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希龄是中华民国史上一位有影响的人物。他一生中最负盛名的是出任过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身居首揆，名闻遐迩，却又因此迭招物议，为后人所指责。最光彩、最让后人所赞佩的是他的后半生，弃政行“善”，致力于救灾恤贫等社会福利事业，成为当时驰名中外的大慈善家。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转变，他的一生也因此获得后人给予他“白壁微瑕”的赞评。熊希龄的这种转变，不是一种简单的因仕途受挫而意志消沉之举，而是一种爱国之举，也是他受政治影响甚深且思想不断“寻求新生命”的最大追求。本文就此对熊希龄弃政行“善”思想转变作一粗浅的探讨。

　　一、赤诚的爱国者

爱国是一种对祖国的命运和前途表示关心和奉献的深厚感情，是以对自己家乡父老怀有厚爱的纯朴感情为基础的。大凡爱国者的爱国之情，皆出自于对自己家乡的眷恋，继而对祖国的赤诚和奉献。作为一位赤诚的爱国者，熊希龄的爱国之情正是以他质朴的“桑梓”观念为基础的。从小到老他对父老乡亲总有着浓厚的眷恋之情，对民众有着极强的同情心，当他身在异乡时，常念着故乡。有时借诗抒情，以此寄语自己勿忘祖国和家乡。这在1909他写的《浪淘沙•己酉登吉林城》一诗中可见：“一水几湾环，山势龙蟠。城楼高处且凭栏。晚渡夕阳风更紧，如此江山。时序已秋阑，转瞬严寒。塞鸿飞去不知还。寄语君休忘祖国，恋恋江南”；常言道：“每逢佳节倍思亲”，同年中秋节至，熊希龄的思乡之情更浓，他写了一首《念奴娇•己酉吉林道中中秋节》的恋乡之词，“……试问今夕何年？庭前瓜果，想喁喁儿女，不管惹人离合感，尚自痴询阿母：云海光中，山河影里，照出行人否？楚山吴水，梦魂飞到何处”？

正因为熊希龄对家乡父老有一种纯朴而深厚的眷恋之情，所以他的后半生为家乡办的慈善活动不少，正如他自己所说：“冀以救我父老子弟，以尽桑梓之义”。1918年3月，张敬尧任湖南省督军，在湘期间，他肆意摧残教育，使当时湖南教育经费极端困难，公立各校及私校经费，因无着落，几乎停办。熊希龄当时正在北京，为此他四处筹集办校经费5万元，寄回家乡，使湖南教育暂缓窒息之危。长沙纺纱厂、常宁水口山铅矿是湖南最大的利源，张敬尧因省府金库空虚，不能饱其私囊，却与日商及美商暗中勾结，企图盗卖纱厂和铅矿。熊希龄闻讯异常愤怒，他和旅京湘籍人士向北京政府控告，始获保全。五四前后，熊希龄担任中法协会执事，在“教育救国论”的思潮影响下，欲以培养人才而振中华，极力支持了湖南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因战败，出现经济危机，工厂倒闭，我国留法学生生活困难，湖南12名留法女生中，“其境地特苦，四面绝援”。熊希龄及夫人朱淑雅为此设法资助，这一点从1922年3月13日，留法湖南女生首领向警予致熊希龄的信中可见：“奉到赐翰并惠钞25元。区区勤工俭学女生问题，犹劳万事丛脞之，长者殷勤记注，盛德高风，曷胜铭感”。

