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德辉（1864-1927），字奂彬，号郋园，又号直山。祖籍江苏吴县，太平洋天国动乱之时，其父叶浚兰始迁居湖南，遂为长沙人。叶德辉读书时还曾通过捐银获得湘潭县籍，故有时叶德辉又自称湘潭人。他生长于湖南，就读于岳麓书院，浸淫于湖湘文化之中；另一方面，又继承了三吴汉学的余绪，重视目录版本、文字训诂，在学术上别具一格，是湖南汉学的代表人物，又是湖南当时最大的藏书家，晚清民初的文化名人。同治光绪年间，湖南人将他与王先谦、王闿运相提并论，尊为本土老宿，有长沙王叶、湘潭王叶之说。对于叶德辉的学术成就，湖南著名学者李肖聃曾有过这样的评价：“论者谓湘州皕年以来，文儒相望，而甄微广术，孤诣致精，撰集穷乎众流，徒人及于域外，未有若先生也。”可见叶德辉在学术上贡献之大、影响之广。另一方面，叶德辉又是晚清民初著名的守旧派，一生中以逆历史潮流的姿态参与了很多政治活动，如在羽翼圣教的名义下反对维新变法，反对辛亥革命，反对北伐，最后死于农民运动中。如果说，谭嗣同等人代表的是湖湘文化激进的一面的话，那么，叶德辉就是湖湘文化中顽固保守的典范。他一生中学术与政治纠缠不清，政治上守旧，文化上亦守旧，平生感慨系之的，一是社会的变革，一是旧文化的衰落，至死都在为旧文化辩护。他的命运，是旧文化人在新旧冲突、中西碰撞时的一种缩影。因此，研究叶德辉的生平、著述与学术思想，不仅有助于我们对湖湘文化的全面了解，且有助于我们理解晚清民国时期全国范围内的文化民族主义以及现代学术文化的变迁，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叶德辉研究，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很多地方还属空白。

　　一、关于叶德辉其人

古人云知人论世。对于叶德辉其人其事的详细了解，是准确评价叶德辉学术思想的一个前提。然而，迄今为止，有关叶德辉的惟一的一本传记专著是杜迈之、张承宗二人合著的《叶德辉评传》。该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政治生涯”，述其人其事，下编为“学术活动”，述其学术成就。该书在大陆叶德辉研究中有筚路蓝缕之功，在80年代中期即充分肯定了叶德辉在目录、版本、文字、历法等方面的成就。而对于叶氏其人，则基本上采取了“历数劣迹”的方法铺叙，强化叶德辉作为劣绅的一面。这一点，只要看一看该书上编的标题即可知。上编分九个部分，分别是：一、家世与出身；二、反对维新变法；三、编纂《觉迷要录》；四、在长沙饥民暴动中；五、敌视辛亥革命；六、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效劳；七、武断乡曲；八、糜烂的生活；九、叶德辉之死。此外，散见于各类书中的对叶德辉的介绍亦有之，相比该书就更为简略。迄今为止，学者们对于叶德辉，谈论者不少，但多局限于一般性了解，而无深入爬梳史料、重构叶德辉一生经历者。叶德辉的形象基本上固定在“出入公门，鱼肉乡里”的劣绅上，有脸谱化的倾向。

造成叶德辉研究中的这种状况的原因，首先当与资料的匮乏有关。叶德辉生前写过《六十自叙》，于生平事迹概略言之，但不容易找到。叶德辉的侄子叶启勋曾作《叶郋园年谱》，但未完成。汪兆镛有《叶吏部郋园先生事略》，长沙黄兆枚有《郋园先生传》，载于《郋园全书》卷首。但对于全面了解叶德辉生平事迹来说，这些材料远远不够。此外，1923年，叶德辉的弟子们还编过《郋园学行记》，对叶氏的学术观点、成就、参预湖南省政若干大事中的活动，都一一作了叙述，可弥补有关叶氏研究资料的不足。该文曾在《近代史资料》1985年第4期上刊载过。其次，立论的角度与材料的选择上存在着偏颇。由于从政治的角度立论，先入为主，由对其政治上顽固守旧的批判发展到对他的全盘否认，将他描绘成全面的、十足的恶霸。与此相关的是，在材料的采择方面偏重于选择那些来自政治上敌对方的记录，如维新派对叶德辉的描绘、湖南农民运动史；而对旧派人士对叶德辉的评价、记录则不大注意，或者仅视为反面教材来使用。因此，虽然介绍叶德辉的专家学者有数人，涉及叶德辉的书、文有数种，但都大同小异，尚未进入“同情之了解”的程度。

