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1812—1885），出生于湖南湘阴一个清贫的地主家庭，自小受到严格的儒家传统教育，渴望通过“内圣”来达到“外王”的目的，寄希望于科举之路。可是命运多蹇，屡试不第，于是绝意科场，悉心研求经世之学。40岁后，出山为幕，遂以知兵历仕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平太平军，平陕甘，克复新疆。历官浙江巡抚、闽浙总督、陕甘总督、两江总督，晋大学士，封一等恪靖侯，谥文襄。

　　一、左宗棠学术思想的渊源
 
左宗棠生于嘉庆十七年（1812）。此时的大清帝国已不复“康乾盛世”的繁荣景象，正日益走向衰落，表现在：政治上，弊端丛生，吏治腐败；经济上，土地兼并严重，中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纷纷破产；军事上，绿营与八旗徒有兵之虚名而毫无战斗力，腐化不堪；思想上，文字狱大兴，钳制人们的思想。在这种黑暗腐朽的社会环境下，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迫于苛政，纷纷奋起反抗。白莲教、天理教等农民起义此伏彼起，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使清王朝的国内危机日益加剧。在内忧愈演愈烈的同时，外患又叩门而至。英国幕后操纵的鸦片走私日益猖獗，仅1830年流入中国的鸦片就达1800多箱。鸦片的输入使大清帝国烟毒泛滥，民不聊生。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使得社会各个阶级、阶层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一批富有远见卓识的以“治平”为己任的文人学士和开明官绅，纷纷挺身而出，极力提倡务实之学，要求重振“经世致用”的学风。

“经世致用”是正统儒学的一种传统理论，作为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之学，它与注重修身养性的“内圣”之学相辅相成，互为表里。但在现实生活中，两者往往随着社会和政治需要的变化而此兴彼衰，或彰或隐。当社会出现弊病和危机的时候，经世思潮就会崛起，谋求振作和改革。这种观念的集中指向，就是立足现实，注重实效，它贯穿着高度的社会现实感和实用精神。千百年来，每逢衰世或乱世，总会有仁人志士在这种精神指引下，起而力挽狂澜或重创基业。嘉庆以后经世派士人，就是继承了这一传统，起而研求经世致用之学，力求矫正理学与汉学空疏、脱离实际的不良学风，以拯救社会于既颓之势。

1826年，魏源代贺长龄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编》一书刊行，是晚清经世思潮复兴的重要表现。此后一大批经世思想家和以经世为己任的开明官吏纷纷显其身手，他们或致力于整顿盐务，开辟海运漕粮，兴修水利，或精于吏治、科举、刑狱，或悉心于革除弊政，关心民瘼，赈济灾荒。在有关国计民生、制度兴革、除弊兴利等许多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与此同时，一大批关于经世之学的著作也应运而生，如张鹏飞的《皇朝经世文编补》，饶玉成的《皇朝经世文续编》等。这些著作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重点出发，倡导人们致力于实用之学，以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初期，经世派士人面对的仍是传统的社会问题，因而他们谋求改革的方法和内容也基本上是传统式的。随着西方威胁的加重，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即西方侵略的威胁。正是这些经世派人物，以现实的态度和敏锐的眼光，首先对西方的威胁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将“经世致用”的视野扩大到了“制夷”这一新的时代问题。他们从抵抗侵略的角度出发，开始了解这个对手。他们广为搜求有关西方的书籍，并开始撰文编书，介绍有关西方的知识，魏源的《海国图志》、林则徐的《四洲志》、徐继畬的《瀛环志略》汇集了有关世界各国的地理、历史、政治、风情、科技、文化等资料，为中国士人打开了一扇了解外界的窗口。这些书出版后，人们争相购阅，多次翻印。“三湘学人，诵习成风，士皆有用世之志。”湖湘学风，遂为之一变。早年生活在湖湘大地上的左宗棠自然也被这种经世思潮所感染，他在接受程朱理学熏陶的同时，也认真探求经世致用的学问。对贺长龄主编的《皇朝经世文编》，左宗棠是爱不释手，“丹黄殆遍”。他还仔细披览了魏源的《海国图志》。经世致用思潮的盛行，造就了一生致力于经世致用的左宗棠。

左宗棠自小随祖父、父亲读《四书》《五经》，但并不崇尚空谈。他注重实效，注意研求经世致用的学问。18岁那年，左宗棠从书肆中购得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昕夕稽究，潜心玩索，这是左宗棠研究经世致用之学的开始。不过，这时他的行为尚处于自发阶段，直到后来他遇到贺长龄、贺熙龄兄弟，受他们的影响，才真正把义理经世定为自己的治学宗旨。

道光十年（1830），嘉、道两朝名臣，著名的理学家，经世派人物贺长龄丁母忧在长沙家中守制。左宗棠对贺长龄的学问和人品极为钦佩，慕名前往拜访，交谈之下，贺长龄对左宗棠极为欣赏，“推为国士”。左宗棠因家贫无钱买书，贺长龄便把家中所藏图书悉数借其阅读。每次借书时，“贺长龄必亲自梯楼取书，数数登降，不以为烦。还书时必问其所得，互相考订，孜孜龂龂，无稍倦厌”。结识贺长龄和阅读典籍，使左宗棠眼界大开，见识大增，这对立志于经世致用的左宗棠来说，起到了启蒙和鼓舞的作用。后来，贺长龄离开长沙时，把左宗棠推荐给了自己的弟弟贺熙龄。贺熙龄时以侍御家居，主讲城南书院，也是有名的义理经世派人士。他对左宗棠极为看重，授以汉宋儒先之书，诱以义理经世之学，不专重制艺帖括。左宗棠尝自云：十年从学。在贺熙龄的影响下，左宗棠“弃词章，为有用之学，谈天下形势，了如指掌”。左宗棠治学术本倾向于经世之途，复经熙龄指导，一生治学之宗旨遂笃定。

