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纵九等论交到古人，此才不易；
试问夷惠谁贤，彭殇谁寿，只十载同盟有今日，后死何堪！
1916年10月31日，黄兴因患胃血管破裂症，经过多方抢救无效，不幸去逝。此时，离粉碎袁世凯复辟帝制阴谋，共和再建仅仅4个多月。对于这位为建设民主共和而献出毕生心血的开国元勋的早逝，举国上下无不悲恸。作为与黄兴并肩战斗十年的孙中山，心情尤其沉重。为了隆重悼念这位为缔造共和民国作出特殊贡献的亲密战友，孙中山既亲自为黄兴发丧和治丧，又撰写了这首感人肺腑的挽联，寄托自己的哀思。从这副挽联里，人们不难看出，孙中山不但对黄兴的才华与人品，以及彼此的交谊给予了高度的肯定，而且表达了对战友盛年去世的无限悼念之情。
如所周知，孙中山与黄兴，是中国在20世纪初年名扬中外的两位革命伟人，号称“开国二杰”。他俩为了救国救民，振兴中华，早年一个创立了兴中会，一个组建了华兴会。1905年，他俩又携手合作，联合全国志士，共组了全国性革命团体——中国同盟会，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从此时起，他俩戮力同心，领导革命人民，经过艰苦奋斗，终于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了数千年的君主专制统治，建立起亚州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国历史由此进入了新纪元。后来，袁世凯倒行逆施，梦想做皇帝，他们又重新携手，联合全国反袁力量，粉碎了袁氏复辟帝制的图谋，为捍卫民主共和再建殊勋。他俩同盟战斗的丰功伟绩，早已铭刻史册；他俩肝胆相照的革命情谊，尤其值得继承和发扬。
一、首晤凤乐园 共组大同盟
孙中山和黄兴，虽然早就分别开始了革命生涯，而他俩相互结合，共同领导革命运动，则是从1905年在日本东京的中国餐馆凤乐园会晤开始的。
1905年，是中国历史上很不平凡的一年。在这一年里，反美爱国运动，收回利权运动，反对日俄在我东北开战的斗争，以及抗捐、抗税、抗租斗争，在全国各地广泛开展。革命潮流正在全国兴起，亟需建立一个统一的革命领导机关，组织全国力量，有领导有计划地开展革命斗争，把革命推向高潮。为革命已经奔波多年的孙中山，在这种形势鼓舞下，为了联络革命志士，这年春夏间先后访问了英、比、德，法诸国，在欧洲各地的留学生中发展革命组织，并于6月11日离开法国马赛乘轮东返，7月19日抵达日本横滨，受到了程家柽等100多名留学生代表、兴中会会员和广东同乡的热情欢迎。孙中山在横滨逗留了四五天，然后前往东京。到日本后，他得知两年来留日学生增加到1万多人，比欧洲仅有少数留学生大不相同，十分高兴，就向日本友人宫崎寅藏（别号白浪滔天）询问留学生中有无非同一般的杰出人物？宫畸告诉他：“有！我正要向你介绍一个叫黄兴的湖南人。”孙在横滨时可能已听到冯自由、程家柽等讲过黄兴的情况，当即提出要马上去拜访。宫崎考虑孙乃前辈，表示愿去带黄兴前来相见。孙立刻说：“这样的事没有什么前辈后辈之分，是我打听到他的消息，所以还是我前去拜访他。”当时黄兴住在神乐坂，宫崎陪同孙中山从新宿到了那里，推开格子门，只见屋里围坐着一大群来访学生，宫崎感到会见有些不便，于是把黄兴叫了出来。黄兴知是孙中山来访，乃偕张继、末永节把孙中山和宫崎带到凤乐园晤谈。
黄兴与孙中山的这次会晤，是对中国革命运动发展有重大影响的一次历史性会见。这次会晤，畅谈近两小时，主要是商谈革命力量的联合问题。他们虽是初次见面，但一见如故，彼此仅寒喧几句就谈起国家大事来。从革命形势到革命进行方略，两人均广泛交换了意见。孙中山提出，目前国内群众反抗斗争蓬勃兴起，革命大有可为；但各自为战，力量分散，不利于协同作战，倡议把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建立统一的革命组织，以便集中革命力量，共同开展革命活动，本来，黄兴看到近年来聚集东京的留学生日益增多，春间即与宋教仁、田桐、白逾桓、但焘等计议，拟“设立会党，以为革命之中坚。”而今，孙中山提议实行革命大联合，正合自己心意，当即表示赞同。由于孙中山是首倡民主革命的先躯，黄兴是东京革命留学生界的著名领袖和华兴会首领。他们同意实行联合，就为实现全国革命力量大联合，建立中国同盟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的正式成立，是20世纪初中国民主革命进入高潮的起点。同盟会既是以孙黄为轴心建立起来的，也是孙黄合作的结晶。
孙黄会晤，确定联合方针以后，紧接着二人即分别开展联络活动。孙中山先后会见了来自湖北、四川、广东以及其他一些省份的留学生，反复宣传联合的重要性，留学生们多表达了拥护建立统一组织的意向。7月28日下午，他又邀约程家柽、宋教仁、陈天华等留学界要人相会于《二十世纪之支那社》，一方面了解留学生情况，听取大家的意见；同时再次说明大联合的重要意义。他说：“中国现在不必忧各国之瓜分，但忧自己之内讧。此一省欲起事，彼一省亦欲起事，不相联络，各自号召，终必成秦末二十余国之争，元末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明（玉珍）之乱。此时各国乘机干涉之，则中国必亡无疑矣。故现今之主义，总以互相联络为要。”同样，黄兴也和留学生就团结合作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当时留学生中有不少革命小团体，但影响最大的是华兴会。因此，革命力量能否实现联合，华兴会成员的态度起着关键作用。黄兴作为华兴会首领虽已表示赞成联合，而华兴会内部则还有不同意见。为了统一思想，黄兴乃于7月29日召集宋教仁、陈天华、刘揆一等进行商谈。会议中，陈天华赞成联合，刘揆一不主张联合，宋教仁取折衷态度，其余人的意见也不完全一致。黄兴为调和大家意见，提议“形式上入孙逸仙会，而精神上仍存吾团体”。为了尊重各人的意愿，最后决定入会与否，悉依“个人自由”。实际上，同盟会成立后，华兴会会员凡是在日本的，几乎都加入了同盟会。即使当初不赞成联合的刘揆一，后来不但加入了同盟会，而且继黄兴之后，长期担任同盟会执行部庶务。黄兴虽然曾说精神上仍存吾团体，事实上，加入同盟会的华兴会会员，包括黄兴本人，后来从思想到行动，在执行同盟会制定的方针政策上都是忠贞不二的，不存在任何芥蒂。不少华兴会会员，都成了后来同盟会的骨干。
在同盟会建立过程中，孙黄亦合作得很好。7月30日成立同盟会的筹备会，是由孙黄联合发起召集的。在会上，孙中山主持讨论了新团体的名称与宗旨；黄兴号召大家签名入会；为了坚定入会者的革命决心，孙中山起草了盟书，经黄兴、陈天华审定后，黄兴即提议“请赞成者书立誓约”。各人按式自书誓词后，又由孙中山领导大家举行宣誓，正式宣誓加入同盟会。“誓毕，总理谓在干事会未成立前，众人盟书暂由我保管，我之盟书则请诸君举一人保管，众推黄兴任之。”最后又推举黄兴等8人起草同盟会章程，准备提交正式成立大会讨论通过。由此可见，筹备会自始至终是在孙、黄密切协作下进行的。
