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家谭人凤，是同盟会领导核心的重要成员。伟大民主革命家黄兴，则是同盟会内仅次于孙中山德高望重的革命领袖。谭与黄之间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基本意见一致，但有时发生分歧。民主革命思想家章太炎曾说：谭“风操骨鲠，好任侠，……与孙、黄好尚异。”现将谭与黄的关系论述如下。

　　（一）

谭人凤（1860—1920），字石屏，湖南新化人。少年和青年时，曾企图走仕途之路，但失败了。从19世纪90年代起，在变法维新思想的影响之下，从事教育救国事业。1904年，黄兴领导的华兴会，联络哥老会首领马福益，计划于如10月发动反清起义，但到期未发动就被镇压下去了。谭人凤从中得到很大启发，深感过去教育救国“取道迂远，未能济急”，便“改与会党耆帅游”，从事反清会党活动，并成为湖南会党首领。1906年春，被清朝湖南当局通缉，于11月逃到日本东京，投奔孙中山、黄兴。12月3日，他第一次拜见黄兴，经黄兴介绍，加入同盟会。他曾说：“克强（即黄兴）于交际间有一种休休之容，蔼蔼之色，能令人一见倾心。”从此，他便走上民主革命正确的道路，成为孙中山、黄兴的得力助手。

1905年，以孙中山、黄兴为领袖的同盟会成立后，连续发动了一系列反清起义，如1906年12月初萍浏醴起义，1907年12月初广西镇南关（今友谊关）起义，1908年4月云南河口起义等，谭人凤奉黄兴之命“无役不与”。但当谭人凤赶到起义地点时，起义都相继失败。他“满腔希望，顿化烟云。”

镇南关起义失败后，黄兴派谭人凤去争取清朝广西防军统领郭人漳，希望给以军火接济。谭于1908年1月底抵郭部营中，说明来意。起初，郭表示同意接济，并将一批军火交给谭人凤。但这批军火通过镇南关时，被清朝关吏扣留。郭害怕于己不利，便翻脸悬赏捉拿谭人凤，企图杀人灭口。黄兴、谭人凤争取郭人漳的计划完全落空。

1910年初，同盟会准备发动广州新军起义。黄兴、谭人凤应同盟会南方支部（1909年10月在香港成立）之电请到达香港，同南方支部长胡汉民商议起义计划，决定2月24日发难，并责成同盟会员、新军炮兵排长倪映典指挥。但倪提前起义。清军出城镇压，倪于当天阵亡，起义失败。

1910年11月，孙中山、黄兴等在南洋开会，决定在广州发动一次更大规模的反清起义。第二年1月底，黄兴、赵声在香港成立了统筹部，决定以同盟会员为骨干，组成800人的先锋队（决死队）首先发难。计划占领广州后，由黄兴率一军出湖南趋湖北；由赵声率一军出江西趋南京；长江流域各省则由谭人凤负责。然后各军会师南京，共同北伐。

2月4日，谭人凤应黄兴之电召抵香港，当夜询悉起义计划及各方面准备情况，得知“向各处联络，则仅南京九镇派有郑赞丞驻沪，设机关从事运动”。他认为：“两湖当冲要，非先示机宜不可。”向黄、赵建议说：“两湖居中原中枢，得之可以震动全国，控制虏廷；不得则广东虽为我有，仍不能以有为，愿加以注意，俾收响应之效。”黄、赵问他的办法如何？他说：“居正、孙武二人，日夕为武昌谋，惟缺于资，不能设立机关，以张大其势力。两湖同志甚多，以缺于资，不能为进行之部署。诚能予金以分给于两湖同志，则机关一立，势力集中，广东一动，彼即响应，中原可计日而定也。”这个建议很有远见，非常正确，因而黄、赵极为赞同，给以五千元，命谭前往两湖联络和发动。