第三个对左宗棠影响较大的人物是陶澍。陶澍是晚清著名的经世官僚，主张“通经学古而致诸用”，既讲义理，又重经世。虽由猎取科举功名而步入仕途，但并不因循守旧。他既有大胆改革的气概，又有勇于办实事的精神。针对日益严重的社会流弊，陶澍采取了有效的改革措施，切实解决了国计民生中许多重要的实际问题，成为晚清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杰出代表。左宗棠对他十分敬佩。道光十七年（1837），时任两江总督的陶澍回乡省亲扫墓，途经醴陵，知县借渌江书院为其下榻之所，并请主讲渌江书院的左宗棠作楹联称颂之。左宗棠以崇敬的心情写了一副对联：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陶澍见后极为欣赏，询为左宗棠所作，“因属县令延致。一见目为奇才，纵论古今，为留一宿”。一年后，陶澍死于任上，左宗棠的老师贺熙龄命他去教导陶澍的孤子陶桄。道光二十年（1840），左宗棠授经安化陶氏，“自是馆其家者八年”。他在陶家“遍览文毅公所藏本朝宪章”，胡林翼称赞他“品高学博，性至廉洁……其识议亦绝异。其体察人情，通晓治体，当为近日楚材第一”。

陶澍力倡经世之学并卓有成就，使左宗棠不可避免地受到感染和熏陶，特别是在陶家的八年静心苦读，为左宗棠后来实行其经世致用之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左宗棠与林则徐的关系较为特殊，两人闻名已久，但相见较晚。左宗棠说：“十数年来闻诸师友所称述，暨观宫保与陶文毅往复书疏，仆则实有以知公之深。海上用兵以来，行河、出关、入关诸役，仆之心如日在公左右也。”而左宗棠由于与陶澍、胡林翼之间有着特殊的关系，林则徐对其也是早有耳闻。胡林翼曾把左宗棠推荐给林则徐，左宗棠因为要教导陶桄而没有成行。道光二十九年（1849），林则徐因病还乡，途经长沙，两个神交已久的同道者终于见了一面。林则徐对左宗棠是“一见倾倒，诧为绝世奇才”。“宴谈达曙乃别”。两人谈论的内容极为广泛，无所不及。从左宗棠后来的书信推测，主要是西域时务。林则徐于西域时务中特别重视屯政、水利，后来左宗棠经营西北，亦将其列为首务。这说明左宗棠深受林则徐的影响，将自己视为林则徐事业的继承人，自觉地完成林则徐未竟的事业。

左宗棠出生在有固守程朱理学，又热心经世致用之学传统的湖南内地，成长在清朝统治岌岌可危、经世思潮迅猛发展的嘉道之际，父辈的教诲，师友的影响，加上个人自身的努力，造就了在义理经世道路上精进不息的左宗棠。

　　二、左宗棠的学术思想

左宗棠早年以程朱理学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克厉言行，修身养性，同时又悉心追求经世致用的学问，以此作为“治国平天下”的手段，为君父分忧，挽救风雨飘摇中的清王朝。鸦片战争中，他将目光迅速转向“制夷”这一新的时代课题，继承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并付诸实践，迈出了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步。

（一）“恪以程朱为宗”

左宗棠出生在湖南湘阴一个“诗礼传家”的封建地主家庭，自小接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与同时代其他的封建士大夫一样，终生服膺儒家学说，但对儒学的两个主要流派汉学与宋学则褒贬不一。他对以训诂考据为特征的汉学颇有微词，说：“自乾隆中叶以来，声音训诂校雠之习盛，士竞时局，逐声气，以博击儒先为能，放言无忌，酿成今日犯上作乱之祸。”“近世士大夫尚考证、训诂、书数之学，以窥隙攻难为功，至标立汉学名字号召后进，于书之言身心性命者相戒为空疏迂阔之谈，弃置不顾。其甚者乃敢躬冒不韪，轻议先儒，及问以四子书义，不能答，尝以利害细故，颓乱而无所守。”而对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宋学却倍加推崇，认为朱子之学，能“箴汉学之膏肓”、“立儒者传道报国之功”，主张治学“一以朱子为归”，“宗程朱以探原孔孟”。