8月13日举行的东京留学生欢迎孙中山大会，是日本留学界一次盛况空前的大会。会场内外，挤满了中国留日学生。会上首由宋教仁致欢迎词，孙中山发表了激动人心的长篇革命演说，为同盟会的成立作了极好的舆论准备。而这次会议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不是别人，正是黄兴。据宫崎寅藏记述：“当时黄兴和宋教仁、张继、程家柽等相协商后，决定开一个留日学生欢迎孙逸仙大会。乃用一个晚上，通知了住在各学校、各旅馆的留日学生，在坂田町富士见楼开会欢迎。”在这个有1300多人参加的欢迎会上，黄兴虽然没有发言，但听到欢迎者对孙中山的演说不断报以热烈的掌声，他“拉下了一点帽子，满脸笑容，为大会的成功感到高兴。”可以说，这次盛会，在前台演主角的是孙中山，而后台的导演则不能不归之黄兴。
经过20天的紧张准备，8月20日，同盟会成立大会正式召开了。会上首先由黄兴宣读了《中国同盟会章程》草案30条，经大家讨论，略加修改润色即告通过。《章程》明确规定，以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6字纲领作为同盟会宗旨，从而将孙中山提出的革命主张有机的变成了同盟会员的共同奋斗目标。在选举同盟会领导人时，黄兴表现了不争个人权位的高尚风格，率先提议：“公推孙中山先生为本党总理，不必经过选举手续。”得到会员的举手赞成。孙中山对于黄兴虽还只是初识，但亦表现高度信任。在同盟会内，除总理外，执行部的庶务总干事实居办理地位，“总理他适时，以庶务总干事代行一切。”当确定同盟会总部的干部人选时，孙中山即提名黄兴担任庶务。各部的干部人选确定后，黄兴考虑到革命宣传的需要，复提议说：“《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社同人半皆已入本会，今该社社员愿将此杂志提入本会作为机关报，何如”？众皆拍手赞成。由于孙黄诚心合作，配合默契，同盟会的成立工作进展是十分顺利的。自7月19日孙中山抵达日本，到8月20日正式成立，为时仅仅一个月功夫，入会者达数百人。全国18省，除甘肃因尚未派留学生外，其余17省均有留学生加入了同盟会。革命火种由此遍及全国。
孙中山为革命操劳，即使从筹建兴中会算起，到同盟会成立前，也已超过十年，然而成效甚微；这次仅一个月功夫，即把全国性革命团体建立起来，他感到由衷高兴，并且深受鼓舞。从此，争取革命胜利的信心倍增。孙在同年9月30日《复陈楚楠函》中说：“近日吾党在学界中已联络成就一极有精彩之团体，以实力行革命之事。现舍身任事者已有三四百人矣，皆学问充实、志气坚锐、魄力雄厚之辈，文武才技俱有之。……有此等饱学人才，中国前途诚为有望矣。”后来他在回忆中又说：“自革命同盟会成立之后，予之希望则为之开一新纪元。盖前此虽身当百难之冲，为举世所非笑唾骂，一败再败，而犹冒险猛进者，仍未敢望革命排满事业能及吾身而成者也；其所以百折不回者，不过欲有以振起既死之人心，昭苏将尽之国魂，期有继我而起者成之耳。及乙已之秋（1905年），集合全国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会于东京之日，吾始信革命事业可及身而成矣。于是乃敢定立“中华民国”之名称而公布于党员，使之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主义，而传布中华民国之思想焉。不期年而加盟者逾万人，支部则先后成立于各省。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由此足证，全国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对全国革命运动的推动是起了特别重要作用的。而同盟会之所以得在此时此际成立，虽然与当时革命形势有密切关系；然而，如若没有孙中山的积极倡导，同盟会不一定就能在这时成立起来，同样，如果没有黄兴的竭诚合作，同盟会的成立也是不会如此顺利的。可以说，孙黄携手共建同盟会，是孙黄“十载同盟”的开端，也是孙黄为推进全国革命共同立下的第一功。
二、戮力同心 推翻君主专制统治
自从同盟会成立之日起，孙中山和黄兴就结成了亲密的战友，协力同心，把中国的民主革命一步步推向前进。他们的关系，是建立在两颗赤诚为挽救民族、反抗外来侵略之心基础上的。他们的友谊，是一切以民族国家利益为重的革命友谊。在十年合作共事的过程中，黄兴非常尊重孙中山，孙中山也十分依重黄兴，彼此患难与共，休戚相关，结成了相辅相成的战斗伙伴。他们之间虽也产生过一些分歧，但多能以大局为重，正确处理。
同盟会建立以后，在有利的革命形势下，革命活动如何开展？孙中山与黄兴于辛亥革命前的五六年间，主要抓了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发展革命组织，二是开展革命宣传，三是领导武装推翻清朝的斗争。这三方面的工作可以说都是在孙黄领导下，由全国革命志士协力进行的。此中既有孙中山的功劳，也少不了黄兴，同样离不开全国革命志士的大力支持。他们之间为了推进革命，既有分工，也有合作，几乎每一项革命成就都是在孙黄领导下大家同心协力的结晶。
首先，是组织发展工作。同盟会成立后的五六年间，其分支部不但遍及全国各省，而且海外凡有华侨聚居之处如东南亚、美洲、大洋洲、欧洲等地都有同盟会的分支机构。在短期内同盟会的组织得以广泛建立，是与孙中山、黄兴的重视分不开的。孙黄都意识到，只有建立起一个强大的革命组织，才有能力挑起革命的重担，完成艰巨的革命任务。所以同盟会成立后，就把发展会员与扩大组织摆在首要地位。他们嘱令同盟会员各就本省会员中推举一人为本省分会长，主持入会主盟事务。会员学成后，各回本省建立革命组织，开展革命宣传。他们还利用各自原有的广泛社会联系，亲自抓同盟会的组织发展工作。如同盟会成立不到20天，孙中山即委派冯自由、李自重二人往香港、广州、澳门联络同志，主盟接收会员。不久又把香港兴中会改组为同盟会分会，由陈少白任会长。黄兴也密函禹之谟在长沙成立同盟会湖南分会。“湖南民党由禹之谟介绍入会者颇不乏人。”他们在东京，也积极发展各省留学生加入同盟会，著名女革命家秋瑾就是9月上旬在黄兴寓所加入同盟会的。据现存的同盟会成立初期（1905——1906年）的会员名册（此项名册主要是在东京加盟者）统计，署明主盟者的有534人，其中由孙中山主盟的达62人，黄兴主盟的44人，此外还有4人是黄兴亲自介绍入会的。1905年冬，黄兴由香港赴桂林，潜入郭人漳营开展革命活动，即在桂林主盟吸收赵声、郭人漳、林虎等8人入盟（此8人不在上述统计之内），并成立同盟会桂林分会。