里风。可怜此豪杰,岂肯困樊笼?一去渡沧海,高扬摩碧穹。秋深霜气肃,木落万山空。”真切地反映出他当时的豪迈性格、远大抱负和欲投笔从事革命实践的思想感情。著名史学家李剑农曾说:“谭嗣同之被害实予湘中青年一大刺激,庚子唐才常谋起事於汉口不成,唐才常亦湘人,又予湘中青年一大刺激。黄兴曾为两湖书院生,受谭、唐两人之影响,感於庚子联军之耻,悟清廷绝不足与有为,乃蓄实行革命之志。”揭示出谭、唐等维新人士对黄兴的影响,所言是确切的。
湘军、维新是湖南刚毅性格、务实精神的两度发挥。黄兴诞生于湘军兴起之后,成熟在维新进行之时,受到两者不可磨灭的终生影响。而到20世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湖湘风范三度发挥时,黄兴本人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了。河口起义、广州新军起义、黄花岗起义,他都是亲自策划,实地指挥,将生死置之度外,出入枪林弹雨之中而绝无畏色。
所以,陈其美在评价孙中山、黄兴时说:“孙氏理想,黄氏实行。”这是同时代者对两人性格作风简单而又明了的贴切概括。其他且不论,试看1906年12月2日庆祝《民报》成立周年会上,孙中山又一次详尽阐述了三民主义,洋洋洒洒近万言,黄兴发言则不足五百,辞语极为朴实,主题只有一点:对革命不应只是旁观的“表同情”三字,而需要争负这革命的责任,切实去干。再看民国成立,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黄兴辞去南京留守后,两人都欲建设实业,振兴中国。孙中山计划修铁路20万里,或希望中国建成几十个汉冶萍公司,后又写了一个规划宏大的《建国方略》,设想固然惊人,却很难实行。黄兴则不同,他关于交通、矿冶、商业、水利、农林各方面的议论一般都较切近实际。1912年6月他在同盟会上海支部上郑重提议设立调查部,认为“如不加调查,则一切事情不得明瞭,而万物纷纷如乱丝”,只有集中有一定知识且又意志坚单之人才分赴各地认真调查,才可以使本党的各项政策“不致谬误。”可见不仅在革命战争中黄兴身体力行,就是在社会建设问题上他也处处表现出务实精神,称他为“革命之第一实行家”,确不为过誉。
如果把视野再扩大一些,又可以发现黄兴众多的湘籍战友和同志如陈天华、宋教仁、谭人凤、刘道一、蔡锷等,莫不是勤于践履、坚毅敢为者。这更说明个人或集团性格的形成,与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本文在此就不再多加说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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