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1818—1891），字伯琛，号筠仙，晚年更号玉池老人，筑室曰养知书屋，学者又称之为养知先生。湖南湘阴人。因与曾国藩等人一道筹建湘军，开始步入近代中国政治舞台。郭嵩焘虽也跻身进士，担任过巡抚和首任驻外公使之类的大员，但终究非“繁剧之才”，几度出山，几度罢官，一生在如涛似浪的骂声中度过，死后李鸿章上奏请宣付国史馆为其立传并请赐谥，诏不准行。然终其一生，于文章学术时时萦怀，未有一日懈怠。在晚清学术史上，郭嵩焘以其宗旨宏达、思想淹涌、学派性鲜明而占有一席之地。本文就其学术思想的三个特征略加申述。

　　一、为学不分门户

郭嵩焘学术思想的一个特征就是为学不分门户，对汉宋之争采取调和兼容的态度。在清代儒学史上，主要存在汉学与宋学两大对峙的学术流派。前者在理论上崇尚原始儒学——盛行于东汉的古文经学，治学方式提倡“实事求是”，取证特重汉儒经注。作为学术流派，它萌发于明清之际，极盛于乾嘉，衰退于道咸。后者奉程朱为圭臬，尤其是朱熹学说，以主观意愿诠释儒家经典，使经学理学化，其治学方式专主空谈心性，经学一出臆断。汉学与宋学因其各自的学术立场和特征，故而门户之见极深，为互争经学的正统而论争不休，这一争论一直到道咸年间才告歇息，这可以江藩和方东树各自为捍卫和总结本学派而编撰的《汉学师承记》与《汉学商兑》二书的先后出版作为标志。梁启超在总结晚清学术时说：“方东树之《汉学商兑》，却为清代一极有价值之书。其书成于嘉庆间，正值正统派（指汉学）炙手可热之时，奋然与抗，亦一种革命事业也。其书为宋学辩护处，固多迂旧；其针砭汉学家处，却多切中其病，就中指斥言‘汉易’者之矫诬，及言典章制度之莫衷一是，尤为知言。后此治汉学者颇欲调和汉宋，如阮元著《性命古训》。陈澧著《汉儒通义》，谓汉儒亦言理学，其《东塾读书记》中有《朱子》一卷，谓朱子亦言考证，盖颇受此书之反响云。”晚清仍有学者坚持乾嘉以来汉宋门户的遗绪，但在当时应者寥寥，更多的却是汉宋兼采，主张为学不分门户。

郭嵩焘深受湘学传统的影响，故而治学以宋学为本。他说：“古贤言为学先立乎其大，语本孟子。所以谓之大者，心为五官之主，万事之宰也。而君子所以为学，亦正须于大处着眼。程子所谓大其心使开阔，正以学问规模，须是展放得大。庶足以尽天下之理。”所谓“大其心”“经尽天下之理”，正是宋儒治学的宗旨。所以，他对宋儒义理之学持肯定的态度，他认为宋儒治经的长处在于能通其理。他尝言：“宋儒出而言理独精。”他本人精研《礼记》，擅长《礼》学，在《礼记》的考据方面颇有心得，他对宋儒的《礼记》之学多持首肯，认为：“伏读钦定《礼记义疏》，实言《礼》者之圭臬，所录宋儒之说独多。惟其斟酌古今以求当于理，有宋诸子之所长也。”他对宋儒在阐发“四书”义理时的历史贡献，更是作了充分肯定，认为：“《大学》一书，程子始表章之，而温公实发其端。《中庸》一书，则自汉以来儒者多能明其义，而其辨之明而析之精，亦始自程子。”他的这些观念和言论，表明他尊崇宋学的基本学术立场。

