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王先谦（1842—1918），字益吾，号葵园，湖南长沙人。同治四年（1865年）进士，其后在京任国史馆纂修、实录馆协修、翰林院侍讲、翰林院侍读。光绪六年（1880年），升国子监察酒。十一年，简放江苏学政，稍后开设南菁书院。光绪十五年（1889年）回到家乡，曾主讲于思贤讲舍、城南书院、岳麓书院。民国成立后，王先谦改名为遁，先居于平江三年，后来移居长沙郊区以殁。
王先谦一生刻书颇多，其中对学术文化贡献最大的是编刻《续皇清经解》1400余卷、《南菁书院丛书》144卷，不但促进了经学的发展与交流，对文献的保存与流传颇有功绩。王先谦不仅喜于刻书，对于著述亦极为勤勉，在经、史、子、集各方面皆有质量俱佳的作品。
在《诗经》学史上，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的地位与价值备受肯定。此书为王先谦在江苏学政任上开始撰作，初名《三家诗义通绎》但是写至《魏风•硕人》便停止。晚年赓续此书，至民国二年（1913年），已接近完稿，并且撰写《序例》，民国四年刻行于世，论者咸以为这本书是搜罗三家《诗》遗说的集大成之作。本书以经文为纲，其下列出《毛传》、《郑笺》与自秦汉以下各类典籍所采摘之三家《诗》佚文遗说，以供读者比对参核。在各篇篇名下将三家《诗》旨与《毛序》或《郑笺》列出，在“疏”中判定诗旨。我们感兴趣的是《毛诗》对《诗经》各篇皆有相应的《序》文，所以对《毛诗》的诗旨理解没有什么大碍。但是三家《诗》亡佚已久，再怎么搜罗总是断简残篇难以窥得全貌，因此王先谦要如何处理三家《诗》诗旨的拟定，是很值得探究的问题。
二、《诗三家义集疏》的著述立场与动机
王先谦在《葵园自订年谱》提到《诗三家义集疏》的写作动机，并且对《毛诗》与三家《诗》的源流兴衰做一简单描述：
经学昌于汉、亦晦于汉。自伏壁《书》残，其后伪孔从而乱之。《诗》则鲁、齐、韩三家立学官，独毛以古文鸣，献王以其为河间博士也，颇左右之。刘子骏名好古文，尝欲兼立《毛诗》，然其《移太常书》，仅《左氏春秋》、《古文尚书》、《逸礼》三事而已。东汉之季，古文大兴，康成兼通今古，为《毛》作《笺》遂以翼毛而凌三家。盖《毛》之诂训，非无可取，而当大同之世，敢立异说，遗误后来，自谓子夏所传，以掩其不合之迹，而据为独得之奇，故终汉世少尊信者。魏晋以降，郑学盛行，读《郑笺》者必通《毛传》。其初，人以信三家者疑毛，继则以宗郑者昵毛，终且以从毛者屏三家，而三家亡矣！
王先谦认为三家《诗》在汉初立为学官，可见其源流乃有所承。相对来看，《毛诗》在汉朝并没有许多的支持者，就连坚持将古文经立为学官的刘歆（？—23），在《移书太常博士》中也只有提到《左传》、《尚书》、《逸礼》的古今文优劣得失。王先谦在《诗三家义集疏序》特别提到《毛诗》是：“私意牵合，一任自为，其居心实为妄缪，宜刘子骏不敢以之责太常也。”王先谦以此表示连坚守古文的刘歆都质疑《毛诗》的内容，不敢以之与今文博士们辩论，后代的人有什么理由坚守《毛诗》的说解？王先谦在此表达对《毛诗》源流的高度怀疑，并且攻击《毛诗》以子夏传经源流的说法是为了掩迹据奇。但是，自从郑玄（127—200）调和今古文学，为《毛》作《笺》，于是《毛诗》系统稍占上风。到了魏晋时期，郑学兴盛，《郑笺》成为研读《诗经》的重要书籍，于是学者们由宗《郑笺》而通《毛传》，继而摒弃了三家《诗》学，于是三家《诗》学便亡佚了。
王先谦在《葵园自订年谱》中对三家《诗》源流兴衰的意见与魏源（1794—1857）相同，而且在《三家诗义集疏序》中大幅援引魏源《诗古微》对《毛诗》与三家《诗》的源流、优劣的考评，然后下按语：
