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希龄字秉三，1870年（清同治九年）生于湖南凤凰，清光绪进士，授庶吉士，曾任热河都统、民国财政总长、国务总理等职。“胸有图册”，勤奋练达，奋斗不息。是一个赤诚的爱国者，怀有经国济世抱负的政治家，有志造福人群的社会活动家。是中国近代史上很有影响的风云人物。我们来纪念、缅怀和回顾他，学习发扬他的爱国主义精神，意义特别重大。

　　维新变法

熊希龄，整个生活的年代，是风骤雨狂的年代，是中国人苦斗的年代。自鸦片战争失败，英帝国主义打开了中国大门以后，列强跟踪而至，胁迫清朝政府，订立了一连串割地赔款、辱国丧权的条约，控制中国政治，掠夺中国经济，使中国坠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苦难境地，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为了挽救国家民族危亡，包括熊希龄在内的许多先进分子，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努力向西方学习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接受了以进化论为核心的社会学说，传播了欧洲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受到了资本主义的影响。甲午战争以后，血气方刚的熊希龄，眼看清廷暴露出来的严重危机和社会动荡特别剧烈，中国有被列强瓜分的危险，面对现实，在忧患中反思；甲午之战，为什么小小日本，打败了庞大的中国？主要是日本维新变法。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习西方。日本人向西方学习，维新改革，成了东方强国。中国“非变通旧法，无以为治”只有维新变法，与列强竞争，才是上策。此时“维新思潮大盛”，怀抱救国图强大志的熊希龄，积极投身维新变法运动，与一批有爱国激情的志士，往来相聚，学习强国之法，研讨救国之术，决心变法，更新庶政，整顿百废，“以拯吾国。”

1896年，为加快维新变法步伐，熊希龄与一批湘籍维新青年，企图把家乡湖南变为维新变法的策源地。他们回湘，依靠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等的支持，开展维新运动，陈、黄极表赞成，以兴学通商开端。熊希龄等，办报纸、兴学堂。创新学、组织维新学会，探讨救国之理，研究强国之法，以欧州的进化论、天赋人权论为思想武器，猛烈抨击数千年来的封建专制，宣传鼓动维新变法。一时，维新人士云集湘中，议论新政、高谈变法，传播新学，风气宏薄，虎虎有生，一破湖南万马齐瘖的局面，倡导新政为各省之先。由于维新派的激进表现，遭来了以王先谦、叶德辉等顽固势力的敌视，他们视维新变法为洪水猛兽，拼力反扑。因而“维新之风日盛，攻评之风日炽。”顽固势力，竭尽诽谤、诬蔑之能事，攻击熊希龄等“离经叛道”，“其貌则孔，其心则夷”，“异教邪说”“图谋不轨”。强迫解散南学会，延年会；殴打《湘报》主撰，等等，反动气焰嚣张已极。熊希龄面对腐朽势力，无所畏惧，针锋相对开展斗争，据理驳斥，痛指王、叶等顽固分子“要结官长，招徭纳贿”，“前院歌童，后院女乐”，“孳孳为利，不顾廉耻”的腐朽行径。并下定准备坐牢、“杀身成仁”的决心，与之斗争到底。但由于陈宝箴的软弱妥协，使熊希龄为国维新陷入困境。

戊戌政变，六君子被杀，康、梁遁走，熊希龄在赴京时因病未到，幸免死难。后来他与陈三立等22人，受到朝廷“禁锢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的惩办；维新派人士杀的杀，管的管、逃的逃、变的变节；支持维新变法的官吏，查的查办、革的革职、充的充军，一时血雨腥风，维新运动，宣告失败。熊希龄只得“戴罪”“思过”，韬晦山乡，以待时机。

