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七月二十三日，是民初内阁总理熊希龄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纪念日。熊公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爱民的一生，奋斗的一生。他在考中举人后，曾经画了一株棉花，题曰：“此君一出天下暖”，表明了他的救国救民之大志。他功垂千秋的光辉事迹，永远暖在世人的心中。

熊公的一生，是处于外患内乱、军阀混战、封建割据、复杂多变的时代。他想挽救国家民族于危亡，拯救人民于水火，投身维新变法运动，宣传维新变法。

他曾写了两首诗：其一，“血雨腥风万户惊，绿窗锁院怕闻莺。兴邦此日思廉蔺，千古心同日月明”，其二，“一度春光一度思，心忧国是志难移。剑丛我自朝天笑，抖擞精神慑四夷”。这两首诗都表现了熊公当时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和对清朝政府不足以为的悲愤。

辛亥革命后，他先后担任了财政总长和内阁总理，发表了《政府大政方针宣言》，革新庶政，改革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军事、改革实业、改革教育，冀图实现其“谋自主以渐进于富强”，置中华民族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目的。

熊公脱离政界后，还呕心沥血从事社会救灾活动。

一九一七年间，京津地区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水灾，淹灭了一百多个县，一万九千多个村庄，有六百三十多万人受灾，很多灾民四处逃荒，儿女遗弃，饿殍载道，疮夷满目，惨不忍睹。

“天下苍生正狼狈，愿分良剂救膏盲。”熊公面对这次水灾惨局，日夜焦虑，深切关怀，向北京政府请求赈款，并以“天津水灾善后督办”名义，向全国发出《为天津灾民请赈电》，号召各地慨予捐输，广为劝募，众擎易举，集腋成裘，以救灾黎。根据调查的情况，并定议了八种救灾方案：①统一放赈；②开放粥厂；③开籴；④规划防疫，筹办施药处；⑤设因利局；⑥保护牲畜；⑦收养老幼妇女；⑧以工代赈。经过熊公的多方努力，筹集了捐款、赈款、贷款等各种款项达八百七十多万元，平银七十万两，衣裤五十五万多套，采购粮食五十五万多石，得煤末五百多万斤，还有大批其他物资，熊公偕同夫人朱其慧并用自己的积蓄给灾民捐助五百多元和一百套棉衣，解决了很多灾民赖以救生的燃眉之急。同时，各地也纷纷响应，创办了留养所一百七十多处，留养老弱和儿童三万九千八百多名。

熊公一面组织救济灾民，防治疫病；一方面又致力于水患的治理。一九一八年四月初发起顺直水灾委员会，决定根治引起泛滥成灾的南运、北运、永定、子乐、大清五大河流。熊公躬膺其责，向北京政府亲拟报告，详呈计划，请求赈款，筹捐经费。通过熊公多年的艰苦努力，由于历史的条件和资金有限，虽然根治计划未获圆满实现，但也进行了一番艰苦的疏浚，取得了初步成效。

熊公在京津救灾工作中，表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当时他年近半百，日夜奔波，冒着严寒风雪，到各地视察灾情，调查放赈救灾情况，还站在寒风刺骨的洪水中，考察洪水走向，研究治理河道的办法。病倒了也不顾休息，一直咬牙坚持，为受灾的穷苦人民忘我地工作。当时北京政府为表彰熊公的功绩，特授予他勋章一枚，而熊公却断然拒绝承领。熊公认为“吾辈之为民请命，纯是出于公心而不能存丝毫私念”，况水患未已，民难尚存，自己尚且“日夜忧惶，未敢自安”，怎么能沽名钓誉接受什么勋章！熊公鄙薄名利，为贫苦人民，勤勤恳恳，艰苦工作的精神，表现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品德，当时灾区的广大人民一提到熊希龄的名字，就感动地热泪盈眶，这充分反映了贫苦人民对熊公的尊敬和爱戴，是发自内心的何等深厚的感情啊！

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一年间，湖南遭受南北军阀交战的兵灾。据一九二一年春统计，逃难灾民多达六、七百万人。熊公又以“湖南义赈会会长”身份，到湖南开展了一系列救灾工作，取得了辉煌成绩。