魏说明快，足破近儒墨守陋见，故备录之。改毛之不为人信者，以《序》独异故，脱有如蔡邕之录《周颂序》者，但使《齐》、《鲁》、《韩》皆存其《序》，三家虽亡，犹若未亡。而任其散失，不一顾念者，则今古相仇，意见横出之过也。《毛诗》之在西汉，自杜钦（钦说《小弁》用《毛诗》，盖亦言不纯师）、贾捐之外，鲜肄业及之者。《郑笺》一出，学者靡然。以当时众所不信之书，特起孤行，又值魏晋不甚说学之朝，肃、谧之徒，见而生心，竞起作伪，致圣人雅言之教，并蒙其殃，宜其流至朱明，尚有《子贡诗说》出也。
这里提到《毛诗》另一项利器便是《诗序》，让《毛诗》学派的解经大旨得以保存。若三家《诗》的序文能保留下来，则其说诗之旨便得以让学说精华流传广布，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学术争论了。王先谦在此仍然强调《毛诗》源流大有疑问，汉人并不崇信。不过《郑笺》一出，众所披靡，于是三家《诗》便退出学术的主流舞台了。王先谦甚至以为王肃（195～256）、皇甫谧（215～282）、丰坊（明嘉靖进士）会作伪书而辱斯文，是受了《毛诗》的影响。
因此在《诗三家义集疏序》的最后一段，王先谦说道：
孔子云：“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推详圣意，盖因周立国最久，至孔子时已六七百年，二南规制既远，史册无征，惟据诗篇，尚存崖略，故有“不为墙面”之叹。秦汉之际，经亦几亡，《毛传》乘隙奋笔，无敢以为非者，古文勃兴，永为宗主。幸十三家遗说犹在，不可谓非圣经一线之延也。
这里明白宣示王先谦写作《诗三家义集疏》主要目的便是为了要扫除《毛诗》的障碍，廓清伪说，让圣人之传得以延续。由《诗三家义集疏序例》以及《诗三家义集疏序》中，我们可以得知王先谦尊三家而抑《毛诗》的坚定立场，在《诗三家义集疏》中这种态度处处可见。
另一方面，学术上的继承也是王先谦的主要写作动机之一。其于《诗三家义集疏序例》言：
有宋才胥之士以《诗》义多未安也，咸也己见，以求通于《传》、《笺》之外，而好古者复就三家遗文异义为之考辑。近二百数十年来，硕儒踵事搜求，有斐然之观，顾散而无纪，学者病焉。余研核全经，参汇众说，于三家旧义采而集之，窃附己意，为之通贯，近世治《传》、《笺》之学者，亦加择取，期于破除墨守，畅通经旨。《毛》、《郑》二注，仍列经下，俾读者无所觖望焉。书成，名之曰《集疏》，自愧用力少而取人者多也。
宋朝疑经风气兴起，许多学者是以己意推翻《毛传》、《郑笺》的权威，尝试做出新的诠释。最晚到朱熹（1130—1200）时，注意到三家《诗》颇有参考价值，曾想要将《文选》中所存的《韩诗》章句整理出来，但是一直没有完成。直到王应麟（1223—1296）采集三家佚文，成《诗考》一书，辑汇三家《诗》的工作总算踏出第一步。三家《诗》的辑佚工作到清代才有重大进展，较为著名的有范家相《三家诗拾遗》，迮鹤寿（？—1773）《齐诗翼氏学》，阮元（1764—1849）《三家诗补遗》，冯登府（1780—1841）《三家诗异文疏证》、《三家诗异义遗说》，陈寿祺（1771—1834）、陈乔枞（1809—1869）父子《三家诗遗说考》，陈乔枞《四家诗异文考》。这些三家《诗》的辑佚工作成果丰硕，对王先谦的撰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不过这里要说明的是《诗三家义集疏》的主要目的是参考诸家成果，将资料罗列会贯，疏释三家《诗》，并且酌取《毛诗》学者的意见，进行通贯畅明的工作。对过去三家《诗》研究者所重的辑佚与鉴别家派的工作，王先谦做得比较少，其言“自愧用力少而取人者多也！”之意即在此。王先谦在《诗三家义集疏序》提到：“穷经之士讨论三家遗说者不一其人，而侯官陈氏最为详洽。”并且在文中引录了陈乔枞《三家诗遗说考》的序文，以表明摘取三家的鉴别依据。