郭嵩焘治学虽以宋学为本，但仍不废汉学家的考据之功。对汉学家们据以名家的“训诂考订”，他曾有过说明：“自乾隆时表章《六籍》，老师大儒，承风兴起，为实事求是之学。其间专门名家言考据者又约有三途：曰训诂，研审文字，辨析毫芒；曰考证，循求典册，穷极流别；曰雠，搜罗古籍，参差离合。三者同源异用，而各极其能。”他还充分肯定汉学“讨论研习之深”，于经旨多所发明。他说：“国朝诸儒创立汉学、宋学之名，援其说以诋程朱，而郑学乃大显。讨论研习之深，精义之发于人心，亦足上掩前贤矣。”“国朝乾、嘉以来，标立汉学、宋学之名，以所得训诂古义寻求义理之所归，其言深当经旨，多所发明。”这说明，汉学家的“训诂考订”，对人们准确、深入地理解儒家经典的本义，进而“寻求义理之所归”还是很有助益的。但他又说：“训诂考订，著书名家，学中之一艺耳。”认为训诂考订只不过是治学、治经的手段。显然，他还是把“训诂考订”视为通经的手段角度立论的。

郭嵩焘认为宋学的义理之学和汉学的训诂考订互有短长，肯定二者不可偏废。在治经的过程中，他对二者采取一种兼容的态度，他说：“圣人之道，其迹存乎名物象数之末，而其精究乎天人。……循实以求之，考求名物象数，其制行必皆卓绝。言性理者，兼综博览，通知古今之变，亦岂不由学问之深哉？而各据其一端以相胜，亦皆足以自成其说，以务张其所学。其倡为是言者，实亦有转移天下之力。而君子之为学，求得为心而已，必能不从乎风会以与为波流，而后可言自立。”郭嵩焘认为汉学和宋学各有所长，反对“各据一端以相胜”的门户之见，他既肯定“考求名物象数”的汉学“其制行必皆卓绝”，又肯定“言性理者”的宋学“学问之深”，充分肯定了汉学和宋学各自的学术价值。一方面，郭嵩焘本人却又是一个在训诂考订方面很有成就的经学家，人称其“以封疆大吏退归田里而精治经学，则昔之经师所未有也。”他曾著有《礼记质疑》、《中庸章句质疑》、《大学章句质疑》及《毛诗余义》、《尚书疑义》等经学著作。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这种训诂考订是在儒家经典中寻求道德义理的基础。所以说，对于郭嵩焘来说，尽管他推崇汉学，重视训诂考订，但是其最终目的仍是在于“寻求义理”，回到社会生活的躬行实践之中，他认为义理是不能离开名物象数的。郭嵩焘对汉学、宋学的兼容态度，尤其是他在寻求经典中的道德义理时，对训诂考订的强度和重视，使得他建立了以汉学为主要特征的学术形态。他在治学时追求汉学实事求是的朴学精神，所以他的《礼记质疑》一书被评价为“折衷群经，淹贯三礼，括历代制度之大，得诸家训诂之通，实兼秦惠田、王引之二家所长，卓然礼学大师。”

　　二、通经致用

有清一代学风，旨在“通经致用”，郭嵩焘亦受时代熏染，其学术思想充满着强烈的经世精神。1826年魏源代贺长龄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编》一书刊行，标志着晚清经世思潮的复兴，其影响随着社会危机的加深而愈演愈烈，遂成一种思想发展趋向和学术风气。此后，由于时势所激，湖湘士子拔地崛起，不仅于内以经世致用走向全国，而且于外栉欧风、沐美雨，救亡、启蒙，从“开眼看世界”到“走向世界”。从陶澍、魏源等先驱始，大批湖湘士子冲破保守愚昧、强梁自私的传统状态，慨然卓立，以经营天下为志，他们“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义以淑群，行必厉己，以开一代之风气”。这种文化背景，使郭嵩焘自青少年起便深受经世致用传统的熏染。