维新变法期间，马克思主义还没有传到中国，是以西方的庸俗进化论为指导思想，认为事物的变化是渐变而不是骤变的过程，维新派承认和要求的振兴中国，只能是渐进的变化；在政治上只主张逐步的改良，否定骤变的革命：主张同旧势力妥协，否定决裂；认为不需要，也不敢去发动人民群众，用革命的办法去推翻阻碍社会前进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独裁统治，实现资产阶级专政；只主张依靠皇帝和旧官吏，自上而下维新变法而“自振”，希望和要求封建统治者，自动让步，让他们参加政权，设立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共同对劳动人民的专政，始终把自己绑在皇帝和官吏的车辕上，一点也不离开皇帝和官吏而去发动群众，这种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注定了只能搞改良主义，也必定要失败。

这一次运动虽然失败，但它展示了中国资产阶级是一股新兴的力量，具有爱国的思想和追求真理的活力。它与历次农民革命运动不同，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封建社会自发传统的状态，而是有理论、有组织的冲击了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它的意义已经超过了它政治改革的本身，不仅是一次变法改革，而且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社会启蒙运动，形成了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爱国运动。

　　创兴实业

维新运动失败，熊希龄虽受到严重打击，但他“心忧国是志难移”，报国之心始终不渝，更加努力读书，潜心研究救国方略，“德行与学问并进”。1903年，赵尔巽任湖南巡抚，深知熊希龄有“济世之才”，力向朝廷保荐才解除了对他“严加管束”等处分，熊希龄得已重返政坛，继续进行变法革新活动。他一方面在常德办理西路师范学堂，致力培养人才；一方面助理赵尔巽推行新政。在湖南传播西方文化，废书院，兴学堂，派遣留学生，学习教育、军事、工业、裁撤绿营，训练新军，创兴实业，风气重开。这时，虽遭顽固势力一再攻击，但已有“变法”诏令，赵尔巽器重熊希龄才华横溢，为国不倦，顽固势力亦无可奈何。为振兴国民计，赵尔巽支持熊希龄东渡日本，考察教育和实业，熊到日本经过考察，“稍得其详。”日本明治维新，国人求知于世界，发奋图强，面貌日新，工厂林立，实业大兴，民富国殷，连败中、俄。熊希龄深感，欲要救国，非学日本不可。若不如日维新奋起，必遭奴役、瓜分之祸。考察回国，即上书巡抚端方，从工业与军事、工业与商业、工业与生计利害关系上，痛呈湘省创新实业、推广实业学堂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提出了发展工业的完整方案。他主张发展工业，要走日本移植工业、摸仿工业、特有工业的路子；要设立徒弟学校，染织学校、农业学校、图画学校等职业学校，培养专业技术人才。只有学习外国先进经验，利用本国资源，培养本国人才，产品销售本国市场，才是发展工业，兴国救贫之术“最要也”。他还认为，中国条件比日本还好，只要努力学习，变法图强，是可以赶上日本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些意见确实精辟独到，非同凡响，得到端方的赞赏，“许以次第施行。”熊希龄崇尚务实，不重虚文，事必躬亲，身体力行。在湖南创兴了醴陵瓷厂，瓷业公司，湘潭锰矿等一批工业，实业；疏浚湖河，修筑公路，颇有头绪。

由于熊希龄纯正博学，并通中西，善创实业，勇于任事，深得清朝大吏的赏识，先后调任奉天农工商务局总办，江苏农工商局总办，并协助两江总督端方庶理政务，兴办实业；后又调任东三省清理财政监督官；全国农务联合会主席，奉天监运使，财政监理官；东三省农垦局会办，奉天造币厂总办等要职。他一心为国，锐意兴革，曾拟订了兴实业、理财政、倡农垦、办盐运、浚河道、办学堂等治国方案；创办了宝应长湖垦殖股分有限公司，醴陵瓷业学堂，湘鄂善后轮船公司等实业。他所到之处，艰难缔造，弃旧图新，生气盎然，熊希龄提出发展实业的方案、措施，是符合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表了他们的意志，因而得到了一些开明官吏的支持。如果清廷采纳了熊希龄的主张，并付诸实现，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将可以得到很大的发展。然而腐朽透顶的清朝统治者，想的是如何出卖国家民族利益，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来维护其摇摇欲坠的反动政权。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为了更好的统治、掠夺和奴役中国。一批昏庸腐朽的官僚，专事勒刮养尊，阿谀求荣，根本不可能采纳需要付出人力财力来兴办熊希龄提出的实业方案，而是迎合慈禧太后的旨意，加以激烈的反对，竭力充当“洋人的奴才”。因而熊希龄实业救国的理想，在帝国主义操纵下的封建主义统治下，大都成为纸上空文。