熊希龄的后半生对家乡的灾害尤为关注。湖南自“二次革命”以来，迭遭兵祸，难民糜集。时值1916年，熊希龄受命湘西宣慰使之职，回到湖南，为救家乡父老，他与同仁首创湖南义赈会及临时妇孺救济会，组织湘人自行办赈。连当时的段祺瑞对熊希龄的救灾之举也不得不有所表示，在他给熊希龄的电文中这样说：“执事关怀桑梓，借款募捐，分投集赈，莫名倾佩”，“今共拨十万元交曹宣抚使（曹锟）会同省长核实散放……已电曹宣抚使暨张兼省长（张敬尧）确查具报，候复到再定办法”。湖南在护国、护法战争中被人为的兵燹摧残一番以后，复又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袭击。1918年入夏以后，苦雨连绵，湘沅澧三水同时暴涨，泛滥10余县，无家可归者，四处逃亡。接着，瘟疫漫延，全省3/4的地区发生瘟疫，加上土匪乘机劫持，市面金融混乱，人民苦不堪言。担任湘省赈务督办的熊希龄眼见此景，寝食不安。6月29日，他向各省发出请赈通电，痛陈湘省苦况，祈请“当世恻隐仁人，慈善人士，推爱乡之心，并毁家以给难；本恤邻之义，则汛粟以济饥。或脱簪钏或节脂粉，或捐宴费，或捐游资”。并亲自成立水灾善后委员会，承办滨湖各县急赈，后又从事洞庭湖的疏浚工作。1922年1月，春赈在即，熊希龄等以旅京湖南筹赈会名义，向北京政府索取到期之湘省米盐公股七、八万元，为湘省发赈之用，同时，他多方活动，终于获得美国华北赈灾会的大灾余款120万元移交湘省，以工代赈，修筑马路，如潭宝公路等。此外，他还收留无家可归的湖南灾童200余名，入北京香山慈幼院教养。

以上事例足见熊希龄的关怀“桑梓”之心。正因为他心筹桑梓，不辞辛劳，使湖南民众渡过了一次次难关。

熊希龄的爱国之心，不仅仅是一种狭隘的“家乡”观念，更重要的是他从小对祖国兴衰就有一颗忧患之心。自幼，他勤学好问，博览群书，常以天下为己任。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内忧外患，连年频仍。中日甲午战争后，清廷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之约——《马关条约》，激起国人志士义愤填膺。这时的熊希龄通过科举中了进士，被钦点入翰林院为庶吉士，但他仍心忧国危，多次上书反对与日言和，奏云：“圣朝以数十倍之地，十几倍之众，屈膝东洋倭寇之谬种，导列强之觊觎，蓄瓜分之举，不亦惑乎。馈外而力亏实乃养虎贻患也。与其坐而待亡，孰若革新庶政，与列比埒，乃为上策。希龄虽垣河一沙，而堆沙可以成塔，积腋可以成裘。吾愿与爱国同仁，鞠躬尽瘁，临危效义，以拯吾国。”因此，被清廷斥为：“妄言以害国者，欲毁我二百年圣祖缔造之基业”。熊希龄被革职回湘。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义和团运动在全国此起彼伏。湖南以唐才常为首谋自立军起义遭害，长沙时务学堂肄业的学生不少被杀，长沙城内外一片恐怖。当时正在芷江隐居的熊希龄面对此景，忧心如焚，写下七绝二首“血雨腥风万户惊，绿窗锁院怕闻莺。兴邪此日思廉蔺，千古心同日月明”。“一度春光一度思，心忧国是志难移，剑丛我自朝天笑，抖擞精神慑四夷”。他坚信：“压榨愈烈，芳草愈香”。

的确，在当时的社会，有志者事则难成了，更何况熊希龄是一个“清官”出身，早年期望通过仕途，用自己的才智来改造中华，这是不可能的。不过熊希龄毕竟是一个有着强烈民族责任感的爱国者，在他对政治失去信心的时候，仍没忘记救国之任，1917年的夏末秋初，河北境内，大雨连绵，山洪爆发，永定、大清、子牙、南运，此立五条大河同时漫溢，决口数百余道，受灾103县，淹没农田25万余顷，灾民600余万人，如此浩劫实为数百年所罕见，熊希龄御任国务总理，正在天津，然津埠亦在巨洪之中，本来他“自隐津终养，决志不闻国政”，但目睹灾民露宿，啼饥号寒之惨状，心良不忍，决定亲自督办顺直大水灾的救济事宜，并成立顺直水利委员会，制定根治规划。在筹款赈灾的工作中，他到处奔走，向中国银行公会求助，得捐款万余元，购备粮食、赈济津民，还号召“各处官商士庶仁人君子，量力施助”，自己先捐款500元，又“就家中所有新旧衣布由内人暨小女等督率婢仆亲自缝纫即可得棉衣100套捐给难民”。