有两篇文章值得注意。一是南京大学中文系的程千帆先生与长沙电力学院的杨翊强合写的《叶德辉〈光复坡子街地名记〉补注》。1912年，革命元勋黄兴由上海返长沙，湖南一些人士为了表达对黄兴的敬意，将长沙一条有名的商业街坡子街改名为黄兴街，将长沙的一处交通要道德润门改为黄兴门。叶德辉大闹坡子街，反对坡子街改名为黄兴街、德润门改名为黄兴门，并于1913年写了这篇文章，沿街散发。程千帆先生收有当时的原件，对该文进行补注并加以发表。这对于理解叶德辉当时的心理很有帮助。在《光复坡子街地名记》一文中，叶德辉自问自答，力论破子街不可改名。这中间有对黄兴的讽刺挖苦，但并非恶意诽谤。有些话如坡子街为商场地名，改名会引起很多不便等，也并非没有道理。当然，叶德辉反对改名的主要原因当在反对辛亥革命、仇视革命元勋。一是龚育之的《从叶德辉之死谈到黄兴的流血革命和胡元倓的磨血革命》对于了解叶德辉之死的前因后果有帮助。该文还谈到中共对此事的检讨。农民起来杀掉几个恶霸劣绅，是势难避免的；但是，从领导农民运动的角度来说，对于像叶德辉这样在学问上有建树的劣绅，终究以不杀为宜。

　　二、关于叶德辉其学

相对于对叶德辉其人的研究，对“其学”的研究自1990年代以来有发展的势头。学者们在“叶德辉其人固不足取、其学实有可传”思想的指导下，对叶德辉在藏书、出版、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方面的成就进行了研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笔者最近通过对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检索，共查到有关叶德辉的研究文章34篇，通过超星数字图书馆检索的论文有5篇，除去重复的一篇，共有38篇，其中：直接以《书林清话》为论题的有5篇，以叶德辉的藏书及其思想、方法为论题的有6篇；以叶德辉的目录版本学成就为论题的有5篇；以叶德辉出版思想、刻书活动为论题的有4篇，从历史文献学角度论叶德辉的成就的有2篇，还有具体论述叶德辉校勘过的书的8篇，有关叶德辉的文字学成就的1篇，前述论叶德辉其人的2篇，此外就是其他的与叶德辉相关的文章。这种检索虽然不能包括大陆叶德辉研究的全部成果，但大体可以反映当前叶德辉研究的重点所在。

在有关叶德辉藏书的研究中，学者们分析了叶德辉藏书的来源、鼎盛与流散。叶德辉藏书来源有二，一是先祖遗书，二是个人搜求采访。叶氏祖上有不少藏书家，这为叶德辉注重藏书的“家学渊源”。而观古堂藏书直接源于家传的，主要是其曾祖父与祖们二代收藏积聚。个人搜求则主要是通过采购、交换、受赠和抄录四种方式得来，其中半数是采购的。叶德辉有几次大的搜书活动，一是居会城，得袁芳瑛的卧雪庐藏书；二是入都门，和商丘宋犖、曲阜孔继涵两家藏书；三是乞假归田，得善化张姓的藏书；四是与日本人赠换得来的。更为可贵的是，叶德辉是个有心人，平时注意搜集。叶德辉的藏书思想是以读书、实用为目的的，故反对薄今厚古、一味佞宋，而搜集了大量的明、清精刻；叶德辉置书顺序是先经、次史、次丛。这也反映了叶德辉的治学宗旨所在。对于叶德辉的《藏书十约》，有的论者视其为“收藏之指南，汲古之修绠”，是与明代祁承业《澹生堂藏书训略》、清代孙从添《上善堂藏书纪要》并列的三部著名的藏书技术专著之一，从中不仅可以窥到叶德辉整理典籍的方法，而且还可以为后人的古籍整理提供参考借鉴。

