醴陵自清雍正七年（1729）开始生产瓷器，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的177年中，一直生产粗瓷。由于设备简陋，操作不细，所制产品，极其粗糙。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进入垄断阶段。日本、英国的瓷器大量涌入中国市场，进行倾销。醴陵瓷业，自然经不起“洋瓷”的冲击，造成工厂倒闭，工人失业，陷于岌岌可危的境地。可是在1906年到1915年的10年内，却出现了质的飞跃。由生产粗瓷转向生产细瓷，所创釉下五彩瓷器，一时蜚声中外，饮誉全球，据当时《时报》报道，“风潮所至，举国若狂，各埠商贩之来此贩运者络绎不绝”。是谁促进醴陵瓷业实现这个伟大的历史转变？历史事实告诉我们，除了广大瓷业工人的聪明才智和艰苦努力外，与熊希龄赴日考察所作出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一、熊希龄赴日考察的历史背景和效果

熊希龄原为光绪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是一位博学多才且有爱国热情的知识分子。光绪二十四年（1898），因参加维新运动受到清政府罢官，并“永不叙用”，交地方“严加管束”，只得回家乡湖南。当他目睹“元气凋敞，民不聊生，农无可余之地利，工无可恃之技能”的落后状况后，产生了“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念头。光绪二十九年（1903）当时担任湖南巡抚的赵尔巽慕熊之才，奏请慈禧太后准予重新录用，免予“严加管束”，让其助理学务，获准后即任熊希龄为西路师范学堂监督。光绪三十年（1904）赵尔巽派熊希龄赴日考察实业，这正符合熊希龄的意愿，他怀着爱国爱民之志，在日本既深入察看，又冷静思考，冀图做到取长补短，洋为中用。考察归来，他不是一纸汇报就算了事，而是马不停蹄地到醴陵、衡阳、常德、益阳、宝庆等深入调查研究，以日本经验为镜子，对比算帐找差距。那年冬天，赵尔巽调离湖南，端方接任巡抚。1905年6月，熊希龄在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把日本的经验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写出了《为湘省创兴实业推广实业学堂办法上端方书》和《为创兴醴陵瓷业呈端方文》（以下简称两文）“两文”资料丰富，见解精辟，论证有力，因而深得端方的赞许，准予次第施行。熊希龄乃到醴陵与县人文俊铎（醴陵东堡人，光绪举人是康有为等倡导公车上书的积极签名者。戊戌变法失败后，隐居不出，致力于桑梓公益事业，看到醴陵瓷土质佳产富，热心发展醴陵瓷业，曾陪同熊希龄赴醴陵沩山等地考察）。在醴陵姜湾创办湖南官立瓷业学堂，由文俊铎任监督，组建湖南瓷业公司，熊自任总理，革故鼎新，励精图治，制瓷操作由粗转细，工序分工明确，用匣钵盛坯装烧，用阶级柴窑烧成，醴陵生产细瓷，从此开始。与此同时，湖湖瓷业学堂创制五种高火性的釉下颜料，使醴陵瓷器在传统青花装饰的基础上，发展为釉下五彩。成为具有醴陵独特风格的高温釉下五彩细瓷在当时为国内外所独有。由于花色在釉层下面，彩花从一层透明的薄釉在显现出来，晶莹润泽，清秀典雅，看去栩栩如生。且因有釉层保护，可以永不褪色，耐酸碱腐蚀，无铅毒之虞。1909年，在武汉劝业会展出获一等金质奖牌。1910年，参展南洋劝业会获一等金奖。1911年，在有欧、美、亚20多个国家参加的意大利都朗博览会获最优奖。1915年，参加为庆祝巴拿马运河竣工而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获优奖金牌，从而使醴瓷风靡于世。