左宗棠在少年时代即潜心研究南宋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他六岁读《论语》、《孟子》时，即兼读大注。九岁学作制艺，“先子每命题，必令先体会《大注》，一字不许放过”。稍后，就读于长沙城南书院，受到宿学名儒、书院山长贺熙龄的器重，“授以汉宋儒先之书”，“诱以义理经世之学”。他曾手抄清初理学家陆陇其《读朱随笔》一册，视为至宝。道光十七年（1837），左宗棠主讲醴陵渌江书院，就依据朱熹所编《小学》，“撮取八则，订为学规，以诏学者”。第三次会试落第后，左宗棠决计不复会试，“弃词章之业，刻厉于学，以寡言、养静二端自课”。咸丰二年（1852）出仕后，左宗棠不仅时常写信告诫儿子要学古人做人的样子，不耽于逸乐，读书要明白事理，而且在为官治所大量刊刻理学著作，希冀以此来保住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左宗棠从幼年起就重视“闽学”，他六岁即读朱熹的《大注》，而以后对以朱熹为首的“紫阳学统”（世人或称之为“闽学”）十分景仰。清康熙年间，福州刊刻过一套《正谊堂全书》，大部分都是“闽学”名家著作。遗憾的是，这些刻本当时已有许多遗缺。左宗棠一直耿耿于怀。到同治五年（1866）督闽时，便在福州亲自督办一个新的“正谊堂书局”，召集福州的名人学者，搜罗版本，重新开雕刊印一套新的《正谊堂全书》，“以延闽学之绪”。左宗棠担任陕甘总督期间，在陕西强调恢复宋学的另一重要学派关学。他指出：“晚近读书，不知讲明义理，藏之心而体之身，但以之习章句，博科名，以求世俗所为富贵利达而已，此心何可令古昔圣贤见乎？”因此，他刊印了六经传注的鲍氏善本，希望“边方髦俊熟读深思，庶延关学一线”。在督办新疆军务期间，针对社会上“鲜明义理”的情况，刊刻发布了道光朝钦颁的《敬阐〈圣谕广训•黜异端以崇正学〉韵文》，以此来提倡“正学”，又重刊了《吾学录》，希望能“化民成俗”，达到“古治之效”。左宗棠不仅与其他湘军将领一样，稍有闲暇即读程朱之书，而且自言行军用兵之法，皆得力于《四书注》中。可见左宗棠对程朱理学虔诚信服的程度。左宗棠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直接继承了程朱的宗旨。

1.理本体论

关于“天理”的理论是程朱哲学的最高范畴，程朱理学是以“理”贯万物而自我实现的。程、朱认为，尽管与万物同存，但“理”在逻辑上先于、高于、超越于万事万物的现象世界，是它构成了万事万物的本体存在。“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此理。”“天理流行，触处皆是：暑往寒来，川流山峙，父子有亲，君臣有义之类，无非这理。”“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可见，“理”是无所不在的，而且是人们必须崇奉、遵循、服从的法律、法则、秩序，即“三纲五常”。程朱理学的理本论是一种唯心主义哲学，它的理论作用是论证封建制度的正确性和永恒性，为封建专制统治服务。

左宗棠承袭了程朱理学的天理论，形成了为清王朝统治效力的世界观。他说：“世有升降，升降者，运数使然，非道有隆污也。气有强弱，强弱者，禀赋使然，非道有异同也。”“至语夫道，则其原出于天，其是衷诸圣，亘古今未之易也。”也就是说，社会历史不管怎样演变，人的气质不管有多大差别，但“出于天”的道（即理）却是永恒不变的，道支配一切。所以他说：“天下无理外之事。”这与程、朱的观点是类似的。

2.理欲观

程朱理学的中心内容是把理欲观与天理论联系起来，使之成为其伦理文化的重要环节，是一种反人道的理论。它的作用是让人们放弃任何欲望，而听命于封建专制政权的统治，以“灭人欲”来维持封建主义“天理”的永存。

左宗棠同样主张去人情之逸乐，而维持所谓的“天理”。他认为，人一生下来就具有本然之善，只因受欲念的蛀蚀，所以常人都沉溺于安逸的生活，致使“天理日见其消亡，冥然顽然仅存人形而已”。因而必须与这种戕害天理的人欲作斗争，严格地用封建伦理道德的规范来指导和约束自己，在坚、忍二字上下工夫。他认为，欲念一发，“非忍则不能坚，非坚则不能达”。可见，左宗棠与程、朱都是把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主张存天理去人欲。特别是左宗棠处于人欲日盛而天理日见消亡的年代，他更加竭力主张提倡程朱之学术，复兴濒临澌灭的天理，借以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从而成为封建专制统治的忠实卫道者。

3.性与理

在中国哲学史上，人性问题一直是人们最为关注也是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孟子主张人性善，荀子主张人性恶，告子认为人性无所谓善恶。程朱派理学家则另辟蹊径，把性纳入理的范畴，既以理作为宇宙的本质，也以理作为人性的本质，提出“性即理也”的命题，从而湮灭人性。左宗棠则把性与道（理）联系起来，提出“性受于天”，“道可见性，而性不外道”的主张，它与程朱理学性即理的论述是相一致的。左宗棠指出：“性皆受于天，天无私于圣，降衷之所以有恒；圣不必求奇于天，率性之所以明道。……是人离性以求性，而性不存；圣本性以求性，而性无不存也，则存存之说也，而性功至矣，而道义出矣。”无论是左宗棠的性即道，还是程、朱的性即理，都是把“道”或“理”作为性的本质来对待的。程、朱认为道、太极三名一实，均指宇宙的本原和规律，并对道赋予理学的准则。左宗棠论证“道可见性，而性不外道”的目的在于谈论人的本质这个“性”的概念，要服从于封建统治这个“道的规范”，归根到底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