一九一八年五月，熊公为了救济湖南灾民，发起创立湖南义赈会，并担任会长。他变卖了自己的一部分家产，还借了一些款项，合计一万余元，送给湖南义赈会作救济之用。熊公根据当时湖南的灾情，很多地方成为焦土，村无人烟，灾民无衣无食，每天逃荒到省城达五千人之多，各地死者数以千计，一面致电作战督军张怀芝、李秀山等人，呼吁他们停止战斗，严守纪律，秋毫勿犯；一面向全国发表《请赈湘省灾民》的通电，他指出，春秋以来，“战端复升”，“父老相传三百年来无此惨祸”。谴责了兵灾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对军阀蹂躏人民、残害百姓的罪行，表示很大的愤慨。强烈呼吁社会各界关心受兵灾之苦的湖南人民，“推爱乡之心，并毁家以行难”，言辞恳切，包含着凄凉。熊公此次在湖南救灾工作中，为灾民办了大量实事，成绩显巨，以义赈会名义，给灾民募捐得十万元，筹集湘赈四十余万元，采购大米六十万石，揭露军阀张敬尧将湖南粮食一百五十万石运往北京出售，及其出卖“湘人产业，以肥私囊”的阴谋，发起以工代赈，在株洲、醴陵恢复瓷业，在长沙创办平民织布厂等。

一九二〇年，张敬尧被迫退出湖南，赵恒惕和谭延闿入湘，不久湘军又发生内讧，赵、谭互相一场混战，又造成严重的兵灾。一九二一年春，饥荒蔓延到二十余县，饥民达六七百万人。熊公当时在北京闻讯即向各界呼吁救济，筹款十万余元，又偕同夫人朱其慧返湘赈荒。到湖南后，向记者发表谈话呼吁：“湘省灾荒，实为目前第一大事，故在北京连日奔走，颇费心力，筹得赈款，但闻各县报者有二十余县之多，则此杯水车薪，恐不能济事，还望各县努力捐输，研究进行办法”。并亲自制定筹款办法，拟前北方赈款余存三百二十余万元，挪作湘赈，并召开省各界知名人士会议，呼吁说：“请君到会，分负筹款责任。湖南灾情严重，凡主张人道主义者，均应热心尽力，通过熊公多方努力，共筹款三十五万元，并派人到汉口、芜湖、江西一带购得大米数万石，同时发动灾民以工代赈，修筑潭宝公路和疏浚洞庭湖，使灾民得以赈济。

一九一九年，直隶、山西、河南、陕西等五省，发生旱荒。熊公在救济湖南灾民的同时，又发起组织五省灾区协济会，委托当时的一些慈善团体，在五省四十八县设立老弱收养院，共有四十九处，收养老弱一万多人。还委托他的夫人朱其慧所办的女界红十字会，设立郭家胡同灾童临时教养院，共收养儿童三百多名。

一九二二年，熊公热情接待了向警予同志，慨然答应她为进步青年留法勤工俭学女生解决困难的求援。经熊公的鼎力相助，使留法勤工俭学女生的经济困难得到了解决。

熊公在十余年间，苦心经营了社会救灾工作，通过向各界呼吁，所募捐款达数千万元之多。这些钱全部用于救济穷苦的老百姓，另一部分用于创办香山慈幼院。熊公的这些善良的举动，使他在国际国内赢得巨大的声誉。因此，一九二九年，国民党中央政府，委任熊公为中央赈务委员。这虽是利用他的名望，以收买人心，装点门面而已，但熊公则是一片诚心。他任赈务委员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历年投资企业的红利和薪俸所积蓄的余款三十多万元，全部委托他的夫人朱其慧，捐给了儿童幸福社作为基金。一九三一年，苏联西伯利亚发生灾荒，国际赈灾队前往救济，熊公募捐最多，而且在救济中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因此，一九三二年，熊公被选为世界红卍字会中华总会会长。

