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是我国近代史上寻求救国真理的民主革命家。他没有囿于中国传统文化，故步自封；也没有盲目地崇拜欧美，数典忘祖。

黄兴的父亲是一名秀才，他从5岁开始跟随父亲学习《论语》。8岁时就读于一举人私塾，学习《诗经》。11岁到本乡周笠樵翰林家塾读书，学经史、策论、词章。可以说，他从小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

当他年岁稍长，“眼见鞑虏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对外交涉着着失败，而那拉氏又竟发出宁与朋友，不给家奴的谬说，瓜分之祸，迫在眉睫”，便立志救亡，从事革命。在两湖书院读书时，他就已注意研究西洋革命史及其学说，对卢梭的《民约论》研究尤多。后来又亲自到海外考察。接触到欧美社会主义思潮，发觉“欧美各邦治国大政，每为大资本家所左右”，遂奠定了笃信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思想基础，并为之身体力行。

综观黄兴一生言行，不论是政治观点，建国方略，思维方法，还是人际关系方面，都充分体现了中国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同时吸收西学，适应民主和科学潮流，反映了时代精神。

　　伐无道  倡共和

黄兴忧国忧民，发扬光大了传统的民族气节，却一反“爱国”是为了“忠君”的传统观念，将“民为贵”的思想发展为“民主”“共和”。

在分析清末时局时，黄兴指出：“日并高丽，而与强俄协约，满州、蒙古势已不保。英窥其隙，今已进兵卫藏，置防缅边，西鄙之亡，又可日计。德之于山东，法之于云南，铁路所

过，蹂躏无完土。美于中国土地无所侵占，不能恣虐，特倡保护领土之美名，包揽其公债。而满洲政府方醉生梦死，昏不知觉，于日、俄、英、德、法则默认之，于美则欢迎之。对于国民，诡名立宪，其实则剥夺国民种种权利，以行其中央集权之实。是中国目前状况，不亡于有形土地之瓜分，则亡于无形财政之监督”，必须“吊民伐罪”，推翻清朝，实行“民族革命”。虽然多次起义失败，仍坚持不懈，“一得机会，即再主动”。坚信：“七日泣秦终有救，十年兴越定徒然。会须劫到金蛇日，百万雄师直抵燕。”

黄兴鉴于“中国数千年来专制为政……人民受害无穷”；而自世界观之，民主潮流日益普遍，君主制已成为过去之废物”，乃力倡共和，创建民国。1906年秋，他派刘道一等自日本回国，“运动湘军，重整会党”，临行前告以“洪会中人，犹以推翻满清为袭取汉高祖、明太祖、洪天王之故智，而有帝制自为之心，未悉共和真理。……望时以民族主义、国民主义多方指导为宜”。明确指出推翻清朝的目的，决不是恢复汉族帝国，而是要摧毁两千多年以来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一个民主的“国民的国家”，把反清与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结合起来。

武昌起义之后，黄兴率民军与清军在汉口、汉阳鏖战，互有胜负。此时清廷起用袁世凯，袁在要挟清廷的同时，对民军也威胁利诱，派出蔡廷干、刘永思到武昌散布和谈舆论。ll月9日，黄兴致书袁世凯，引“赵孟之所贵，赵孟原能贱之”的典故，要袁识破清廷“乃袭伪游云梦之故智”，劝说他参与起义，“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同日，他又对民军将士发布密谕，告诫大家：“袁世凯甘心事虏……冀离间我同胞之心，涣散我已成之势”，要提高警惕，坚定斗志，“俾鼠窃之技无由而施”。他率领缺乏训练而又没有重武器的新兵1．4万余名与人数共达3万的北军精锐匹敌，在汉口、汉阳两地且战且守，苦战整整一月，武昌首义地点，卒未根本动摇，各地乃得纷纷响应。正如中部同盟会湖北负责人居正所言：“然使武昌起义仅如昙花一现，则各省亦无从继起矣，阳夏之坚苦支持，自不得不归功克强。”

