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人类社会产生阶级以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屡见不鲜的，武王伐纣、陈胜揭竿、……金田起义，无一例外。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民主革命家黄兴深谙此理，倾毕生精力，领导武装起义。但是，他的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却有着不同于前人的特色。

特点之一就在于目的不同。黄兴后来所追述：“自甲午而后，明识远见之士，怵于国之不可以见辱，而政体之不可以不改变也。”这就明确地告诉人们，他拿起枪杆子，不是为了自己成为帝王将相，而是救民族的危亡，图国家的富强，不是为了改朝换代，承袭封建专制统治，而是要推翻专制政体，缔造共和。他的挚友龙绂瑞曾记载：“光绪庚子以后，国势阽危，留东人士咸思自奋。惟派别分歧，主张各异，先生（指黄兴）则醉心卢梭《民约论》，力主根本改革。时孙先生（指孙中山）之同盟会尚未成立也。”同盟会成立后，黄兴派刘道一等回国运动湘军，重整会党时指出：洪会中人犹以推翻满族为袭取汉高祖、明太祖、洪天王之故智，而有帝制自为之心，未悉共和真理，必须多方指导。正是在他们的指导、影响下，会党发动的萍浏醴起义才庄严宣告：“不但驱逐鞑虏，不使少数之异族专其权利，且必除数千年之专制政体，不使君主一人独享特权于上；必建立共和民国，与四万万同胞享平等之利益，获自由之幸福。”及至武昌首义，清帝退位，黄兴致电袁世凯，表示：“现时南北统一，共和成立……目的已达，掉臂林泉”，以释“或疑临时政府诸人意欲恋据要津”的误会，旨在避免再蹈太平天国开基金陵之后，“互争权势，自相残杀，以致功败垂成”的覆辙，以贯彻他推翻帝制、缔造共和，不谋个人权位的初衷。这就是他有别于前人而堪为后世敬仰的所在。

诚然，不谋取一人的荣华富贵而掌权与代表先进阶级利益、代表革命党人而掌权是不能混同的。当初甘让大总统位给袁世凯的孙中山，后来也认识到：“非真民党，不能任维持共和……而言念将来，则凡百事体，皆须以自己之人物为中心。”孙中山注意到了要警惕和防止政权落入口喊民主、实则专制独裁的假民党手中。但是，其作法又不免显得矫枉过正。《中华革命党总章》的某些规定表明，有可能导致一党包办民主甚至以党的领袖个人独裁为形式的专制主义。在封建意识浓厚而民主意识淡薄的中国，建立、健全民主制度和加强法制固属非常必要，而领袖人物能自觉摒除自己头脑中的权利欲，象黄兴一样具备“无我”的品质，做到“有福不享，有祸同当，不能有丝毫私意、私见、私利、私图，”也是十分重要和必须提倡的。

特点之二是重视改造会党和争取敌军的工作。我们知道，清末开展的民主运动缺少厚实的社会基础。民主运动的领导者们手中没有足够的实力，全然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正惟如此，黄兴在1903年华兴会成立时指出：“就湘省而论，军学界革命思想日见发达，市民亦潜濡默化，且同一排满宗旨之洪会党人久已蔓延固结”，把他们都视为依靠力量。鉴于华兴会众多系学界分子，恐与洪会接洽或多隔阂，乃与刘揆一创同仇会，专为联络洪会机关，并仿日本军制将其编组为革命军旅。他还亲赴湘潭，与湖南会党马福益会见于湘潭茶园铺矿山一岩洞中，各倾肝胆，共谋光复，后又举行授马福益少将军衔仪式，发给一些枪枝马匹，使群情激奋，纷纷加入同仇会。同盟会成立后，他仍然重视会党力量。所以，每次武装起义，都有人数不等的下层群众为主体的会党成员参加。