同年10月，孙中山到达西贡后，即在附近的堤岸华侨聚居区成立同盟会分会。随后由西贡至河内，又将原兴中会改组为同盟会。海防分会亦继河内分会成立。1906年2月他抵新加坡后，首邀张永福、陈楚楠、李竹痴3人加盟，次邀林义顺等9人入会，不久即在晚晴园建立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此后，南洋各地均相继成立分会，“会员达数十万众”。1906年6月，黄兴策划桂林起事未成，旋赴新加坡，亦参与建立南洋各埠同盟会分会的工作。由于军事人才是武装起义中的骨干力量，黄兴对发展留日的陆军学生加盟特别重视。计先后发展了100多名学习军事的留学生入会。为了绝对保密，所有陆军学生的入党证件均由黄兴亲自保管。最可宝贵的是，黄兴的长子黄一欧，年仅14岁，到日本不久，黄兴即命他加入同盟会，并由孙中山和章太炎签名担任介绍人，成为同盟会中最年轻的会员。同盟会在各地广泛建立，即为开展革命活动提供了组织保证。后来各地发动武装起义，提供经费的多属海外同盟会员及拥护同盟会的爱国华人；在武装斗争中起骨干作用的也大多是同盟会会员。武昌起义后十六省区纷纷响应，各地同盟会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没有同盟会的建立和发展，就不会有辛亥革命的胜利。而没有孙中山黄兴的亲密合作，同盟会是不会在短时期内有如此巨大发展的。
其次，是宣传工作。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和黄兴对革命的宣传工作都非常重视。孙中山曾说：“吾人之立同盟会以担任革命也，先从事于鼓吹，而后集其有志于天下国家之任者，共立信誓，以实行三民主义为精神，以创立中华民国为目的。”黄兴也说：“运动革命非有言论鼓吹不足以动人。”为了开展革命宣传，使革命思想深入人心，他们对于办报都很重视。自黄兴在同盟会成立会上提议将《二十世纪之支那》改为同盟会机关报后，9月3日，黄兴即代表同盟会接收由宋教仁移交的《二十世纪之支那社》的财产和印信。交接时孙中山亦在旁监收。在革命的实践中，孙黄都把舆论宣传作为革命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许多原则问题上，他们不但思想一致，而且态度也常常不谋而合。以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来说，它在宣传革命主义、批判改良派反对革命的谬论中是起过很大作用的。《民报》刊行后，在中国内地、南洋、美洲、欧洲都销行甚广。创刊号先印了6000册，因为供不应求，先后重版7次。第2号和第3号各印了5版。第4号和第5号各印了4版。其发行面之广，印数之多，影响之大，实为革命党人“有杂志以来，可谓成功之最著者也。”在《民报》上面，尽管孙中山和黄兴很少直接发表文章，但他们为民报的创办和发行都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民报》的办报方针和宣传的内容是在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有些文章如胡汉民的《民报之六大主义》这类纲领性文章，完全是遵照孙中山的旨意写的。至于黄兴，不但首先提议将《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改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而且在创办过程中为解决经费问题也花了大量精力。1906年12月《民报》创刊周年纪念会，到会者号称万人，是一次空前盛会。会议由黄兴主持，孙中山发表长篇演说，系统阐述三民主义之宗旨；黄兴也作了即兴讲话，号召大家负起革命的责任，深得与会者的热烈赞同。会议开得非常成功。孙中山和黄兴为了把纪念会开好，在筹备过程中做了大量工作。1907年初，《民报》对《新民丛报》的论战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梁启超招架不住，託徐佛苏向宋教仁提出“休战”要求。当时主编章太炎已表示“许其调和”，宋教仁亦有调和意。这是一场关系革命成败的大论战。由于黄兴和孙中山都不赞成调和，主张把论战进行到底，才使梁启超的阴谋未能得逞。假如不是孙黄态度一致，这场思想战线上的革命与反革命之战，很可能半途而废。1908年，日本藉口《民报》“有激扬暗杀，破坏治安之嫌”，被强令封禁。为了使《民报》复刊，黄兴和他的同事一起，在人选、经费，印刷、发行等问题上四处策划，多方奔走，才得到妥善解决，使《民报》于一年之后得以复刊。
除《民报》之外，1907年，孙中山在新加坡协助创办了《中兴日报》，并领导开展了对当地保皇派报纸的论战；1908年，复命居正等协助仰光华侨徐赞周等创办了《光华日报》。该报发行后，大张旗鼓批判保皇谬论，鼓吹革命，同盟会组织因而得到大发展，同盟会分支机构遍布缅甸各埠。1910年2月，孙中山由纽约抵旧金山，不久即将《美洲少年》改为《少年中国晨报》，作为美洲同盟总会的机关报。同样，黄兴在发动武装起义的过程中，也很注意起义的宣传工作。如辛亥广州起义前，为了做好宣传鼓动工作，特请陈炯明、邹鲁在广州办了一张面向社会宣传的《可报》。每天出版后，即派人送到新军营和巡防营。“军界靡然争阅”。使“军队里以及社会上突然革命空气很浓厚”。为起义做了很好的舆论准备。
第三，是策动武装起义。武装起义是真刀实枪推翻清朝统治的流血斗争。黄兴与孙中山从立志革命起，即把武装推翻清政府作为基本方针。同盟会成立后，他们都把主要精力用于领导武装反清斗争。从1905年到1911年间，他们先后在两广、云南发动了8次起义，和清军作了反复的搏斗，为革命最后胜利铺平了道路。
武装起义从何处着手？早在凤乐园首次会晤中，孙黄即就发难地点交换了意见。孙中山考虑在两广发动，便于运送军械和接济饷需，也便于聚集力量，胜可进取，败有退身之地，所以主张先从两广入手；黄兴认为长江流域基础不错，主张先从长江一带发动，并对孙说：“你不要光讲自己老家好不好？”孙说：“你要在长江一带干，但从哪里运送武器呢？长江一带很难运送武器进去你知道吗？而广东则有几个运送武器的地方。”最后，黄兴尊重孙中山的意见，同意先从两广着手。
方针既定，他们紧接着就协力开始了起义的筹备工作。1905年10月7日，同盟会成立仅一个多月，孙中山即离日赴越南，从事筹款和设立指挥机关；到了11月上旬，黄兴也离日经香港潜入广西，在广西清军中开展策反活动。他到过桂林、梧州、龙州等地，与郭人漳、蔡锷、赵声、雷飙、钮永建、秦毓鎏等密商起义事宜，并于第2年5、6月间抵达河内，联络华侨，募集款项，随后又到新加坡与孙中山会商策略。同年秋冬间，孙黄相继抵达日本东京，与章太炎一起会商，共同审定了《革命方略》，明确提出了武装反清的基本方针和有关政策，作为指导各地举行起义的指导性文件。《革命方略》包括《军政府宣言》、《军政府与各处国民军之关系》、《军队之编制》、《战士赏恤》、《军律》、《招军章程》、《招降清朝兵勇条件》、《略地规则》、《因粮规则》、《安民布告》、《对外宣言》、《招降满洲将士布告》、《扫除满洲租税厘捐布告》等13个文件。这些文件对于明确革命任务与进行步骤、动员群众、鼓舞士气、严肃军纪、瓦解敌军、安定民心，争取各国中立均有重要作用，不但成为华南历次起义的指导方针，即使武昌起义后，各省响应大体也是遵照这些文件行事的。