《书林清话》是叶德辉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几乎每一篇与叶德辉相关的研究文章都会提及该书，专门以《书林清话》为论题的也不少。大家都充分肯定该书在学术史上的贡献。如袁庆述就提出，该书“凡属于版本有关的问题，几乎是纤微必载，巨细无遗。其材料之丰富、涉及之广泛、研究之深刻，在当时没有人能与之相比。即使后人研究版本学的著作，也无不从中得到有益的启迪和珍贵的资料”。彭文静指出，《书林清话》是我国研究图书典籍的开山之作，创作了“书话”这种体裁。《书林清话》趣谈古代校书、刻书、卖书、藏书掌故，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完整地论述书的著作；它还通过征引书目、题跋、方志、地理、诗话、笔记、佛道二藏等史料，为后人研究中国古代刻书、书坊等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和线索；同时还介绍了藏书、刻书的一些趣闻。

关于叶德辉的目录学思想与方法，王晋卿提出几点：一是校勘之资，多识之用；二是考典籍存亡，补馆阁阙略；三是守先待后，为海内共读；四是扩增见闻，阐扬幽潜。

关于叶德辉的出版思想，戚福康指出，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阐述了书籍出版的最基本的功能，“刻书者，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亦利济之先务，积善之雅谈也”，“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也就是通过出版书籍，传播文化，教育后代，当然“利济”、“积善”也就蕴藏其中了。因此，叶德辉已清楚地提出了书籍出版的一个最基本的功能，就是传播文化，教育后代。叶德辉刊刻古籍的基本原则是辨版精校；主张翻版例禁，有版权思想；对历史上的书坊的作用有一定认识；对于图书，主张图文并茂，艺术与实用兼顾。这些思想对于今天还有裨益。王晋卿也指出，叶德辉注重刻书，其思想是“欲求不朽，刊布古书”，“校刻书目，海内共读”，“编刻家集，表彰先德”。

关于叶德辉的文字学成就，徐娟指出，《六书古微》中对“转注”作了探讨，特别是将后人的转注用法与最初造字时的转注造字法区别对待，这种研究角度与方法对今人很有启发。

关于叶德辉的历史文献学成就，唐宇辉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是广搜珍本秘籍；二是校勘刊刻重要古籍；三是辑佚古籍；四是题跋、题识古籍；五是古籍版本目录的研究。李安提出：叶德辉在历史文献学方面取得较大成就，主要体现在：广搜珍本秘籍，尤其留意明清善本；辩证辑佚起源，辑佚众多古籍；辨析校勘方法，参众书以考异同；探究版本类名起源，讲究辨别善本之道；揄扬私家目录，订补前人阙误；重视刻书事业，并亲自刊刻古籍。

此外，还有具体论述叶德辉校勘本、辑佚本、影写本的。如詹八言指出，叶氏所藏并作跋的明嘉靖年间叶天爵、乔迁所刻的《山谷集》是第一旧本；于天池指出叶德辉影写的元刻本《修辞通鉴》不仅在跋中胪列出原刻本的许多讹误，且将原刻本许多黑钉处于朱笔补出，比四库全书文渊阁本更优越，更精确可信。还有作者对叶德辉所辑的《傅子》、所存的《大乐赋》、所刻的《双梅景暗丛书》进行述评的。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大家对于叶德辉的研究，集中在目录版本等上面，较充分地挖掘了叶德辉在这些方面的成就，且有新的发现。但囿于“贬其人褒其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者自身的专业背景（研究者绝大多数是图书管理系列的人，如沈俊平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图书馆管理员；彭文静为湘潭师范学院图书馆管理员；王晋卿是湘潭大学信息管理系教师；部分为历史文献专业或古籍整理人员，少数为汉语言文字），局限于叶德辉的具体学术成就本身，多半就事论事，而很少上升到叶德辉的学术宗旨。如那成英说：“叶德辉学术思想的中心就是一种积极的批判精神，他不拘泥于传统和古制，即承上代之源流，又别其正谬，敢于在大量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实际上这还是就叶氏的目录版本学思想而言的。这与叶德辉作为一个参与了很多政治活动的旧文化人的身份不相称。目录、版本、藏书、刻书固然是叶德辉学术活动中的突出之处，但不是全部。只研究叶德辉在这些方面的成就、思想，固然有助于今人批判地继承，但显然不能全面认识叶德辉，甚至不是认识叶德辉的关键所在。叶德辉作为一个旧文化人，在新旧文化交替、中西文化碰撞之际，其思想会产生怎么样的变化？他的那些有违时俗（不识时务）的行为是建立在什么样的思想认识上？这些都不是仅靠具体探究他的目录版本思想所能解释的。