三、《诗三家义集疏》对诗旨的取舍？
《诗三家义集疏》在各诗篇下以“注”标出三家《诗》诗旨，《毛序》、《郑笺》则放在“疏”之首。然后在“疏”中提出三家《诗》旨的出处，并加以引证论述。《毛序》、《郑笺》的意见在“疏”中算是一个比较的基准，一般说来王先谦会判定三家《诗》的诗旨与《毛序》、《郑笺》的说法合或不合，若合则自无疑义，若不合则王先谦会力守三家《诗》之旨，有时会进一步质疑《毛序》、《郑笺》的说法。如《周南•卷耳》篇，在篇名下“注”的部分举《鲁》说：“思古君子官贤人，置之列位也。”在“疏”的部分先标出《毛序》：“后妃之志也。又当辅佐君子求贤审官……”然后说明此处的《鲁诗》说法是由高诱《淮南子注》中摘出，接着举《左传》、《荀子》的说法以为“此诗为慕古怀贤，欲得偏置列位，思念深长，诸家无异说。”然后引《乡饮酒礼》郑注：“《卷耳》，言后妃之志。”接着说明这是“亦后来乐歌义例，无关诗旨”。这便是推翻《毛序》的意见。
如果无法考得三家《诗》的诗旨，又反对《毛序》的说法，王先谦会提出自己的意见，如《王风•君子于役》一诗，根据《诗序》：“刺平王也。君子行役无度，大夫思其危难以风焉。”不过王先谦对这种说法并不接受，但是却又找不到三家《诗》对“诗旨”的直接意见，此诗的三家《诗》章句异文又极少，无法提供诗旨推定所需的资料，因此王先谦直接推断诗旨：
据诗文“鸡栖”、“日夕”、“牛羊下来”，乃室家相思之情，无僚友托讽之谊，所称“君子”，妻谓其夫，《序》说误也。
王先谦从经文出发，认为本诗有“鸡栖”、“日夕”、“牛羊下来”等词语，是描述一般家庭生活的用语，因此论定《诗序》指称的对象并不符合诗义。但是这种情况在《三家诗义集疏》中极为罕见，王先谦多会以《诗序》为基点，然后以三家《诗》的说法加以考察修正。
《诗三家义集疏》在诗旨的拟定部分，最理想的状况是《毛》、《齐》、《鲁》、《韩》四家意见齐备。如《召南•行露》篇，王先谦引刘向（前77—前进）《列女传•贞顺篇》：“召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许嫁于郑，夫家礼不备而欲迎娶之。……夫家轻礼违制，不可以行。遂不肯往。夫家讼之于理，致之于狱。女终以一物不具，一礼不备，守节持义，必死不往。”这是《鲁诗》诗旨。《齐诗》诗旨则是：“婚礼不明，男女失常。《行露》反言，出争我讼。”此出自《易林》。《韩诗外传》有：“夫《行露》之人许嫁矣，然而未往也。一物不具，一礼不备，守志贞理，死守不往。君子以为得妇道之宜，故举而传之。”这是《韩诗》诗旨《毛序》言：“衰乱之俗微，贞信之教兴，强暴之男，不能侵陵贞女也。”我们可以看出《毛》、《齐》、《鲁》、《韩》四家的诗旨差异不大，都认为本诗为描写女子拒婚的贞义。所以，王先谦在疏释中只是列出四家意见，并为三家《诗》举证说明而已。
但是另一种情况是四家对诗旨的意见都不同，如何说解便需要费些工夫了。如《召南•驺虞》篇，《鲁诗》说法辑自蔡邕（133—192）《琴操》文：“邵国之女所作也。……周道衰微，礼义废弛，强陵弱，众暴寡，万民骚动，百姓愁苦，男怨于外，女伤于内，内外无主，内迫情性，外逼礼仪，叹伤所说，而不逢时。于是援琴而歌。”另外《韩诗》的说法是：“驺虞，天子掌鸟兽官。”根据许慎《五经异义》引“今《诗》韩、鲁说同”，则《鲁诗》有二义。《齐诗》说出自《易林•坤之小畜》：“五范四轨，优得饶有。陈力就列，驺虞悦喜。”又根据《礼•射义》文，《齐诗》尚有：“驺虞，乐官备也”的说法。则我们看到三家《诗》竟有四种说法，彼此差异很大。王先谦对此表示：“三家说《诗》，虽或推演之词或有不同，而大义必无伪舛。”对于《毛序》“仁如驺虞”、《毛传》“驺虞，义兽也”的说法，王先谦征引皮锡瑞（1850—1908）的意见加以驳斥。