经过一年多的筹备之后，从1907年5月到1908年5月，一年之内，孙中山和黄兴先后策划了潮州、惠州、防城、镇南关、钦廉上思、河口6次起义。1910年2月又发动了广州新军起义。1911年4月27日，经过长期精心筹划，更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广州黄花岗之役。这些起义，过去都把它归之于孙中山一人领导。这种提法导源于孙中山自述革命缘起的《有志竟成》，其实是不确切的。应该说，辛亥革命前在华南发动的8次起义，都是孙、黄共同领导的，而在具体的筹划指挥方面，黄兴致力尤多。首先，确定在华南起义的方针是孙、黄共同商定的。无论是1907—1908年发动的6次起义，还是1910—1911年间的两次广州起义，起义计划都是孙、黄事先商议的；其次，这8次起义，孙中山除参与策划外，主要是承担筹款工作，亲身参战的仅有镇南关起义一次，而黄兴则参加6次，诚如薛君度教授指出的：“这八次军事行动，大多数都是黄兴亲自指挥的，只有一次孙中山曾短暂地亲临战地。”特别是钦州马笃山起义和黄花冈起义，是这8次起义中影响最大的两次，都是由黄兴亲自组织领导的。马笃山一役，黄兴率领中华国民军南路军200人，与清军两万多人周旋，转战于钦、廉、上思一带，屡败清军。孙中山对此多次赞扬说：“湖南老革命党最著名的有黄克强，他有一次自安南入钦廉起义，当时到钦廉来抵抗革命党的清兵有两万多人，黄克强带的革命军不过两百人，所有的武器不过两百枝枪；用那样少的人和那样多的清兵打两个多月仗，到后来弹尽而援不至，还可安全退出。照这一次战事说，革命军就是用一个人去打一百个人，这样的战斗是非常的战斗，不可以常理论。”黄花冈一役，革命党人的为国献身精神，动天地，惊鬼神，更成为直接引发武昌起义的激发剂。第三，在组织领导起义方面，孙中山对黄兴十分依重。他们除了共同策划起义外，起义的具体领导工作都是依重黄兴。1908年，法国殖民者应清政府之请，对孙中山下了驱逐令；孙中山无法在越南立足，即将起义的领导工作委之黄兴与胡汉民。胡汉民只是一书生，不懂军事，而黄兴不但熟谙军略，而且是神枪手，所以实际的组织领导工作全由黄兴担任。河口起义后，指挥乏人，胡汉民即建议委黄兴为云南国民军总司令，赶赴前线督师。以后广州新军起义与黄花冈起义，孙中山都是远在美国筹款，策划与组织工作均由黄兴主持。黄花冈起义失败后，党人牺牲很多，孙中山在美闻讯，对黄兴安全特别关心。后得胡汉民电，知黄兴安全脱险才放了心，欣然表示：“天下事尚可为也。”后来，黄兴想为黄花冈牺牲的烈士报仇，打算亲行暗杀；孙中山不赞成，其理由就是黄兴应该承担更重大的领导责任：“黄君一身为同人之所望，亦革命成败之关键也。彼之职务，盖可为更大之事业，则此个人主义事非彼所宜为也。”从这些言辞中不难看出，在军事方面，孙中山对黄兴是寄予何等厚望啊！最后，黄兴在日本还发动和吸收了大批军事骨干入会，并选择一批忠贞可靠的同志组成“丈夫团”，为发动起义作了很好的干部准备。诚如李书城说的：“辛亥武昌起义后，在南北各省响应、充任都督及军、师、旅、团长的人，多属丈夫团的同志，都是黄先生所熟知的人。因此革命军人与黄先生有特别深厚的感情，他在革命军人中具有极高的威信。”同时，他很早就重视新军的发动工作，而后来起义的成功正是得力于新军，这些都说明孙、黄联合领导是名符其实的。
辛亥革命前，黄兴对孙中山的友谊还表现在竭力维护孙中山的威信与领导地位。同盟会成立后，尽管组织在不断发展，而在团结问题上也曾出现过几次风波，这类风波如果处理不好，领导人借机各拉山头，争夺领袖地位，就会立即导致组织大分裂。如果组织出现大分裂，势将严重影响革命的发展进程。然而，由于黄兴在每次大风波中都以大局为重，甚至委曲求全，才使得事件很快平息，既维护了孙中山的领导地位，又维护了革命队伍的团结，为辛亥革命的胜利提供了较好的组织保证。
第一次风波是因讨论国旗的旗式问题引起的。1906年冬，同盟会本部讨论未来国旗的旗式时，参加讨论者提出了多种方案：有的提议用五色旗，以顺中国历史上之习惯；有的建议用十八星，藉以代表十八行省；有的主张用金瓜钺斧，藉以发扬汉族之精神；有的倡议用井字旗，表示井田之义；孙中山则主张沿用兴中会之青天白日旗，因此旗为烈士陆皓东所设计，兴中会诸先烈及惠州革命军将士先后为此旗流血，不可不留作纪念。黄兴觉得青天白日的旗式不美，而且与日本的旭日旗相近，主张用井字旗，藉以象征着平均地权的意义。由于革命刚刚兴起，旗式问题完全可以从长计议，不必急于求得一致。可是孙中山却争之甚力，厉声说：“仆在南洋，托命于是旗者数万人。欲毁之，先摈仆可也。”黄兴见孙中山固执己见，又鉴于“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于专制跋扈，有令人难堪处”，一度萌发了“退会断绝关系”的思想。当时同盟会员中已出现离心离德的苗头，宋教仁见此情形，断言“将来之不能有所为……不如另外早自为计，以免烧炭党人之饥。”此外，加入同盟会的8位日本人，也“自相克伐。汉人亦渐有同异。”在这种情势下，如果黄兴执意退会，可以断言，同盟会将立刻出现组织大分裂。然而，黄兴是一个很注意顾全大局的人，事过境迁，气渐渐消了，为了不致使组织分裂，他毅然作出让步，屈从于孙，同意用青天白日旗。他在致胡汉民的信中，表现了一位宽大为怀的伟大政治家风格。信中说：“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先生何定须执着第一次起义之旗？然余今为党与大局，已勉强从先生意耳。”以后，历次举行武装起义，黄兴迭次出任主帅，用的都是青天白日旗，从无反对之意，充分表现了黄兴一心为党为国，不争个人意气的崇高风格。而且由于黄兴气度恢宏，这次争执非但没有影响孙黄合作和革命团结，而且在此后数年中，进一步发展为黄兴主动维护孙中山的领袖地位与革命队伍的团结，这更是难能可贵的。
