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希龄（1870－1937），字秉三，湖南凤凰人，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思想开放，力主改革的政治家。他在政治上建树颇多，影响亦大，其对外开放的思想与实践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使得熊希龄成为清末民初最早倡导对外开放，并身体力行的改革家之一。

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在1912年提出了“国家欲兴大实业，而苦无资本，则不能不借外债”的主张，以后又于1919年在《建国方略》中阐明了发展中国实业必须“选最有利之途，以吸外资”，“雇专门练达之外人，任经营监督之责”，“教授训练中国之佐役”的思想。但熊希龄在此之前，就已经在引进外国智力、技术、资金，以及在政治上主张沟通中外信息，倡行欧美国家的政治体制，改变和解决外交上的颓势和国内纷争等方面，进行了积极而有益的尝试，并有所成就，这就更加显得难能可贵了。本文拟从五个方面就熊希龄的对外开放思想与实践活动的背景、内容、作用和结果略作介述，以窥探其历史意义和经验，也许可为后人殷鉴。

　　一、引进外国智力，改革旧的教育体制，发展近代教育和民族经济。

熊希龄在戊戌变法前后，同一大批士大夫阶层中的维新志士一样，痛感中国封建教育制度的弊害，致使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受到严重制约，他认为要救亡图存、变法自强，就必须停科举、废八股、办学堂、求实学，按照近代教育的方式培养新式人才。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熊希龄于1897年在长沙创办了著名的时务学堂，以“中西并重”为办学宗旨，引进了欧美国家的教材和教学内容，并把近代自然科学列为重要课程，聘请学贯中西的梁启超、李维格担任中文和西文总教习，向学生灌输民权、平等的资产阶级先进的民主思想。尽管熊希龄在此期间尚未正式引进外国智力，即国外专家，但却按照欧美近代教育的原则奠定了湖南近代教育的基础，勾画出湖南现代学校的格局。时务学堂开办不久，即遭到保守势力王先谦等人的极力反对而被迫停办，但熊希龄依照西方教育模式“兴学育人”的初衷却并没有因此而改变或动摇。

1903年，熊希龄有感于“办学堂必先造师资”，联络有识之士在常德成立了西路师范学堂，并担任董事和监督之职，在熊希龄等人主持下，该校课程完全是按照近代教育的教学大纲和日本师范学校的规则设置的，主要科目有国文、历史、地理、数学、体操、音乐、物理、化学、法制、经济、教育学、教育史、教授法、管理法、伦理学、心理学、英文、日文等等。鉴于当时学校师资奇缺，熊希龄在征得湖南巡抚赵尔巽同意后，以高薪先后从日本聘用了四名文教专家，这四名教师成为了西路师范学堂的主要教学骨干。其中营野新一郎先生教授物理和化学，田泽十四郎先生教授数学，铃木直三郎先生教授教育学、教授法和管理法，那须省吾先生教授伦理学、心理学和教育史。这一举措实为开湖南引进外国智力之先河。这些外籍教师精心施教，乐于育人，任劳任怨，其中田泽十四郎先生还开办数学夜班，设法为湖南多培养人材。由于中外教师共同努力，西路师范学堂的教学水平不断提高，以至在若干年之后也具有较高的教学质量，故而涌现出一大批杰出人材。象辛亥元勋蒋翊武，革命家林伯渠、粟裕、滕代远，实业家李烛尘和科学家辛树帜等中外著名人物均出自该学堂。这无疑是与熊希龄引进外国智力奠定学校的教学质量基础分不开的。