由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王先谦对诗旨认定的两个基本立场：一是三家《诗》与《毛诗》出现异义时，三家为优。二是三家《诗》在诗旨上的意见会趋于一致。第一个立场我们可以由之前对王先谦著述立场的讨论知道，王先谦对于三家《诗》的推崇态度，因此在疏释时抑低《毛诗》是毫不为奇。但是第二个立场需要稍微说明。为什么别为三家，却又要认定他们说解大义必定有一致性呢？或许魏源《诗古微》能回答这个问题：
三家遗说凡《鲁诗》如此者，《韩》必同之：《韩诗》如此者，《鲁》必同之；《齐诗》存什一于千百，而《鲁》、《韩》必同之。苟非同出于一原，安能重规叠矩？
这段话要逆推着看，可简为“三家既同出于一原，则遗说必同之”。也说是说在今文家的论述中，《齐》、《鲁》、《韩》既然同出于圣人之传，则说解大义必定相同。王先谦在疏释中常常利用此假设，将三家《诗》系于一处，这种假设除了有理论依据外，在实际操作层面上，有此假设，可以增强佚文之间的关联，对于意义上的推演较为便利。
如《周颂》部分的《北山》、《生民》、《天作》、《执兢》、《臣工》、《噫嘻》、《有瞽》、《潜》、《载见》、《有客》、《闵予小子》、《访落》、《敬之》、《桓》、《赍》等诗，王先谦皆引《鲁诗》注出诗旨，然后言“齐韩盖同”或是“齐韩当同”。有些在章句中或可推演出某家“盖同”、“当同”的意义，但是也有部分是径言无据，王先谦敢如此拟定诗旨的原因，大概是依靠“三家说《诗》，大义必无伪舛”、“三家既同出于一原，则遗说必同之”的信念。
但是若真的遇见三家《诗》的意见相反，王先谦会迂回地处理。如《召南•羔羊》篇，篇名下的“注”部分列出《齐》、《鲁》两家的诗旨：“《齐》说曰：‘羔羊皮革，君子朝服。辅政扶德，以合万国。’《韩》说曰：‘诗人贤士为大夫者，言其德能称，有洁白之性，屈柔之行，进退有度数也。’”根据王先谦的疏释：“云：‘羔羊皮革，君子朝服’，足证退食非居私家。云：‘辅政扶德，以合万国’，非任方伯之职不足以当之，盖《齐》诗以此为美召公作也。”王先谦找出汉儒谷永的奏疏有“退食自公，私门不开，德配周召，忠合《羔羊》”之语，然后推论：“永学《鲁》诗，疏举《羔羊》大义，以周、召对言，是《羔羊》美召公，《鲁》说亦如此。”对于《韩》诗的疏释是：
《后汉·王涣传》：“故洛阳令王涣，秉清修之节，跟《羔羊》之义。尽心奉公，务在惠民。”李注引《薛君章句》云云，是《韩》诗以此为美召南大夫，与《鲁》、《齐》不同。其以《诗》“素丝”为喻洁白屈柔，与《齐》说但言“君子朝服”者亦异。
于是三家《诗》对《召南•羔羊》诗旨的最大歧异在于诗歌咏叹的对象认定问题。《齐》、《鲁》认为这首诗是赞美召公，《韩》诗认为本诗是称赞大夫的德行。《毛诗序》以为：“召南之国，化文王之政，在位皆节俭正直，德如羔羊也。”严格说来《毛诗序》并没有确指本诗的描写对象，所谓“在位”，指称大夫也可，说是召公，似乎也可通。《郑笺》的说法是：“在位卿大夫竞相切化，有如此《羔羊》之人。”这则是与《韩诗》的说法相同了。王先谦面对两种不同的说法，并没有下一个确切的论断，以两说并存的方式处理。在诗句的疏释方面，也回避两说的矛盾。如在第一章下言：“《笺》：‘季曲自得之貌’人臣敬尔在公，但云容体自得，于义未备”、“曹大家云：‘逶迤补过’兼得贤臣退隐之思。”以“人臣”、“贤臣”指称《羔羊》的描写对象，概括了“召公”、“大夫”两义，可避免直接对三家《诗》的争议做出取舍。
但是有些三家不合的地方是无法回避的，需要做出取舍判断。例如《王·黍离》篇，下注引《韩》说：“昔尹吉甫信后妻之谗之杀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离》之诗。”王先谦进一步疏释：