　　二、熊希龄赴日考察的基本特点

1．有强烈的爱国心和使命感。

熊希龄是怀着忧国忧民的心情赴日本考察的。当他得知瓷器是中国的伟大发明，CHINA是中国与瓷器的同义语时，当他听到我国驻俄公使胡某介绍“西洋之工，虽陶如瓷，中国之工，虽瓷如陶”时，当他看到“湖南士绅任喜用洋式杯盘”时，当他得知“日本制瓷之法传自中国”，而国内“皆系旧法，无用机械者”时，深感作为瓷器之国的中国，蒙受了莫大的耻辱，决心对外瓷“求抵制之术”，“为中国收回利权”。可以说，他是怀着为瓷器之国争光的强烈愿望而东渡日本的。他虽未从事过瓷业，但由于怀有洗雪国耻、奋发图强之志，因而在日本考察期间，能够虚心学习，悉心研究，照他自己的话说，叫做“留心实业，考究办法，稍得其详”。从他写出的两份考察报告来看，不只是稍得其详，而是深入细致，穷理入微。如他看到“濑户窑厂所制青花碗，均仿中国器式”，运到中国，挤占了景德镇市场，其白瓷质量并不如中国，为什么能在中国畅销呢？究其原因是日本人掌握了中国人喜爱吉祥的心理，从而在瓷器装饰上采用吉利花样，“故彼以粗糙之器而得我重价也”。他在名古屋、大阪等地看到产品“图画之细致，用放大镜方能详睹”。因而卖得很高的售价，“一茶器约值三、四十元”，在这里，他看到了陶瓷装饰的重要性，意识到按照市场不同层次需要改进花面设计对开拓市场提高经济效益的重大意义。因而回国之后，决心立学堂，对瓷业工人及其子弟进行“教习试验”，“日求精美”终于首创成功高温釉下五彩瓷器。在国内外参赛连得金牌而名震中外，没有强烈的爱国心和使命感是不可能考察得这么深遽，更不可能这样言必行，行必果的。

2.有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考察态度。

熊希龄在日本考察，不是一般的走马观花，而是脚踏实地，边看边思考，从而能透过现象，找出问题的实质。如他看到日本的瓷器，不是笼统地夸奖别人花色品种多、质量好，而是进行比较分析，他认为日本生产的国品（即内销陶瓷）由于风俗习惯不同，不宜模仿，而对“专贩卖美州诸国”的输出品（即出口陶瓷），其精益求精的制造和加工工艺，则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又如他考察日本的装烧工艺时，看到日本窑“每窑八穴或九穴，而柴料从第一穴燃起，以徐达于第九穴。高至六、七尺，所烧之器，均用炼土制成之皿或四柱盛之。醴陵窑仅五穴或六穴，高不及二尺，柴料于各穴陆续增加，瓷器每十个层累一套，无盛之者”。这个对比，切中了醴陵瓷业的要害，窑炉是陶瓷工业的关键设备，过去对陶瓷工业亦称窑业。有“生在泥上，死在窑上”之说。可见窑炉对瓷对瓷业生产的重要作用。醴陵开始生产粗瓷时，仿效湖北分室龙窑装烧，装坯不用匣钵，而是坯上叠坯，造成碗底有一个无釉的圈圈，用后无法洗净，久之便呈黑色，这样的产品，当然缺乏竞争能力。熊希龄看到了这个关键问题，回国以后，推广了日本式串窑，并推广了“用炼土制成之皿”。即使用匣钵装坯，从而为生产细瓷创造了前提条件。他“在濑户陶瓷学校观其制成之器，均出自幼年儿童之手，尚比吾国景德镇为精”。便联想到“醴陵瓷工，虽多可者，然其心手不灵，必先施教育方可得其烂熟”。因而决心立学堂，使学员通过教学实验，“学成之后，各回本厂，自谋改良”。