熊公一生从教，呕心沥血，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特别是一九一八年，熊公在大力救灾的同时，开始创办香山慈幼院，于一九二〇年正式建成，招收大批难民儿童入学，并亲自担任院长，在建校办学过程中，熊公费尽心力，发扬了以一人劳天下的精神，校址是熊公建议获准利用清王室的避暑行宫香山静宜园，建校经费困难，是熊公从京津水灾救济款中拨来六百多万余元，并将自己历年购买债券和股票的利息作为常年办学经费充用。熊公夫妇对这些孤苦儿童的教育、管理、照料、直至衣、食、住、行等问题，都无微不至地关怀和周详安排。收容和招进来的一千多孩子，大部分有病，刮大风时，暑热时，严寒时，发流行病时，发牛痘时，真令人发愁。熊公委托他的夫人朱其慧，办了一个肺病疗养所和急性传染病诊治所，专门为孩子们防病治病。有个乞丐的孩子病情严重没有救活，死的时候也是熊夫人收殓的。熊公看到灾民儿童这么可怜，都伤心地落泪了。熊公后来在《香山慈幼院创办史》一书中，感慨地说：“我自从办水灾和这个慈幼院，我始知贫民的社会是很可怜的，我在世上什么事都经验过了，我觉得总是是观的。政治的罪恶，就是不消说了。就是实业呢，我也曾入了股，我觉得经理人却都不是拿良心对着股东的……我只得缩小范围，办我的慈幼院，他们孩子都是真心地爱我，把我当他们的父母，我也把他们当我的儿女，成立我们这个大家庭，这便是我的终身志愿”。

熊公决定将慈幼院改为教育试验性质的学校，把它作为改革教育试验的一个基地，把它办成一个独具一格的正规学校，把学生培养成在德、智、体三方面全面发展，能够造福于贫民社会的劳动者。他指出：“人生最一要义就是，为人类服务。现时的世界与昔日不同了。一般社会思想家认为，富者应该为贫者服务，强者应该为弱者服务，智者应该为愚者服务。我们为人类服务，也应该抱这种宗旨”。谆谆告诫学生“尚气节，能自立，不图幸进，不求倚赖”。熊公对慈幼院学生儿童的教育，总是以园丁的精神，无微不至地精心培育，严格按照德、智、体三方面要求进行的。特别是注重道德与精神培养，亲自制定《儿童习礼法》一百四十五条和《儿童治家法》一百八十条，颁布施行，发挥了很好的效果。

香山慈幼院，下设六个分院：一分院为蒙养部；二分院为小学部；三分院为中学部；四分院为职业部；五分院为职工部；六分院为大学部。通过熊公持之以恒地深切教养，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三〇年的十年统计，慈幼院共毕业学生二千三百九十七人，其中男生一千七百〇六人，女生六百九十一人。这些学生毕业后，有的考取清华、北大，大部分分赴各方面就业，使大批孤苦儿童得救。当时除毕业学生外，尚有在校学生和幼儿一千六百余人。由于熊公在慈幼方面作出了贡献，所以全国慈幼领袖会议推选他为议长。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的爆发，掀起了全面抗战高潮，熊公担心北平沦陷，便将香山慈幼院迁到湖南芷江和广西柳州两个地方，设立两个分院。还在芷江设立了“熊朱双陵小学”和“香山慈幼院芷江分院附设女子中学”。由于经费困难，熊公变卖全部家产以资维持。直到临终时，还念念不忘香山慈幼院这所学校，念念不忘这些孤苦的儿童。

熊公是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他一生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两个时代。是一位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实业家、教育家和慈善家，是中国贫困人民的真诚同情者和帮助者。所以，当时人们称赞他“官服数十年，家无长物……以四海为同胞，实社会之楷模”。他始终一惯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确实象祖国大地的棉花，永远暖在亿万人民的心中。

“始而善者，善之伦也；终而善者，善之德也”。熊公的一生，始终充满着以乐乐民的高尚道义，他在四十多年的社会生活中，对国家和人民做过很多好事，功垂千秋，誉满史篇，真不愧为“此君一出天下暖”！熊公“愿为飞絮衣天下，不道边风朔风寒”的救世济民的棉花精神，是值得我们永远发扬和纪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