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民族，在它繁衍的各个历史时期中，总会产生出一些杰出的代表人物，并通过这些杰出人物所执导的一幕幕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思想的历史画卷，去推动一个民族的繁荣和进步，以至整个中华民族的繁荣和进步。

湘黔的一角——凤凰这个小小的边城，是一个苗族及其他少数民族集聚的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古城，这里风景如画，人杰地灵，在中国的近代和现代史中出现过不少仁人志士、骚人才子。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这里的苗族人民就进入了历史的角色，曾经出现过青岩开州教案，敢违皇权，愤杀洋人传教士以振国威的苗族英雄田兴恕；田兴恕的两个儿子，田应全举义反清，田应昭护国反袁；苗族人民的文圣沈从文，独创民族乡士文学，而成为文坛泰斗，走向世界，更为显赫的民国初年的内阁总理、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爱国主义者、教育家和实业家熊希龄，字秉三，人称“熊凤凰”，竟然也出自凤凰，出自苗族的后裔。

　　苗族人民的杰出代表，凤凰人民的光荣儿子

熊熊龄作为苗族的一员，是无可置疑的，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他和其他苗族的杰出代表人物一样，在他们的社会活动中，都隐瞒了自己的真正族别，至今对他们的族属还鲜为人知，这里不得不涉及一下熊公的族别问题。

苗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个小老弟，长期以来受到历代统治阶级的压迫和歧视，它与汉族老大哥不同，除了同受统治阶级的压迫外，还受到民族的压迫和歧视。在清朝的大典中就明文规定，苗族为官，文只能到举人，武只能到守备。田兴恕曾经官至钦差大臣、贵州提督，一直都是隐瞒着苗族身份的。据田景阳先生回忆说：“咸丰九年（1859）年，先祖兴恕公率军解出宝庆（即邵阳）城危后，回师贵州经过凤凰时，乘凤凰停留的机会，他三更半夜跑到苗乡麻冲去挂坟。家父的保姆姓铁，甘肃人，我小时候叫她“铁伯伯”。铁伯伯讲先祖怕别人知道他是苗裔，才夜里带着心腹家人去给祖坟烧纸烧香的。”

熊希龄祖籍江西丰城，约在宋代年间，湖广填云贵，江西填湖广的大迁徙中，熊氏先人便移民到凤凰水打田的燕子岩定居。清咸丰年间，熊希龄的曾祖父朝简公被招为屯丁后，从此就“三代皆隶军籍”。朝简公生五子，二子名廷熙，字士贵，擢升为镇竿镇标左营把总后，在镇标城内熊家巷（即今文星街一条巷）购置了房屋，并在城外黄鳝坳购置了些许田产，从此便在城内定居。熊父兆祥，承袭云骑尉，官至澄湘水师营统带。母亲吴太夫人，是一位聪明贤淑的苗族姑娘，生于1838年，19岁便和兆祥结婚，比兆祥大4岁。熊希龄性格的形成，得益于母亲者最多，影响最大，熊侍母也至孝。熊希龄不仅是苗族人的血液，而且他的性格的形成，也是承袭着母亲吴太夫人的性格的。他曾经多次提到他的母亲，“希龄等所以自树立，幸弗亏辱先祖者，谓皆家母一语贻之可以”。又说：“余幼承父母庭训，陶溶造就，以致于今不敢有所私利，以贻先人之羞……”。熊希龄称他的母亲：“生平治家以勤，律身以淳，俭朴之性，出于天生”。沈从文先生在1947年12月写的一篇文章中也说：“老太太身经甘苦，家风素朴，和易亲人，恰恰如中国其他地方老辈典型贤母一样，寓伟大于平凡中。八十大寿时，虽在北平府宅中，高居安处，儿孙环侍，大总统以次伟人悍帅，云集一室，骈立献寿，极一时人间荣华富贵，事实上以老太太自择，恐仍不如乡居之时，与二三戚里人家，于家里那所空院中晒黄酱、制咸菜、作菌油豆腐乱，谈家常旧话，易得有生真乐。秉三先生五十以后的生活，自奉俭薄到不必要程度。牺牲一切于平民教育、直至捐尽家产于慈幼院，每月反向董事会领取二三百元薪水，若用世俗眼光看去，自然便不觉得突兀奇异，有不易索解处。若检讨及环境背景，会发现原来老太太八十年都如此过日子，庭训所及、到时反璞近真，亦自然合理也……”。这里几处地方都提到“庭训所及”，足见熊希龄受母亲吴太夫人及环境背景影响之深。熊希龄不仅有苗族的血液，更承袭着苗族人民忠厚、纯朴、团结、勇敢、重义、好施的性格。