谭人凤不顾旅途疲劳，于第二天（2月5日）乘轮起行。他先后抵达上海、武汉、长沙等地完成任务后，于4月中旬返回香港，准备参加起义。4月下旬，他秘密进入广州。当时先锋队正整装待发。谭人凤向黄兴索枪坚决要求参加先锋队，与清军决一死战。黄兴劝阻说：“先生年老，后事尚须人办，此是决死队，愿毋往”。谭人凤立即表示：“君等敢死，余独怕死耶？”黄兴见他态度坚定，交给他两支手枪。但他“误触机子”，枪走火了。黄兴立即夺过手枪说：“先生不行，先生不行!”谭人凤未能亲自参加发难，惭愧已极。不过，他年已过半百，这种为革命勇敢献身的精神令人钦敬。他为辛亥广州起义所做出的贡献，永载史册。

在孙中山发动一系列反清起义的同时，革命党人章太炎、张继、刘师培、陶成章等，从1907年春天起，先后在东京和南洋连续两次发动反对孙中山的风潮，扬言要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夺取同盟会的领导权。黄兴、谭人凤识大体，顾大局，积极维护同盟会的团结和孙中山的领袖地位，坚决反对章太炎等人的错误行为。1909年冬，他们和刘揆一（当时任同盟会庶务干）联名写信给在南洋参与倒孙风潮的革命党人李燮和等，为孙中山申辩，“以促南洋诸人之反省”，回到正确的立场上来。

　　（二）

孙中山领导的一系列反清起义，都是在两广和云南边境地区发动的，结果都失败了。特别是l910年2月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许多革命党人因此而情绪低落，对革命前途缺乏信心。谭人凤认真总结同盟会过去军事斗争失败的教训。1910年夏，他和宋教仁在东京召集同盟会各分会长等人开会，研究同盟会革命斗争的战略方针问题。宋教仁在会上提出“组织中部同盟会以谋长江革命”的主张。谭人凤极表赞同，大会一致通过。同年1O月，谭人凤为组织中部同盟会到香港请示黄兴（当时孙中山在美洲，无法联系），并筹款。黄兴表示“无别意见，惟谓须有款项方可”。因无经费，组织中部同盟会便暂时搁置起来。

辛亥广州起义失败和长江流域革命运动进一步高涨，促使了谭人凤加速成立中部同盟会的信心和决心。1911年7月31日，中部同盟会总部在上海正式成立，谭人凤、宋教仁等被推举为干事，组成总务会。8月2日，谭人凤又被推举为总务会议长。

中部同盟会成立后，制定了以长江流域为中心，以武汉为发难地点的革命斗争部署。9月中旬，武汉革命时机日益成熟，革命党人曾致电黄兴、谭人凤等速来武汉主持起义。不久又派人专程到上海来邀。当时，谭人凤因病住在医院，中部同盟会派吕天民、刘芷芬带着谭人凤以中部同盟会的名义写给黄兴的信去香港，请其速来武汉。10月2日，吕、刘抵港晤黄兴。第二天，黄兴复函中部同盟会总部，高度评价中部同盟会的成立，热情赞扬谭人凤等革命同志，同意在武汉发动起义。函中说：“奉读手札，欣悉列公热心毅力，竟能于横流之日，组织干部，力图进取，钦佩何极！……得公等规划一切，长江上下自可联贯一气，更能力争武汉。老谋深算，虽诸葛复生，不能易也。光复之基，即肇于此，何庆如之?”又说：“天民、芷芬两兄来，始悉鄂中情势更好，且事在必行。弟敢不从公等后以谋进取耶?”黄兴异常兴奋，不久又作七律一首，和赠谭人凤。诗曰：“怀锥不遇粤运终，露布飞传蜀道通。吴楚英豪戈指日，江湖侠气剑如虹。能争汉上为先著，此复神州第一功。愧我年来频败北，马前趋拜敢称雄?”对谭人凤热情奔走两湖，积极策动长江流域起义的历史功绩，给以充分肯定。

谭人凤深知湖北的革命形势，“确信湖北事急”，乃于10月9日带病乘轮赴汉。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谭人凤急忙于10月14日赶至武昌，参与领导武昌起义和湖北军政府的工作。10月26日抵长沙，策动湘督焦达峰从立宪派手中夺回全权，并督促湖南革命军王隆中所部援助武汉，夺取武昌起义的全胜。

lO月28日，黄兴途经上海偕宋教仁抵武昌。11月8日，被推为战时总司令官，奋力保卫汉阳。谭人凤应黄兴之电召，于11月24日返抵武昌，参赞戎机。

当时汉阳危在旦夕。谭人凤抵武昌的当天，即至汉阳同黄兴商议作战计划。第二天凌晨，到前线慰劳王隆中所部将士，鼓励其英勇杀敌，坚守汉阳。但王部伤亡惨重，情绪低落，不听指挥，于拂晓退至武昌。其他各部也接连失利，清军进入汉阳市区。黄兴、谭人凤等不得不退至武昌。11月27日下午，汉阳陷落。