熊希龄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考察态度，不止于在日本考察期间。回国以后，他为了把日本考察所得同醴陵的实际相结合，又不畏长途跋涉，与县人文俊铎深入到沩山等地，进行实地考察。沩山地处偏僻，离城十多公里，交通极不方便，他俩以饱满的热情，深入群众，一面宣传日本的经验，一面听取群众的意见。从而使“窑户工人皆恍然于新旧之利害，无不鼓舞同声。所经过之处，围观延揽，络绎于途”。可见他们当时联系群众之广泛。通过深入调查，找出了醴陵瓷业落后的原因，一是资本不足，难以延请上等工人制造新式。二是原料开采混乱。“采取瓷土毫无规则，率皆争挖浮土，捷足先得，未能深入，故多杂以黄泥等质”，三是原料加工不细，颗粒过粗。四是工资制度不合理，计件工资只按数量计酬，没有质量保证。“以器之多少而定，故工人贪多求速”。五是釉料不佳。“釉药以糠灰调和”，“烧出瓷器色均带青，而鲜洁白”。六是柴料费用不断增高。“近窑之山，薪木砍伐净尽，所用柴料，购之远方，其价极昂，故瓷器成本因之加重”。七是客户勒索。窑户因资金缺乏而受其卡。八、九两条，则是与邻县邻省竞争剧烈。上述原因，都找得很准。熊希龄未曾经营过瓷业，而能作出如此深刻的技术经济分析，没有严肃认真的态度是不可能的。

在考察中，他既认真找出差距，承认落后，又不悲观失望。妄自菲薄。他用对比的方法，阐述了醴陵瓷业的优势。如醴陵地理条件优越，交通便利。“西通云贵，南入粤西”。较之景德镇，光运费一项，就可节省许多。并找出优越于日本的因素。如醴陵资源丰富，劳务费用低，因而产品成本比日本低。日本漂洗之泥，每百斤值中国钱960文，醴陵泥只需300文。

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熊希龄提出了“立学堂，设公司，择地，均利”的正确主张。“两文”实质上是两份有情况、有问题、有办法的合理化建议，是熊希龄的劳动成果和智慧的结晶。

3.不但提出主张，并且亲自实践。

熊希龄不是写出报告提出主张就算完成任务。他有一股一抓到底的韧劲，他不但提出主张，而且要亲自实践。为了使他的主张顺利实施，首先必须取得端方的支持，他向端方反复阐明发展醴陵瓷业的重要性、紧迫性和可行性。指出“唯醴陵瓷器一宗，近夫因民之利而利，较易设法改良”，“该县共岁产瓷洋三、四十万元，实为大宗入款”。指出厘局在粗瓷中抽厘每年达7200余串钱。“窑业若衰，即此亦不足恃，倘改良制成精器，其所收厘金，必有二三倍于此者，公家此后所获之益可预卜也”。在历数醴陵具有发展瓷业的资源优势和地理优势的同时，也分析了“瓷业情形危险”的一面，并向端方发出了紧急呼吁，指出瓷业面临种种困难“窑户仰屋而嗟，工行辍业以待，倘再因循不改，数千人所仰之衣食财产，有不忍言者矣”。为民请命之情，跃然纸上，终于说服了端方，准予所请。在实施过程中，他每走一步，都以高度负责的精神深思熟虑。他的每项主张，用现代话来说，都经历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如对立学堂，设公司的选址问题。由于瓷土是“以沩山之土质为良”，按照传统观念，都是就地取材，就地生产，以至当时瓷厂的布局，形成了以沩山为中心。而日本的陶瓷学校，又是“皆就陶瓷工厂所在之地设立”，如果照搬，则公司与学堂应设在沩山。而熊希龄经过实地调查，认为“沩山距县城25里（注：当时是指华里）虽道路平坦，然采购柴料极难，加以脚力价复增昂，又制成之碗远至姜湾，离城五里，滨临小河、每石力钱108文8毫”。如公司与学堂设在沩山，虽可节省瓷土运费，但抵不上柴料运进、瓷器运出之运费，两相比较，得不偿失。如设在姜湾，则有三大好处：一是“易于采购柴料，省去运费”；二是“以运碗之脚力改为运土，费亦相等。另于沩山设一漂泥厂，将土制净，再运姜湾，尤为省费”；三是“地既滨河，学堂需用机械，不难登岸。制成之器上船亦甚便也”。因而将瓷业学堂设于姜湾之神农殿，公司亦在姜湾成立。实践证明，这一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后来姜湾成了醴陵细瓷窑业的中心，一直延续到现在。