　　立宪运动

熊希龄，奔走南北，纵横捭阖，从艰难的实践中认识到，国家进行自上而下的政治革新，即使是有经天纬地之才，九牛二虎之力，也无法来办好教育，创兴实业，中国难免被外人瓜分、吞夭而作“亡虏”。因此，他在极力创兴实业，兴办教育，整理财政的同时，坚持把主要精力注意到政治革新上。他念念不忘学习西方，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的国体，即建立地主、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由资产阶级的上层代表人物，原来维新派的人士来掌握中央的立法和行政大权，改良中国的政治，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实现国家的独立富强。

清朝政府勾结帝国主义，镇压了维新变法和义和团运动在后，面临着列强瓜分和人民革命的两大危机，以权力至高无上的慈禧太后为总头目的顽固势力，为了消除革命的危机，讨好帝国主义，缓和阶级矛盾，巩固其大地主、大买办资产阶级的专制国体，认为立宪的“新招”是“粉饰臣民之要术”，表示实行“立宪”。为了弄清立宪是否会妨碍清朝皇室和满州贵族的权力，特派出亲贵大臣和各省督抚组成的五大臣出国考察团，考察欧美各国宪政。由湖南巡抚端方推荐熊希龄为参赞，随五大臣出国考察。考察团考察日本以后，分两路横渡海洋，考察了英、美、德、俄等8个国家。熊希龄认为这是说服和推动亲廷立宪、实现自己救国图强抱负的最好机会，千辛万苦，往返与留学人士杨度等，切磋琢磨，为五大臣妥拟了向朝廷报告的奏摺，即实行立宪的各种情况和方案。但五大臣为了迎合慈禧太后的“圣意”，主张把实行立宪的时期推迟到十五年或二十五年以后。这“正合孤意”，立即得到了慈禧太后的同意，批准“予备仿行宪政”。摆出了立宪的架势，虚张声势来欺骗中外，但实际根本不打算实行立宪。熊希龄、梁启超等主张立宪人士，误认为清廷有了转机，出现“希望”，积极组织各种社团，创办使刊，宣传鼓动立宪，推动立宪政治的实行。一时政闻社，立宪公会，宪政筹备会，宪政公会等社团，应运而生，十分活跃，颇有生气。但是清廷怕立派势膨大，危及自己政权，生恐“前门拒虎，后门进狠”，查禁了他们在上海的宣传联系立宪运动的刊物和组织，不让他们成为立宪活动的中心。熊希龄等立宪人士认为，现在革命危机的产生，是由于政府的腐败而致，如果立宪徒具虚名继续在立宪的名义下实行腐败的政治，而只能为加重革命危机提供条件。因此只有真正的实行立宪，则可以改变清朝政府的组织形式，颁布宪法，召开议会，建立责任政府，使立宪派人士，即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人物，走上政治舞台，参与政权实行新政，消除危机，中国就能独立、稳定的发展经济，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他们这一套设想，既违背了清廷为了消除革命、讨好列强，巩固统治的立宪本意；又违背了历史革命的潮流，阻碍了革命，因而无法实现，只是幻想。

随着人民群众反抗运动的高涨，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熊希龄、梁启超一派的立宪运动，亦即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由于时代的前进，与民主革命运动相形见拙，黯然失色。

帝国主义看到清廷的无能和革命运动的兴起，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控制，清廷面临全面崩溃的危机，进一步推行了对帝国主义投降的方针，成为了“洋人的小朝廷”，中华民族的危机日益严重。熊希龄眼看清朝政府，腐败不堪，不可挽救，推翻清朝封建独裁的统治，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在忧愤中转向了革命。