1905年以后，熊希龄又以极大的热情致力创办实业学堂。他认为办实业学堂，培养实业人材，是发展和振兴民族经济的关键。为了开拓湖南实业，熊希龄根据省情，提出应该先筹设徒弟、染织、农林、陶器、图画五所实业学堂。还根据日本同类学校的做法具体规定了校址、学制、课程和招生办法，他指出开办这些学校实为三湘“数百万人民所托命之源”。以后在各方支持下，熊希龄身体力行，筹措经费，亲自创办了醴陵瓷业学堂，“将各国新式瓷器可供模范者一一购办。以便仿造”，还率员赴日本购置学堂所需要的机械、标本、图书、绘具、药水等，尤为可贵的是，在当时经费短缺，师资匮乏的情况下，熊希龄不惜重金和不顾传统生产方式的束缚，毅然“聘日本人为技师，分辘轳、模型，陶画各科”，“招收学生三百余人”入校学习。这些学员毕业后，大多都青出于蓝胜于蓝，掌握了先进的制瓷工艺，成为醴陵瓷业振兴的技术骨干。本世纪初醴陵瓷业出现黄金时期，成为湖南四大实业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得力于熊希龄引进外国智力，培养技术人材的成功尝试。因此，这也是湖南近代教育史上引进外国智力，培养专业技术人材最早的成功范例。

以后，熊希龄虽在政治上不断得到迁升。仍一直注重引进外国智力。不但在自己家庭中聘请了外籍教师，在政府经济工作的各个方面都积极聘用外国专家。在担任财政总长时，他曾聘用英国关税专家赖发洛担任财政部关税改良委员会委员，以改进税制，增加税收。1914年，他负责“筹办全国煤油矿事宜”期间，又聘请了大批外籍技师和工程师，仅赴“陕西勘查油矿一事”，就派去“外国技师多至二十余人”。此外，熊希龄在东北负责开浚辽河和在华北任顺直水利委员会会长期间，也聘任了一批英、美、印度等国的工程师和技术员专门从事治理河道、平息水患的测量工作，均都完成了任务，并为中国培养了一些技术人材。由此可见，熊希龄引进外国智力的活动是一以贯之的，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实绩。

　　二、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改良传统生产方式，发展和振兴近代实业。

熊希龄曾为湖南近代实业的发展和振兴作出过积极的努力，并极富成效，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熊希龄大胆地引进了外国的先进技术，改良了传统的生产方式。

二十世纪初，湖南市场“货物大半日产”，而“湖南士商尚立于旁观之地位，不为之计，殆与束手待毙无异”。在这种情形下，熊希龄于1904年专程东渡日本，潜心考察了日本的工业，并根据其成功的经验，全面规划了振兴湖南实业的具体措施。其指导导思想就是学习外国的先进生产技术，主要是学习日本发展实业，实现资本主义工业近代化的成功经验。熊希龄认为“日本岛国，土瘠民贫，工厂虽已林立，而大宗物产原料，多仰给于邻国，如棉麻输自中国，糖麦来自美州，往返万里于河海，尚能赢什一之利，工业之可恃如此”。他深知工业之于国计民生至关重要，象日本那样的资源匮乏小国，亦能靠工业强邦，中国地大物博更可以借助工业之力走上“强国之道”。“救贫之术，工业其最重要也”。熊希龄为了“救”中国之“贫”，科学地把日本工业分为三种，然后找出并借鉴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模式，加以引进。他指出日本的工业，“一曰移植工业。仰外国原料之输入，又用外国式诸机械以制造之”；“二曰模仿工业。以本邦物产之原料为基础，而由外国式诸机械制造之”；“三曰特有工业。以本邦出产之原料，而用内国人发明之新式机械制造之”。并认为湖南发展工业只能先从模仿工业开始，“以吾湘大势论之，目前欲兴工业，不可遽求输出，宜先为模仿工业以抵制外货之输入，则成本轻而收效易，人民之学识技能逐渐发达，必不患无新式机械之发明也”。其发展步骤是“先购机械，设列工场”，创办学堂，培养专门人材，改良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管理方法，“则工业之发达亦可决矣”，必将造成湖南“工业之勃兴也”。在这种借鉴外国先进经验、振兴民族经济的思想指导下，熊希龄曾进行了创兴醴陵瓷业的实践。