汉阳失守的当晚，湖北军政府召开紧急军事会议，由黄兴报告汉阳失守经过，研究保卫武昌的部署。当时黄兴万分悲痛，情绪沮丧，深以汉阳失守为愧。他认为，汉阳失、武昌不易守，建议暂时放弃武昌而去广东，然后再带兵回师收复武昌。他说：“武昌已不能守，俟由广东率兵多带机关枪来，再议恢复。”对此谭人凤和许多湖北革命党人纷纷发言，表示坚决反对。谭人凤说：“广东水、陆两军握于李准、龙济光手，断不可去。万一不愿留，宜去上海，速攻下南京为根据地，方为得计。惟军械须分一半与我。”又说：“广东见风转舵，君去且就擒，有何恢复之可议？”这个分析和意见是很正确的。参加会议的革命党人范腾霄，对黄兴也进行了反驳。但是黄兴不听劝阻，于当晚离开武昌前往上海。黄兴走后，谭人凤被推举为武昌防御使兼北面招讨使，坚守武昌。

　　（三）

1911年12月，各省都督府派代表在南京举行会议，准备选举临时太总统，成立新的中央机构。12月25日，孙中山从海外到达上海。29日进行选举。到会的有17省代表，每省1票。谭人凤代表湖南投票。他心怀偏见，不顾大局，不同意选举孙中山，主张选举黎元洪。黄兴是候选人之一，坚持选举孙中山。在他的劝说下，谭人凤既未选黎元洪，也未选孙中山，而投了黄兴l票。孙中山以16票当选，1912年元旦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职。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黄兴等一面继续与袁世凯进行议和；一面制定了分六路北伐的计划，准备如议和破裂，立即北伐。谭人凤一贯反对南北议和。1912年1月，他以北面招讨使的名义，在上海组织北伐机关，发表北伐宣言，电示驻军湖南宝庆的小儿谭二式，“挑选精兵数队，迅速赴沪，相随北伐”，并准备将六合一营学生军和上海三营敢死队加以整编。他还请示黄兴编练一师军队。黄兴“亦以为可”。谭人凤虽未投票选举孙中山，但在袁世凯的进攻面前，他坚决站在南京临时政府一边，积极支持孙中山北伐。2月8日，他致电孙中山、黄兴等，请抓紧时机，“以此进战，何攻不克?惟有激励各军同时北上”，打败清军。并表示，如若允准，“人凤应当悉索敝赋，以相周旋。倘再迟延，玩寇长奸，谁尸其咎？

谭人凤关于北伐的思想和准备北伐的行动，无疑是正确的，难能可贵的。但是，不久南北议和告成，形势发生了变化，孙中山、黄兴的北伐计划完全落空。谭人凤无能为力，北伐也未实现。所谓编练一师的设想，更成泡影。但谭人凤从个人成见出发，把未能实现他的北伐的原因，归咎于他同孙中山、黄兴的个人恩怨，说：“揣其用意，得毋即余反对中山之结果欤?不然似不应如是之不近人情。”又说：“左（宗棠）有跋扈才，曾（国藩）有相臣度也。克强与余为生死、患难交，而有此种种处理之情事，我固愧无左之才，克强亦大异曾之度也。”这种认识和比较，显然是不正确的。

南北议和的主要内容是，清帝实行退位，袁世凯宣布赞成共和，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为使清帝早日退位，南北共同制定了清帝退位的优待条件。对此，谭人凤坚决反对。他认为清帝退位是辛亥革命打击的结果，完全是被迫的，因此，决不能给以优待条件，更不能保留其尊号。2月8日，他致电孙中山、黄兴，强烈要求废除清帝退位优待条件，指出保留清帝尊号是“貌袭文明，实伏乱源，窃不敢取”。他还对优待清帝条件，逐个给以批驳。但是，谭人凤的意见未被采纳。2月12日，清帝接受优待条件宣布退位。15日，袁世凯当选为临时大总统。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了大总统职。