　　反袁护国

辛亥革命不久，熊希龄到了上海，与革命领导人黄兴等交谈，表示拥护共和，发出赞成共和的通电。黄兴等也认为他是“革命之同道”对其表示“深信不疑”。中华民国在南京宣告成立，黄兴等推荐他为财政总长，均未如愿，不久即参加了章炳麟、宋教仁等组织的中华民国联合会更名的统一党，被推为理事之一，决心要为国家献力。但是由于领导这场革命战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固有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未能将革命领导进行到底，而是用妥协的方法来结束革命，断送革命。仅三个月工夫，革命的胜利果实，就被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反革命两面派袁世凯所攫取，袁世凯攫取大总统权位以后，熊希龄等组成了进步党，他用意是企图联合高唱“共和”调子的袁世凯，来排斥国民党的左翼即国民党的激进派，用向地主、买办阶级迁就的方法来实现共和，实际上仍然是坚持改良、立宪的路线，不过依靠的对象不同罢了。然而袁世凯，早已怀有一番异心，诡计多端，阴谋深算，设下陷井，采取欺骗、讹诈的方法，迫使熊希龄出任其内阁总理兼财政部长。熊希龄主观上是想利用袁世凯来掌握一定权力，好施展自己济世经国的才能，为国出力。他一上台，便发表了《政府大政方针宣言》，并制定了一系列施政纲领，实意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实行图强的新政。岂知原来“保证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的袁世凯，实际上，他是赞成推翻清朝而反对革命的。他其所以强使熊希龄担任内阁总理，组织“第一流人才”的第一流内阁，是为了欺世盗名，拢络人心，来为他的政治目的服务。他赞成推翻清朝，是想自己来取代清朝；他反对革命，是怕革命胜利，不能实现个人的独裁统治。袁世凯是在军阀官僚专制统治集团中翻过了好些斤斗而爬上来的政客，虽然极端反动腐朽落后，但是积累下了狡诈，狠毒、搞阴谋、弄权术的丰富经验。熊希龄虽任内阁总理，但实权仍然由其亲信所把持而操纵在他的手里。熊希龄立宪派的进步党，既不愿意同资产阶级革命派完全合作，也没有能力独立地取得政权，是幻想通过袁世凯来实现资产阶级立法行宪的中央集权政治。因而一味迁就于袁世凯，使袁世凯得心应手。当袁世凯投靠帝国主义，利用熊希龄的内阁，扫除了复辟帝制的障碍，只差总统改为皇帝的时候，便翻脸施出“热河盗宝”的毒辣绝招，迫使熊希龄下台，一代窃国奸雄，战败了一代济世奇才，踢开了“第一流内阁”以后，熊希龄认清了袁世凯的险恶用心，但是已经上了大当，已经铸成了一系列历史错误，悔恨无极，不仅使自己这一痛苦的隐衷而遗憾终身；而且眼看中国将更加陷于黑暗、混乱和贫困。

袁世凯称帝，熊希龄积极投入反袁护国斗争，策动独立；往返南北，制止内战。袁世凯死后，各派军阀势力，相继出台内战迫在眉睫，他从防止内乱，稳定大局出发，力请恢复《临时约法》，曾出任平政院院长，维护共和，反对张勋拥溥仪复辟；组织和平期成会；倡说联邦，反对混战，等等。熊希龄和梁启超，积极发动反袁护国斗争，是为了把袁世凯推倒，实行共和，迅速结束这场斗争，防止国民党激进派把反袁护国斗争变成一场更广泛、更深刻的民主革命运动，在中国继续出现革命危机。幻想依靠北洋军阀势力，控制局势，造成稳定的政治局面，有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实行“开明专制”或“共和国体下专制”，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其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各派反动的政治势力，都分别投靠了不同的帝国主义，成为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按照其主子的意图，争夺势力范围，各自为政，干戈不休。中国不解决独立、自主的问题，无论如何“改良”，不管什么“新政”，无论如何高喊“共和”，都不可能使中国稳定。熊希龄无论怎样奔走呼号，都是白费心血。