1905年，熊希龄在第二次、考察日本工业后，认真地对醴陵和日本的瓷业工艺进行了科学比较，发现日本瓷艺在窑式、烧制、釉药等方面的长处，还用从日本带回的釉料在醴陵进行了工艺试验，以取人之长，补己之短，革新传统的上釉生艺。同时，在他的主持下兴办了瓷业学堂，并亲任监督，培养工产和技术骨干。参还照日本工业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方法，成立了瓷业公司，吸收各窑户入股，以利扩大再生产。瓷业公司规模较大，具有近代工业集团的托拉斯性质，按分工协作的原则，设立了圆器厂、琢器厂、机械室、电灯室、化学室等生产和实验部门。公司的设备大部分也都是从日本引进的先进机械，如圆盘形成机、釉药粉碎器、原料粉碎器、压榨成形机、除水器、和泥机等一整套从原材料处理、加工、制作到产品形成的机械设备，都是熊希龄在考察日本瓷业后决定引进的。这是湖南近代工业发展史上引进的最早的一条具有先进水平的外国生产流水线。这些先进设备由瓷业学堂毕业的掌握了日本先进的制瓷工艺的技术工人操作，遂于1906年生产出了优质细瓷。醴陵细瓷一经出现，好与古老的湘绣一起被商界誉为“湘中双壁”，并于1909年和1910年荣获武汉和南洋劝业赛会一等金牌奖章，“列名在景德镇之上”。其产品不但占领了国内市场，而且进入了国际市场。

熊希龄引进外国先进生产技术，发展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湖南近代实业，确实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他在这方面的思想和实践都是在二十世纪初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产生和进行的，其远见卓识和改革勇气足以给后人莫大的启示。

　　三、吸收与利用外资，缓解国家财政困难，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熊希龄曾任中华民国国务院理财总长、总理兼财政总长等要职，由于他精明强干，擅长理财，被称为“理财能手”。1912年4月，他出任理财总长时，第一件事就是筹措军饷，缓解中央和地方财政困难。据熊希龄估算，仅1912年6月15日至10月15日四个月，中央政府每月要开支一千万元行政经费，军费开支则在每月一千二百万元以上。如不借款，“民国血脉，转瞬将断”，“中央政府既未巩固，危亡即在目前”。于是，熊希龄甘冒风险与西方六国银行团磋商借款事宜。5月14日，熊希龄与银行团议定了第一批贷款，但各方“函电交驰”，“纷纷反对”，一时物议鼎沸，甚至指为卖国，连黄兴等人也不理解，大加责难，“反对尤甚”，熊希龄迫于压力，只好辞职，于7月14日得到袁世凯的批准。这次不到百日的理财实践，实际上是熊希龄吸收和利用外资——“大借款”的积极尝试。不管其目的和性质如何，仍体现了熊希龄引进外资解决国内财政困难的善良愿望。这种开放型的理财思想还表明熊希龄作为一个改革家具有超人的胆识和勇气。熊希龄自己也曾向袁世凯表示：“苟利国家，自愿牺牲个人名誉而受此存亡危急之借款。”到1912年8月，熊希龄又与英国“姜克生国际银行团代表白启禄商订借款草约”，议定借债款一千万英镑，以使得政府能够“维持一切”，但在使用时，熊希龄告诫国人不要“轻用外债”，这种把理财和借债统一起来的观点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也说明熊希龄把借用外债只作为一种理财的手段，其认识是清醒的，作法是谨慎的。

1913年，熊希龄组成“第一流人才内阁”，以总理兼任财政总长，又重新开始了吸收与利用外资的活动。这期间主要是引进外资修建铁路、开发矿藏、兴办实业。当时各方面需款孔急，“中央既一无所入，惟仰给外债以度岁月”，因此，“不得不出于借款，维持国家之生存”。熊希龄尖锐地指出：“立国之道，以理财为先；行政之方，非筹款莫济”。而引进外资就是筹款的一个重要方面。他认为，利用外资，最重要的是发展经济，只有“借债兴业，或可望其生利偿还”。因此，经熊希龄引进的外资大多都用于经济建设，这在战乱频仍的时代，的确是具有政治眼光的治国措施。熊希龄分析国情时曾指出：“实业、交通二政，为富国之本”。“我国产业幼稚，故宜采保护主义；我国资本缺乏，故又宜采开放主义……若棉若铁若丝若茶若糖，其最宜保护者也；若普通之矿业，其最宜开放者也，外商投资于我境内所生之利，彼得其三、四，而我恒得其六、七，故而政府与国民共欢迎之”。熊希龄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吸收和利用外国资本的。以1913年7月至1914年2月这八个月为例，由熊希龄签订合同从比利时、法国、英国、德国等欧美国家引进的外资就有十一笔，其中直接用于修铁道、建港口、开矿山者达八笔之多，多则5000万法郎、1000万马克、少则也有50万英镑。如津浦铁路至信阳段、南京浦口商埠、陕西石油公司等重点工程，均靠引进外资兴建和兴办，这对国计民生和促进经济发展无疑能起到一定作用。