在南北停战和谈之际，清廷提出保存大清皇帝之名称及“世世相称”、“仍居宫禁”等条件，兴黄坚决反对，致电和谈代表，“万无可使污秽君主名词，永远留臭于民国”。清军违约逼迫时，他断然宣称：“民军意在共和，有反对者，在所必讨。”其推翻帝制，缔造共和是矢志不渝的。

　　厚民生  启民智

黄兴继承了“崇德利用”的思想，却一反重“正德”、轻“利用”的旧观念，既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启民智，除陋习；又强调学习西方，发展工商实业，建设物质文明。民国成立，他就亟望“永奠共和于磐石，转弱为强……俾我四亿同胞，携手而偕登乐利，与彼五洲强国，联袂而永享和平”。

兴黄认为：“民国肇兴，政府成立，建设之事，无虑万端，而要以厚民生，强国力为本”。他深感“国用不足，实由于百姓不足”。“欲苏民困，厚国力，舍实业莫由”。于是发起创办拓殖协会和拓殖学校，发展农业，移民实边，“辟天然之利源，舒民间之财力，疏东南之生齿，固西北之边防”。他还曾督办铁路，调查矿务，参与发起招股创建洞庭制革公司和中华汽船公司，以期“收回外溢之利权，扩张自由之营业”。

在强调发展生产，兴办实业以厚民生的同时，黄兴十分重视教育以启民智，他说：“国家之富强在于民智，民智之增进在于教育……教育普及，而后人民智识日进，文明之程度日高，始能立足于国竞之漩涡中”。他主张办好中小学和职业教育，指出小学应废止读经，课本全用国语，做到“口所能言，笔即能述”。这些在辛亥革命后不久就提出来了的教育主张，直到“五四”运动时期才开始大力弘扬，说明黄兴确在继承传统，学习西方的基础上有所创新。

为了启民智，黄兴指出，我国数千年相传之风俗习惯，积重难返”。“凡我同胞，均宜将旧染之污涤除净尽，乃能享共和之国，而见人道之尊”。他要求宣传教育部门包括戏剧界为“改良风俗尽鼓吹之能力”。他主张学西方之所长，而不赞成闭关锁国，说：“窃以为西国实业，日新月异，既以东亚为市场，即不能禁民之不购货。惟有事事仿造，翻新出奇，非唯可塞漏厄，实可畅销国货。至其习俗，则学其醇而避其醨。必一一求其形似焉，则误矣！”这就是说，不仅要努力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就是外国的风俗习惯，除了腐朽衰颓的污垢以外，其

健康有益的成份也是可以吸取的。黄兴这一思想，无疑对整个国家民族追随世界的时代潮流前进是大有裨益的。

　　不偏执  不苟同

黄兴崇尚儒、道物极必反的哲学思想，“道中庸而疾必固”，既要求遵守一定的标准，又要有一定的灵活性。黄兴的这一思想具有唯物辩证观点的。不偏执，不苟同则是其唯物观点的核心所在。

民国成立之初，黄兴十分关注列强是否承认的问题。他在北京国民党欢迎大会上的演说中指出：“中国今日虽已成立，而各国尚未正式承认，即不能算完全成立。”他一再强调：“必使国基稳固，秩序安定，做到外人不得不承认地步。”又说：“只须求我国内政修明，秩序恢复，有可以承认之实而已。至于人之承认与否，可不计也。”他就是抱这种不偏不倚，不卑不亢的态度对待列强。他坚持禁止鸦片，“勿以牵涉外交而事迟疑”，“禁种、禁吸、主权在我……是力谋禁吸，禁种之实施，即以促成禁运之效果也”。他驳斥定都南京会遭到东西各国反对而不移使馆至金陵的谬论，义正词严地说：“建都为国内重大之问题，决非专伺外人之意旨。……使馆以国都为主体，国都非以使馆为主体，国都迁则使馆必迁。”他就是这样，既坚持一定的原则，又审时度势来处理问题。正如他自己所说：“当经各方面观察，择最宜于现势者确定之。”