所谓通经致用又称通经史以致用，就是说，研读儒家经典和历史的目的，是为了修身和治事，即有裨实用。为达到通经致用的理想，郭嵩焘与其他晚清思想家一样，从先王所遗留的儒家经典中寻找经世致用的依据。他说：“古者学校崇四术、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为造士，所以节民性而兴民德，一本于经。自国之衰，圣人修明纂述，以教万世。三代典章制度散佚无徵，犹得存其遗文，以知质文升降之数、因革损益之宜、国家所以治乱兴衰，既得备知其故，而又以窥理道之精，达人事之变，以蕲至于察人伦、明庶务，下至起居日用之常、进退揖让之节，莫不备于其中。”所以，他对儒家经典很有研究。他曾说：“《家语》述孔子之言曰：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春秋》之义，正伦纪而已矣。此圣人之志也。”他对《诗》的作用亦很重视，尝言：“《传》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盖《诗》之用广矣，其于盛衰兴废得失之原，征之人事，准之世变，其词婉，其义深。夫子盖删而述之，以垂经世之大用。”资他精研于《礼》，因为：“窃论《礼》者征实之书，天下万世人事之所从出也。得其意而万事可以理，不得其意则恐展转以自牾者多也。”对于《易》，他指出：“夫《易》者何？阴阳而已矣。圣人错综阴阳之数，以尽事物之变。用舍、进退、动静、语默、得丧、穷通，因乎时义以消息天地之大用，而四时鬼神莫能违焉。”可见，郭嵩焘十分注重通经致用。

郭嵩焘不仅重经世致用，而且在研究历史、著述文章时，也十分注重以史经世。他十分推崇王夫之的《读通鉴论》，他说：“国朝王船山先生《通鉴论》出，尽古今之变，达人事之宜，通德类情，易简以知险阻，指论明确，粹然一出于正，使后人无复可以置议。故尝以谓读船山《通鉴论》，历代史论可以废。”他所强调的是王夫之的经世致用思想，并且他还继承了王夫之的传统，治史强调以史经世。他在编订《绥边征实》一书时指出：“《绥边征实》一书，取秦汉以来中外相制之宜，辩证其得失，而不必以成败为是非。其于经世致远之略，粗有发明。……此书出，后世必有信吾之说以求利济于天下者。此鄙人之志事也。”他在此书的序中也说：“其于历代成败之迹，折衷一是，不系功过，而兴衰治乱之大原，因是可以推见。”以史为鉴，这正是中国古代经世致用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自汉迄清儒学统治的“经学时代”，《大学》中倡导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化哲学，一直是历代士子“仙圣外王”的价值取向。郭嵩焘寄身于儒家思想文化堡垒的岳麓书院学习，这种积极入世的观念，自然会成为其崇高的心理诉求。他尝言：“嵩焘于朱子之书，沉潜有年，而知圣人尽性以尽人物之性，统于明德、新民二者，而其道一裕之学。学者，致知、诚意，极于修身，止矣。”这说明他为学、治经，是用于修身、齐家，以至于治国、平天下。

郭嵩焘十分重视自我修养。他强调“修身为居官之本”，“修身齐家治国是一件事”，认为三者是一致的。他在《礼记质疑•大学》中说：“圣人之学，成己成物而已……大学之道兼成己成物二者，而成物之功用一皆所以自明其明德，而无待外求，故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这说明，读经治史必须用于修身成己。他十分注重修身之道，认为：“君子不以天下万物挠己，己立矣，则运天下、济万物，必有余裕。”他还认为“慎独二字，乃中庸结穴”。所谓“慎独”：慎于独处，就是说遏禁私欲，连非常微小的方面也不放过。循理而行，就是要人的一言一行都要完全符合封建的伦理道德。他通览史书，体会出“从古圣贤，皆成于戒慎戒惧”，更何况“吾辈以中才而涉末流之世，内度之身，外度之人，忧勤惕厉，无有穷期。将为约束子弟，以推及其乡，必自检束其身始。”约束自身要知“耻”，“人生大弊，只坐好利。要须是有耻，则利中多少层节，自然推勘分明。是以耻之一字，于人士尤为吃紧。”“一念之无耻，可以无所忌惮，无所顾惜。”他认为身处乱世，君子要以身作则，从微隐处著功夫。在当时世内败坏、官场污浊的情况下，郭嵩焘强调以内心的自我约束来涵养德性，以慎独重微洁身自好，再力所能及地影响周围乃至社会。