不仅如此，在引进和利用外资的同时，也引进了人材、技术、设备和管理方法，这是熊熊龄引进思想的独到之处。另一方面，引进外资必须克服盲目性，做到心中有数，熊希龄在这方面的做法也是值得称道的。他把能如期偿还和不失国家主权作为引进外资的先决条件，如在引进英国资本修建浦口铁路时，熊希龄首先与外商把利息协商到最低限度，方才签约，合同中虽规定由英国人任修筑铁路的总工程师。负技术之责，但“铁路建造工程以及管理一切之权，全归中国政府办理”，“总工程师应听（中国）督办及总办或其代办指挥”。又利用如法国资本兴建南京浦口商埠，熊希龄在借款合同中明确规定：所征地基用于“建造码头、仓库、货栈、船坞”等，但“仍属中国财产”。不过，既要吸引外资，就必须制定一些优惠政策，熊希龄对外商在中国投资，采取开放主义，予以鼓励并提共优惠条件，比如无偿提供地皮，“免纳各种税捐”等。还在工作上赋予外籍工程师和管理人员一定的自主权，如总工程师有决定“考查、计划、勘测与估价、监造工程、订购工程正常进行所需料件、器具与装备之权，只须呈请中国督办核准即可”。这些政策受到外商的欢迎，因此，当时许多西方国家的商人都乐意同熊希龄签订投资合同。

此外，熊希龄还主张实行“加税裁厘”政策，当时，“银根奇紧，百货停销”，他认为只有“鼓励国货出口”，“尽裁厘卡”，方“可籍以吸引外资，疏通国内金融”。这些主张对于吸引外资，发展国民经济均有所裨益。

总之，熊希龄吸收和利用外资的思想和实践是值得肯定的，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需要，在促进经济建设方面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在今天看来也具有借鉴意义。

　　四、发展舆论作用，沟通中外信息，扩大中国影响，摆脱外交上的颓势。

熊希龄的对外开放的思想与实践还具体地表现在对外关系方面，他主张运用新闻媒介来沟通中外联系，扩大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和作用，以摆脱自清末以来中国的外交办理不顺、交涉棘手的被动局面。早在1901年，熊希龄就力主在《中外日报》上多刊登湖南的消息，希图让西方更多地了解湖南。以后，熊希龄“游历欧美，与其国官绅来往酬答，知其于东方事实全属隔膜之谈”。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多凭道听途说，与实际情形相去甚远，熊希龄认为这固然是闭关锁国造成的，但也与中国不善长运用传播工具宣传自己有关。在这方面，熊希龄颇为称道西方的风尚：“欧美各国，犬牙相错，消息灵通，苟有关政治问题，甲国之密秘初开，乙国则新闻缕载，丙国之报章方出，丁国之诋辩旋来。捕风捉影之谈，转瞬即而冰释；秣马厉兵之说，当时立见调和，故报馆之力几，若操各国和战之权，不独耸世界人民之视听己也。”熊希龄由此得出结论：“外交之术，不外乎通，知彼知己之谓也。”他认为，多年来中国外交上的失利和颓势是因为中外信息没有真正沟通造成的，彼此都知之甚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尚未充分运用新闻手段，发挥舆论的作用，而在这方面，日本的做法却值得提倡和称道。“日本自变法以来，即于各国都城开设洋文杂志，政府助以津贴，故日俄之役，俄虽以黄祸之说煽动欧美各报，日本即于其所设杂志中反复申辨，以释各国之疑忌，而免其干涉”，以后，又在中国“各省设立华文报，如上海《国文沪报》、北京《顺天时报》、《天津报》、奉天《辽东新报》、《盛京时报》，约有数十余家”，影响所及，竟连俄法等国也极力仿效，争相在青岛、吉林、上海开设华文报馆。中国却不然，虽也自办报纸，却很少刊登国际新闻，更无“报馆设于欧洲大陆”，其结果是，中国的“言论对于各国言论界素未有发言之资格。无论人之诬指我者，不能匡驳；即人之误疑我者，亦不能申辨”。这样中国不但无从发挥国际影响和作用，而且其内政也日益受到西方舆论的无端干涉，例如“一教案之交涉，则疑为官吏之唆成；一聘使之往来，则疑为朝廷之密约；上海公堂一案，而西文各报则指为贩奴之恶习；抵制美货一案，而西文各报则指为排外之风潮。南北大操，为吾国讲武之政，而各国咸有疑心；路矿争抗，为吾国自主之权，而各国谓炎仇外。甚至北京聘一教习，直省延一顾问，各国报纸喧腾，非以为偏重日德，则以为佐袒法俄”。而中国“公理既不能自白，人言乃成定案，舆论既形偏重，国势自成孤立”。面对这种外交上的大患，熊希龄认为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他指出：“时至今日，外交日迫，尤不可不筹挽救之术也。”因此，熊希龄主张借助舆论工具，尽快沟通中外信息，让世界真正了解和认识中国，具体而言就是仿效日本的做法，在国内外建立自己的通讯网络和出版外文刊物，“苟于各国都城设立洋文杂志，关于各国政治之交涉者，则先登述，遇有各国报纸之误疑中国政策者，则曲为申辨。使之洞然于理之是非，时之难易，事之曲直，而更正焉，而扶助焉”。如能做到这一点，中国才能真正树立起自己的国际形象，并发挥自己在国际交往中的影响和作用，从而维系中国的外交大局。

