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与唐继尧的交往虽然不算多，交谊亦不算深，然而黄兴对于唐继尧所进行的革命的正义的活动，都尽其可能，予以支持。当然，唐继尧后来的变节，不是黄兴所能预料，何况那主要是黄兴去世之后的事！
唐继尧（1883—1927），字蓂赓，云南会泽人，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1911年在云南参加辛亥起义，先后任贵州都督、云南都督。1915年底，联合蔡锷、李烈钧等，发动反对袁世凯帝制自为的护国战争。护国战争以后，唐继尧逐渐成为滇系军阀的头子，割据云南，并向贵州、四川扩张，反对革命，于1927年初被推翻，旋即死去。唐继尧的早年不为无功，而晚年则以军阀之名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唐继尧一生的功绩部分，主要体现为辛亥、护国时期的活动，黄兴对唐继尧的支持也恰巧正是这个时期。对于唐继尧的倒行逆施，黄兴则未置一辞。
一、从新发现的黄兴的一封信说起
不久前，我在云南大学图书馆发现了黄兴给唐继尧一封信的手迹，保存完好。这封信不仅未收入《黄兴集》、《黄兴未刊电稿》、《黄兴年谱》之中，而且在涉及黄兴的有关论著中也从未提到这封信。这是一封迄今尚未发表的珍贵信件，不妨全文引用如下。
“蓂赓先生大鉴：
夙仰硕望，未接丰仪。海外羁迟，辄深翘企。前后两承赐函，在美当即裁覆，并坿致松坡（蔡锷）、侠黄（李烈钧）、韵松（方声涛）、醉六（石陶钧）各兄书，随奉两电一函（一电知经香港搁押，不知后到否）。昨由美抵东，托日领转达一函电，想钧达览矣。
袁逆谋叛，蔑视民意，奸宄自恣，寓内骚然，国几不国。公等率滇南将士，首揭义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威，为投袂讨贼之举，顿使袁逆罪恶暴露，穷于欺饰，四民吐气，邻国改观。垂危之共和，赖以不斩。公等之勋，传诸无穷矣。
现黔、桂、粤、浙、川、陕、湘诸省相继独立，护国军声威益张，解决大局，当在指顾。惟袁尚负嵎，对于未独立各省之默表同情于护国军者，正多方离贰，思保存其旧有势力，以图死灰复燃。将来隐患，深恐更多。非滇黔分派精兵，进趋长江中部，蓄积伟大实力，握有左右轻重之枢，不足以资保障。务祈再接再厉，规画久远，为一劳永逸之计，俾国难速除，贼党不至再逞，庶几共和可以巩固也。
兴才智短浅，学识未增。频年以来，虽志切报国，负疚实多。此次返东，亦欲尽个人之力，竭诚为之，冀于国事有所补助。倘蒙随时指导，实所祈幸。肃此敬颂伟安。不宣。
弟黄兴谨启六月一号
从内容看，当写于1916年6月1日，乃黄兴由美国到日本以后不久所写。信末还盖有“黄兴之印”的图章，应为黄兴手迹。唐继尧颇重视此信，加以珍藏，并表贴于《东大陆主人友声集》之中。
从这封信来看，至少可以说明以下几点。第一，在整个护国战争时期，黄兴与唐继尧之间的函电往来不会太少，但目前发现并不多。第二，黄兴对唐继尧等人发动和领导的反袁护国战争是支持的、肯定的。第三，希望唐继尧等再接再厉，维护共和，不能半途而废，并表明自己亦愿“尽个人之力，竭诚为之”。第四，表示愿与唐继尧等加强联络，“随时指导”，互为声援。这封信再一次从一个重要的侧面，表明了黄兴对反袁护国战争的坚定立场。
二、黄兴对护国战争支持的态度是鲜明的积极的
“二次革命”后，由于对“二次革命”失败的认识不一致，黄兴对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某些作法的不赞同，导致孙中山与黄兴发生分歧。黄兴为了避免分歧的扩大和加深，决计到美国游历。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一批没有加入中华革命党的老同盟会员，另组了欧事研究会，并推黄兴为领袖。