第二次风波是因日人馈款分配问题引发的、章太炎等人的“倒孙事件”。1907年3月，日本政府应清政府的请求，驱逐孙中山出境。离日前，日本政府和股票商铃木久五郎致送馈金15000元，孙以2000元留作《民报》经费，余款全部用作赴南方发动起义军费。章太炎、张继、宋教仁、谭人凤、白逾桓以及日人平山周等，都以孙接受日本人赠款，未经公众商议，很不以为然。章太炎居然把民报社所悬挂的孙中山像取下，批上“出卖民报之孙文”字样。到了6月，潮州黄冈和惠州七女湖起义相继失败，章太炎等更乘机提议，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改以黄兴继任。惟独庶务干事刘揆一力排众议，并曾因此受到张继的揪打；后来刘光汉又提议改组本部，日人北一辉等也主张改组；刘揆一也坚决反对，并将此事函告正在香港的黄兴。刘揆一认为：“孙总理受此款时，留给民报社维持费二千元，余悉以供惠潮党军急需，诚非得已。又深知公（黄兴）素以实行革命为务，绝不居此空虚总理之名。且方与孙总理共谋粤东首义，万一因‘总理’二字而有误会，使党军前途顿生阻力，非独陷害孙黄二公，实不啻全体党员之自杀，故力排群议。”黄兴接到来信，也即日复信，强调“革命为党众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孙总理德高望重，诸君如求革命得有成功，乞勿误会而倾心拥护，且免陷兴于不义。”东京诸人因黄兴坚决维护孙中山的总理地位，大家才“欣然安之”。
第三次风波是陶成章等发起对孙中山的攻击和重树光复会旗帜。陶成章原是光复会的骨干，自1906年冬加入同盟会后，对同盟会的活动一度很热心，并于1908年春夏主编过《民报》第20—22期。由于经费困难，1908年9月亲赴南洋向孙中山要求接济3000元。并提请孙中山“为他筹款五万元，回浙办事。”当时正值河口起义失败之后，被越南驱逐出境的六七百人都聚集在新加坡，日食都难以为继。孙中山四方张罗，无法筹措，只得将自己的手表等物交陶变卖，以解燃眉之急。陶成章却由此产生误会，与孙中山争持不休。接着陶提出请孙中山开具介绍函自往各埠筹款。孙中山同意了。但是到了各埠，筹款仍然困难重重。陶又怀疑是孙中山在背后作梗，从而对孙中山越发不满，最后发展到肆意攻击孙中山和重建光复会的地步。
1909年，陶成章纠合李燮和等人，以江、浙、湘、楚、闽、广、蜀七省的名义，印发《七省同盟会员意见书》（即《孙文罪行》），罗列孙文罪状12条，善后办法9条，捏造种种事实，恶毒攻击孙中山。陶一方面亲赴日本东京，将《意见书》送交黄兴，要求公开发布，开会讨论；一面致书海外各地，对孙中山横加诋毁，使各处人心颇为所惑；同时纠合章太炎等，恢复光复会名义，由章、陶分任正副会长，在南洋一带展开活动，造成革命组织公开分裂的局面。
陶成章等人掀起的这次“倒孙风潮”，远比前两次激烈，而且已发展到组织上公开分裂、风潮遍及海外各埠的地步，不但使孙中山威望受到严重挑战，而且同盟会面临瓦解的危险。在这关键时刻，黄兴主持正义，坚持原则，运用他的地位与声望，发挥了他人无法起到的作用，再一次维护了孙中山的总理地位，巩固了同盟会的组织。黄兴一方面拒绝陶成章提议召开本部大会讨论的要求；一方面联合谭人凤、刘霖生（揆一），致函南洋各埠同志，对陶等罗织的《孙文罪行》逐条加以解释，澄清视听，同时复函孙中山，揭露陶成章等人在东京的破坏活动，表示“陶等虽悍，弟当以身力拒之”。当时孙中山正要赴美活动，黄兴又以中国同盟会庶务名义致函美洲各埠的中文报社，为孙中山辩诬，替孙中山赴美扫除障碍。胡汉民对黄维护孙中山威信深为赞许，曾致书南洋同志云：“闻黄克强兄已有书致文岛各教员，痛为辩白；而陶归日本，要求开会讨论，黄君则拒绝不允。凡此皆非为中山个人，实为大局。盖吾人矢志革命，虽未尝依赖一人，而其人于全党有重大关系，抑且无丝毫之负于党，如此而被诬受谤，则不容不为辩白护持。今在东京有黄克强兄，在南洋有公等，俱持正不阿，以申公论，悠悠之口，将不久自息矣。”由于黄兴在这次风潮中采取的措施及时而有力，致使陶成章等的分裂破坏活动没有恶化到危害大局的地步。在黄兴的规劝下，陶成章后来也有所悔悟，表示“孙文以后不必攻击”。待到黄兴策划广州“三•二九”起义时，李燮和等均归国参加，陶成章也应招到了香港。武昌起义后，李燮和率领的光复军，在黄兴的促动下，对光复上海作出了突出贡献。凡此都表明，在革命排满这个根本立场上，光复会与同盟会的态度并无歧异，行动上也是互相配合的。而能做到这一步，黄兴从中斡旋调和，是起了关键作用的。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自从同盟会成立起，由于孙中山和黄兴的戮力同心，才使得组织、宣传和武装起义等各方面的活动得以顺利推进。由于黄兴的高风亮节，处处顾大局，识大体，竭力维护孙中山的总理地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才克服了前进中的种种波折与障碍，为革命活动的顺利开展，为夺取辛亥革命的胜利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三、和衷共济 努力巩固共和国基
在孙黄关系史上，如果说以孙黄为轴心建立同盟会后的六年间，是他们的同心协力，为推翻君主专制统治而奋斗的阶段；那末，武昌起义以后，从1911年末到1913年“二次革命”前，则是孙黄和衷共济，为巩固共和国基而尽心竭力的时期。在这期间，君主专制政体虽被推翻，共和政权却很快为袁世凯所窃取。由于袁蓄谋推行专制独裁，共和国基很不稳固。因而，孙黄都为巩固共和国基而费尽心力。这一时期，是孙中山和黄兴接触频繁，共商革命与建设大计的重要阶段。中国历史由此翻开了新的一卷，孙黄关系也谱写出了新的篇章。
在这期间，黄兴对孙中山的战斗友谊，首先表现在竭诚拥护孙中山出任大总统和组织临时政府。武昌起义后不到两个月，全国大多数省区先后宣告脱离清政府独立。这样，建立全国性的中央政府成为迫不容缓的任务。1911年12月2日，江浙联军攻克南京。4日，各省驻沪代表决定中央临时政府暂设南京，同时投票公举黄兴为假定大元帅，组织临时政府。黄兴借口“才力不胜”，坚辞不受，表示“愿领兵北伐，誓捣黄龙”，至于组织政府，“孙中山将次回国，可当此任。”由于孙中山迟迟未归，到17日，各省代表又改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并议决“黎大元帅暂驻武昌，由副元帅代行大元帅职权，组织临时政府。”20日，各省代表会议自南京致函黄兴：“即速来宁，组织临时政府”。22日，江浙联军代表李燮和等又赴上海，敦请黄兴即日赴南京组织临时政府。在各方面的一再催促下，黄兴才勉强答应，准备即日就道前往。可是，他一得知孙中山即将归国，立刻又推辞赴南京组织临时政府之行。他认为：“孙先生是同盟会的总理，他未回国时我可代表同盟会；现在他已在回国途中，我若不等待他到沪，抢先一步到南京就职，将使他感到不快，并使党内同志发生猜疑。太平天国起初节节胜利，发展很快，但因几个领袖互争权利，终至失败。我们要引为鉴戒。肯自我牺牲的人才能从事革命。革命同志最要紧的是团结一致，才有力量打击敌人。要团结一致，就必须不计较个人的权利，互相推让。”在权利面前，黄兴再三谦让，表现出耿耿为国，不争权利的崇高品德，堪为后世楷模。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抵达上海，黄兴等即前往吴淞欢迎。在第2天欢迎孙中山的宴会上，黄兴又与宋教仁等密议，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随后，黄兴即偕宋教仁赴南京活动，亲向各省代表示意，选举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在黄兴的提议下，孙中山在12月29日的总统选举会上，终以16票当选，正式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