熊希龄侍母至孝。他在1906年10月2日赴奉任农工商局总办禀母书中说：“……但现在差事尚好，百凡如意。惟日日思念母亲大人远在沅州，未能亲侍甘旨，不孝之罪，上通于天。即便官运亨通，亦复何乐？史母亲大人福体日衰一日，从前为男等耽忧受惊，未享一日之福。男等为此时时不安。此次子鹤四弟回沅迎接母亲大人，若不俯允所请，男只得辞差回里一行也。……”

熊希龄对一个地道的苗族母亲如此至孝，就说明他已并没有隐晦苗裔的身份，这一点是有别于沈从文的祖父沈洪富的。沈从文在从文自传中回忆自己的家世时说：“祖父本无子息，我婆为住乡下的叔祖父沈洪芳娶了个青年苗族姑娘，生了两个儿子，把老二过继作儿子。当地习惯，和苗人所生儿女无社会地位，不能参与文武科举，因此这个苗女人被远远嫁去，乡下虽埋了个坟。却是假的。我照血统说，有一部份应属于苗族。我四五岁时，还曾回到黄罗寨乡下那个坟前磕过头，到一九地二年离开湘西时，在沅陵，才从父亲口中明白这件事情。”熊希龄为苗裔，是苗族人民的杰出代表，这一点是无可争辩的。熊希龄作为凤凰人民的光荣儿子在任何时候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家乡。1898年6月22日，他在拟在沅州建书院致汪康年函中说：“龄籍凤凰，久居沅州，习沅州利病……”，又说：“以言畛域，则龄凤凰人也，似乎越位……”。在他珍藏的印章中，就有多颗隶刻：“凤凰希龄”字样。或有论者误以居住时间定籍，谓：熊希龄在沅州师事朱其懿，并由此而入选翰林，在沅州居住时间最长；然而，岂仅沅州？熊希龄大半生经历还是京居时间最长，在北京石驸马胡同还建有近代“相府”，熊母吴太夫人及原配夫人朱其慧，儿子熊泉都是葬在香山熊家墓园的，他自己也在那里择有莹穴，立了一白色无字碑。这些都有不足以立论的。

　　民族的繁荣和进步首在兴教化、启民智、求知天下

熊希龄认为：一个民族的繁荣和进步，出路在于振兴民族精神，靠自己奋发进取、自励、自强、自尊，而这种进取精神并不是闭民锁国，而是要打破国界和民族种族界线，自兴教化、启民智、求知天下始。

他认为教育有两大类别，一曰社会教育，二曰学校教育。而以社会之抽象的教育为最要。“宜礼致耆贤，征考文献，制为通礼，以齐民俗，此皆百年之计也。”学校教育，则应以培养师范为先，以注重实业为主。故他在筹办西路师范学堂时，选录了很多有志青年，其中也有家乡子弟田星六、滕凤藻等进行培养造就。田星六后来还被资送到日本弘文理由范深造。清末民初在他的周旋和资遣下，被送往日本深造的，仅凤凰就有田应全，学习师范；田应弼，学习工艺；田应诏、朱茂芸等学习军事。田星六回国后，主持辰沅道学务，在凤凰厅开办了凤乾永晃四厅中学和蒙养学堂，并任四厅中学校长。滕凤藻1915年任湘西十二联合中学校长。1941年又在凤凰发起建立简易师范，1944年建立凤凰初级中学，并发起设置教育贷金，筹款5000多银元。田应弼回国后，在其兄湘西镇守使兼辰沅道尹田应诏的支持下，创办有女子工艺讲习所，设有贴花、刺绣、纺织、织袜等专业。