为了将这种开放型的外交思想付诸实施，熊希龄从1907年便开始了这方面的实践活动。首先，他建议在上海设立环球通报社，与国外进行广泛地通讯联络，并逐步在日、英、美、法、德、俄、奥、意等国首都设立分社，然后在上述各国陆续创办外文杂志，每月发行一期，免费向有关方面赠阅，并在民间零售若干，报馆聘用外国人充当主笔，由中国留学生授其意，通过环球通报社提供国内各省的消息，以及“非西人所能尽悉”的中国政体、历史、风土、人情、文学等方面的稿件，以宣传中国的内外政策和国情，进而“联络国际之感情，解条文之误会”，达到“通外情、申公论”的目的。当时，熊希龄正在沈阳辅佐赵尔巽推行东北新政，这些主张得到了赵尔巽批准实施。到1910年春，熊希龄经过多方筹款，惨淡经营，先后创设和参与主办了环球通报社和远东通信社，但由于经费短绌和内部意见分歧等种种原因，都半途夭折，因而成绩不大，收效甚微。这当然是熊希龄始料所不及的。

不过，熊希龄在这方面的思想和实践，特别是那些闪现着真知灼见的观点、见解和措施，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可取可鉴的，因此得以在中国近代外交史和新闻史上留下了珍贵的一页。

　　五、引进并倡行西方民主政治，以期解决南北纷争，建立一个统一的共和国。

熊希龄对欧美国家的民主政治十分熟悉，颇为称道，因此积极引进，全力推行，这也是他对外开放思想与实践的一个重要方面。如对联邦制的热衷与倡行就集中表现了他在这方面的努力和探索。联邦制是西方国家实行的一种政治体制，即由若干个成员国，联合组成一个统一的国家，每个成员国拥有自己的立法、行政机关和宪法、法律以及一定的外交权力，是与中国传统的中央集权制政体相对立的。辛亥革命前，作为资产阶级立宪派的熊希龄曾随清廷五大臣游历欧美各国，考察宪政，归国后即主张在中国实行联邦制，“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同时并进”，但并未积极推行，以后鉴于南北对立，又倾向中央集权，以维护袁世凯的专制统治。实际上，在辛亥革命前，已经有梁启超等人主张在中国仿行联邦制，但由于政治条件不具备，并不可能付诸实施，只能作为一种思潮风行一时。