熊希龄的这种民族责任感，在他后半生的“慈善”生活中，突出地体现在他的反帝救国的民族正气之中。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全国掀起了抗日救国的高潮。熊希龄受聘为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指导委员，致电张学良、冯玉祥，请坚持抗日，挽救国难，并于次年1月10日，臂缠黑纱，参与抗日集会，宣传抗日，不禁声泪俱下。同时，他致电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呼吁抗日救国。“一二八”淞沪战事发生，日本侵犯上海，熊希龄深恨国亡无日，于2月12日发布《香山慈幼院院长通告》号召全院即行救国总动员：“国难临头，已及眉睫，……是国家危急存亡之，亦即吾全国人民救国总动员之日也，空言愤激，无济于事，实行工作，端在此时。……国若能救，虽死亦荣，国不能救，虽生亦辱。余虽六十老翁，此心不甘亡虏，一息苟存，誓死奋斗。”……他还致电国民军第19路全体将士：“贵军将士为国家保领土，为民族争人格，奋起杀敌，捐躯赴死，极深敬佩。希龄拟集社会资力，共商抚恤遗族办法。凡殉难将士之父母兄弟姊妹妻子无力赡养者，均为设法照料。其无父母之子女，则尽并入各慈幼院及其他孤儿院为教养，以慰忠魂，而励将士，尚乞转告前敌将士，力感强敌，保卫疆土，其所有父母兄弟姊妹妻子之抚恤，均为国人后死者之责，决可使其放心，瞑目也。”字里行间都洋溢着献身救国的爱国激情。事后，熊希龄分别动员并安排了自己一家积极投身抗日，组织慈幼院内师生200人为义勇军，开赴抗日前线，女生则加入红十字救护队，前往战区医院帮助工作。1933年3月，熊希龄由天津地方协会推为代表，专赴上海，与上海市商会等有关方面洽商援助东北义勇军事项，并赴南京访国民党要人，敦促切实抗日救亡。这时，日军进犯长城，熊希龄以中国红卍字会会长身份亲自携长女熊芷一行，组成救护队，奔赴长城前线救死扶伤。“七七”事变发生后，熊希龄因在青岛主办香山慈幼院婴儿园的工作已无法北返，只好去上海。“八一三”，上海又被日军占领，友人曾劝熊希龄离沪远避，可他感到，“国难当前，余亦国民一分子，应为国家社会稍尽义务，以求良心所安，故决计留沪，与红卍字会同仁从事救护工作”，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由此可见，熊希龄后半生所从事的慈善事业是出于一位爱国者对祖国对民众的赤诚信念和深厚感情。

　　二、不断“寻求新生命”

1935年，熊希龄在与毛彦文女士结婚宴席上写的定情曲中写道：“世事磋回首，觉年来饱经忧患，病容消瘦，我欲寻求新生命，惟有精神奋斗……”。这是对他自己一生最恰当的表白。的确，熊希龄的一生，前半生在宦海中几度沉浮，历经政坛的炎凉，饱含沧桑，然而他是一个不断追求新生命的强者，当他从官海的深水中猛醒过来之后，似有点灰心冷意，但他看破红尘，无消沉之气，决计多干点有利于国家民众的实事，即专心致力于社会福利事业。