但郭嵩焘并非专门的学问家，而是有学养且终生关切学术的政治活动家。所以他对禁烟、河务、漕运、钱粮、刑名、兵制、海防、饷役等关系国计民生的社稷大政，均认真研究，都有过值得重视的思想言论，他走的是一条由“内圣”而“外王”的儒士经世致用的道路。郭嵩焘曾整顿两淮盐政、厘务，严禁贪污；在广东禁革私卡，剔除中饱；倡减苏州、松江、太仓三府赋税，“百姓闻之，欢声雷动，五百年民困，一旦以苏”。他认为，鸦片“吸食者日众，势将尽中国之人，皆自失其生理，槁项黄馘，奄奄仅存，无异残废”，奏请朝廷严加禁止。并在出使期间，同英国朝野人士联络，推动英国政府禁贩鸦片。就是晚年家居，也积极组建禁烟公社，在家乡宗族中厉行禁烟，并留下遗言：子孙后代不准吸食鸦片，“有犯此者，先请改姓，勿为吾子孙”。

郭嵩焘在湘军虽很少独当一面，亲自率兵与太平军较量，但在湘军的创建和发展的过程中，郭嵩焘却是一个积极的谋划者。尤其在开厘筹饷、倡办水师这两件事上，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湘军作为由团练起家的地方军队，特别是在清政府极为支绌的形势下，是不能等靠皇粮维持的。为了湘军的饷银，郭嵩焘倡创了湖南厘金制。对此，他自称：“不复以仕宦为意，而于经营国计，保卫地方，无敢稍释于心始终未一任事，而在湖南筹兵筹饷，一皆发自鄙人。”“曾文正公办理军务，终赖此三项（湘省厘捐及粤、淮盐厘）以济军食，而湖南亦将此以为富强之将，支柱东南数省。”这并非郭嵩焘自夸之辞。他认为厘金制的高妙之处在于：“夫酒榷茶榷，其类繁，或有税或无税，或重或轻，其弊为甚，故不如厘金，视百货屯聚之处，笼而取之，为公而实。今天下之利一出于商贾，取之以厘计，至约也。所到于商贾者，于商贾何害？然吏竟取之民，则足以致乱。取之商贾，而民安焉。”郭嵩焘创办厘金制，固然因盘剥商贾阻碍了资本主义关系在中国的商品发展，但却为湘军提供了可靠的经济保障。无饷不养兵，湘军筹饷成功，各地团练纷纷仿效。1854年之后，河南、江苏等地广泛推行厘金制，而且得到了清政府的正式批准。翌年，湘、鄂、川、皖、闽、新、奉等地都实施了厘金制度。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及以李鸿章为首的淮军，镇压了如火如荼的太平天国与捻军起义，而这两支铁血之师都是靠厘捐养活的。郭嵩焘倡创厘捐，事实上等于起了为清王朝输血的作用。另外，为了与太平军争夺长江水面的控制权，郭嵩焘又展一筹，创议设立了湘军水师，湘军水陆夹击，终于成就了沦陷天京之功。其后李鸿章筹办北洋水师，郭嵩焘就是积极的支持者和谋划者。由此可见，郭嵩焘虽然被曾国藩认为“非繁剧之才”，但却运筹帷幄，妙计叠献，为镇压农民起义而扮演了摇羽毛扇的军师角色。郭嵩焘之筹厘金、创水师，是其经世思想的实践。