“昔尹”至“之诗”，《御览》九百九十三“羽族部”引陈思王《令恶禽鸟论》文。《七月疏》引此论，罗泌《路史发挥》亦引曹子建《恶鸟论》。植，《韩诗》家也。《后汉书•郅恽传》：“恽说太子曰：‘昔高宗明君，吉甫贤臣，及有纤芥，放逐孝子。’”《传》称：“恽理《韩诗》，以授皇太子，侍讲殿中”，即以此诗说太子也。胡承珙云：“尹吉甫在宣王时，尚是西周，不应其诗列于东郡。”愚按：吉甫放逐，伯奇出亡，自是西周之事，年岁无考，存殁不知，盖有传其亡在王城者。及平王东迁，伯封过之，求兄不得，揣其已殁，忧而作诗，情事分明，此不足以难《韩》说也。
王先谦指出《韩诗》的说法引自曹植（192—232）《令恶禽鸟文》。一般认为《王风》写作的时间在平王东迁后（前770年），若依照《韩诗》的说法，则本诗写于西周宣王之时（前827—前782），这是其有疑之处。王先谦为了弥合隙漏，引《后汉书》为证，说伯奇不是被杀，而是被放逐。到了东周平王之时，伯封“求兄不得”，揣测伯奇已经过世，才写下此诗怀念兄长。王先谦为了让本诗写作的年代推定不致出现矛盾，其用心委实良苦。只是《韩诗》说得很确切，伯奇是因为尹吉甫信谗杀之，并没有所谓放逐而最后不知所终云云。王先谦这种说法表面上回护《韩诗》，但是已与《韩诗》的说法相抵触。另一个争议点在于《鲁诗》的说法与《韩诗》迥然有异。根据《新序•节士篇》《黍离》的本事是卫公子寿闵其兄伋被杀害。王先谦引胡承珙（1776—1832）的意见，认为卫公子寿比其兄伋先亡，因此不能有闵兄见害的作品。况且《黍离》若真是言卫国之事，则应该列之于《卫风》，不得为《王风》之首。另外同样为《鲁诗》派的《说苑》中提到魏文侯封太子击于中山，三年不往来，太子特使仓庚回答魏文侯太子好读《黍离》，魏文侯以为其中有怨君之思。因此，《鲁诗》的诗旨“怨君”与《韩诗》的“求之不得”的“闵兄”有所差异，王先谦以为：“据《外传》所引，余文尚多，皆从删削，疑他人窜入，不出中垒之手也。此说当以《韩》说为正。”王先谦怀疑《说苑》此处的记载是被人窜入，因此这种说法不出自刘向之手，自然也不能被为《鲁诗》说了。
由于《诗三家义集疏》是为了疏释三家《诗》而作，展现出的体例亦是“疏体”，所以王先谦秉持着“疏不破注”的立场，积极地阐述显明三家《诗》义，并且利用三家大义相同的假设，为残缺的三家作整体的系连，因此其解《诗》或因立场的关系而有左袒，但是也营构出以三家《诗》为诠释主体，而能与《毛诗》抗衡的佳作。
四、“三家无异义”与“三家义未闻”
《诗三家义集疏》的写作立场鲜明地倾向三家《诗》，所以三家《诗》对诗旨的意见与《毛诗》差距太大，则王先谦往往取三家而弃《毛诗》。但是三家《诗》亡佚已久，有很多诗篇并无法辑出诗旨，因此《毛序》成为拟定诗旨的重要基准。
在《诗三家义集疏》中有两个常见的术语“三家无异义”、“三家义未闻”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一）三家无异义
我们发现只有在无法辑出三家《诗》对诗旨的直接意见时，“三家无异义”的判语才会出现。如《邶风•新台》并无三家《诗》旨，因此篇名下无“注”，只有“疏”，其下引《毛序》：“刺卫宣公也。纳伋之妾。作新台于河上而耍之，国人恶之而作是诗也。”《郑笺》：“伋，宣公之子。”王先谦于后言：“三家无异义”。王先谦判断此诗诗旨三家无异义的最主要依据为：
《易林·归妹之蛊》：“阴阳隔塞，许嫁不答。《旄丘》、《新台》，悔往叹息。”此《齐诗》说。《新台》、《旄丘》事异，而其为阴阳隔塞，人伦祸变则同。“悔往叹惜”，以诗为国人代姜氏之词，与《序》意合。姜氏许嫁子伋，入其国不见其人，是“不答”也。遇卫宣之强暴，乃悔往而叹惜，其初心未必不善，转念之误耳。……事又见《史记·卫世家》、《列女传》、《新序》。