1919年熊希龄在香山创慈幼院，家乡贫困子弟就有滕逸民等4人被送去抚养教育，毕业回到家乡后，对家乡的教育和技工艺、都做出了很好的成绩。

“熊凤凰”热爱凤凰，但他总是以国事为重；他热爱自己的民族，但他总是以中华民族各民族利益为重。在他看来，一个民族的兴旺发达，一个人的成长和进步不能阿附于人，全凭自己的勇敢和智慧，开辟人生的奚径。熊希龄在就任国务总理布告中，就开宗明义规定：“开国之始，需材孔多，况统一之业成，任使之途尤广。本总理与各行政长官何能尽识天下之仕，惟当虚心延访，为事择人。……非有切实资历，决不考询录用。此外空言介绍，概不置理。本总理荷兹重任，自问才学具不足以评量多士，惟爱才如命，疾恶如仇，生性已成，矫在不惜，知我罪我，俟诸当世。”

无疑熊希龄的自强和开放的民族主义思想，是苗族人民典型性格的体现和发展，也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典型代表。他是用长远的眼光去启动民族的内部活力，以激励民族的自励、自强、自尊精神，而成为世界优秀民族的一员。

　　民族的繁荣和进步离不开国家的和全民族的繁荣和进步

熊希龄出生于苗族聚居边陬小镇，对于苗族人民深受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自然领会是极深的。一些苗族领袖如吴八月等人，揭竿而起，开展了如火如茶的斗争，他也是深知并表示极大同情。然而当他离开民族的地域和范畴，而跻入仕途时，发现这种民族的灾难和疼苦，已不是属于某个民族，而是属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当朝政府的腐败，国家的积弱，招致帝国主义列强的奴役和侵略，亡国灭种之灾，岌岌可待。他把爱本民族的热情，扩大到爱国家爱全民族；把对本民族的同情，扩大到对中国千千万万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劳苦大众的同情。他悟彻到：一个民族的繁荣和进步，离不开国家和全民族的繁荣和进步。他在黑暗的旧中国，苦苦探索追求，奋斗牺牲将近半个世纪。始则参予和支持变法维新，与谭嗣同、唐才常、梁店超等维新人士，在湖南创办时务学堂、举办《湘报》，组织成立南学会、延年会、不缠足会等维新会社，继又倡导教育救国、实业救国，追求富国强兵之道。及至屡受挫折，几遭罹难，他才恍悟到中国不革命不足以自强，乃毅然背叛旧朝，翊赞共和，成为民初内阁总理，冀图施展其经国济世的伟大抱负和经纶大才，奈何民初政局的飘摇风雨，不断向他袭来，复辟的逆浪，军阀的割据称雄，兵连祸接，民不聊生，千千万万各族人民喁喁待哺，频临绝境，此时他已疼感有心报国，无力回天了。乃冷于仕途，潜心致力于社会慈善事业，凭着个人的一点心力，去呼喊，去奋斗，以唤起民族的团结和觉醒，人民的自救和自强。计从1914年起，他担任全国慈善团体的领导职务，不下十余种，熊希龄的名字几乎成了全国受苦受难的各族人民的希望和救星。通过他的努力募集各种救灾款项达四千余万元，这其中也包括1925年凤凰大旱，从夏到秋无雨，田土龟裂，禾忝无收，人民卖儿卖女，饿死不少，熊希龄赈济救灾6万元，在他的呼吁下，梅兰芳也捐款4万元，到常德买米赈济灾民。

这其中，他还于1919年将华北大水过后，留下的七百余名无人认领的孤儿收养起来，在香山办起了香山慈幼院。后来慈幼院扩展到从幼稚园到蒙养园、到小学、到中学和师范、一直到大学，为国家培养了大量人才，有许多现在还担任着中央重要部门的领导人。