　　三、全面学习西方

郭嵩焘所处的时代，正值清朝晚期，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对其进行野蛮的侵略与掠夺。清王朝国力衰弱，政治黑暗，民不聊生。面对这一时势，郭嵩焘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以敏锐的目光来审视当时的时势，主张面对变化了的时势，大胆与西方接触，主张全面向西方学习，“习人之长，攻我之短，持之以恒勿求急，一切从根本做起。”

鸦片战争失败后，郭嵩焘通过研读西方科学技术与政治制度的译著，开始认识到西方列强绝非“蛮夷之邦”，而是比清王朝更先进的文明国家。办洋务之初，他曾极力称赞“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天下卓论，并多次上书朝廷积极主张购备夷炮或如法仿造，以为数十年防御之计。但他在研究洋务的过程中很快就发现，单只学习西方的一些长技，并不足以使自己的国家真正富强起来，必须从各个方面来学习西方。1875年，郭嵩焘就明确提出全面学习西方的观点，但他认为这种学习要辨本末。他认为仅靠“坚船利炮”非但不能使中国富强起来，反而会导致“自蔽”。因此他主张“当先究知其国政、军政之得失，商情之利弊，而后可以师其用兵制器之方，以求积渐之功。”他认为向西方学习，首先要从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开始。1876年郭嵩焘在出任驻英大使期间，亲身考察了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洋文明，更坚定了他出国前就形成的全面学习西方的观点和主张。在给李鸿章的信中，郭嵩焘再次强调学习西方，不单是军事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冶铁、采煤、铁路、对外贸易、电报以及与之相关联的政治制度、法律和新式教育等方面，并且用日本在伦敦留学者单纯学习军事方面的人数最少来说明自己的观点，“盖兵者末也，各种创造皆立国之本也”，如果没有诸如采矿、机器制造、医学、教育等方面的发展，纵使学得西方兵法，那好比“殚千金以学屠龙，技成无所用之”。郭嵩焘全面学习西方的主张，较洋务派思想更先进了一步。

郭嵩焘在出使期间，通过自己两年多的实际观察，对西方社会进行了深入的了解。他认为当时中外关系，不同于历史上的夷夏关系：“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倏盛倏衰，情形绝异。”强调中西情势已经发生极大变化：“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故有要荒、服荒之各，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中国士大夫知此义者尚无其人，伤哉！”承认中国在文化上已落后于西方，从而彻底否定了几千年以来盲目虚骄的夷夏传统观念。针对封建士大夫所谓“中国有道，夷狄无道”的僵硬观点，他说：“三代以前，皆以中国之有道制夷狄之无道。秦汉而后，专以强弱相制，中国强则兼并夷狄，夷狄强则侵陵中国，相与为无道而已。自西洋通商三十年余年，乃似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故可危矣！”郭嵩焘认为“道”并不会永远掌握在谁的手里。三代以前，华夏中国比“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文明先进，可以说中国有道。秦汉以后，有时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有时中原汉族统治四裔，都是凭实力解决问题，无所谓有道无道。到了近世，西洋各国已经比中国文明先进，就应该承认西洋有道，承认是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时候了。

郭嵩焘主张全面学习西方，首先要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这是其见解过人之处。他批评当时士大夫普遍接受的“中体西用”观，说：“就嵩焘所见，凡名为知洋务者，粗知其情势而已，无通知其本末者。”他最早提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说，认为中国学习西方富强之术，应从根本上效法西方的政治制度，要“能通知洋人之情，而后可以应变，能博考洋人之法，而后可以审机”。所以他说：“窃谓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有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自强，又末中之一节也。”又说：“政教之及人，本也；防边，末也。而边防一事，又有其本末存焉。”因此，“中国与洋人交涉，当先究其国政、军政之得失，商情之利病，而后可以师其用兵制器之方，以收积渐之功。”如果“舍富强之本图，而怀欲速之心以急责之海上，将谓造船、制器用其一旦之功，遂可转弱为强，其余皆可不问，恐无此理！”