　　（四）

1912年8月31日，袁世凯任命黄兴为南京留守府留守，以处理南京及南方数省遗留的军政事宜。但袁对黄“心存猜忌”，诬陷黄兴“拥兵自卫”，不仅不给留守府发军饷，而且强令黄兴裁撤留守府所统辖的十几万军队。黄兴无法维持，步步退让，再三提出辞职请求。谭人凤把黄兴留守看作是恢复或挽回民主共和的希望，千方百计地给以支持。当他得知黄兴提出辞职时，便急忙赶到南京对黄兴说：孙中山辞职后，“所恃以保障共和者，君一人而已，何忍放弃责任，博功成身退之虚名？军饷燃眉，可暂将八厘债票贱售维持，容缓当可设法。可由我以留守关系南方治乱，万不可撤各情电中央。”他又迅速赶到北京，在袁世凯面前为黄兴申辩，说：“大总统既诚意慰留，即应代为解困。现统兵数万，无饷分发，奈何？”袁世凯阳奉阴违，“奸雄口吻，圆转如簧”，6月3日解除了黄兴的职务，南方数省的军队交由江苏都督程德全接管。第二天，谭人凤立即致电袁世凯政府，电文说：昨日“许黄留守请愿取消，而且十余师两月未发饷之兵畀之老病龙钟之程都督，敢信其能维持现状乎?东南摇动，北面随之，民国前途，何堪设想?乞收回成命，或改委留守为江苏都督，则危局当尚能支持。革命党断无拥兵自卫之心，如以谗妄之言存疑虑，窃恐贻误天下也”。谭人凤的用心可谓良苦，但无济于事。6月14日，南京留守府终于被撤销，革命党人所掌握的仅有的一点军队，被袁世凯全部裁撤。

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从革命方面说，最主要的是孙中山、黄兴放弃领导权，交给了地主买办阶级的代表袁世凯。谭人凤基本上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他曾说：“吾人经营革命十余年，掷无数头颅，流无量颈血，博换共和，本应成始成终，求圆满之结果。乃孙、黄放弃责任，一让总统，一辞留守，博功成身退之虚名，致令政变频乘，扰攘至今，而不能底定，不得谓非一大恨事也。”这种认识比同时代的革命党人，要深刻得多。

1912年5月，袁世凯任命谭人凤为粤汉铁路督办，修建广州至武汉的铁路。但袁世凯既无实力又无心思，反而利用修建铁路蓄意挑拨谭人凤与黄兴之间的关系，制造矛盾。正当谭人凤筹资准备动工的时候，11月12日，袁世凯罢免了谭人凤的职务，第二天，改任黄兴为川粤汉铁路督办，致使谭人凤对黄兴产生误解和怨恨。他说：“黄克强从此捣乱，一切计划，遂成泡影。”1913年元旦，黄兴就职。23日被迫辞职。谭人凤不了解黄兴的苦衷，看不到袁世凯从中捣鬼，反而指责黄兴说：“克强开国伟人也，视进退为儿戏，时就时辞，未得替人，超然赴沪，此等举动何尝不累盛名，颇深惜之。”这种指责是毫无道理的，极不应该。

　　（五）

1913年3月20日，袁世凯派人谋杀了国民党领袖宋教仁，反革命面目彻底暴露。孙中山立即在上海召集黄兴、谭人凤等开会，商讨对策。孙说：“此我错认袁世凯之过也，若有两师兵，当亲率问罪。”坚决主张武力讨袁。黄兴则认为，革命军队已被裁减，主张由法律解决。平心而论，孙中山对形势的看法过于乐观，把反袁斗争看得太容易了。但他坚持武力讨袁的主张是正确的。而黄兴对形势的分析虽有可取之处，但又过于悲观，用法律对付袁世凯，无异与虎谋皮。而谭人凤说得有道理，他说：“孙先生之说空论也，两师兵从何而来?黄先生之谈迂谈也，法律安有此效力?”他主张“宜遣一使促湘、粤、滇三省独立，再檄各省同兴问罪之师，以至仁伐至不仁”。实际上是拥护孙中山武力讨袁的正确主张。后来，在袁世凯的逼迫之下，黄兴转而支持孙中山武力讨袁，并派谭人凤回湖南策动独立。讨袁“二次革命”只进行了两个月就失败了，孙中山、黄兴、谭人凤等被袁通缉，再次亡命日本。