4.义利之辩

义利关系是中国思想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一对范畴，向来为学者所重视。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首开义利之辩的先河；墨子的“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谱写舍身行义的恢宏壮举；孟子的“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倡明义利之辩，并将其推向极致。宋代理学家都把义利之辩作为为学的一个重要问题，把天理、人欲援引于义利观中，将天理与义，人欲与利对应起来，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即舍利取义。

左宗棠十分注重义利之辩。他认为道光末年的社会，人们所追求的不过名与利，而实际上“唯利而已矣，乌有所谓名者哉”？人们大都“徇私灭公，适己自便”。而在求利的手段上，“以其廉耻易之而已”。因此，世风日下，气运日衰。为了拯救时弊，昌明“天理”，左宗棠再三强调灭利取义的重要性，要求人的一切思想言行都必须“衷诸义”，以利中之义，私中之公为转移。

在左宗棠生活的年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封建关系的松懈，封建伦理道德日益丧失其神圣性和约束力是不可避免的，人们“嗜利”之心的滋长和封建道德约束力的减弱，正是新的经济因素增长的反映。左宗棠却极力想用程朱理学的说教将人们的思想言行约束在封建伦理道德的旧规范之中，说明他始终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但是，左宗棠批评的仅是那些“徇私灭公，适己自便”，“以其廉耻易之而已”的求利行为，对于正当的求利手段，即“以其财和力易之者”，他认为是无可厚非的，并且应该提倡和支持。左宗棠放任用财、力求利，客观上有利于资本主义在封建社会内部的成长和发展。

5.“涵养须用敬”

修养学素为儒学要目，最先提出了修身为本的是《礼记》的《大学》篇，它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之道与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修身方法，大体上代表了儒家修身论的基本倾向。程朱理学强调道德修养，“内圣”成为支配、主宰和发生根源，甚至成为唯一的理论内容了。它强调“内”是本，“外”是末，必须先“正心诚意”然后才可能谈“治平”。“外”或“治平”是“内”或“修身”、“正心”之类的直线的延长或演绎。“为学”就是“修身”，即内在心性的修养。从而，心性修养就成为一切，即所谓“为己之学”。程颐说：“凡学之道，正其心养其性而已。中正而诚，则圣矣。”朱熹说：“人君之学与不学，所学之正与不正，在乎方寸之间。……盖格物致知者，尧舜所谓精一也。正心诚意者，尧舜所谓执中也。自古圣人口授心传而见于行事者，唯此而已。”总之，“方寸之间”的“正心诚意”是一切外在事功的根本和源泉。有了它，便有了一切，没有它，也就失去一切。这种“内圣”之学对一般个体来说，明显地成了某种准宗教性的修养与体验，把人生意义的追求指向内在的完善和超越。

左宗棠自小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对心性修养十分重视。他少年时读朱熹的《大注》，即潜心玩索，以古之圣贤作为自己的榜样，希望能成为一位“名儒”。并曾手抄陆陇其的《读朱随笔》，力行“寡言”、“养静”的功夫。在道光十二年（1832）的会试卷中，他按照《赋得以礼制心》的试题，写了一首五言八韵诗，诗云：“励学先崇礼，收心在积诚。范围真莫过，鞭策益求精。化质增其美，知和意不争。肌肤同敛固，品节自详明。四勿依为律，三经入便横。鲤庭曾独立，《虺诰》俨闻声。纳轨躬儒行，防非凛意城。措施钦盛世，陶淑治功成。”道光十五年（1835），在第二次应试时，他又作了一篇题为《大德不逾闲》的八股文，文中写道：“事不越乎子臣弟友之经，而画然守之，始终不逾其常。”道光十九年（1839），他在上贺熙龄书中写道：“承师谕《论语》一书，每于容貌词气之间，兢兢致谨，隐微幽独之中，戒慎尤不容缓。宗棠自维气质粗驳，动逾闲则。……寻思致此之由，觉先儒‘涵养须用敬’五字真是对症之药，现已深自克厉，严为课程，先从‘寡言’、‘养静’二条实下功夫，强勉用力。”这一切都说明左宗棠受封建儒教特别是程朱理学影响之深。他的一言一行，都力求纳入儒教的“正轨”，不逾越儒教的“闲则”和“范围”，自觉地遵守封建伦理道德规范，成为封建王朝忠实的拥护者。

（二）经世思想

左宗棠十分重视学术的经世功能，强调读书的目的在于致用。在他写给儿子的家书中，这种主张俯拾皆是，他说：“吾儒读书，天地民物，莫非己任。宇宙古今事理，均须融澈于心，然后施为有本。”“读书明理，讲求作人及经世有用之学。”“非多读经书，博其义理之趣，多看经世有用之书，求诸事物之理，亦不能言之当于人心也。”

