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三诞辰120周年纪念之际，对其爱国精神进行初探，略表对熊君的祭慰和缅怀，同时，籍以振奋民族精神，鼓舞人民斗志，发扬中华民族包括海内外侨胞在内的爱国爱乡的光荣传统，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献计出力，恳与诸位专家、学者切磋、求教。拟从三个方面初探。

　　幼年时家学社教和英雄人物的影响萌发为振兴国民而勤奋学习

熊氏家庭并非书香门第，也非仕宦之家。先人世居偏僻乡村，且以务农为业，是地道的乡巴佬和贫苦农民，在清朝统治下，生活更加痛苦。国内民族矛盾日趋尖锐复杂。曾被陶潜描写为“世外桃源”及汉民誉为“乐士”的湘西，在清雍正年间，推行“改土归流”后，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表现在改变了过去“苗民无长官”、“以土官治土民”的土司世袭独占制为中央集权制。一切道府州厅县治均由中央直接委派管辖。甚而改为直隶厅为中央直接控制，结果一方面有利于促进民族经济、文化、教育、技术等交流与发展；另一方面加深了民族压迫、歧视和隔阂。加上清朝统治者和流官实行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变本加厉地兼并土地，强占民田，迫使苗民多次起义和反抗。其中最大的一次是在清乾嘉年间，以苗民石三保、吴八月，石柳邓等为首领导的湘西苗族起义。史称“乾嘉苗民起义”。这次起义规模之大，义军数达三十多万，时间之长坚持十一年之久，范围之广，绵延湘川黔三省边境等千里苗疆。弄得朝庭损兵折将，国库空虚，财力匮乏。清帝惊慌失措，文武大臣捶首顿足。最后清朝才纠集七省倍于义军的兵力镇压，“内部分化”屯设筑堡等软硬兼施策略进行长剿久困，义军因寡不敌众，终告失败。龄之祖父廷燮、父亲兆祥辈，正在苗寨烽火四起，反清浪潮此起彼伏之时，迫于生活，投入禄林军旅。故熊家才得于从乡转城。迁到山清水秀的凤凰厅治镇竿镇城内居住。给后代的熊希龄攻书习文提供了舒适优美的环境。秉三从小聪明超群。阿奶（即妈）吴氏是一个聪明贤慧、正直善良、治家有方、乐于施舍、宗教意识较浓的苗族妇女。她的朴素纯洁的言传身教，对龄影响至深，几乎成为龄后来为人处事的准则。启蒙先生陈玉如，与龄祖母同宗，是个功名未就，仕途不达的落第秀才。对龄教育极严，龄的启蒙识字，书法绘画等都得于他的指教。尤其是灌输学而优则仕思想，是龄幼时的引路人。龄读书既敏且勤，特点是勤学善思好问。一部《三字经》及一本《百家姓》仅花三天功夫就能背得滚瓜烂熟，且能提出很多问题请求先生解答。与人吟诗对赋，均能对答如流，被誉为“神童”。另外，熊家的亲朋好友中，爱国将领大有人在。郑国鸿、田兴恕等人的民族气节和抗击外侮的英雄气慨和动人事迹对龄影响颇大。前者是抗击英军侵略的浙江处州镇总兵，史称“定海三总兵”之一的郑国鸿，后者是清朝钦差大臣兼贵州提督，“贵阳教案”的组织指挥者的苗族将领田兴恕。田在一八六二年第一次领导中国人民反对洋教渗透，坚持宗教自主，维护祖国尊严，不顾朝廷制止和外国反对，坚决处死在华胡作非为，欺压民众的法国传教士而威扬全国，震慑中外。郑是龄的祖父挚友，田系龄的弟媳之父，与熊家一直保持亲戚友好的关系。尔后多年，龄每次回籍省亲，必到郑、田坟上扫墓、祭奠。此外，朱其懿、左宗棠等也是龄信仰崇敬并奉为楷模的人物，当地苗族义军领袖可歌可泣的反抗精神也为龄所折服。他的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与其幼年所受种种教育有关。他勤奋学习、热衷科举，企登仕途，除严父慈母等要求光宗耀祖外，与其欲想振兴国民，造福于人类的志向是分不开的。