王先谦推衍《易林》的用诗之意，认为与《毛序》所言之事相合，于是《齐诗》与《毛诗》相合。代表《鲁诗》派的《列女传》、《新序》亦记载卫宣公强纳姜氏之事，这暗示《鲁诗》与《毛诗》同。
又如《齐风·甫田》篇，于“疏”下引《毛序》：“大夫刺襄公也。无礼义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诸侯，志大心劳，所以求者非其道也。”王先谦于此言：“三家无异义”。在本诗第一章下，王先谦提出说明：
《盐铁论·地广篇》：“夫治国之道，由中及外，自近者始。近者亲附，然后来远。百姓内足，然后恤外。今中国弊落不忧，务在边境，意者地广而不耕，多种而不耨，费力而无功，《诗》云：‘无田甫田，维莠骄骄’，其斯之谓与？”桓宽用《齐诗》，论治道与《序》意合。所言“地广而不耕，多种而不耨，费力而无功”。三语，尤与“无田”三句义相发明，知其为此诗《齐》说也。……《说苑•复恩》篇：“恶文公求舟之侨不得，终身诵《甫田》之诗。”此《鲁诗》说，就“思远劳心”之义而推演之。
由《盐铁论·地广篇》此段看来与《毛序》相合，所以《齐诗》与《毛诗》同。《说苑》提到晋文公诵《南田》之诗，其义由《诗序》“志大心劳”处推演而出，所以《鲁诗》与《毛诗》合。
又如《王风·采葛》，篇名下之“疏”只引《毛序》“惧谗也”、《郑笺》“桓王之时，政事不明，臣无大小，使出者则为谗人所毁，故惧之”。然后下断语：“三家无异义”。王先谦在第一章下引马瑞辰（1728—1853）《毛诗传笺通释》：“刘向《九歌》：‘葛藟蘽于桂树兮，鸱鸮集于木兰。’王逸注：‘葛蘲，恶草，乃缘桂树，以言小人进在显位。’是葛为恶草，古人以喻谗佞。”然后下按语：“刘向用《鲁诗》说，而以葛为恶草喻谗佞，是于此诗惧谗佞，喻意可通《鲁诗》之旨。”在第二章下亦引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言张衡《思玄赋》以萧、艾并举，“皆为谗佞进仕者托喻。”王先谦在此下的按语是：“衡亦习《鲁诗》者，可以推见《鲁》说之旨。”
由《邶风·新台》、《齐风·甫田》、《王风·采葛》的例子我们可以发现，于诗旨处径言“三家无异义”，很容易招致质疑。首先是证据效力的问题，前面提到“三家无异义”的判语只出现在无法辑出三家对诗旨直接意见的诗篇，既然无法直接辑出诗旨，只能利用旁证，甚或是主观极强的推论。如解《易林》之“阴阳塞隔”可以解为“人伦祸变”；晋文公诵《甫田》就称这是“思远劳心”的推衍之义；刘向《九歌》使用“葛藟”之词有贬抑之义，就连接到“可通《鲁诗》之旨”。这样的旁证与推论将遭遇到对证据效力问题质疑。另外，只找出某家之义，便直接下“三家无异义”的判语，会让人有失之草率的感觉。当然我们可以为王先谦辩护，在“三家既同出于一原，则遗说必同之”的原则下，只要找出三家中某家说法，便可以通用于三家。但是，我们并不以为在王先谦的眼中，对证据力以及“竟决其无异义”会有什么问题，这牵涉对“三家无异义”术语内涵的理解不同。
从“三家无异义”的字面意义来看，这是表示三家《诗》赞成《毛序》对诗旨的解释。有学者以为“三家无异义”是“无辑录”的意思。也有学者认为王先谦的“三家无异义”等同于“三家义未闻”，这或许是发现所有《诗三家义集疏》中的“三家无异义”例都严重缺乏直接证据。亦有学者以为“无异义”是“无辑录”的意思，意思指三家彼此意见相同。这些解释并不能让人信服。比如“三家无异义”若同于“三家义未闻”则何须两个术语？若说“无异义”是“无辑录”，不但在词语上解释不通，实际上《诗三家义集疏》出现“无异义”的所有诗篇中，连一则诗旨都无法摘出，谈何“辑录”？
