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黄兴，不仅在领导反清武装斗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在如何铲除封建主义、实行民主制度的问题上，也提出过一系列激进的主张。

一

黄兴走上革命道路，最初是受明末清初地主阶级反满派王船山等的民族思想和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但自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的腐朽无能已暴露无遗。深重的民族危机，使黄兴受到强烈的刺激；维新派要求改革封建政体的主张，又使他的思想受到强烈震动。他说：“自甲午而后，明识远见之士，忧于国之不可以见辱，而政体之不可以不改变也。”他从维新运动的失败中得到启示，开始注意探索政治革命的道路。

1902年，黄兴留学日本，进入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在日本留学的两年时间，他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日本明治维新后，已经成为一个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文明在日本获得长足的发展。黄兴身临其境，广泛接触西学，政治视野得到进一步扩展，很快就被留学生中兴起的民主革命思潮所吸引，先后参加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并奉派回国展开活动。黄兴追述这段时间的思想活动时说：“壮岁东游，外观列强之趋势，内忧国本之阽危，以为专制政体弊窦繁兴，讳疾养痈，决不能却弊求存。吾国非痛加改革，创建共和，俾全国人民共负责任，无以立于世界竞争之场。因不度德量力，联合同志，潜谋起义，以为挽救。”他的好友龙绂瑞记述：“光绪庚子以后，国势阽危，留东人士咸思自奋。惟派别分歧，主张各异，先生(黄兴)则醉心卢梭《民约论》，力主根本改革。”黄兴已经认识到，“非先从事种族革命，必无改变国体、政体之可言”。他由沪返湘，途经武昌时，“在两湖书院演说满汉畛域及改革国体、政体之理由，与顽固派辩论终日”。向军学界散发《革命军》和《猛回头》二书，进行革命宣传。黄兴回到长沙，任明德学堂教习，公开向学生宣讲民权思想，秘密策划革命，组织成立华兴会。华兴会的奋斗目标，已非单纯排满复汉，实质上同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构想联系在一起了。在革命策略上，他借鉴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经验，提出了“雄据一省与各省纷起”的方案。起义失败后，黄兴同陈天华、宋教仁等亡命日本，组织湖南同乡会，研究湖南自治方法，也是仿效西方地方自治的反映。1905年初，陈天华一度受改良派宣传的影响，曾打算亲赴北京向清政府请愿立宪，被黄兴力劝方止。这些事实表明，黄兴已坚定地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这年7月，黄兴与孙中山相会于日本，两位革命家携手共同组织成立了同盟会。在黄兴参与起草的军政府宣言中，指出“惟前代革命如有明及太平天国，只以驱逐光复自任，此外无所转移。我等今日与前代殊，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宣言把建立民国作为革命的目标，彻底摒弃了封建君主制，标志着黄兴民主思想的成熟。

二

黄兴的民主思想，与同时代的思想家一样，除了从中国古代文化中继承一部分思想遗产，如“民为贵”，大同思想等之外，主要来源于欧美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当然，如果中国没有当时的社会条件，黄兴的民主思想就缺乏产生的根据，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黄兴的民主思想，又主要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产物。黄兴民主思想的基本内容，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武装斗争。黄兴认为，要创立民主共和国，实行民主政治，首先就要进行民族革命，以武装斗争的形式推翻清朝的封建统治。把辛亥革命当作一次单纯的种族革命，在当时是一种很流行的看法，就是在革命派内部持这种观念的也不乏其人。黄兴则不然，他说“所谓种族革命，乃革命之一种手段。而革命党人之主张，则推倒满清之后，建设一完全共和国家，以实施其平民政治。”注意，黄兴在这里把推翻清朝统治的民族革命仅看做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手段。1906年，黄兴派刘道一回国发动萍浏醴起义，“告以今之倡义，为国民革命、而非古代之英雄革命。洪会中人，犹以推翻满清为袭取汉高祖、明太祖、洪天王之故智，而有帝制自为之心，未悉共和真理。望时以民族主义、国民主义多方指导为宜。”黄兴就是这样把反清武装斗争同共和国观念结合起来的。