年青时，熊希龄就有着经国济世的抱负，1891年，他中了进士，三年以后又被钦点翰林，官为庶吉士，自此，他一直寻求经世之路。

19世纪来，维新思想在湖南大盛。熊希龄因受维新思想的影响，参与筹划湖南维新运动，被清廷指为康梁党徒，受到“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熊希龄第一次被革官职回到老家湖南。他并未甘心，下决心走改良之路，振兴国威。回湘后，开始他想通过办学来改良社会风气。1902年，朱其懿调任常德知府，特设常德西路师范讲习所，熊希龄经朱保荐主持西路学务，不久，他又帮助朱开办了西路师范学堂，次年，他开办了常德府中学。同时，他还办起了常德“启智书局”，购置《浙江潮》、《洞庭波》、《游学译篇》等杂志，输入革命思想，扩大新文化科学知识的传播。办了几年学务，固有所成效。但在熊希龄看来，这并不是他认为的当务之急，他在给同年汪康年的一封信中写道：“弟饱经阅历，实见国民程度太低，非专制不足以变法，而国是不定，政体不立，一切学校教科不能确定方针，如为教育，实无所益，以此决意专注实业。”从此，他开始从教育救国转向实业救国的追求上来。他以为，“强国之道，固在练兵，然以龄所见于人国大势，参观互较，知工业不兴，练兵虽有成效，亦不能堪一点。”“救贫之术，工业其最要也”。这时正是1905年，熊希龄出洋考察了日、美、英、法、德、俄及欧洲其他诸国，尤其对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工业振兴的缘由本来以及日本工业的具体措施很是赞赏，回国后，他先在沅州提倡实业，捐出自己住宅，设立务实学堂，培养实业人才，接着又在醴陵创办瓷业学堂，设立瓷业公司，聘请日本技师，传授了新技术，改革和创新醴陵瓷业。在熊希龄的精心创办下，醴陵细瓷于1910年参加南洋劝业会赛会和1914年参加巴拿马博览会，均获优等奖牌。

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攫取临时大总统的权位，熊希龄被邀担任内阁的财政总长。他集集中精力谋求解脱财政所面临的匮乏困境，但因袁的专断孤行，熊希龄的“理财”之才干也无法施展，就任仅三个多月，终郁郁负气离开了内阁。1913年9月，熊希龄又在袁世凯的再三恳请下，出任国务总理，这是他在政界旅途中的最高纪录。当时，熊希龄以为他的经纶大才可以施展，想大干一番事业，一上任就发表了洋洋洒洒的《就任国务总理布告》，可惜他的这些计划和理想在袁世凯的统治下，无法实现，终因他未能识破袁世凯的阴谋，仅半年时间，就被免职。就任期间，他违心地解散了国民党和国会，这正是袁世凯利用熊希龄为总理的阴谋之点，也是熊希龄一生事业中最为人所指责的瑕疵。

经纶之抱负，终因封建反动势力的压制而窒息，熊希龄历经坎坷，至此方觉仕途非他所望，不得不放弃此路，他常常回首往事自责自己：“念出仕十余年来从未直接为民做事，愧对吾民。“决心”勉竭驽钝，以当此艰难，亦冀稍赎政治之罪戾”，重新寻找自己真正新的生命。所以他把后半生的全部心力倾注在济贫施教，改良社会的慈善事业上，且为国民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为后人所传颂。

亦须指出，当时的熊希龄一方面是一个不断寻求“新生命”的强者，传统的“留芳百世”思想在他看来是很重要的，所以，他要“赎政治之罪戾”，使自己的人格达到尽可能完善的境地。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弱”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作为清朝的贤官，他不可能去选择真正改造社会的“革命”之路，尽管辛亥革命时期，遇上了黄兴、宋教仁等民主革命家，政治态度也有所改变，不过，在他的思想深处，维新改良思想占优势，甚至于后来与梁启超等致力于立宪运动，藉以抵制革命。就是在他政治上失意之后，也无法完全更新自己的思想，只好自命“天开文运，臣来布人”，“推人道于大同，拯一方于水火”，倾力于慈善事业之中，以此达到他改良社会的目的。1920年他在北京主建的香山慈幼院，主旨是济贫抚孤，属慈善性质，后来以兴学育人为主，并拟设立小学、师范、中学以至大学，希望从改良的愿望出发，以平等教育剔除社会弊端。尽管想法和愿望是善良、人道的，但在他看来，“酿将来阶级竞争之无穷患”，是“中国数千年贫富贵贱的不平等教育制度所至”。而抚贫育人，才是实现无贫富贵贱阶级之平等教育，这是对当时中国的教育制度和社会的不理解，他所想往的平等教育在当时的社会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说明熊希龄后半生从“善”事业的基因是从改良的观点出发的，所以，他所从事的慈善活动并不能使国家和民众完全从危亡和忧患痛苦之中解脱出来。他不可能明白一个真理：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拯救中国，也只有社会主义事业才能使中国走向繁荣富强。不过，熊希龄后半世所从事的慈善活动给旧中国及中华民众毕竟来带不少光明，他不愧为一位赤诚善良的爱国慈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