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23日，是熊希龄先生诞生120周年。你们不避酷暑，不远千里莅临山城来指导，参加这个纪念熊希龄先生的学术研讨会，领导、学者、专家、教授，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取诸怀抱，晤言一室”。我们感到十分荣幸，我代表中共凤凰县委、县人大常委会、县人民政府、县人民政协以及熊先生家乡凤凰县的各族人民向各位表示亲切的慰问、衷心的感谢。

前人曾经说过“石蕴玉而山辉”，使这个偏僻山区的凤凰，因为出了个国务总理熊希龄先生而大增光辉。今天，我们在新形势下，来纪念熊希龄先生而开展学术研讨，这对于交流学术思想，弘扬爱国主义，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振奋民族精神，扩大爱国统一战线，推动“一国两制”的实施，统一祖国，振兴中华，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熊希龄先生是一位寻求真理，怀有经国济世抱负的政治家。毛泽东同志说过，“自从一八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他们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这一派人物中，是以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为代表，我认为熊希龄先生也应该算是向西方寻找真理来挽救危亡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员。鸦片战争失败以后，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相勾结，使中国变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面临着瓜分的危机，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外出向西方学习，寻找救国的途径，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产生了影响，特别是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对中国的影响更大。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西方出现新思维，就千方百计去追求探索。进入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就有人开始以资产阶级观点提出了变法主张，甲午战争，加剧了中华民族的危机，资产阶级性质变法主张迅速发展，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维新派，利用各种方式大造舆论，在全国范围内已形成声势，熊希龄怀着忧国忧民的思想，脱疑而出，积极投入维新变法运动，成为维新派中战斗的骨干。他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学说，寻求救国的真理。他认为中国不向西方学习，不维新改革，就有被列强瓜分亡国的危险。他曾几度出国，学习外国特别是日本的教育、文化、实业、工业、农业、政治、军事；并在他的家乡湖南力说和赞襄过陈宝箴、赵尔巽、端方等大吏，维新变法，推行新政，虽遭挫折，屡仆屡起。他抱定了为国家民族的独立振兴，维新变法，虽肝脑涂地在所不惜。戊戌政变，维新志士，血洒燕京，熊希龄险遭杀戮，但他维新变法的思想坚定不移，继续学习，坚持革新，他把学习日本、欧美的经验之所得。结合中国的实际，在湖南、东北、浙江各地为赵尔巽、端方、陈启泰、瑞徵等臂划策谋，改革教育、改革工业、改革实业、改革财政、改革军事、改革农业、改革林业等等。夙兴夜寐，策划实施，推行新政，“凡所规划，靡不周至。”各地“多所建设”，“先生之力为多。”熊希龄足迹所至，气象无不为之一新。由于他锐意兴革的勇于任事，出类拔萃，有志于兴革的“朝野大臣”，无不“争相延揽。”他在奉天，上奏管理财政的大臣载泽改革财政的八项建议，如掷地金声。载泽阅读以后，叹服钦佩，无以复加，立即保荐加四品卿衔。熊希龄先生在维新变法，改革图强中，可贵之处，不仅在于才思敏捷，策划周密，独到精辟，而且还在于不尚虚浮，着重实际，身体力行。他提出兴办工业，学习日本走移植工业、模仿工业、特有工业路子；主张大力兴办各类专业学校，培养适用人才；还主张学习外国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充分利用国内资源，依托国内市场，力求先发展模仿工业，“以抵制外货之输入，则成本低而收效益”；对于发展民族工商业，他积极主张在投资、税收等各方面，要采取扶持政策和“保护主义”，使其迅速发展，以免权益外流，“依赖于人”，“受制于外人，而无自立之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熊希龄认为“各国产业发达之顺序，皆以农为先河”。他说“美国农产物现侵略欧洲市场，民富缘此骤增，而工商之勃兴即随其后”，这也就是说，当时他就有了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了。为了发展农业，他还主张兴修水利，改良耕作技术，增设农业银行，增加农业投资等等。在教育方面，他力主废书院，兴学堂；废八股，讲时务；派谴留学生，学习外国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培养适用人才，“以注重实业为主”。他亲手组办的时务学堂、西路师范学堂、常德中学就进行了教育改革，造就了大批人才；他改革创办的醴陵瓷厂和资业公司，在清末民初就驰名中外，瓷器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在军事方面，他主张裁撤绿营，组练新军，加强国防，“维护国内安宁秩序”；政治方面，在晚清封建专制下，“他曾倡导君主立宪，辛亥革命以后，赞成共和，维护共和，为建立一个独立稳定统一富强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奔走呼号，不遗余力。熊希龄有爱国的改革热情，又有勇于实践的求实精神，既大胆设想，又小心求证。他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的一生，是维新改革的一生，奋斗的一生，这是十分可贵的自立自强的民族精神。”

熊熊龄先生一生，还以相当的精力，尤其是晚年几乎是全部精力，从事于社会活动和社会的慈善事业。他在实践中饱受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势力压迫之苦。反袁护国以来，国无常法，民无定心，混乱不堪，天灾人祸，民不聊生。他积极从事社会活动，以期改良社会，求得一个和平安定的局面，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恢复发展生产。他参加黎元洪的政务评议会；与蔡元培等组织和平期成会，与谭延闿在湘推行地方自治；参加段祺瑞临时执政的善后会议等等。希望迅速结束中国的紊乱的局面，但是在那种列强环伺，军阀猖獗、狡横专制，相互勾结，穷兵黩武的情况下，有什么政可评？有什么和平可言？地方也无法自治。熊希龄先生虽然煞费苦心，因为手无实力，言不足重，都只能是口角春风，和平统一，安定团结，只是一种梦想。