在这方面，罗志田的两篇文章可谓独辟蹊径，颇具启发意义。一是《近代湖南区域文化与戊戌新旧之争》，一是《思想观念与社会角色的错位：戊戌前后湖南新旧之争再思——侧重王先谦与叶德辉》。前者是借用了杨念群的区域文化观念看待湖南的新旧之争，后者则是从观念变迁快慢的角度来看待新旧之间的关系，如谓王先谦、叶德辉并不是如人们所想象的那般冥顽不化，也还是有新思想的。只不过是当人们变得更激进之时，他们就显得落伍了。两文中都涉及叶德辉，如谓叶德辉是个旧中有新的人物；叶德辉反对新学，也有文化竞争的考虑在内，是为了保全中国传统文化，以为文化存在，国亡了还可以再建；若文化亡了，国断无可存之理。这种立论的角度为我们研究叶德辉提供了一个新思路，有助于解决目前叶德辉研究中的两张皮现象，即褒其学而贬其人，人与学相分割。其实，叶德辉所作所为，与其文化思想、学术思想是有一定联系的。新旧之争还交织着学术之争。以往学者在研究湖南新旧之争时，往往从单纯的政治角度出发，批判旧派“假学术之名，行守旧之实”，着眼点在于“假”上，而无暇顾及旧“学”本身。叶德辉反对康梁新学，确有学术文化的因素在内。这方面还需专家学者们进行分析。

以上是关于叶德辉其学研究的单篇论文。此外还有部分著作涉及叶德辉的学术活动。前述张承宗、杜迈之的《叶德辉评传》中，在肯定叶德辉的目录版本等成就的同时，将经学宣传视为叶德辉的劣迹之一，属于批判的对象。桂遵义、袁英光合著的《中国近代史学史》中，第２编第２章为《封建地主阶级正统主义史学》，专设《叶德辉的史学》一节，涉及叶德辉校辑《鬻子》、《淮南万毕术》和编辑《翼教丛编》、校刊《元朝秘史》、编撰《经学通诂》及版本、目录学研究等方面内容，虽然从政治的角度批判叶德辉的学术活动是企图以保存书种文种来对付天翻地覆的大变，但肯定了他校刊的《元朝秘史》保持了元钞本的特色，保存了用汉字拼写的蒙古语读音。郑炎的《近代湖湘文化概论》则承认，叶德辉对康梁的批驳，从学术角度看，是有道理的。

综上所述，中国内地叶德辉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特别是比较多的学者在挖掘叶德辉的目录版本出版藏书等方面的成就，给予了叶德辉较高的评价。但目前的研究结构非常不合理，有关叶德辉其人其事、经学思想、文化观等研究一片空白，也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叶德辉反对维新变法的文化含义，迄今尚无人认真清理。经学本是叶德辉的一个基本取向。如李肖聃在《湘学略•郋园学略》中曾记载：“其平居持论，尝谓崇圣不可以徒致，必首事于通经；通经不可以陵节，必循途于识字；而诏后学以所从入，必先于簿录考溯其远流，开示其阃奥。”可见，在叶德辉的学术活动中，通经具有核心的、指导的意义。而他通经的途径，正是乾嘉考据学者所信奉的由字通词、由词通句的路数。叶德辉也自称是“崇汉学而尚朱子”。因此，叶氏学术思想当与他的经学主张有关。叶德辉反对康梁新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不满于康梁借今文经学倡变法，认为公羊作为一种学问，尚且漏洞百出，更何况以之谋政，只会扰乱人心。他后来就将清王朝的覆亡归结为公羊学的流毒，所谓“公羊肆流毒，经亡国亦亡”。叶德辉晚年，除了为清王朝大唱挽歌外，就是为旧文化叹息，为经学的衰退痛心疾首。所有这些问题，都是认识、评价叶德辉所必须解决的。但迄今未看到相关研究成果。因此，要全面了解叶德辉其人其学，从而科学地评价晚清民初湖湘文化，尚需待以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