正是因为左宗棠讲求实学，注重经世致用，以天下为己任，所以他没有像当时众多的青年士子一样，一味醉心于词章举业，而是把主要的时间与精力，用在攻读有益国计民生的“有用之书”和探讨“经世之学”上，由此而度过了漫长的岁月。道光九年（1829），左宗棠购得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昕夕稽究”，这是他研究经世之学的开始。道光十年（1830），左宗棠结识贺长龄，得以阅读贺家的藏书，加上贺长龄的指点，其经世致用之学的研究突飞猛进。道光十一年（1831），左宗棠入城南书院读书，山长贺熙龄对他极为赏识，“诱以义理经世之学”。左宗棠除了研究程朱理学外，继续丰富他的经世致用知识。道光十三年（1833），左宗棠第一次会试归来，在上徐熙庵先生书中，言归将求时务之急，对裨益时和之学作了新的规划。道光十六年（1836），左宗棠“肇事方舆家言”，拟作皇舆一图，历岁乃成。道光十八年（1838），左宗棠第三次会试败北，决计不复会试，开始留意农学，并按部抄录经史。道光二十年（1840），左宗棠去安化陶家教书，“遍览文毅公所藏本朝宪章”，受益匪浅，学问日进。胡林翼称赞他“其识议亦绝异。其体察人情，通晓治体，当为近日楚材第一”。潘祖荫更有“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之语。左宗棠的经世之学十分丰富，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舆地学

左宗棠对舆地学有较深入的研究，他18岁就阅读了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后来又读了齐道南的《水道提纲》。对这些书，左宗棠潜心玩索，并加以考论，以至于对“山川险要，战守机宜，了如指掌”。他认为以往的地图由于时代变迁、疆域沿革变化已不适用，决定自己绘制地图，计划“作皇舆一图，计程画方。……俟其成，分图各省，又析为府，各为之说。再由明而元而宋，上至禹贡九州。以此图为之本，以诸史为之证”。“以志绳史，以史印志”。这项工程十分艰巨，有周夫人的帮助，也历时一年多才完稿。他还模仿顾炎武纂辑《日知录》的方法，抄录了《畿辅通志》、《西域图志》以及各直省通志，“于山川关隘，驿道远近，分门记录，为数十巨册”。后又“为舆地图说，于山川、道里、疆域沿革外，条列历代兵事”。到安化陶家后，遍览陶家所藏图书，取《图书集成》中《康熙舆图》与《乾隆内府舆图》，悉心考索，以订正昔年所绘舆图脱误。此时的左宗棠对天下形热已达到了了如指掌的程度，这为他后来在军事上的突出表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他镇压太平天国、陕甘回民起义，平定新疆，抗击法国侵略军，“均得方舆旧学之力”。

2.农学

民以食为天，食以农为资，故农业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根本。左宗棠对农业十分重视，认为农家为人生第一要务。他在乙未科的会试文中写道：“是故王道之始，必致力于农田。”左宗棠出生于一个耕读传家的地主家庭，自小即躬耕于陇亩之中，对农业生产十分熟悉。第三次会试落第后，左宗棠对农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于农书探讨甚勤。他对我国古代的“区田法”极为赞赏，曾作《广区田图说》加以宣传，并亲自在湘阴柳庄试验这种方法。他还从事栽桑、养蚕、种茶、植树等项农事活动。道光二十五年（1845），在多年探讨农书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左宗棠写出了一部对农业生产有较大价值的实学著作《朴存阁农书》。他为官后，注重农学的实用价值，在浙江、福建、甘肃、新疆等地着意发展农业，使“战后劫余之地，得稍有生意”。他离任时，当地人们都依依不舍，俱“当日为农之效也”。

3.时务之学

中国自古是一个农业国，老百姓的生命线在水，同时又在天。如果天公不作美，出现一个灾荒之年，就需要政府来救济。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田赋和盐税，而田赋的多少又要看年成的丰歉。于是水利、荒政、盐政、田赋就成了旧中国关系国计民生的“大政”。左宗棠把对这些问题的研究称为“时务之学”。他在第一次会试归来给座师徐熙庵的信中说：“睹时务之艰棘，莫如荒政及盐、漕、河诸务。将求其书与其掌故讲明而切究之，求副国家养士之意，与吾夫子期许之殷。十余年外，或者稍有所得乎。”后来他去陶澍家教书，时逾八载。陶澍做过多年的封疆大吏，其家不仅收藏有丰富的图书，而且保存了大量的奏折和上谕。左宗棠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和条件，饱读陶家为数甚丰的有关时务的典籍，对清朝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有比较系统的了解。左宗棠走上仕途后，在灾荒所创之处筹备赈灾，于福建、甘肃等省改引盐为票盐，在江南整理漕务，并主张治理水济河、淮河等，都与他的时务之学是分不开的。

4.对边防问题的研究

嘉庆、道光以来，由于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日益向东亚伸展，中国边疆出现危机。于是在一些关心时局的地主士大夫中掀起了一股研究边疆史的小热潮。龚自珍的《西域置行省议》、《蒙古图志》，徐松的《西域水道记》、《新疆志略》，沈圭的《新疆私议》，张穆的《蒙古游牧记》，何秋涛的《北徼汇编》为其代表作。这时的左宗棠也同样注意对西北边塞的研究，在第一次会试时，他就曾做诗道：“西域环兵不计年，当时立国重开边。……置省尚烦他日策，兴屯宁费度支钱？”提到新疆置省开屯之事。后来与林则徐的仅有的一次会面，也谈到了西域时务。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左宗棠四次奏请新疆设省，表现出维护祖国领土和主权完整的高度责任感。