黄兴虽然到了美国，但他和孙中山为民主革命而斗争的大目标是一致的。为了捍卫共和，反对袁世凯独裁、称帝、卖国的行径，黄兴在美国进行了积极的活动。黄兴说他来美国的目的，是要节节宣布袁世凯在中国的罪状，使世界各国皆知袁氏当国一日，即乱国一日，“欲保东亚之平和，非先去袁氏不可。”1915年5月，当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后，黄兴与陈炯明、李烈钧、柏文蔚、钮永建、林虎、熊克武、李根源、程潜等联名通电、斥责袁世凯，说接受“二十一条”是袁世凯“国命已绝”的表现。同年秋，随着袁世凯帝制自为的加速演进。全国反袁时机的成熟，黄兴加强了与各派反袁办量的联系，要求互相支持，并确立联络云南唐继尧作为实现各派团结的基础。
唐继尧于1913年底由贵州都督回任云南都督，受到袁世凯的青睐，因而其政治态度倾向于同情袁世凯，并对革命派采取了镇压措施。然而随着全国反袁形势的高涨和滇军内部的压力，唐继尧为了自己的生存，又逐渐转向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的立场，并为反袁护国战争的爆发准备了后方基地。所以，此时黄兴对唐继尧寄予了很大的希望，黄兴致函唐继尧说，蔡锷来滇，“只借滇军倒袁，不为都督，不留滇，到即率兵出发，”要求唐继尧全力支持蔡锷云南之行。蔡锷本来是唐继尧的顶头上司，前任云南都督，与唐继尧又有相当的交情，唐当然乐于接受。护国战争后期，由于唐继尧膨胀了扩张野心，与蔡锷发生了种种矛盾，不过那是后话，超出了本题论述的范围。
1915年10月，黄兴派长子黄一欧回国倒袁。11月，黄兴又派张孝准、石陶钧等在日本掩护蔡锷，以确保蔡锷“安全通过倭地、香港、安南（越南）达到目的地。”黄兴还电促李烈钧入滇，协同蔡锷、唐继尧，参与反袁护国起义。他不仅在海外筹集巨额款项，汇回国内，支援反袁战争，还认为：“此次讨逆，出于全国人心，理无党派意见，更无南北区域之可言。”
袁世凯于1915年12月12日宣布接受帝制，蔡锷、唐继尧、李烈钧等即于12月25日在昆明宣布云南起义，组织护国军，誓师讨袁。轰轰烈烈的反袁护国战争正式爆发，得到全国各地各阶层爱国人士的积极支持，纷纷响应。云南起义后，唐继尧立即致电黄兴说：“侠公（李烈钧）到滇，藉详伟划，至为钦佩。滇南军民，慨国基之阽危，义愤填胸，已于本月二十五日由尧率领全国健儿，宣布讨逆，勉为前驱。……国人景仰高山，已非一日。尚祈大展伟抱，宣扬正义，共和前途，实利赖之。”此后，黄兴唐继尧多有函电交往。
就在云南起义的第二天，即1915年12月26日，黄兴在美国《费城新闻》上发表《辨奸论》一文，揭露袁世凯欺骗世界舆论，盗用所谓“四万万华人一致推戴，因而诞膺大宝”的丑剧，表白了四万万中国人民将“同心协力以推倒”帝制，“袁之当讨，更何待论？”黄兴除在美加紧反袁宣传，办理交涉与筹款外，对国内讨袁运动亦有所策划。其时刘揆一在天津创办《公民日报》，反对帝制，黄兴命其与居正、孙岳、耿毅、吴大洲等“图谋直鲁革命，以响应南方。”命谭人凤、周震麟等“赴南洋筹饷”，支持西南义举。还致函居正，询问山东讨袁“近日战况如何，尤为悬念！”指示张孝准在东京与日本朝野接触，争取支持。
1916年5月，黄兴由美国到日本，准备回国，参加前线的讨袁斗争。黄兴抵达日本后，曾于5月15日致电唐继尧等，表示愿为反袁斗争尽力。同日，唐继尧、岑春煊、梁启超、刘显世、陆荣廷、龙济光、吕公望、蔡锷、李烈钧、陈炳焜联名复电黄兴，表示欢迎指导：“奉删电，知我公抵日，欢跃逾恒。尧等碌碌庸才，勉起讨贼。正忧绠短，适逢公归。愿承不遗，俯赐教言。公首倡共和，富有方略，各国情势，考察复殷。将来内政外交，诸赖指导。大局所系，唯公图之。”
黄兴在日本期间，曾购“枪二千，炮六门，不日可运。”又拟向日方借款五百万日元，“作为招募旧部编练军队之用。”柏文蔚也回忆：“五月间，黄克强从美国到日本，日政府以克强私人名义借贷日币三百万元，练兵一军即刻成立。”只是袁世凯不久死去，黄兴练兵之事才告终止。6月1日，黄兴致函唐继尧，再次表示非去袁不可的决心，这就是本文开头所公布的信件。6月6日，袁世凯死去。然而黄兴为捍卫民主共和的斗争并未终止，一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在整个反袁护国战争的正义斗争中，黄兴对护国战争的支持是不遗余力的，对唐继尧的支持也是热情的积极的，这是由黄兴作为革命派的特征所决定的。