1876年冬郭嵩焘在出使英法后，考察了西方的政治制度。在对中西政治制度比较时，郭嵩焘清醒地认识到西方的民主制度优越于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中国封建社会君主专制集大权于皇帝一身，不能保持长久的稳定和繁荣；而西方的民主制度，把政权“公之臣庶”，“愈久而人文愈盛”。他认为中国理想社会中的明君贤相是一种不常的偶然性现象。“文、武、成、康四圣，相承不及百年”，而且圣人以德治民，德治是求诸己的，故其责天下常宽。德治有盛衰，天下亦随之以治乱，到三代治天下之道不能行于世时，就有出现秦皇之君、李斯之相，“竭天下以奉一人”之专制政治的危机。而西洋日强是在“公之臣庶”的民主政治与社会条件下，故其文化能“推衍无穷，愈久而人文愈盛”。两相对比下，郭嵩焘“颇疑三代圣人之公天下，于此犹有歉者”。他对中国最高政治理想之“三代之治”作出最尖锐的批判。进而，他明确指出，西方国家实行的这种民主政治之所以比中国封建君主专制优越，就在于它体现的是法治，而不是人治，他说：“圣人之治民以德。德有盛衰，天下随之以治乱。德者，专于己者也，故其责天下常宽。西洋治民以法。法者，人己兼治者也，故推其法以绳之诸国，其责望常迫。其法日修，即中国受患亦日棘，殆将有穷于自立之势矣。”

所以郭嵩焘十分赞赏西方的民主政治体制，他说：“西洋立国，有君主、民主之分，而其事权一操之议院，是以民气为强，等威无辨，刑罚尤轻。”称赞“西洋议院之有异党相与驳难，以求一是，用意至美”。他特别推重英国的议会政治，认为：“推原其立国本末，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议会）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义；设买阿尔（市长）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与此民相维系，迭盛迭衰，而立国千余年终以不敝，人才学问相承以起，而皆有以自效，此其立国之本也。”他认为西方的这种民主政治制度，正是西方国家日益强盛的根本原因。值得特别提出的是，郭嵩焘不仅赞赏西方的“朝廷政教”，而且看到了西方国家“君民兼主国政”、“君民交相维系”在政体方面实行三权分立的特点。他说：“或为君主，或为民主，或为君民共主之国，其定法、执法、审法之权，分而任之，不责于一身；权不相侵，故其政事纲举目张，粲然可观。催科不由长官，墨吏无所逞其欲；罪名定于乡老，酷吏无所舞其文。人人有自立之权，即人人有自爱之意。”1876年12月，他在《使西纪程》中说：“西洋立国，自有本末，诚得其道，则相辅以致富强，由此而保千年可矣；不得其道，其祸亦反是。”郭嵩焘的祖上是以经商和放贷而致富的，所以他很少有传统士大夫的轻商思想，提出商贾可与士大夫并重的重商主义观点。他在和西方国家交往中，发现西方人以工商为本的经济制度与中国以农为本的经济制度反差十分强烈，并认识到商品经济的发达会带来国家的富强。他说：“西洋以行商为制国之本，其经理商政，整齐严肃，条理秩然。”他认为正由于“行商为制国之本”，所以西洋才能富强起来，他相信：“所以能致富强，非无本也。”他在比较中、西经济制度的不同时说：“窃观西洋以商贾为本计，通国无不一闲；中国重土而轻视农工商三者，乃至一家一邑之中，有职业者不逮百分之一。”所以，他主张中国也应以工商为本，以使国家富强，以为进一步取法西方的政治制度建立基础。尤值得注意的是，郭嵩焘与那些仅仅注重民展官办工商业洋务派不同，而是同时积极倡导发展民营资本主义工商业。他认为西洋各国工商业的繁荣发达，都是商人自办的结果，所以中国要想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就必须走商人自办的道路。他曾上疏称：“窃谓造船、制器当师洋人之所利以利民，其法在令沿海商人广开机器局。”商人沿海办厂有益者三：一是因商富而使国家受益；二是可利用制造与贸易来考览洋情和加强海防；三是民办商业与洋人贸易若发生矛盾，较官办企业与外商发生冲突更易解决。他明确指出，官府控制新式工商业只能阻碍和抑制资本主义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其根本原因是长期以来清政府沿袭几千年封建社会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歧视商人，压制工商业的发展。结果“商人与官积不相信，多怀疑不敢应（指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企业），故不如商人自制之情得而理顺也。”实际上，郭嵩焘提倡“商办”的思想代表了中国工商业资本家的要求和呼声。在这一点上，他是不自觉地充当了民族资产阶级早期的代言人，其商办思想已超出了同时代洋务思想的认识水平。