我们以为王先谦的“三家无异义”并不是以为三家《诗》与《毛序》的意见一致，而是说明以现存三家《诗》的辑佚材料来看，三家《诗》与《毛序》的解说并没有冲突，这不是积极地与《毛序》站在同一阵线，只是消极地描述目前三家《诗》尚无足够证据可以反对或推翻《毛序》的说解。或许我们可以这样描述“三家无异义”是：观三家之已闻于《毛序》且无异义。
对此我们再举《桧风•素冠》篇作进一步说明。《诗三家义集疏》在《素冠》篇名下引《毛序》：“刺不能三年也。”《郑笺》：“丧礼，子为父，父卒为母，皆三年。时人恩薄礼废，不能行也。”然后判定“三家无异义”后，王先谦有较详细的说明：
或引《魏书•李彪传》：“周室凌迟，丧礼稍亡，是以要绖即戒，《素冠》作刺。”并举《列女•杞梁妻传》引《诗》“我心伤悲，聊与子同归”二句，以为《鲁诗》异义，不知“要绖”、“素冠”二事并引，文不相属，非可以此溷入戎事。又《列女传》引《诗》“与子同归”，以妻殉夫死，断章取义。此篇专刺短丧，大旨明白，执礼匡时，所系綦重，由不当傅会曲说，淆乱正经也。
王先谦对《魏书•李彪传》、《列女传》这些被视为是《鲁诗》派的说法加以驳斥，认为是附会乱经，不符合诗旨。其用心当然不会是为了回护《毛序》，而是排除现存三家《诗》之辑佚成果的证据效力，如此才可以说“三家无异义”。王先谦曾舍弃三家《诗》的辑佚成果，转而贴近《毛序》的意见，最主要是这些三家《诗》的记载与他所理解的经文的意义相差太大，而《毛序》的说法亦可圆通。
王先谦对经文、诗旨的理解，当然会影响他对证据的取舍。但是一般说来，王先谦对三家辑佚成果容或有修正，但是少有全盘否定者。其间的关键便在于主观的理解与客观的证据的差异程度了。如以《召南•殷其雷》为例，根据《毛序》的说法，《召南•殷其雷》的诗旨是：“劝以义也。召南之大夫远行从政，不遑宁处，其室家能闵其勤劳，劝以义也。”王先谦以为在诗旨部分，“三家无异义”。在本诗第二章下王先谦对诗旨有更详细说明：
案：诗旨明望君子之归，非劝勉语。它诗如“优哉游哉”，悠也；“怀哉怀哉”，怀也，句例正同，皆顺文为说……“式微式微”、“采薇采薇”、“曰归曰归”之类，凡过叠语，都无反言。“归哉归哉”与“曰归曰归”？同义。风人之旨，于征役勤劳，不讳言归，全诗可按。闵其劳而望其归，此正室家之情，不烦补义也。
王先谦在此否定了《毛序》“劝以义”的说法，认为本诗只是单纯的望君子归来的室家之情。但是在诗旨部分他仍然下了“三家无异义”的判语。这是因为三家《诗》对《殷其雷》的训诂、说解，仍然保有《毛序》“劝以义”意义的空间。所以王先谦在疏释章旨部分言：“雷声震惊，以喻上之命令臣下远行，不遑安处，勉君子震恐致福，因取义焉”、“言何斯人而离斯地乎？以奉君命，故莫敢有暇耳。因又曰：此振奋有为之君子，庶几毕王事而得归哉！”这些疏语是审察三家《诗》后得出，与《毛序》仍然接近，所以可以言“三家无异义”。
综上所言：“三家无异义”并非是在诗旨方面真的与《毛序》一致，而是说以现存的三家辑佚成果，并没有其他的“异见”出现。严格说来并不是接受、服膺《诗序》的意见，只能说是暂且同意《毛序》的说法。
（二）三家义未闻
“三家义未闻”是王先谦判定诗旨的术语，就字面上来看，是表示找不到三家诗对诗旨的意见，其义未曾闻见。国风部分有《邶风·雄雉》的诗旨订为“三家义未闻”。王先谦在《邶风•雄雉》的诗旨判定部分，援引《毛序》、《郑笺》后下按语：
《序》“大夫多役，男旷女怨”，正此诗之旨。宣公云云，乃推本之词，诗中未尝及之。《笺》于首、次章附淫乱之事，殆失之泥。三家义未闻。
对于《毛序》的意见，王先谦部分赞同，对《郑笺》的意见就完全反对了。不过这里的“三家义未闻”便下得有些奇怪。在第一章下，王先谦疏云：
“雉，耿介之鸟也”者，《文选》潘岳《射雉赋》注引《韩诗薛君章句》文。……《选》注所引，当是此诗《章句》。……《章句》以雉为耿介之鸟，知大夫妻以雄雉喻君子，非以喻淫乱之宣公。《韩》与《传》、《笺》异也。