　　账济救亡

袁世凯复辟帝制梦破灭，在忧愤中死去后，中国出现群雄蜂起的局面，他们各自打着“民国”的招牌，挥舞“革命”的旗帜，横征暴敛，混乱不堪。“时局日急，外患亦深”。熊希龄手无实权，言不足重，力不从心，“实意归养林泉，不闻理乱。”但他看到当时连年兵祸天灾，老弱流离，终心难受，经“父老挽留”，乃将主要精力，从事慈善救济事业。救济赈灾，兴办贫民教育，为国为民分忧解愁，以期改良社会。

熊希龄一惯爱国爱民，对广大劳动人民寄于深切的同情，并尽力予以真诚的帮助。历任过国际和全国性的教育事业、社会救济事业、慈善福利事业组织机构的重要职务，创办了义赈会、临时妇孺救济会、华洋义赈会等；出席过爬哇国际禁贩妇孺会议；赞助过西北利亚大饥国际赈灾。他在救济灾民、抚辑流亡，修河堤，复耕地，冒风踏雪，含辛茹苦，无不尽心尽力。在京畿、直隶救济赈灾中，创办的香山慈幼院，救抚培育了数以千计的贫苦孤儿，培育了不少人才；由他发起各省组织的慈善团体，收养了贫苦老弱，数以万计。并以自己的积蓄，以及变卖家产来投入赈济慈善事业，这是非常宝贵仁道主义精神，一直为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同志所称道。

熊希龄晚年，对帝国主义侵略，坚决反对，拼命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后，他在北京发起“沪案失业同胞救恤会”，他主祭死难同胞，痛斥日帝国主义者野蛮残暴，慷慨激昂，组织了十万人的反帝大游行。“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他痛心疾首，致电张学良和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要坚持抗日救国。淞沪战起，熊希龄眼看敌蹄深躏，“国难当头，已及眉睫”，对香山慈幼院发出了抗日救国的总动员，动员全家、全院师生，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泸沟桥事变，中国人民奋起抗日，年近古稀的老翁熊希龄，愤然参加了抗日救亡工作，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他认为我们有五千年悠久文化之炎黄子孙，拥有四万万之民众，岂能为区区日寇所征服，必须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仇敌忾打败日本侵略者。他组织带领红十字会员，在枪林弹雨的抗日救亡前线，抢救抗日救国的死难同胞十多万人，真是为国尽瘁。他在国难当头，欲要北上，为战事所阻，侨居上海，想回转家乡，再往西南诸省，开展抗日募捐工作，终因日寇深入，交通阻塞，只能绕道香港返乡。他看到祖国大好河山，被日寇兽蹄践踏，金殴玉缺，山河破碎，有家难归，风烛残年，忧劳成疾，“精神痛苦，最难忍受”。一代才人，在抗日战争的炮火声中，于香港与世长辞。

熊希龄逝世后，留下了自撰的“卿后”碑文，文曰“……今当国难，遑巢覆榱崩，若不舍己，何以救群，誓身许国，遑计死生；或裹马革，即瘗此茔；……”这与他发布的《香山慈幼院院长通告》说抗日救国“必有少数人之能死，然后乃有多数人之能生。国若能救，虽死亦荣；国不能救，虽生亦辱；……余虽六十老翁，此心不甘亡虏，一息苟存，誓当奋斗。”的思想完全一致，充分说明，中国人民若不把侵略者打败，中国没有独立富强，他是死不瞑目的；同时表现了他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投身抗日救亡的坚定意志和宁死不屈的决心，这是熊希龄先生一生中最光辉的篇章，表现了“夫子”爱国的“浩然之气。”

　　结束语

中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包括熊希龄在内，无数的爱国志士，经过千辛万苦，寻求救国真理，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提出了一个又一个救国方案，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康为有、梁启超、熊希龄的维新变法改良运动！孙中山的辛亥革命，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运动；以及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等等救国图强的方案，并付出了无数的生命的试验代价，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联合进攻下，一次次斗争被扼杀，一场场运动被扑灭。尽管每次运动在不同程度上都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可是始终未能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苦难深渊。然而，他们留给后代人的爱国爱民、忧国忧民、救国救民的奋斗牺牲精神，是十分可贵的，是我们民族的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永远值得后代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