　青年时代变法兴学创办实业力图救国拯民

熊的青年时代是中国步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代。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了闭关自守的中国大门，八国联军干涉中国内政，提出“门户开放，利益均沾”政策，瓜分中国领土。满清政府腐败无能，使西方列强侵略中国更加加剧。龄目睹“清政不纲，外侮日急”。国亡将至，民族危机严重空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许多有识之士和具有爱国热血的青年则主张变法兴学，创办实业，拯救中华。结社结会，多方求索，寻找救国拯民之道。资产阶级改革派和革命派先后登上中国政治舞台，发出了强烈救亡的吼声。龄就在这样的“吼声”中清醒过来的。他深感在八股文和翰林院那些御用文字上虚度年华，与己不利，与国无益。毅然舍弃翰林院庶吉士高位，回湘参加变法维新运动，致力教育实业工作，以实现他那“此君一出天下暖”的棉花精神和造福于人类，奉献于人民的远大抱负。遂和谭嗣同、唐才常、康有为、梁启超君等开展变法维新活动。积极倡导君主立宪、力图以改良主义救中国。然而“一朝岂容二贵”？改革派和顽固派是不共戴天的。戊戌变法，百日维新均被以慈禧为代表的各省顽固势力所击败，湖南亦然。谭嗣同等“六君子”在京遇害，康梁亦作政治犯通辑逃亡日本。龄因中日甲午战争及《马关条约》签订，几次上疏慈禧太后，慷概陈词奏道：“圣朝以数十倍之地，屈膝东洋倭寇谬种，导致列强之觊觎，……实乃养虎贻患也”。并表示余“愿与爱国同仁，鞠躬尽瘁，临危效义，以拯吾国”。坚决反对向日本投降与媾和。这本来是爱国行动，应予支持和鼓励，相反的却被慈氏以犯上作乱而“革职永不叙用，交给地方官严加管束”论处。之后又以革新党人列为追查对象。唯孙中山组建的兴中会，同盟会风云直上，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政治主张。终于1911年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结束了数千年的封建帝制，创建了中华民国，当上了临时大总统。但因历史和时代的局限以及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革命果实却被窃国大盗袁世凯所纂夺，龄虽遭多次沉重的打击，但他爱国爱民志向不变，兴革兴学创办实业意识未减。他总结经验教训，转变斗争策略，力图以“实业救国”。他先后在湖南创办时务学堂、《湘报》、印刷、醴陵磁业学堂、常德师范讲习所、西路师范、常德中学及江苏、上海等地兴学。龄从教期间，施教极严，实业并重，治学有方，所到之处，均受欢迎。同时对贫苦人民子弟寄予深切同情。招生规定，男女兼收，一视同仁，偏僻乡村，清寒贫苦之弟，只要“年幼质敏，真堪造就”，即使“文理粗通”，都给予适当的照顾。对那些学什旅宿食膳费用无着无援者，一律责成“该地方官设法垫给”。教习聘请以德为重，要求条件是通达中西，博懂文理史法的担任。招生条件和要求是：关心社稷时势，关心社会发展，关心人民疾苦，富于兴革创新精神。“以求振国、匡时、济事、安人之道”。梁启超、李维格、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唐才常等先后被聘为湖南时务学堂教习，也是兴革派的活跃人物。蔡锷、黄兴等一批品学兼优学生还得到龄的嘉奖和赏识。

总之，龄在各从教期间，尤其是身任湖南时务学堂总理之时，在行政事务，学生录取，人事安排，经费分配等，均能秉公办事，不谋私利，不讲私情，不安插亲信，这在当时那种社会制度下，能做到这一点是难得可贵的。值得一提的是龄为国家造就了一大批有用人才。诸如蔡锷，各警予、林伯渠、滕代远等都是他的门第。他所输送赴法留学的湖南籍12名学生中就有女生向警予、蔡畅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中国各个时期革命的中坚人物，党的优秀儿女、妇女领袖、国家将领、帅才。另外妇女解放勃兴、主张男女平权，禁止妇女缠足，净化社会风气等也作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龄的一生主张三爱：首是爱国，有国才有家，有家才有我，有我则爱我，不使沾污自毁、洁白如棉、暖天下人。其次是爱才。才靠人育，玉靠人琢、致力教书育人，爱护培养人才。再次是爱物。爱护国家资源和财物，不许外人侵略破坏，不容国人随意浪费和糟踏。故号秉三、秉之者，爱国爱民爱我壮丽河山和丰富资源之谓也。他为此三爱奋斗不息，秉其始终。