1914年7月8日，孙中山为了反袁发动第三次革命，在东京召集部分国民党人开会，正式成立中华革命党。其总章规定：“首以服从命令为唯一要件，凡入党各员，必自问甘愿服从文（即孙中山）一人”，入党者必须在誓约上按指印，宣誓“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黄兴认为，党员服从首领一人是“不够平等”，按指印是“迹近侮辱”，拒绝加入，不久赴美国。谭人凤的观点基本上同于黄兴，认为牺牲个人之自由而绝对服从党魁是一种耻辱，也不肯参加。

同年8月，李根源、陈炯明、钮永建等100多名国民党军人，组织“欧事研究会”政治小团体。谭人凤拒绝参加。他与一些既未加入中华革命党也未参加欧事研究会的著名国民党人刘劭襄、周震鳞等，“日奔走于民党之大联合准备进行倒袁”。他还将欧事研究会的组织状况及对孙中山不敬之处函告黄兴，说：“欧事研究会之组织，谬言外祸迫切，宜有救国××，提宣示民党暂不革命，庶政府得以全力对外，而国不至于亡；而嗾使一般无识学生，发起爱国团，欲发表中山罪状，莠言乱政，亡命客多入其彀中。”9月12日，黄兴复谭人凤等书，称赞他为革命党人的联合而作出的努力，说：“敬悉公等苦心热忱，大谋进行，无任感佩。其办法以维持固有之党势入手，既与中山无所冲突，且有事时得与以助力，实为正大稳健之至。现在所谓革命党，其弊在不能统一。公等着意在此，将来救国目的必可达到。望诸公等持以毅力，不患事之无成也。”

袁世凯称帝前后，孙中山曾两次发表《讨袁宣言》。谭人凤和黄兴虽然在组织中华革命党的问题上与孙中山存在分歧，但反袁目标完全一致。1916年5月30日，谭人凤致电黄兴，劝其捐弃前嫌，与孙中山共谋讨袁。电文说：“近者中山来沪宣言，廓然大公，凤已表极端赞同之意。公资高望重，与孙公关系尤深，二三老同事晨星寥落，自应沆瀣一气，谋遂裼心”。“异日国基粗定，政见不必趋同。此时枭桀当前，杀敌不容有党。主张划一，门户洞开。凤虽衰朽之余年，尚有执鞭之欣慕。”黄兴非常赞同谭人凤的意见，6月1日复电说：“中山先生在沪宣言，豁然大公，无任钦仰。兴屡通函电，共起讨贼，并党界亦消灭，何门户之可言？”从此，曾一度分手的孙中山、黄兴这时又携手合作，谭人凤为使孙、黄重新合作，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6月6日袁世凯死去。不久谭人凤、黄兴先后回到上海。10月31日，黄兴病逝，终年42岁。孙中山、谭人凤等担任主丧友人，发表讣告，对黄兴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谭人凤给黄兴的挽联是：“浊世生公天大错，人间留我老何为!”12月23日，谭人凤随黄兴灵柩回湖南，经办丧事。1917年4月15日，在谭人凤的主持下，将黄兴葬于长沙岳麓山。

从1906年12月谭人凤加入同盟会，到1916年10月黄兴逝世的十年中，谭人凤的革命活动，基本上是在黄兴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们同甘共苦，肝胆相照，患难相助，结下了真挚深厚的革命友谊。他们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无论意见一致，还是发生分歧，都是同志间的正常现象，都是他们为推翻清王朝和反对以袁世凯为首的封建军阀专制统治，为夺取政权和保卫政权所作努力的表现。他们之间的革命友谊和共同为救国救良的民主革命事业而奋斗的精神，是值得发扬光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