对于中国海防的研究，左宗棠同样非常重视。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此时左宗棠正授馆于安化陶家，他利用陶家丰富的藏书，“凡唐宋以来史传别录说部及国朝志乘载记官私各书有关涉海国故事者，每涉历及之，粗悉梗概”，并多次写信给贺熙龄，论战守机宜。这样，在左宗棠的经世致用之学中又增添了新内容，即对“海国故事”的了解与探索，他也由此逐步走向学习西方、兴办洋务的经世新途。

左宗棠治学，把主要精力放在探求经世之学上。这种经世的学术特征，对他开眼看世界，正视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的现实，进而倡洋务，开中国近代化之先河都有积极的意义。左宗棠提倡洋务，正是他“守道救时”经世思想的合乎逻辑的发展。经世学者强调学术的经世功能，这使他们具有面世的态度。特别是在鸦片战争后，能冲破固有的传统学术文化藩篱，以较为务实的态度来看待中国与世界，认识西方在器物层面上的先进性，进而提出向西方学习的命题。林则徐、魏源就是其思想先驱，到左宗棠这一辈洋务派，则是向西方学习的实行者。洋务派的中西文化取舍标准是“中体西用”。虽然就左宗棠而言，他并没有明确地表述过“中体西用”之类的命题，但其洋务活动及其思想，无疑含有这样一种调和中西的取舍标准。

左宗棠在兴办洋务事业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对于中西文化的认识。1866年他在创办福州船政局的奏折中说：“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以理义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彼此各是其是，两不相喻，姑置弗论可耳。谓执艺事者必舍其精，讲义理者必遗其粗，不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藉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这表明他希望以外国为先导，学习西方的长技，以赶超西方。中国传统思想中一个妨碍社会发展的因素即是把义理视为本，把艺事看成末，且反复强调重本抑末。左宗棠的论述恰恰突破了这种本末观，并对外国“聪明寄于实”和“以艺事为重”表示赞同。他的着眼点在于反对把义理和艺事割裂开来的观念，强调讲义理者不应遗弃艺事，同时也主张执艺事者不能舍弃义理之学。显然，左宗棠主张的是“本末兼顾”。

左宗棠虽主张“本末兼顾”，但本末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是不同的。19世纪80年代，左宗棠进一步论证了本末的关系。1884年他在《艺学说帖》中提到：“艺事系形而下者之称，然志道、据德、依仁、游艺，为形而上者所不废。《经》称工执事以谏，是其有位于朝，与百尔并无同异。况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诸邦以机器轮船横行海上，英法俄德又各以船炮互相矜耀，日竞其鲸吞蚕食之谋，乘虚蹈瑕，无所不至。此时而言自强之策，又非师远人之长还以治之不可。宗棠在闽浙总督任内时，力请创造轮船，并有正谊堂书局、求是堂艺局设。……现闻广东正绅多延访深明艺事者课其子弟。此风一开，则西人之长皆吾华之长。……此言艺学之宜行也。……缘古人以道、艺出于一原，未尝析而为二。周公以多材多艺自许，孔子以不试故艺自道。是艺事虽所兼长，究不能离道而言艺，本末轻重之分固有如此。”显然，左宗棠是试图通过把艺事纳入自强之策，来实现他所主张“西人之长皆吾华之长”的目的。当然，他对艺事予以强调的同时，仍然是以谈道为前提的，即“不能离道而言艺”，道与艺的关系是“本末轻重之分”。很明显，左宗棠也是“中体西用”论的倡导者之一。

左宗棠办洋务的指导思想是“中体西用”。对“西用”，他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最初停留在船坚炮利的层面上，这在19世纪40~60年代的思想界带有共同性，因为西方列强正是凭着坚船利炮叩开了中国的大门。左宗棠认为：“中国自强之策，除修明政事精练兵勇外，必应仿造轮船，以夺彼族所恃。”1864年，他寻觅工匠，在杭州仿造了一条小轮船，“形模粗具，试之西湖，驶行不速”。虽是邯郸学步，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能自行仿造出轮船也是很不容易的，它反映出左宗棠掌握近代造船技术的意向和努力。

1866年，左宗棠正式向清政府提出自行设厂制造轮船的建议，不久，获朝廷批准，从而诞生了中国第一家近代造船厂——福州船政局。左宗棠怀抱了二十多年的自行设厂造船的企望，终于成为现实。

左宗棠在创办洋务企业的过程中，逐步将“西用”的范围扩及制造机器、语言文字、派留学生、制造民用物品的技术等方面，到最后，甚至于将西方的经济组织形式也列入“西用”的范畴，希望创办商办企业和设立近代银行，“不夺民间固有之利，收回洋人夺去之利，更尽民间未尽之力”，达到国强民富的目的。1866年他在创办福州船政局的奏折中说：“以机器制造机器，积微成巨……化一为百……由此更添机器，触类旁通。凡制造枪炮炸弹，铸钱，治水，有适民生日用者，均可次第为之。”因此，他特在福州船政局内附设求是堂艺局，选取生徒入学，从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入手，进而“穷其制作之原，通其法意”，掌握“泰西特有之秘”。左宗棠除创办福州船政局、西安机器局和兰州机器局以制造新式武器、轮船之外，还创办了兰州织呢局，希望学到西方的制呢技术，以与洋商争利。他在1874年致函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谈对派遣留学生的看法时说：“艺局生徒赴各国游学，以扩闻见长识解，自题中应有之义”，“泰西各国艺事有益实用者，火器而外，水器为精。西北水利不修，农功阙略，关陇同病，陇又甚焉。如今艺局生徒到各国时留心研究，择其佳者携至中土，照式制造，裨益实多。”1882年，左宗棠批准江苏绅商胡恩燮等开办徐州铜山利国驿煤矿，建议仿西法用机器开采，主张雇佣外国矿师，并代为奏请减免税款，以保护商办企业。同时，左宗棠还主张设立近代银行，这已经突破了他的个人思想所能容纳的限度，而带有早期改良思想的特征了。左宗棠从倡办军事工业发展到兴办民用工业，从主张官办到官督商办再到商办，其对西方长技的认识，向西方学习的思想是不断发展的。