　　为改革政治经济、振兴中华大业出任内阁总理

熊希龄尊称为熊凤凰。凤凰本是吉祥之鸟，可是，他的政治生涯是坎坷曲折，很不顺意的。他参加变法维新运动，遭到顽固派的疯狂反抗而夭折，兴学创办实业救国也因“利剑不在手”而成泡影，加入南学会和进步党等，累遇党派之争而受到抨击和非难，然而他是山里人，山里的凤凰，具有山里人的性格特点，不畏强暴，富于反抗，忠厚诚实，心地善良，爱国忠君、立志报国。所以，任何险恶环境和沉重打击龄都经受得了，谁个当上国家元首，均能与之合作，甚至忠贞不渝。这恐怕与其深受孔孟之道，深中科举之毒和山里人特点混合而成的奇特效应所至。

袁世凯为什么提名要熊希龄组阁和熊凤凰为什么欣然出任袁世凯第一任正式内阁总理？除龄才学横溢，治国有方，理财有道外，就是互相利用，各图其谋。龄早在1904年就到日本进行考察，他先后到了该国东京、西京、神户、大阪、各古屋等地收集明治维新经验，求教于日本工、农、商、学各界各行各业有识人士，了解教育，实业振兴始末，对比之下，觉得中国版图虽大，远不如日；矿产资源虽阜，远不及日。他亲眼所见，亲身所历，自二十世纪始，帝国主义列强相继对华经济侵略日甚，铁路、海关、盐税及财政金融几乎都被洋人所控，洋货充斥中国市场，国家和民族经济岌岌可危。中国“元气凋敝、民不聊生，农无可余地利，工无可持之技能，惰民满野、器械腐败，无可称者”。唯有兴革维新，创办实业别无他途。认为教育救国无济于事，对国计民生没有多大补益，转为实业救国。恰好，1905年又得到大臣端方赏识，以希龄“兴学有功”为由，奏本朝廷获准，恢复他在变法维新时期的翰林院庶吉士官职，并提名担任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参赞，使龄得于鹏志再展，凤凰飞翔之机。1906年回国后，改革意志更坚，创办实业信心更足。先后担任盛京将军赵尔巽总文案兼奉天财政及农工商总办，江苏巡抚署总文案兼江苏农工商总办，东北三省屯垦局督办及奉天造纸厂总办等职。对振兴实业，整理财政，开竣河道、兴办实业学堂都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和办法，且带头实践，身体力行，表现了卓越的才干和非凡的毅力。且对振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有长远规划和宏伟蓝图，曾获得“理财能手”称誉。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龄被推荐当财政总长职未获通过。但他识大体，顾大局，从未闹什么情绪，积极参与和协助临时政府起草文件、法令，作出了大量的工作。袁世凯是个两面派人物，由于当时未被人们识破。立宪派重要人物张謇为袁的高级顾问，很多重大问题都经立宪派与袁协商解决。而张与龄私交甚厚，所以对张謇和黄兴等人推荐龄为其财政总长，内阁总理袁也一并采纳。一是妄图复辟帝制，想借立宪派实力，以打击南方革命派力量，排斥国民党，二是龄与立宪派关系很好，未反对过袁；三是胜任此职，非他莫属。龄立志为国效忠，满腔爱国热情，苦于报国无门，救民无路。此时得到袁世凯的信任和赏识，确实知恩必报，他很想为刚刚诞生的共和国政府多做一些工作，以为国为民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实现他的远大抱负，故同意出来组阁，与袁合作共事，共同治理国家。他把拥袁和爱国联系在一起，这当然是不正确的。但在当时，中国人民在清朝封建专制制度之下，长期饱受压迫剥削和国外侵略之苦，要求国家安定统一，在共和国政体下发展经济，改善生活，增强国力。对新政府是拥护的，对袁领导的新政权是维护的。袁的两面派面目总有一个表演和认识过程。所以，对袁氏复辟帝制的企图不仅是龄受骗上当，甚至连孙中山先生也为其假相所迷惑。十三次与袁谈话，结论是“十年以内，大总统非袁莫属。”何况熊希龄呢？！但是应当肯定熊在阁员人选和施政方针上是坚持已见的，是不依袁的意图为转移的，龄在组阁之初，袁氏坚持所有主要阁员均须由他自己挑选。他提出六位阁员名单龄不全部采用，多半被熊氏否决。在组阁人选问题上龄提出，“不问党不党，只问才不才”的用人方针，经过一番周折，多次协商后，结果熊任总理兼财政总长，孙宝琦任外交总长，交通周自齐，内务朱启钤，陆军段其瑞，海军刘冠雄，司法梁启超，教育汪大燮，农商张謇。