从1914年以后，熊希龄虽然离开了政坛，但他作为一个赤诚的爱国者，仍无时不关心着国家的兴亡和民族的继绝。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中，他是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他设坛公祭沪案死难诸烈士，会后组织十万人的大游行，成为一次大的爱国宣传运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侵犯中国，他大声疾呼，实行全民抗战。次年1月，受聘为国民救国会指导委员，臂缠黑纱，参与集会，宣传抗战，不禁声泪俱下。并发布了有名的“香山慈幼院的抗日动员院长通告”，组织全院师生，男的组成义勇军，女生则加入红卍字救忘掉队，他自己则不顾年近古稀高龄率领全家赴长城前线救死扶伤，出入于枪林弹雨之中，表现了高尚的民族气节。最后终以劳累过度，于1937年12月25日病逝香港。实践了他一生忧国忧民、爱国爱民、救国救民的未竞志愿。熊希龄是属本民族的于，成为本民族的光荣和骄傲；但他同时也是属于中华民族的，是中华民族的光荣和骄傲。

　　民族优秀文化和思想道德的集中代表

苗族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一员，曾经在中国历史的形成和发展中，出现过许多伟大的爱国者和思想家，屈原就是代表之一；熊希龄先生是继屈原之后，又一位苗族杰出的爱国思想家。他继承了苗族的文化思想脉胳，同时又融汇了汉族及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而成为完全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思想道德的光辉典范。

在他的身上，继承了母亲吴太夫的优秀美德，勤劳淳朴、乐善好施、刚直勇敢、团结互助。苗族的传统宗教为巫教，巫教的教义，就是提倡善恶有报、戒物欲、重侠义、别善恶。从这一点出发，进而增加了苗族人民的团结性和勇敢性，历史上的多次苗民起义，大抵多出于杀恶疾仇，抑恶扬善。熊希龄先生14岁以后，随父至沅州就读，后来在沅州定居，吴太夫人每年还要从凤凰请去巫师，设坛祭祀，并演出巫教传统戏——傩戏。最隆重的一次为1918年8月，轰动了整个沱江镇和芷江县。吴太夫人煞费苦心地安排了隆重接待。熊先生虽因公务在身，未克归省，还特派了大女熊芷由京赶回，参予盛典。

熊希龄从7岁起，开始接受儒家思想，读了大量儒家经典著作，初受业于凤凰陈玉如门下，14岁以后至沅州，入沅水校经堂，师事朱其懿、黄忠浩等人，1894年被选为翰林，接受了儒家的仁爱、忠恕和它的大同思想；晚年他又接受了佛家的众生平等，慈悲济世思想，以及本民族巫教的善恶观，而构成了熊希龄哲学思想的完整体系。成为中华民族各族文化思想相结合的典型代表。他在后来的实践中，也正是履行了这些思想的。他所持的维新思想，就是主张革新恕政，推行仁政。他痛恨腐败官僚，同情广大百姓，主张“泛爱众而亲仁”。他后来力叛旧朝、翊赞共和，甚至愤然离开对他有着深恩厚泽的赵尔巽，投入到南方革命派的行列，也是出于他正确的善恶观而采取的毅然行动。他在离开政坛后，长达二十多年的从事慈善教育事业中，也正具体地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思的美德。在他创办的香山慈幼院的宗旨中，就大声疾呼地喊出了使有产者和无产者都有同享受教育的权利。香山慈幼院的门联就显明地写上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他担任世界红卍字会中华总会会长，从事抚恤、揖孤、救亡，甚至以身作则，奔赴抗日前线救死扶伤，正体现了他的仁爱、济世思想。

他在晚年捐出了自己全部家产，用于慈善教育事业，正体现了他的破私有制、济世界大同的伟大思想和实际行动。

熊希龄的这些哲学思想和传统观念，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起到了历史的推动作用，然也有不完备的一面。我们可以吸取前人的精华而弃其糟粕，以兹借鉴，以兹弘扬，这才是唯物主义者应有的态度。

今年7月23日，是熊希龄先生诞辰120周年，家乡各族人民开会纪念他，缅怀先生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所作的杰出贡献。我们纪念熊先生，就是要学习他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高度结合的精神，努力发挥我们民族之所长，在为国家的富强和统一，为民族的团结和繁荣的伟大斗争中，贡献出自身的一份力量，而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光荣一员。这就是我们对先生的最好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