在成立华兴会，着手组织武装起义之初，黄兴就提出了在湖南发难与各省应援之策。萍浏醴起义失败后，长江流域的发动暂时困难，便协同孙中山南图两广、云南，为的是“须先取得海岸交通线，以供输入武装之便”。后来他又得出结论：“边远虽起易败，省会一得必成。事大相悬，不可不择。”今后“可由省城下手，且必能由军队下手”。从而把过去大多依靠秘密会党起事转变到主要策反清军。这一策略为宋教仁、谭人凤等灵活运用，把起义重心推向长江流域，发动武昌起义。黄兴闻讯后，盛赞他们：“能争汉上为先着，此复神州第一功。”他预计：“以武昌为中枢，湘、粤为后劲，宁、皖、陕、蜀亦同时响应以牵制之，大事不难一举而定也”。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他所料。

在借外债的问题上，他论证了“天下之患常伏于所倚”。他认为，当国内经济十分困难，难于筹措时，“贸然徒言拒债者，因噎废食之见也；断断然侈言借债者，贪饵吞钩之为也”。所以，他倡议劝募国民捐，减少对外借债，“而两弊相衡，宜取其轻”。当李根源在东京组织欧事研究会时，他于美国复函中郑重指出：“蓄远势毋狃于目前，计全局毋激于一部。”他是自信“不偏执、不苟同”的。

《论语》载：“子绝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意思是说：孔子屏绝四种毛病，凡事不空想、不武断、不顽固、不主观。黄兴就是这样要求自己的。他忌苟同，忌偏执。他认为：“议论驰于极端，真理因之隐晦。”在复信给上海昌明礼教社时，他把“矫枉过正”、“逾法灭纪”的人斥为“不学小夫”。持矫枉必须过正之说，必然导致极“左”等恶习横流，“为始事诸人所不及料者。”正由于他做事稳重踏实，被同时代的人称为“沉毅笃实之君子”。

　　与人忠  知自爱

黄兴继承了儒家特别注重个人道德修养的传统，在人际关系上突出个人为善的主动性，坚持“与人忠”、“知自爱”。

黄兴不仅对欧美文化，就是对我国传统文化也是抱“学其醇而避其醨”的态度。在南京留守任内，他曾要秘书厅为他代拟一份致袁世凯及各省都督申明礼教的电文，在审定电稿时，他提出这样的意见：“惟于忠、孝两字须详加诠释，并须将君臣字抉去，毋使忠孝专对于君主而言，致被奇冤莫雪。须知‘为人谋而不忠乎’，此亦忠也。”在电文中又阐述道：“以忠言之，尽职之谓忠，非奴事一人之谓忠。”“以孝言之，立身之谓孝，非独亲其亲之谓孝。“盖忠孝二字，行之个人则为道德，范围天下则为秩序。”

黄兴“与人忠”，不仅当挚友，而且做诤友，畏友。对待孙中山就是如此。同盟会成立时，他提议孙中山为总理，不必经选举手续，并将《二十世纪之支那》提供给同盟会作机关报。左舜生评黄兴此举为“不失快男子本色。”当章炳麟、陶成章等人对孙中山有意见，欲改举黄兴为总理时，黄兴晓谕会众：“革命为党众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推崇“孙总理德高望重”，祈望大家“倾心拥护，且免陷兴于不义”。武昌起义后，各省在沪代表议决临时政府，设在南京，公举黄兴为大元帅，黄兴坚辞不就。后来，代表们选他为副元帅，代行大元帅职务。当他正准备起程赴南京就职时，接到了孙中山即将回国的电报，立即终止了南京之行。李书诚问他何故不去，他说：“孙先生是同盟会的总理，他未回国时，我可代表同盟会。现在他已在回国途中，我若不等他到沪，抢先一步到南京就职，将使他感到不快，并使党内同志发生猜疑。”足见他是孙中山的挚友。但是，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孙中山诿过黄兴，并决定组织“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宣誓“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署名时要加印指模。黄兴又敢做诤友、畏友，他指出“前者不够平等，后者迹近侮辱”。批评孙中山“反对自己所提倡之平等自由主义”，而“徒以人为治，慕袁氏之所为”，“以权利相号召”。他解释说：“吾非反对孙先生，吾实要求孙先生耳。吾重之爱之，然后有今日之要求。”对待自己尊重的领袖也绝不盲从，敢于像《论语•宪问》中所言“勿欺也，而犯之”。直言忠谏，难能可贵，世所罕见。这正是黄兴“与人忠”的充分表现。他的原则是：“以国家为前提，于个人关系，绝不宜稍存意气。”他坚持要求财政总长熊希龄毁弃丧失国家主权的外债借约，恳挚地说：“兴与公本系至好，责公劝公，固皆为国，亦即所以为公”。他把“与人忠”和“尽职之谓忠”紧密地联系起来了。