从此熊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总理，也是世界多数国家正式承认的第一任正式内阁。人们称为“第一流人才和第一流经验的内阁”。简称“熊内阁。”对经国治民，发展经济，致力国家独立富强作出重大贡献。发布施政纲领即《政府大政方针宣言书》，深得各党各派和全国人民拥护和欢迎。要点是：一、外交。维持国际主义，“亲善友邻”和平相处，要求尊重中国主权。二、财政。增加合理税收，发行公债、节减政费，收支平衡，杜绝赤字，逐有积蓄。三、军政。确定军编五十万为限，主张裁军，加强警察。四、实业。实行开放方针，吸收外资侨资，保护民族利益，欢迎侨胞外商来华投资，共同开办实业，利润按60—70%留华，其余让给外人。五、教育。分社教和校教两种，普及与提高结合。社教，尊重人民宗教信仰自由，反对孔教为国教；校教又分一般国民教育与高等人才教育。“国民教育以培养师范为先，人才教育以注重实业为重”。六、吏治，主张精简机构，提高工作效率，严防贪官污吏，制定赏罚条例，实行“军民分治”和“废省改道”，削减军阀势力，保证政令畅通，加强中央集权。七、司法，国求国会迅速制定宪法，实行司法独立，依法治国，保证人民民主，实现真正共和。“立宪国必须以司法独立为最一要件”。熊内阁施政纲领和一系列条例的公布与实施后，反映了人民的意志和要求，得到包括国会在内的全国各政治团体的拥护和支持，这当时是符合中国历史社会发展的，是进步的。对袁世凯来说却是一记耳光，一声闷雷，与他纂权称帝的黄粱美梦是背道而驰的。袁并非想把中国建设好。故对熊内阁制定这些好的方针政策、条例必然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对国会制宪约权当然产生不满。因此，他亲自唆使各省总督、民政总长进行刁难。以修改宪法草案为名，行解散国会和国民党之实。龄就在这些重大问题上深中其计，违法违纲为袁副署解散这两个组织的命令。这是龄政治上最大的失误。之后，又以“热河行宫盗宝案”罗织龄的罪名，使龄遭受不白之冤而愤恨辞职。国会已解散，内阁被迫辞职。“宪法”、“施纲”及其“条例”全部付之东流，事实胜过雄辩，评说千秋功过，历史是无情的见证人。袁氏复辟倒退，卖国求荣，想当皇帝，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和谴责，成为千古罪人。龄爱国爱民，勇于探索，奋斗不息，虽有失误，仍不失为民族精英。“凤凰赴火”精神永存！龄从1913年5月1日任内阁总理至1914年2月10日辞职，时间不足半年，为挽救国家危难，解除人民疾苦，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主张，并鞠躬尽瘁，付诸实行。可惜未遇“明主”引路和政治保证，未予实现。同时，对袁氏阴谋识破太晚，抵制不力，充当袁的独裁工具和复辟帝制的牺牲品，深为可叹。但他一旦识破，就予反戈一击，不遗余力。他表示最大决心拒绝《二十一条》签订，策划西南诸省反袁独立。尔后历任平民院长、红卍字会中华总会长、国难议员、上海慈联会副委员长等职。救济灾民，创办“香山慈幼院”，收养因兵慌马乱、天灾人祸造成的灾民和流浪孤儿。同时，还创办华洋义赈会，为中外灾民筹集救济款计有数千万元之最，受惠灾民近至全国各地，远到西北利亚，俄罗斯等。同时，身离政界，心系国事，关注形势发展，关心国家存亡。“九•一八”事变后，亲赴沪市救联会，劝张学良将军抵抗日本侵略，恢复东北三省失地。“七•七”事变爆发后，向全国发表《抗日呼吁书》。并由京赴沪，抢救伤员，亲临战场，救死扶伤，置生死以度外。目睹日本侵略者屠杀中国无辜公民，疾首顿足咒骂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是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上海沦陷后，转赴香港，发动港胞、侨胞为内地难民伤兵进行募捐工作。1938年1月3日在香港病逝。享年六十八岁。

综上所探，熊希龄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爱民的一生，奋斗的一生。我们党和国家领袖多次赞许过他是“做过许多好事的”。今天我们来纪念他，就要学习他那勤奋好学、勇于实践，锐意兴革，探索前进，奋斗不息，斗争不止，爱国爱乡的思想和奉献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