再次，郭嵩焘认为效法泰西关键在于要有通西学、行西法的人才，所以他主张发展近代教育事业，培养新式人才。郭嵩焘认识到西洋各国之所以国富民强，关键在于重视近代教育，培养出了一大批新式人才，“西洋之法，通国士民一出于学，律法、军政、船政下及工艺，皆由学开而专习之。”郭嵩焘出使英国期间，悉心考察了西方现代教育制度和学校设置情况。他说：“嵩焘读书涉世垂四十年，实见人才、国势关系本原大计，莫急于学。而自秦、汉以来学校之不修，二千馀年流极败坏以至今日。”而科举教育模式只是“图务虚文”，导致了“人心风俗所以日坏”，国家无法富强起来。与此相反，西方各国教育要比中国的教育先进得多，西洋学校“一切皆致之实用，不为虚文”。所以中国要想富强必须从教育入手。因而，郭嵩焘主张改革科举教育模式，创办新式学校，培养中国近代人化所急需的实用型专门人才。为此，他陆续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大略为：（一）兴学校。在致沈葆桢信中，他说：“宜先就通商口岸开设学馆，求为徵实致用之学。……行之有效，渐次推广至各省以达县、乡，期以广益学校之制，通其变而济其穷。”（二）派留学。在上李鸿章书中，他提请让在欧洲留学的三十名中国学生全都改习实业，并建议“饬各省督抚多选少年才俊，资其费用，先至天津、上海、福建各机器局考求仪式，通知语言文字，而后遣赴外洋，各就才质所近，分途研习。”这些都是很有远见的。郭嵩焘主张废除清政府的科举取士制度，倡导创办新式学校和向西方派遣留学生，培养中国近代化的实用人才，直至1905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制度，显然，郭嵩焘提倡大力兴办新式学校，为国家的富强之业培养学以致用的人才的思想开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先声。遗憾的是郭嵩焘的这些主张和建议没有被清政府所采纳。

　　结语

在19世纪那个新旧时代相接的历史关头，郭嵩焘依其开放的思想和敏锐的眼光，提出了很多超卓的见解，其见识远远超出了同时代人，对当时社会产生了一种无法估量的启蒙作用，然而也不易为时世所容，这受了“独醒之累”。但随着时代的进步，其被掩映的光辉渐为后人所察。柳定生在评价郭嵩焘时说其“勋名虽不比曾、左、李之煊赫，而其德行政事文学，皆足抗古人而参时贤，与中兴元功，赢绌相权，实无所让，而识解之宏通，议论之精辟，或犹豫不犹过之”。李肖聃则说，其“使伦敦时上李鸿章书，于泰西所以致富强之故洞若观火，盖其读书观理，有以知西方文化之大原，而不惑于南宋以来七百年流俗之论，其识高出于群公之上，故当时拘学小生群起而攻之”。诚然，郭嵩焘自1851年太平军起义至他1891年去世的四十年间，正式任官累积不过十年，绝大部分时间是在湖南办学、讲学、著述，于学术研究有独创性心得，并用以指导实践。就此而言，他主要是个学者，他对历史的贡献，主要不在于他当过翰林、巡抚、驻外公使时有过什么政绩，而在于他开启了中国一个文化时代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