黄兴律己很严。“盖束发读书以来，即知立志自爱，凡一切谋利禄、争权势与夫寡廉鲜耻、卑鄙阴贼之念，不待禁革，早能自绝于心。”事实确是如此。他拥戴孙中山，绝不别树一帜，对诿过于他的言词，不予反击，竭立维护革命党人的团结。他一再拒绝袁世凯授与他的陆军上将衔和勋一位，在复袁电中说：“追念患难旧侣，多遭惨毙。独膺上赏，只增凄痛，一再辞谢，亦实求其心之所安。”谭延闿要把长沙市小西门坡子街命名黄兴街以纪念他的开国之功，他闻讯后马上写信劝禁：“神州光复，众志所成，缔构艰难，先烈弥痛。虽力谋改革，屡与战争，实国民分所应为，亦绝无功可纪。”美国人林百克欲撰写黄兴传记，要他提供材料，而得到的却“只是一份用打字机打成的很长的文件，吁请美国朝野支持中国的民主政体，反对袁世凯篡国，无一字涉及黄兴个人的勋业和生活”。

耐人寻味的是他的两则启事。一是任南京留守时的公启：“……嗣后亲族故旧，非经本人函电敦约而来者，恕未能一概招待。”半年之后，他返回故里，又有一则归湘启事：“……初归事烦，有时外出未及恭候，殊为歉仄。兹谨订每日午前九时至十一时为会客时间。以便畅叙情话。”他是如此地谢绝趋附而又礼贤下士。

“立脚怕随流水转”，这是黄兴为两湖书院同学和留日好友白逾桓所写对联的上联，表达了他的心声。他悲叹：“国人通病在意见太多，千派万系，各树党援，以为乘时取利之计”；“一般士夫以权利相尚，即民党之诤诤者亦侈言之”。所以黄兴在解职南京留守告将士文中说：“以绵薄之材，处嫌疑之地，夙夜祗惧。……不得不奉身以退。”他想用自己的行动来感召世人，“但求改造政治，并非攘权夺利，此心可白于天下。”“兴屡与国人勖，见义而不谋利，明道而不计功。”就是在讨袁时他也要声明：“民贼一去，兴即解甲归农。”一再声明：“驱逐国贼，另举贤能”，“勉尽义务，不居权位，区区此心，幸垂察焉。”然而，他“虽怀子卿，‘不蒙明察’之冤，犹守亭林，‘匹夫有责’之志”。袁世凯丧命之后，他又谆谆告戒：“大憝虽去，余孽犹存”，“段祺瑞、徐树铮专为北洋派谋。”他奉身以退，并非只知洁身自好，而是想以此勖勉“民党”“士夫”与“国人”。殊不知这么做，既难以感化那些“乘时取利”的人，却恰好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就黄兴个人而言，他尽了他的本分。他“修身”、“齐家”是为了“治国、平天下”。早在成立华兴会时，他就卖掉了故乡祖遗田产购置武器作起义之用；后来又把长沙的住宅捐给国民党，请母亲不要因为媳妇临产而不迁居，“以贻我羞”。他逝世后，留给亲人的只有精神财富。他为宫崎寅藏夫人题词：“儒侠者流”，倒很像是为他自己一生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