在内外勾结，军阀混战年代，熊希龄眼看天灾人祸，黎民遭殃，目触心伤而淡化仕途，厌倦宦海政坛生涯，决心从事社会慈善福利事业，切切实实做一点对人民有益的实事。他在华北水灾河工善后事宜中，披星戴月，沐雨浴风，深入灾区，不辞劳苦，率领灾民修理河堤，平复耕地，把103县被洪水淹没的375万多亩耕地整修一新，使六百多万灾民重建家园，并留养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老弱近四万人。对遗弃的灾童，他又苦心创建了北京香山慈幼院，收留教养儿童数千人；把一个救灾性质的机构，办成了培养人才的学校，先后为国家和地方培养出众多人才。这一件事，国内外都很重视，嗣后，为了发展儿童福利事业，竞将自己几十年薪俸积蓄所得的动产和不动产，共计洋数二十一万元，银六万二千两，全部捐出作为他与夫人朱其慧义助儿童幸福社基金，仅这一点就很难能可贵了。

熊希龄先生曾担任过很多国际性的、全国性的、地方性的、临时性的社会救济、慈善福利组织机构的领导职务，进行过很多赈灾、救济、慈善福利事业。如在慈善福利事业中，他对于桑梓湖南尤为关注，当时湖南是南北战争的战场，水旱灾荒兵祸连年，灾民成群，饿殍塞途，熊希龄先生目击泪下，于长沙首创湖南义赈会、华洋义赈会、临时妇孺救济会，等等，以工代赈，兴筑潭宝公路，并向全国发出赈济湘省通电，四处奔走，从各地购运大米近七十万担，并变卖家产一万余元，捐于赈灾，“救济灾民数以万计，嗣后，又成立水灾善后委员会，除隐赈滨湖各县灾民数十万外，为根治水患，又致力疏浚洞庭湖，使无数灾民，恢复田园，安居乐业。与此同时他还参加西伯利亚大饥荒的国际大赈灾和世界红十字会的活动。由于熊希龄先生“德望素孚，中外信仰”，曾偕同夫人毛彦文出席印度尼西亚万隆国际禁贩妇孺救济会。在会议上，他发表了两次重要讲话，强烈谴责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军阀、官僚不道德的行为，倡导全世界都来关心妇孺，做好妇孺工作，保障妇孺合法权益，其讲话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

毛泽东同志说过，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得就是一辈子做好事。我看熊希龄先生就是想一辈子给人民做好事，造福于人群的社会活动家。并且一辈子主要都是给人民做好事，造福于人群；他为官数十年，持躬严正，家无长物，语不及私，但他在济贫施教改良社会的事业上，确实是呕心沥血，竭力奉献，这表现了他同情贫困群众，期望社会进步，民安物阜，国家富强的心愿。他对社会做了大量的有益的工作，是当之无愧济世救民的慈善事业家。

熊希龄先生晚年时期，他在宦海沉浮，世态炎凉的经历中，逐步地认识到了帝国主义者的凶恶面貌，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反帝情绪。当帝国主义悍然侵略我国时，熊希龄先生正义凛然，坚决反对。上海“五卅”惨案，日、英帝国主义，枪杀我爱国同胞，熊希龄即在北京天安门组织群众祭悼，并发起了十万人反帝大游行。“九•一八”事变，他痛心疾首，急电东北将领，南京政府，要求奋起抗战挽救国难，并率我湘中人士，发表抗战宣言；他四处发表演讲，宣传抗日，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大大地激发了群众抗战情绪，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一•二八”淞沪战起，日军疯狂侵占上海，熊希龄先生眼看敌蹄深躏，愤怒已极，发表了正气浩然的香山慈幼院《通告》，六十老翁，请缨抗战，“誓当奋斗”；日军深入，军民奋起，进行长城抗战，熊希龄先生同长女熊芷，率救护队奔赴前线，冒着枪林弹雨救死扶伤，使不少抗战军民感慨涕零。“七•七”事变，熊希龄先生更是义愤填膺，呼吁抗日，“八•一三”上海抗战，先生正在上海，有人劝他离沪远避，他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毅然投入了炮火连天、烽烟弥漫的抗日前线，率红卍字会救出抗日伤兵一千余人，将战区受难居民转移到安全地带近十五万人。先生一面尽力扶伤救亡，一面筹划香山慈幼院南迁。此时，眼看上海失守南京继陷，敌寇猖獗，生灵涂炭，先生忧国忧民，不可言状，悲愤已极。日侵略军占领上海以后，毛彦文商同先生离开上海，返回湖南往西南各省募捐，宣传动员抗日救亡，由于旅途阻塞，只得绕道香港南归，终因忧心国事，劳累过度，病逝香港，享年六十八岁。先生一生爱国，在抗日战争中就自撰了一篇《墓志》，“今当国难，巢覆檩崩；若不舍己何以救群”，表示“以身许国，遑计死生。或裹马革，我瘗此茔”。连同他写的《通告》一起，充分证明了熊希龄一生反帝爱国的浩然之气，是一篇继文天祥而后的惊动山河，催人泪下的《正气歌》。听其言，观其行，熊希龄先生为国家，为民族，耗尽毕生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愧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爱国主义者。

熊希龄先生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奋斗的一生。他维新、济世、救亡，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符合中国人民的意愿，对于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都有积极的意义，他确实是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来挽救危亡的先进的中国人，这是我们应该肯定的。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熊希龄先生所处的是半封建、半殖民地，而又复杂多变的时代，受到了历史的阶级的和认识上的局限，我们不能苛求于前人。

今天，我们纪念熊希龄先生，就是要大力弘扬熊希龄先生的爱国主义精神，进一步深入持久地研究发掘他的事绩，学习他爱国爱民，勤奋好学，锐意兴革，乐善好施，奋斗不息的民族气质；进一步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