临时政府的组成，各部部长人选是一个煞费苦心的问题，这项工作也是黄兴协助孙中山完成的。起初，孙中山以临时总统身份向代表会提出一个部长名单，请代表会预审。结果，代表们对宋教仁、王宠惠、章炳麟出任内务、外交、教育等部部长多不同意，并主张伍廷芳改任外交。经黄兴与孙中山商议，内务改由程德全担任，教育部长改由蔡元培担任。外交因伍廷芳年老，不便屈尊，孙中山坚持仍由王担任。黄兴乃将孙中山的意见，向代表会委婉说明，最后终获“一致通过”。
其次，南京临时政府存在期间，黄兴担任陆军部长兼参谋总长，在重大问题上始终支持孙中山，竭力维护孙中山的威望。比如在政制上，1911年12月26日夜间，同盟会高级干部在孙中山寓邸集会，讨论政府组织方案，宋教仁主张采内阁制，以黄兴为总理；孙中山坚持总统制，主张暂不设内阁总理。黄当场表示支持孙中山主张，劝导宋教仁不要坚持己见。28日，黄、宋到了南京，出席备省代表会。黄向代表们提出采总统制，宋教仁在发言中则仍主内阁制。黄兴再次坚持孙中山的主张，剀切说明提案理由，终得照黄的提案通过。又如首都地点问题，为了实现南北统一，早定共和大局，孙中山决心辞职，推荐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但为了防止袁氏倚恃北京老巢推行专制独裁，在辞呈中又提出临时政府设于南京、袁世凯须到南京就职、遵守临时约法等条件。由于一些参议员受到章太炎、宋教仁等反对建都南京的影响，2月14日讨论临时政府设置地点时，在李肇甫、黄复生等人演说的鼓动下，竟然多数赞成迁都北京。孙中山闻讯，十分气愤，严责李、黄等人，身为同盟会员，不该为袁张目。在这事关共和命运的重大问题上，黄兴再次坚决支持孙中山，严饬李、黄等人要促使“议院自动翻案……否则吾将派宪兵入院，缚所有同盟会员去。”由于孙黄态度一致，而且非常坚决，第二天复议，卒以19票对8票的多数，决定临时政府仍设南京。当时财政空前拮据，人们都指望孙中山能向英美取得借款，孙中山对此也比较乐观，而结果却成了竹篮提水一场空。因而人们对孙多不谅解，甚至说孙只是“放大炮”。黄兴为了维护孙的威信，即向人们多方解释。经过黄的说服，“大家对孙中山的责难也就平息了。”
民国建立以后，如何巩固国基，使国家兴旺强盛，是关系国家前途的根本问题。孙中山卸任总统、黄兴留守解职之后，他们都把注意力投向“扩张教育，振兴实业，以立民国国家百年根本之大计”，力图为国家实行共和奠立稳固的思想基础与经济基础。早在1912年3月3日通过的《中国同盟会总章》中即明确规定：“本会以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为宗旨。”显然这里是把实行民生主义和巩固中华民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实行民生主义，最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巩固中华民国”。在此后的一年时间里，无论是孙中山还是黄兴，都把主要精力放在筹划经济建设、实行民生主义方面。就在4月1日解除临时大总统职的当天，孙中山在南京同盟会员饯别会上即表示：“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同年8月22日，他在致宋教仁函中更进一步指出：“民国大局，此时无论何人执政，皆不能大有设施。盖内力日竭，外患日逼，断非一时所能解决。若只以政治方面下药，必至日弄日纷，每况愈下而已。必先从根本下手，发展物力，使民生充裕，国势不摇，而政治乃能活动。弟刻欲舍政事，而专心致志于铁路之建筑，于十年之中，筑二十万里之线，纵横于五大部之间。”从这里我们更可看出，孙中山决意投身实业建设，着眼点仍在政治。其目的就是通过发展物力，使民生充裕，国势不摇，促进国基巩固。同样，黄兴亦与孙中山持一致态度。黄辞南京留守不久，在旅沪湖南同乡会欢迎会上即强调：“实业为发展国力之母”。他认为：“吾国人苟能各视其能力，发奋经营实业，父老兄弟互相劝勉，则国家之繁荣，亦实可计日而待。”后来他在天津18团体欢迎会上又着重指出：“中国前途全赖工商业之发达，而工商业必以农林为前矛。兄弟此后愿随诸君从事实业，以巩固国家根本。”而且认为：“吾党从前纯带一种破坏性质，以后当纯带一种建设性质，欲言建设，当得人才；欲得人才，当兴教育。”孙、黄作为革命党首脑，民国刚刚建立，即避政界而趋实业（实出于不得已），态度是否正确，当另作别论。但应该肯定，他们这种为国为民，精诚团结，步调一致的革命情谊是十分可贵的。历史证明，正是这种精诚团结，和衷共济，才保证了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才为缔造共和民国立下了不朽功勋。
四、分途并进 为捍卫共和坚持斗争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人刺杀于上海车站。不久，真相大白，罪魁祸首竟是堂堂大总统袁世凯。对此，举国上下极为愤慨，革命党人也从此开始猛省，亟谋对付之策。这时，在反袁策略上，孙、黄之间出现了分歧：孙中山认为，袁世凯逆谋已经暴露，人心激昂，主张立即发兵，兴师讨袁；并且认为袁任大总统未久，各方面阴谋布置尚未妥贴，乘时发兵，推翻较易。一向务实持重的黄兴则认为民国建立不久，人心思静，袁世凯帝制自为逆迹尚未昭著，而且南方兵力不足，各省掌握兵权的人都不肯出兵讨袁，必须加以整备才能作战，不如先以法律解决，暂缓用兵。