　　三、左宗棠学术思想的影响
 
左宗棠生活在清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当时国内阶级矛盾不断激化，农民起义此伏彼起，国外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虎视眈眈，企图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封建王朝的统治已是岌岌可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左宗棠，一方面恪守程朱理学，注重道德修养，对“子臣弟友之经，画然守之”，不敢稍有逾越，另一方面对社会现实问题给予较多的关注，用心研求经世致用的学问，希望能为恢复、建立封建“盛世”时代的经济和社会秩序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由此而有后来的平太平军，平陕甘，收复新疆，兴办洋务之举。他的学术思想在其身前身后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左宗棠治学恪守程朱理学，“一以朱子为旨归”，究心于义理之学。他注重道德品质修养，以古之圣贤作为自己做人的榜样，忠介清廉，“一介不取，一尘不染”。他多次提到，“用人之道，重才具，尤重心术”。“人不可无才，然心术实是制事根本。心术不正而才具觉优，则的谓才者，亦只是长恶济奸，自便其私而已，于事实何益？”“知人不易，大约以廉耻信义，刚明耐苦为大界划。出乎此者，虽才不足倚也。”显然，左宗棠把做人放在第一位，认为做人是做学问、立功业的前提。左宗棠自己便是完美道德的一个典范。他从小即懂得谦让，慕古人大节。成年后，中穷困窘迫，却乐善好施。为官后，廉洁自律，布衣蔬食，与将士同甘苦。左宗棠具有崇高的民族气节和强烈的爱国热情。鸦片战争爆发后，他潜心探索“御夷”之法；与外国人打交道时，不卑不亢，保持了中国人的尊严；当西北边疆出现危机时，他力主出战，收复新疆，捍卫了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当法国人进犯东南沿海时，他以七十多岁的高龄，老迈病弱之躯，亲赴前线迎敌，并死于任上，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以自己的人格力量和言行影响了为官之地的人们，收到了“正士习，厚民气”的效果，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巩固了清王朝的统治。程朱理学崇奉的“理”实际上是指封建三纲五常的伦理原则，不仅是人民的道德准则，也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秩序的规范。左宗棠受程朱理学的影响很深，自觉地按程朱理学的封建伦理道德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君臣父子之义。他虽然三试礼部不第，但从未对这种制度有过怨言，相反，对自己由一举人而至封疆大吏感激涕零，常怀为君效劳之心。

左宗棠生活的年代，封建制度已极端腐朽，人民生活痛苦不堪，农民起义此伏彼起，封建伦理纲常日益丧失其约束人们的力量。这本是很正常的现象，左宗棠对此却忧心忡忡。于是设书局，刊发《圣谕广训》、《小学》、《吾学录》以及其他理学家规范人们言行的书籍；同时又设义学，表彰孝烈行为，希望能化民成俗，陶冶万物。一个人早期所受的教育对他的一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左宗棠恪守程朱理学的思想使得他一生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恢复封建伦理道德的统治地位为己任，忠心耿耿地为清王朝服务。

左宗棠治学，“恪以程朱为宗”，但嘉道之际的经世思潮对他影响很大，他更注重学术的实用性，认为治学应“匡世济民”，经世致用。当时清王朝这座大厦在内忧外患的夹攻之下，已是摇摇欲坠。左宗棠悉心研求经世致用的学问，以期为国纾困解难，使清王朝恢复到以前的太平盛世。当农民起义爆发时，他毫不犹豫地加以镇压。当然，他也深知农民起义是由官吏的诛求和豪绅的兼并造成的。他曾说：“上失教，故民惑于邪说而会匪以生；上失养，故民迫于饥寒而盗贼以起，此吏治之失于其始也。匪与盗初起之时数健卒缚之而有余，乃丁役则有庇纵之弊，官幕则畏办案之烦，以致族邻恐其株连，忧其报复，则有隐匿之事。甚或正犯巧脱而累及平民……是非颠倒，无所适从。……此吏治之失于其中也。”但是，作为地主阶级的一员，左宗棠并不对农民起义表示同情，充其量不过希望清政府能革除一些弊政，以消弭农民的反抗。所以他说：“戡乱之道，在修军政，尤在饬吏事。军政者，弭乱之已形；吏事者，弭乱之未发也。”把平乱与整顿吏治并行。所以，他每平定一地，即着手整顿当地的吏治，剔除弊政，减轻百姓的负担，以期恢复封建盛世时的经济和社会秩序。