二次革命爆发后，特别是宋教仁被刺案件真相大白于天下后，熊希龄又有“渐趋于地方分权之思想”，到护法运动时，熊希龄面对南北纷争不已，国家四分五裂的局面，接连发表两篇影响全国的通电，再次提出在中国实行联邦制，以期建立一个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统一国家，他认为“中国土地之大，人民之多，数千年之历史习惯又深积于地方主义，今欲行中央集权之统一政治，以后日见其难，实不如改为地方分权之联邦政治，尚可得善其后”。同时指出，中国实行联邦制，首先要解决“文武不分权，国省不分治”，“国省文武不能各行其权”的局面。由于军人权力太大，“兼揽文武，威权无上，中央命令，无以推行，地方统治，难以发达，若不限制其威权，划清军民权限、国省权限，则联邦制度，不能采行。”这是实行联邦制的先决条件。

如何实行军民分治，划清国省权限，熊希龄提出了四项措施。一是“采用联邦制，其全国陆海军，当完全隶属于中央”，“地方之治安与秩序，另以法令容许地方以编制警察队或省卫队”；二是“中央既有应统率之海陆军之全权”，则“当为法令明定军区”，按照地理位置而不依据行政区划将全国划分成若干个军区，脱离省政，分而治之，由中央直接掌握，变地方武装为国家军队；三是“军民既已分治，省之行政权，当然属之省长，非武人所得兼任”，并以“省长，或由省选荐数人，呈请中央择任其一”，而不宜实行绝对的民选或绝对的任命，省长任期三年，省议会可对其进行弹劾、监督；四是由“各省特派代表组织联邦会议，先定一最良之宪法，颁布天下”，最后成立联邦共和国。只有这样，中国才可能“国有国权；省有省权；文有文权，武有武权；根之国基，垂之宪典”，“中央有可集之权，无须以专制争地方之权；地方亦有可分之权，无须以革命争中央之权”，联邦之内，“南北，新旧，文武，激烈、温和和各党派，均可革面洗心，消融仇怨，其努力于新国家之建设”。如此“争端可息、人心可定、吏治可清、法律可守、商务可兴、财政可裕、选举政争，也可遵循轨道，此实为长治久安之事实”。这是熊希龄为当时中国描绘的一幅令人向往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宏图。他自己对此也津津乐道，认为是“将来建国唯一之神药”。但限于当时的政治条件，这一美妙的理想不啻画饼，成为泡影。

尽管熊希龄这些主张动机善良，措施具体，具有浓厚的反封建、弥战乱的资产阶级民主色彩，在一定程度上也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形，但由于遭到军阀的反对，民党势力的阻挠和传统观念的影响，这一西方民主政体最终没能在中国实现。熊希龄并不是没有为此作过努力。1918年10月30日，他为了创造一个实行联邦制的政治环境，与张謇、蔡元培等社会名流通电全国组成了一个“和平期成会”，多方奔走、呼吁、调停、斡旋，虽促成了上海南北和会的召开，但划界停战、按兵不动的目的仍未达成。这表明熊希龄在吸收借鉴西方政治思想，制定救国方略时，仍然缺乏对中国国情的深入了解，这是熊希龄作为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历史局限性。

不过，熊希龄在倡行联邦制过程中表现出的忧国忧民的爱国热情和反对军阀割据和统治的勇气，对于激发民众建立一个国泰民安、政治稳定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启发民众的资产阶级民主意识和法制观念，都起到了积极作用，这是熊希龄引进和借鉴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的进步性所在。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熊希龄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位主张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杰出政治家和改革家，他在这方面表现出来的惊人胆识、卓越见解和开拓精神，使得他的对外开放思想和实践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启迪性和借鉴意义，由于基本上吻合了当时的中国国情，因此都取得了或大或小、或多或少的积极成效。尤其可贵的是，熊希龄在这方面的思想和实践都闪烁着他为振兴中华、统一中国作不懈努力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尽管也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无论如何，以爱国主义为内涵并折射出爱国主义光彩的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思想与实践活动，仍然是一个出身于贫穷落后的湘西山区小镇的士大夫和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政治家留给后人的一份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它无疑可为今天的事业提供有益的经验、深刻的教益和积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