后来，二次革命失败，黄兴与孙中山相继逃亡日本。在总结失败经验时，孙中山认为，“非袁氏兵力之强，实同党人心之涣散。”决心要建立一个有战斗力、一切听从他指挥的革命党。“凡入党各员，必自问甘愿服从文一人，毫无疑虑而后可。若口是心非，神离貌合之辈，则宁从割爱，断不勉强，务以多得一党员，即多一员之用，无取浮滥，以免良莠不齐”。规定加入革命党的成员，无分新老，一律要宣誓“附从孙中山”，并在誓约上盖上指模；而且按入党先后，把党员分为首义党员、协助党员、普通党员三等。“革命成功之日，首义党员悉隶为元勋公民，得一切参政、执政之优先权利；协助党员得隶为有功公民能得选举及被选举权；普通党员得隶为先进公民，享有选举权利。”黄兴认为，二次革命失败，“乃正义为金钱、权力一时所摧毁，非真正之失败。试翻中外之历史，推天演之公例，未有正义不伸者，是最后之胜利，终归之吾党。今吾党既握有此胜算，若从根本上做去，本吾党素来所抱之主义发挥而光大之，不为小暴动以求急功，不作不近情言以骇流俗，披心剖腹，将前之所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尽披露于国民之前，庶吾党之信用渐次可以恢复。又宜宽宏其量，受壤纳流，使异党之有爱国心者有所归向。夫然后合吾党坚毅不拔之士，学识优秀之才，历百变而不渝者，组织干部，计画久远，分道进行，事有不统一者，未之有也。若徒以人为治，慕袁氏之所为，窃恐功未成而人已攻其后，况更以权利相号召者乎？”孙、黄之间的这些分歧，虽经坦率交换意见，但双方态度都很坚决，一时无法弥合，政见分歧最后发展到组织上暂时分手。
1913年“宋案”后出现的孙黄分歧，在孙黄交往史上是十年中最大的一次分歧，影响既大且广。过去人们评论这次分歧，往往左孙而责黄，衡情论理，有欠公平。
首先，对于“宋案”，黄兴主张法律解决，人们往往苛责为痴人做梦，这种责难固然有其因由，但至少是不全面的。第一，黄兴并不是把法律解决作为唯一的法门，而只是作为反袁的手段之一。目的是“通过法律解决的办法，把袁世凯谋杀宋教仁的真相暴露出来，使国人共见共闻，即可转变国人对袁世凯的看法，激起国人的公愤，使他们转而同情国民党。”而且从法理上说，先礼后兵，理所当然。首先诉诸法律，无效，再继之以用兵，顺理成章，正可孤立袁世凯，争得国内国际的同情和支持，这样，袁世凯即使可以得逞于一时，但最后终究逃不脱历史的惩罚。袁世凯后来的败亡，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第二，黄兴最初主张的不是法律解决，而是主张“以其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但孙中山坚决反对。当然暗杀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但以牙还牙，可以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如果不是作为唯一或主要手段，而是当作辅助手段，未始不可。第三，黄兴主张法律解决，也是迫于当时形势。因为宋教仁被杀后，孙中山、黄兴曾分电粤湘两督，征求用兵意见，他们“皆反复陈其不可”；黄兴派李书城等人赴南京发动第8师准备出兵讨袁，也是陈述种种困难，“现在还不能出兵”。而且当时兵力不足，江、皖、赣三省掌握在革命党人手中的军队不足3万，军械装备不良；军饷不济，弹药缺乏；相反，袁世凯从窃取总统后即着手扩军备战，此时拥有的总兵力超过15万，1912—1913的两年内，单从天津一口输入的军火，价值即达762万两（据天津海关统计）。在南北军力悬殊的情况下，即使立即起兵，胜利的希望也是很小的。黄兴正是有鉴于时机尚未成熟，带兵的革命军人都不主张用兵，战争既难于取胜，而且将招致大局糜烂，给群众带来无穷的灾难，因而才主张暂缓用兵的。即便如此，他在主张法律解决的同时，始终没有放弃以武力为最后解决之计划。他曾派李书城、石陶钧赴南京，策动“驻在南京的第八师作为先锋部队。”又派宁调元、熊樾山赴鄂组织机关，策动军队起义；又派周震麟、谭人凤回湖南策动，还令谭心休赴云南联络蔡锷共同起兵。这些事实表明，他在武力准备上是作了多方面工作的。
孙中山认识到大总统违法，决非法律所能解决，主张立即兴师讨袁，自有正确的一面；但对当时形势和双方实力等错综复杂情况看得过于简单。他直到后来，还坚持应该及早发动，显然是过高估计了自己力量，过低估计了敌方力量。如果实事求是衡量当时形势，即使遵照孙中山的主张提早发动，恐怕也难逃败亡的命运。因为这是当时双方力量对比决定的。由于力量过于悬殊，加上其他不利因素，个人意志是很难扭转的。
其次，在另组中华革命党的问题上，孙中山的主观愿望是要建立一个有战斗力的革命党，体现了失败不馁，坚持革命的顽强意志，是很可贵的。但是矫枉过正，强调全党要服从他一人。按照这种做法，建立起来的只能是一个脱离许多革命同志、脱离群众的狭隘组织，正如黄兴所言，是“以人为治，慕袁氏之所为”。至于强调盖指模，把党员按入党先后分成等级，实是沿袭封建主义做法，违反自由平等原则，是不足取的。孙中山本是想依靠中华革命党，推翻袁世凯的专制统治，维护共和制度；但由于组织上的宗派主义，以致越来越脱离群众，虽曾发动过几次倒袁斗争，都以失败告终；到护国运动时，已只能充当配角。护国战争以后，孙中山不得不取消中华革命党名称，恢复国民党组织。相反，黄兴主张以坚贞有为的革命党人为中坚，同时“宽宏其量，受壤纳流”，结成广泛的反袁统一战线和袁世凯作斗争，则是一种壮大反袁力量、孤立敌人的正确主张，是值得肯定的。有一种意见认为，黄兴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是“在组织上也走上了分裂的道路”，这是不公正的。因为黄兴拒绝加入革命党，不是不反袁，也不是放弃维护共和的意愿，而是孙中山的所为所作，不符合平等自由原则，不利于团结一切反袁力量进行反袁斗争，经过多方劝导，孙又拒绝接受，最后才弄得把以黄兴为首的、一大批忠贞而且很有影响的革命党人排斥于组织之外，怎么能专责怪黄兴等人呢？
孙黄之间的这次分歧，尽管影响不小，后果也不容低估；但从性质来分析，仍然属于同志之间政见有歧的内部矛盾。因为他们始终没有放弃反袁、反专制独裁的斗争。无论黄兴还是孙中山，都是坚持反袁、维护共和的忠诚斗士。当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在沿海展开反袁斗争的时候，黄兴也以各种方式进行着反袁活动。他旅居美国，在各地发表演说，“将袁氏罪状，节节宣布，使世界各国皆知袁氏当国一日，即乱国一日，欲保东亚之和平，非先去袁氏不可”；对动员华侨支持反袁斗争，帮助美国人民认识袁世凯的真面目均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后来袁世凯帝制自为，他又从多方面进行策划声援，力主反袁到底，为护国运动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值得特别珍惜的，是孙黄之间尽管政见上产生严重分歧，彼此之间却仍然维持着真挚的友谊。尤其是黄兴，更表现出一种宽厚为怀、至诚待友的崇高风格。“二次革命”前夕，南方革命党人最有战斗力的军队只有第八师。孙中山见第八师高级军官对发动讨袁有顾虑，特派他的表弟朱卓文带了一笔款项去活动了几个营长，准备杀掉师旅长，然后由孙中山亲自去南京指挥讨袁。事情已为第八师王孝缜、黄恺元两旅长所探知，并赶到上海密告黄兴。此时，孙中山正整装待发，临行前的晚上赴黄兴寓所商谈。黄兴见此情形，感到如让孙中山成行，势将出现讨袁尚未发动，内部就将发生自相残杀；而孙中山轻身陷阵，将有生命危险，于是挺身而出，愿代孙中山赴南京主持讨袁斗争。