第二，民权思想。黄兴民权思想的中心内容是平等观和自由观，由此构成其民主思想的基石。黄兴讲“平等”，是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来阐发其社会意义的。他认为从前是专制时代，人民受压迫和剥削，形成富贵贫贱不平的等级，都是政治不良所造成的结果。人民不堪忍受，起而推翻封建专制制度，推翻寡人政治。在共和国中，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翁，都有平等的参政权，“共和之制，系使国家为大众共有之国家，人民共同组织政府，自谋幸福，自谋治安”，大总统和行政官是人民雇请的公仆，人民则是股东。“平民政治”是世界大势所趋，“吾人乃亦以平民政治为归宿。盖国家者，非一人独有之国家，乃人民共有之国家。以人民为国家之主人，起而负担国家之重担，此固理之至明，而亦情之至顺者也。”黄兴看到，社会不平等，最大的原因还是经济上的贫富悬殊。他说：“世界不平等之事极多，而其最不平等者莫如贫富阶级。贫者为牛马，而富者为主人翁。”“以少数之权力，阻公益之利权，大不平等”，“欧美各邦治国大政，每为大资本家所左右，如美国脱辣斯之专横，社会不平，孰大于是”，因而革命风潮随之而起。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实行民生政策，“民生主义之一大要素，即在削除此制”。强调“财产归公”，不使少数人垄断，因为“国之土地有限，人民则生生无穷。土地为生财之源，应供一般人民受用。然财产倘为少数人所垄断，则必如欧美之资本家，实足为社会上之恶”。所以，民生主义主张土地国有，使多数国民皆可执业，而无空乏之虑，这样就可以免去欧洲将来社会革命之事。其次，他还从普及国民教育方面提出这个课题，以为只有教育发达，才能使一般社会子弟掌握高深的科学知识，养成独立合群的性格，使人人都“脱离依赖性质，具一种独立经营性质。从此社会一切不平等之事铲削无遗。”至于妇女的解放，“先要达到教育平等的目的，然后可达政治平等目的。”主张“以实业教育定全国女子教育方针。女子有了学问，就可以参政”。男女平等是人类的进化，女子“参预政治为人类天赋人权，不能有轩轾于其间”。黄兴对“平等”思想的论述，不只讲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个人在社会整体中的平等问题，还推及国家与国家之间，各个民族之间的平等问题，表达了人民群众和各民族反抗封建压迫和争取平等的强烈愿望。

黄兴对于“自由”的理解，与他的“平等”观一样，是把“自由”作为立国之本来看待的。当他讲“民权”或“人权”的时候，通常也包含了“平等”和“自由”两种观念。他说“天赋人权”就是“人类自由平等之权能也”。人的自由就是自然赋予的，人类并没有生下来就注定是当奴隶的。具体内容指的是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自由”原则，共和国民享有法律保障之自由特权，诸如人身自由，居住自由，言论、出版、信仰宗教的自由等。但在专制制度统治之下，生杀由一人之喜怒，无所谓自由权。“专制之虐，吾人备尝之矣，举凡自由幸福，世界文明、各国之人民能享有，而吾人独有所未能，此于理岂得谓平?”要争自由，必须革命，即如“言论自由”，也是“由最大牺牲得来”的。还应该指出，黄兴所说的“自由”是共和国法律允许的“自由”，不是搞无政府主义或绝对的个人自由，“自由”是同民主秩序结合在一起的。黄兴没有就自由问题展开理论性的论述，但是他追求自由的精神则是一贯的。他断言：“凡一国民权被制于恶劣官僚者，其国必危弱，民权申张，官邪扫荡，其国必强盛。”二次革命失败之后，黄兴流亡美国，他写信给宫崎寅藏谈到中国反袁斗争时，表示决心“以积极手段改造支那政治，发挥我所素抱之平等自由主义，以与蟊贼人道者战”。在党内，自由同组织的关系，以及同领袖的关系，黄兴也都有独到的见解，坚持了正确的民主制原则。

第三，关于国家政体建设。这在黄兴民主思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具体内容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政党政治。黄兴认为政党在政治斗争中，是“以政见相折冲”，而不是用“武力相角逐”。皆“因政而为党，非临时以党而为政”。强大的政党，可以起到保障共和国，促进国家富强的巨大作用。但政党首先要注意培养良好的党德、党风，对国事要有责任心，凡事以国家为前提，无权利私心。为了在中国实行政党政治，黄兴主张把同盟会与他党联合改组为国民党，并将其发展为全国第一大政党，以期在国会议员选举中获得多数席位，进而由国民党组织内阁，控制政府。在即将举行大选之前，黄兴发表过许多演说，向人民宣讲共和精神，阐述国民党的政治主张。黄兴对政党政治的论述，表现了他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倾慕。

二是实行宪政。黄兴极为重视宪法的制定。认为宪法是治国的根本大法，“吾民国于事实上，将演出何种政体，将来政治上之影响良恶如何，全视乎民国宪法如何始能断定”。“宪法者，人民之保障，国家强弱之所系焉也。宪法而良，国家日臻于强盛，宪法不良，国家日即于危弱。吾党负建设之责任至繁至巨，首先注意宪法，以固国家之基础”。“国民生命财产权专恃法律为保护，即共和国精神之所托”。从这些表述来看，黄兴力图通过宪法来规定国家政体的基本准则，以保障人民的权利。他还特别指出，宪法“必须贯彻共和之真精神”，建议明文规定“凡反对国体者，有罪”这一条。所有这些，反映出黄兴宪政思想的实质，是要维护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

此外，黄兴还明确提出，“共和政体应审民意为依归”，政府的活动不能违背民意，对袁政府愚弄国会，私借外债，破坏《约法》等行为，表示极为愤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反映黄兴的民主思想还包涵了民意性这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其它如地方自治、民族自治等主张，在民国成立后，也提到了实践的日程上。

作为资产阶级革命领袖，黄兴为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和建立共和国贡献了毕生的精力。突破了农民革命的“皇权”思想，摈弃了改良派的妥协主义，摆脱了地主阶级反满派的种族复仇观念，以一种带有共和国理想的崭新的民主思想走到了思想解放潮流的前列，无愧为近代杰出的民主革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