此处明白表示《韩诗》对诗旨解析与《毛诗》相异，但是王先谦竟然将此诗订为“三家义未闻”，仿佛三家《诗》义真的于此诗无存。
另外在《小雅·沔水》篇，《毛序》：“规宣王也。”王先谦言：“愚案：通篇意旨，非对王之词。三家未闻。”但令人讶异的是在第一章下，王先谦引《潜夫论•释难篇》后云：
言乱之既生，有匀母者其忧更深，谁无父母，坐视乱兆而不肯一留念乎？言人尽放恣，大乱必成。王符用《鲁诗》，是《鲁》亦如此。其《爱日篇》亦引此两句（“莫肯念乱，谁无父母”），患公卿“苟先私计而后公义”，谓其不肯忧国，则又与毛义合。
此处论述《鲁诗》之意见，有与《毛序》相异者，亦有相合者。但不管如何，总是可以在此处寻绎出《鲁诗》对诗旨的部分意见，但是王先谦还是在此诗诗旨部分判定为“三家未闻”。
较为特殊的是在《小雅》之《楚茨》以后有《信南山》、《甫田》、《大田》、《桑扈》、《鸳鸯》、《车辖》、《采绿》、《隰桑》、《瓠叶》、《渐渐之石》、《苕之华》十二首诗，王先谦在诗旨部分皆订为“三家义未闻”，就落点来说相当集中。
根据王先谦在《诗三家义集疏序》中所言：
诗有美刺，而刺诗各自为体：有直言以刺者，有微词以讽者，亦有全篇皆美而实刺者。美，一也。时与事不伦，则知其为刺矣！自《毛》出乱经，不负可辨，然即以《毛》论，《楚茨》以下诸篇，《毛》以为“刺幽王者。篇中皆无刺义。虽与三家《诗》合否不可究知，然其体固存也。”
这里说明自《小雅•楚茨》以下，《毛诗》以为“刺”诗者，但是观察经文并无此义。我们再结合《邶风•雄雉》、《小雅•沔水》两例来看，可以发现出现“三家义未闻”判语的诗篇有两个特征：一是对《诗序》的解释并不完全接受；二是无法辑出三家诗旨，但是容或可知三家之义。
我们以为“三家义未闻”并不是说该诗没有任何关于三家《诗》义的资料，而是表达：虽然反对《毛序》对诗旨的意见，但是现存的三家《诗》辑佚成果的证据力却又不足以改动《毛序》，无法提出异于《毛序》的论述。由另一个角度来说，即是：《毛序》不可信，惜三家尚未尽出。
所以，“三家无异义”与“三家义未闻”的共同特征是无法辑出或归纳推论三家对诗旨的直接意见。但是以《毛序》为基准而言，“三家无异义”较为倾向赞同《毛序》；“三家义未闻”则不以《毛序》为确解了。
另外，《诗三家义集疏》中将诗旨判定为“三家无异义”的共有106首，“三家义未闻”的有14首，合起来超过《诗经》三分之一。但是这个比例不是反映出三家《诗》与《毛诗》说解诗旨的相合程度，只是表达了以现今的三家《诗》辑佚成果，在诗旨拟定上仍有相当的困难。
五、小结
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总结历代对三家《诗》的辑佚成果，对三家《诗》进行疏释的工作，在《诗经》学史上实有创建之功。因为本书为疏体，王先谦谨守疏不破注的原则，竭力阐述三家意旨，对三家异文的整理与诗义的推衍，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但是，由于三家《诗》毕竟亡佚许久，难以尽复旧观。这点对于三家《诗》的辑佚工作来说无疑是严重的障碍。王先谦在拟定诗旨时，无法避免这个问题。因此在《诗三家义集疏》中的诗旨拟定部分，有很多要依赖《毛序》作为推测的基础，所以在三家《诗》诗旨尚在的诗篇，《毛序》的功用不过是对照性质；但是在三家《诗》诗旨残缺的篇章，《毛序》就成为拟定诗旨的基准。“三家无异义”与“三家义未闻”便是在后者的情况下产生的术语。亦即在三家《诗》资料不全的情况下，以仅存的旁证附以主观的判断，以此两词语判断与三家《诗》与《毛序》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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