黄兴这种为国为友的献身精神，深得章士钊的钦敬。他说：“上海计事，孙急而黄缓。然黄先生之缓，盖深悉其军力及错综之情状而为之，非得如孙先生迳情而直行也。计其时可用之兵力，湘、粤均摧毁无余，已使两先生同为痛心，所剩者只区区南京第八师耳。此区区者，孙先生遽欲歆动其营连长，戕杀师旅长，冒险以求一逞。夫未加遗一矢于敌人，先喋血于萧墙之内，此何等惊险前景！黄先生所为痛哭出师，谓身代先生以赴敌，留先生领大事者，真披肝沥血，万分情迫之言，可为知己道，而难求谅于后人者也。”又当中华革命党即将成立之际，孙中山向黄兴提出，希望黄兴静养两年，由他独办第三次革命，“过此犹不成，兄可继续出而任事，弟当让兄独办。”黄兴一方面表示：“革命原求政治之改良，此乃个人之天职，非为一公司之权利可相让渡、可能包办者比，以后请先生勿以此相要。弟如有机会，当尽我责任为之，可断言与先生之进行决无妨碍。”另方面“为避免党内纠纷，决计到美游历”。赴美前夕，还在寓所特备小酌，“恭请中山先生叙别（不谈国事）。”孙中山也表现依依惜别之情，集古句书联相赠：“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并先行电告美洲同志，妥善照顾黄兴起居。因而黄兴舟抵旧金山，即有“少年中国记者曹亚伯、黄伯耀偕美国移民局员上船招待，中外人士鹄立埠头欢迎者万余人。”居旧金山两月多，“屡对华侨宣传讨袁复国主义，并与当时驻美总支部长林森（子超）先生约，访问加州北部各地侨胞，每有演讲，多由（孙中山儿子孙）科代用粤语传译”。后来孙中山复致函美人戴瑞克请善待黄兴。函中说：“黄将军不但为余之朋友与老同志，且于第一次革命前后，贡献最多。因此，余已命在美吾党同志予渠欢迎，如阁下遇及黄将军时，亦请出以同样态度善待之。”黄兴在美期间，对孙中山仍然尊敬如昔，“每与侨胞谈及孙先生时，都表示很尊敬孙先生，从未讲及他自己与孙先生在党的改组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并嘱华侨同胞将筹集的款项直接汇寄东京交孙先生支配，声明他自己这次是来美暂居，不需要侨胞资助。”
1915年，袁世凯的帝制阴谋日渐显露，日本乘机提出21条要求以相要挟，并露骨表示，如袁接受21条要求，日本将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消息传出，举国哗然。孙中山自从黄兴离日之后，如失左右手，“深虞失援”。在内忧外患交逼的形势下，迫切希望黄兴早日东返、共同策划反袁护国斗争，先是嘱陈其美于1915年2月致函黄兴，邀约“克日命驾言旋，共肩艰巨”。黄兴不应。3月，又亲自致函黄兴，语重心长地进行敦劝。函云：“二十年间，文与公奔走海外，流离播迁，同气之应，匪伊朝夕。……中国当此外患侵逼、内政紊乱之秋，正我辈奋戈饮弹、碎肉喋血之时。公革命之健者，正宜同心一致，乘机以起。……祈公即日言旋，慎勿以文为孟浪而菲薄之，斯则革命前途之幸云”。国内形势的发展，需要各种反袁爱国力量团结一心，共同捍卫共和。民族的危亡，又使这两位共和的缔造者为捍卫共和重新携手并进。此时黄兴虽然远居美国，却一直密切注视着国内形势的发展。他得悉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21条，先是于2月25日与陈炯明、柏文蔚、钮永建、李烈钧等联名发表通电，斥责袁世凯专制独裁，使中国“空尸共和之名，有过专制之实”。5月中旬，又与陈炯明、李烈钧、柏文蔚、钮永建等17人再次发出联名通电，斥责袁世凯丧心病狂，出卖利权，“国命以绝”。同年秋，袁世凯加快了复辟帝制的步骤，黄兴认定讨袁时机已经成熟，立即命长子黄一欧动身返日本，持函面见孙中山，表示“如有所命，极愿效力。”同时运用他的地位和影响，进行了多方面的联络和策划，终于促成了各派力量的联合，推动了护国讨袁斗争的顺利开展，有力地支持了讨袁斗争。
护国战争爆发以后，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战争终于很快取得了胜利；袁世凯不得不于1916年3月22日下令撤消帝制，但仍想继续当大总统。护国军总司令蔡锷经过三个月的艰苦撑持，深感“任重力弱”，屡次嘱咐何成濬电促黄兴归国相助，以求把反袁斗争进行到底。孙中山也电邀黄兴到沪相会，共商倒袁大计。黄兴乃于1916年4月动身回国，5月9日抵达日本，并于12日通电全国各界，呼吁一致讨袁。孙中山得悉黄兴抵达日本，即于5月20日致函黄兴详告国内情势，提出“欲求达共和之目的，倒袁为必经之路，而吾人达到与否，视倒袁经过之事实如何。若民党势力只如目前，即侥幸以何等妥协了局，则必比前此之南北议和为更不逮。”为了增强民军实力，争取倒袁有个好结局，孙请黄兴就近与日本接洽，建议以他们两人名义，借款购买军械，扩充民军。同时恳切指出：“惟此着最为有力。机局紧急，袁系方张，民党无不相提携之理。况兄与弟有十余年最深关系之历史，未尝一日相迕之感情，弟信兄爱我助我，无殊曩日。此事成否，关系全局”。黄兴接信，在东京多方奔走，全力助成。日本政府同意“以克强私人名义借贷日币三百万元，练兵一军”，并任命柏文蔚为军司令。正当孙黄重新合作，编练新军，要把倒袁斗争进行到底之际，袁世凯却在北京毙命，结束了罪恶的一生，建军工作因而中止。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实权仍控制在北洋军阀手中。黄兴感到“大憝虽去，余孽犹存，吾人不于此时并智竭力，为根本上之扫除，贻患将无已时。”他与孙中山往返电商，积极寻求拯救之方。孙中山提出促黎恢复旧约法，召开旧国会。黄兴深表赞成，并望孙中山出面主持，自己当竭力相助。7月8日，黄兴回到上海，“他行装甫卸，就晋谒中山先生。中山先生旋即回访克强先生。两人相见，握手言欢，极为亲切快慰”。在此后两三个月间，“黄先生与孙先生互相过从，商谈国事，一如往昔，并无丝毫芥蒂。”这两位民国伟人和好如初，继续为巩固共和体制竭智尽力，的确是国家之幸，民族之福。
不幸的是，黄兴回国仅3个月，就因为国操劳过度，夙疾时作，10月10日，竟至吐血数盂，晕厥不醒。后经多方抢救，都没有效果，终于10月31日凌晨谢世。这位“既覆清，复灭袁，诚格金石，义贯日月，功被民生，名垂青史”的一代伟人，就这样中年凋谢了。孙中山对这位为缔造共和献出全部心血、与自己并肩战斗十年的战友的早逝，“为国为友，悼伤百端”，既亲自为之发丧，又亲自领衔组成治丧委员会料理丧葬事宜。本文开头的那副挽联，出自孙中山的肺腑，更集中表达了他的怀念与悼痛之情。孙中山与黄兴，真不愧为肝胆相照的挚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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