左宗棠治学的经世特征，使他在鸦片战争后自觉地把“御夷”这一新的时代课题纳入自己的治学范围，继承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并付诸实行，发起洋务运动，迈出了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步。他的“中体西用”思想，在当时起到了冲击昧于世界大势的封闭状态，给那些勇于冲破“华夷之大防”、敢于向西方学习的人们以保护的作用。也正是这种开放的思想特征，使他在学习西方长技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西方经济制度的优越，主张进一步学习西方的经济组织形式，特别是主张商办企业和设立银行，从而带有了早期改良思想的特征。无疑，左宗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但经世的开放思想，使他能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自觉地从事中国近代化的事业，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培养本国的科技人才，客观上起到了促进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有益于社会的进步。

左宗棠治学术，既重义理，又重经世，这种学术思想使得他既注重道德修养，恪守封建伦理原则，同时又心忧天下，以挽救封建统治为己任，在追求“内圣”的同时，希望“建非常之功”，实现经纬天下的志向，辅佐君主建立和维护理想的等级社会。于是他镇压太平天国，平陕甘，收复新疆，兴办洋务，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深浅不等的脚印。

左宗棠的学术思想对湖湘文化的弘扬也有一定的作用。湖湘文化的基本特征，是经世致用的学术价值取向所派生的积极面世的精神、取笃实践的实干精神和爱国主义的精神。左宗棠在这三个方面都继承了他的前辈的思想遗产，并将之发扬光大，从而使湖湘文化的丰富内涵得以弘扬，并对后世的湖湘学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湖湘士人的学术价值取向是经世致用。在传统社会，这一价值的体现就是经邦治国，成就大业。左宗棠自小即立有经世大志。他在科场不甚得意，但却留意经世之学，立下“读书当为经世之学”的宏愿，关心时务，留心世事，成就了一整套经邦治国的学问。他始终把澄清天下，消弭社会动乱，建立封建盛世的统治秩序作为自己的政治信仰。正因为如此，他在太平天国兴起的“天下危累”的时刻，出而从幕，先后在张亮基、骆秉章幕内赞襄军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最终出幕领兵，成为晚清举足轻重的封疆大吏。

由此可知，湖湘文化中的经世济世精神，在左宗棠身上得到发扬光大，并成就了他的事功业绩。以左宗棠等为首的湘军首领人物的经世致用的实践及其产生的成就，使湖湘士子的心理与士林风气发生了变化。湘军人物的成功，本身就为湖湘士子树立了一个榜样，激励着他们以乡贤前辈为榜样，却创造经邦治国的奇迹。在左宗棠之后产生的一大批湖南名人，无不是从小留意经世之学，树立了宏大的理想。如谭嗣同、黄兴、毛泽东等，他们的宏愿无一不体现了湖湘士子经邦治国的理想与信念，这无疑都是军兴以来湖湘士林风气和学术传统濡染和熏陶的结果。

左宗棠等湘军人物对湖湘文化的另一重大的影响在文化心理方面。在中国历史上，湖南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可以说是“无所轻重于天下”，因而湖南人的文化心理缺乏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左宗棠及其他湘军人物以书生从戎，成就了平定东南半壁河山的业绩，使“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成为事实，因而对湖湘士人的心理产生了巨大的转移作用，形成了以天下为己任，敢为天下先的文化心理。这种敢为天下先的湖湘精神的形成，对百年来湖南人才的形成有着强烈的激励作用，使湖南的志士从小立下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在时代与民族的召唤下，走出湖南，创建出一番经邦治国的大业。

取笃实践的实干精神作为湖湘文化的显著特征，也在左宗棠身上得到了弘扬和发挥。左宗棠虽恪守程朱理学，但他继承了贺长龄、陶澍等人的务实精神，主张躬行实践。他曾说：“纵读数千卷奇书，无实行不为识字。”左宗棠在历史上也是以干实事闻名的，他无论巨细，事必躬亲。也正因为他笃于实践精神，故对新事物比较敏感，勇于探索。左宗棠较早认识到西方的先进，发起洋务运动，创办近代工业企业，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以求“自强”，迈出了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步。这反映了左宗棠顺应时代，勇于探索的精神，也使湖湘文化显示出向近代转变的新的特征。

爱国主义是湖湘文化的一大特征。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可以说是具有近代意义的爱国主义思想。左宗棠也继承了这一思想，并把湖湘文化中的爱国主义思想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左宗棠看到了中国落后于西方的事实，为抵御外侮、救亡图存，他打破传统的华夷观念，提出应向西方学习，并将这一主张付诸实行，发起洋务运动，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以达到自强、抗击外来侵略的目的。这是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在起作用。当西北边疆出现危机时，他不顾自己年迈体弱，毅然扶棺远征，自觉地把御侮卫国、收复新疆的重担揽到自己身上，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左宗棠也因这一伟大的贡献而彪炳史册。中法战争爆发时，左宗棠已是74岁高龄，且体弱多病，然而一股爱国主义的热情支撑着他，他请旨要求亲赴前线抗法，并对前线战事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可是昏庸的清政府却乘胜求和，断送了前线将士的战功。左宗棠忧愤交加，不堪重负而死。有人做诗说：“绝口不提和谈事，千秋唯有左文襄。”这正是左宗棠爱国思想的真实写照。

在晚清社会，以左宗棠为代表的湘军人物，以其经世致用的学术倾向，取笃实践的求实精神和爱国主义的思想特征，将清嘉道以来湖湘士人开创的湖湘文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其向西方学习的思想与实践，更促成了湖湘文化的近代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