立学堂设公司的目的，都是为了加快醴陵瓷业的技术进步，使产品更新换代，以抵制“洋瓷”输入，进而扩大出口，而要加快技术进步，必须从原料加工到成型、烧成、彩绘装饰，实行全面的技术改造。为此，熊希龄采取技术引进的办法。一是引进先进设备。如水簸场之除水器、釉药粉碎器、原料粉碎器、湿式材料粉碎器、椭园器成形机、压榨成形机、机械运动辘轳等。二是引进样品，设立标本陈列室。“将各国新式瓷器可供模范者一一购办”，以便仿造。三是“延仿外国技师”，聘日本人安田乙吉、大凡里吉、八田安大郎、松井弥三郎，松本兵七分别担任制图、陶画、模型、辘轳、窑务实习教员。其所提办法，既切合实际，又非常具体。

在立学堂，设公司的过程中，熊希龄不但表现了脚踏实地步一个脚印的实干精神，而且显示了他对事物认识的真知灼见和开拓创新精神。如立学堂，他的培训目标是使瓷业职工做到“心灵手巧”，具有“自谋改良”的能力，在学制设置上，做到普及与提高相结合，设速成班，专修单科，以加快对在职职工的专业培训，在“各窑户中挑熟娴工作者数十人，授以选土、制釉、烧窑技术，半年毕业，设永久班。”在各窑户工人中之子弟择其在15岁以内文理通顺者参加学习，授以模型、辘轳、陶画专业技术，四年毕业。在课程设置上，除上述各专业课程外，还授以语文、算术、理化、历史等文化基础课。把学生培养成为具有科学文化知识、掌握专业技术、有独立工作能力的有用人才。为了保证教学质量，特别注意师资的选择，除了延聘日本技师作专业实习教员外，对文化教员也都是选聘学识渊博的人担任。如文俊铎兼任历史、语文教员，常先任教务长兼理化教员，沈明熙兼算术教员等。他们都是当时颇有名望的高级知识分子。瓷业学堂的设立，开陶瓷专业教育之先河，为发展醴陵瓷业进行智力开发和人才开发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瓷业学堂，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湖南省轻工研究所副所长沈明扬工程师为恢复和发展醴陵釉下彩瓷作出卓越贡献的曾任湖南省人大代表的老艺人吴寿祺，都是毕业于湖南瓷业学堂的，足见其办学成绩的卓著和影响之深远。

在设公司的实践中，他也是呕心沥血，惨淡经营，他鉴于醴陵瓷业落后的原因之一是“窑户资本不足”，而“成本不足，则难言进步，必先设公司以为之倡”。公司的资金怎样筹集，这是一大难关。当时醴陵瓷业的情况是窑户“均无殷实之家”，有的“岌岌不可终日”，有的“靠运商预贷”维持。谁来承担这一筹集资金的艰巨任务呢，熊希龄自告奋勇，提出“由龄等招商承办，集资三万元，即能成立”。他通过广泛串联，依靠社会力量，多渠道进行集资，并在《长沙日报》登载招股广告。到1970年末，公司资本竟另大到10万元。公司成立后，是学习外国资本主义走垄断的道路，凭藉自己的经济实力吃掉小企业，还是发挥公司的倡导作用示范作用和促进醴陵瓷业的全面发展。熊希龄选择了后者。他认为“地方居民恃此生活”。垄断“非便民之道”。公司只能“卵翼各窑户，使之逐渐改良，无失其固有之利，而公司、学堂对于醴陵人民亦无负开化之责任也”。一个封建社会的大官，能如此体察民情，实属难能可贵。为了具体落实办公司的宗旨，熊希龄提出了“次第交换之法”即一方面通过瓷业学堂培养各窑户的在职职工。使之学成之后，回本厂自谋改良。对永久班毕业的学员，原则上也回本厂，公司留一部分。鉴于学生回厂后还有一段技术熟练过程，起初各厂仍可生产粗瓷，公司生产细瓷以作示范了，待各厂有了进步，“能仿西式”，“则公司精益求精，专求制造输出各国之品，以示利益之普及。则工业亦从此发达矣”。事实上，当时醴陵瓷业，确实出现了发达的繁荣景象。湖南瓷业公司有职工1300余人。私营普利、改良、德昌、裕华、舜业等制瓷公司相继成立，县城姜湾、中和一带，成了细瓷生产的集中厂区。