至于争取敌军的工作，黄兴早在1900年就已考虑。当他获知唐才常密谋起义时，即认为自立会没有联络军队支持，条件不成熟，“不可冒昧起事”。所以，他在组建华兴会时，又特设黄汉会以运动新军。后来，他更日益认识到，要取得起义的成功，光依靠既缺乏训练又设有武装的秘密会党是远远不够的，从而进一步加强了争取清朝军队倾向革命的工作。1910年5月13日，他在致孙中山的信中肯定地说：“广东必可由省城下手，且必能由军队下手，……此弟与伯先兄（指赵声）观察广东巡防军队之心理而可以断定者也。”就是说，他是通过调查研究之后作出这一论断的。武昌起义中，新军起了主力和带头作用，证实了他的远见卓识。

特点之三是早在1903年华兴会成立会上，黄兴就提出了“采取雄据一省与各省纷起之法”的策略。他说：“湘省起义，他省无起而响应之者，则是以一隅敌天下，仍难直捣幽燕，驱除鞑虏。故望诸同志对于本省、外省各界与有机缘者，分途运动，俟有成效，再议发难与应援之策”。这一策略不同于我国历史上存在过的类似“流寇主义”的农民战争，也不同于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黄兴否定了这样的策略，即：“倾覆北京首都，建瓴以临海内，有如法国大革命发难于巴黎，英国大革命发难于伦敦。”这是他在对比分析了中外不同国情之后作出的正确结论。经过多次起义实践之后，他又提出了在较有影响的一省之省会发难的大胆设想。他致函孙中山说：“边远虽起易败，省会一得必成。事大相悬，不可不择。”并坚持“联络他省之军队及会党，此最宜注意者。……必有谷中一鸣而众山皆应之象”。及至武昌起义前夕，他又提出了以“武昌为中心，湘、粤为后劲，宁、皖、陕、蜀亦同时响应以牵制之”的战略方针，避开封建帝王严密统治的京畿，发动众多行省于一省首义之后而群起响应，形成以行省“包围”京畿，以省会孤立国都的态势。终于一举推翻清廷，成立南京临时政府——资产阶级共和国政权，取得辛亥革命的成功。这不能不说是黄兴这一策略思想的胜利。

特点之四是以武装革命宣传民主革命。出于挽救国家的危亡的紧迫感，革命志士在我国资产阶级本身还十分脆弱的情况下，要冲击几千年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制度，掀起不仅仅是剪掉“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辫子，还要推翻“奉天承运”的皇帝的民主革命，这要比西方各国资产阶级革命困难得多。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武装起义本身就起了一种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作用。在黄兴一生的戎马生涯中，先后策划领导了八次武装起义。他用一次又一次前赴后继的军事行动，昭示了革命党人“驱除鞑虏、建立民国”的决心，鼓舞了人们旺盛的革命斗志。孙中山笔下的“第五次革命”中有这样的记述：“后，克强乃以二百余人出安南，横行于钦廉、上思一带，转战数月，敌人闻而生畏，克强之威名因以大著。”孙中山又在《建国方略心理建设》一文中，对“第十次革命”即黄花冈起义作了这样的评价：“是役也，集各省革命党之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之一搏。事虽不成，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轰轰烈烈之慨，已震动全球，而国内革命之时势，实以之造成矣。”所以，这些武装起义每次都是一篇推翻帝制的“檄文”，一部缔造共和的“宣言书”，所以黄兴屡败屡战，从不气馁，终于导致了武昌起义及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

总之，一位历史活动家，善于运用而又不拘泥于中外前人的经验，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有所发现，有所创造，引导社会有所前进，就必然具有他自身的特点、特色。拿起枪杆子闹革命的黄兴，出于不贪求个人权势并以之换得民主共和早日建成的良好愿望，曾经放下手中的枪杆子和印把子；但他从未忘记倒袁的武装斗争，积极支持和协助发动护国战争。他的功绩是不能泯没的，他的武装斗争思想是确实具有中国特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