只是由于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内忧外患，战乱颛仍，兵祸天灾，连续不断。1918年，瓷业公司惨遭北洋军阀张宗昌部的严重摧残，制瓷设备全被毁坏，工厂倒闭。熊希龄虽怀着实业救国的愿雇用作出了艰辛的努力，但没有反帝、反封建的社会变革，在“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相逼”的旧中国，他虽足智多谋，也“无才可去补苍天”了。盛极一时的醴陵瓷业，终成为昙花一现。

　　三、几点启示

熊希龄赴日考察距今快一个世纪了。虽然时过境迁，但他赴日考察的理论和实践，无论是怎样进行出国考察和怎样振兴醴陵瓷业，都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第一、怎样进行出国考察
 
近年来，在改革开放中，全国每年出国考察的可以说是成千上万，对于促进经济技术交流加快“四化”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也应该看到，象熊希龄那样进行深层次考察并保证干出成果的所占比例并不很大。熊希龄赴日考察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层次：一是明确考察目的，并把需要解决的问题做到心中有数。二是细致察看，深入思考，察看与思考紧密结合。认真进行比较鉴别。既实事求是，承认落后，又不妄自菲薄，崇洋媚外。三是回国以后，不是简单汇报了事，而是再作深入调查，把国外经验更好地与国内实际相结合，真正做到洋为中用。四是经过科学论证，进行可行性研究，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提出正确主张。五是写出有情况、有问题、有办法和具有充分说服力的考察报告。六是亲自实践，干出成果。我们现在的出国人员能进行这样六个层次的有多大的比例呢？如果都能这样，则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将大大加快。

第二、怎样振兴醴陵瓷业。

熊希龄在80多年前即提出了按照醴陵的资源优势和优越的地理条件，应该由粗瓷转为细瓷，由内销转出口，要“精益求精，要求制造输出各国之品”，“为中国收回利权”。80多年后的今天，扩大出口，增加创汇，仍然是我们的战略任务。此外，如何正确对待醴陵瓷业历史形成的困难和问题，实事求是地分析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做到扬长避短；如何加快技术进步的步伐，消化、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尽快发挥技术改造的投资效益，使产品“日求精美”，以提高竞争能力等等，都仍然值得我们借鉴。有的问题，熊希龄在80多年前即已看到并着手解决，可是到现在仍未很好解决，这就更值得我们深思了。如发展瓷业，教育为本，熊希龄把“立学堂”放在创兴醴陵瓷业的首要地位，可是醴陵现在却没有专业的瓷业学堂。现在在职工队伍，多来自1979年以来老工人退休时顶替的子女，缺乏专业技术培训，国外和国内重点陶瓷产区都有陶瓷专业学校和陶瓷技工学校，有的还有陶瓷学院。时至今日，抓好教育培训工作，提高职工队伍素质，应该是刻不容缓的战略任务了。

在纪念熊希龄诞辰120周年的时候，研究熊希龄赴日考察的理论与实践，对于探索醴陵瓷业发展的道路，吸取有益的经验，开拓醴陵瓷业光辉灿烂的未来，其意义是十分重大和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