三、黄兴对唐继尧早期革命活动的态度
黄兴对唐继尧早年革命活动的支持情况，记载甚少，材料很缺，不过从几件事中，我们亦可窥见一斑。
在1904年日本留学期间，黄兴与唐继尧同时参与组织革命同志会，这是同盟会成立之前的事了。程潜回忆说：“我于一九○四年十月到日本东京，在振武学校肄业。是年十二月，我和湖南留日学生黄兴、宋教仁、程子楷、赵恒惕、欧阳振声、曾继悟、陈强、仇亮，云南留日学生扬振鸿、罗佩金、殷承瓛、郑开文、唐继尧、直隶姜登选，江苏章梓、伍崇实，河南曾昭文等共百余人，组织革命同志会，从事民族革命。”这是有文字可查的黄兴与唐继尧接触的最早的一件事，然而详情仍不得而知。其时唐继尧考取官费留学，刚刚到达日本，入振武学校，一方面与程潜、黄兴等组织革命同志会，从事民族革命，另方面却又“复以余暇研究阳明之学”，探讨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唐继尧思想深处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这时，唐继尧与黄兴到底有多少接触也不甚清楚。
1905年秋，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后不久，唐继尧很快加入了同盟会。但是，唐继尧与孙中山、黄兴在同盟会中是否有直接的接触，也不大清楚。
1908年底，唐继尧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次年初回国到云南新军任职。地位不高（只相当于营级），也没有什么名声，很难与孙中山、黄兴发生直接关系。1911年10月30日，云南首府昆明响应武昌起义，旋即成功建立了以蔡锷为都督的云南军政府，唐继尧担任了云南军政府军政，参谋两部次长，开始引人注目。
云南是西南各省中响应武昌起义、建立新政权的第一个省区。云南起义后，四川、贵州局势仍很混乱。四川由于人口众多，地势重要，因此迅速解决四川的动乱，促成四川响应辛亥起义，是革命派和独立各省的共同要求。在这种情况下，黄兴、黎元洪、谭延闿等人，“前后自湘、鄂来电，敦嘱援蜀，以解鄂危。而已响应武昌起义的重庆蜀军政府都督张培爵也致电云南军政府，请求滇军援蜀。这样，以蔡锷为首的云南军政府，决定派出两个梯团援助四川。
稍后，由于“汉阳失守，民军不利，南北议和，迁延未决。识者虑北清复振，谓非联合各省民军大举北伐，不足以谋统一而巩大局。于是长江以南各省，咸组织北伐军。”其时，黄兴等人多次表示，希望起义各省迅速援鄂。黄兴在一封信中明确地说：“当前首要任务是迅速出兵援鄂。”正因为如此，云南军政府继援川军之后，又组织“北伐军”（初名北伐第三梯团，排列在援川军第一、第二梯团之后），以唐继尧为司令。这算是云南军政府对黄兴号召的响应。云南北伐军原计划入川转鄂，后因国内形势变化，改为入黔。乃至唐继尧率北伐军入黔时，清帝已宣告退位，北伐已失去原有意义。唐继尧乃率云南北伐军于1912年3月初，在贵州宪政会、耆老会及其所支持的部分黔军的怂恿和配合下，向贵阳发动突然袭击，经一天战斗即控制贵阳，在贵阳实行大屠杀。唐继尧随即被推为贵州临时都督，后被袁世凯正式任命为贵州都督。这是唐继尧历史上的第一次大倒退，在事实上开创造了民国以来以武力夺取邻省政权的恶劣先例。我们没有看到黄兴对此发表过什么议论，当然也谈不到与庸继尧发生什么直接关系。
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前夕，黄兴为了争取西南各省实权人物参与“二次革命”，反对袁世凯的独裁统治，曾于同年6月为云南都督蔡锷书联：“寄字远从千里外，论交深在十年前。”黄兴与蔡锷有很深的交谊，两人同是湖南人，同时留学日本，回国后亦有较多的联系。黄兴在此时为蔡锷书联，显然不仅是一般地联络感情，更主要的还是希望通过蔡锷，争取唐继尧等西南实力派人物对“二次革命”的支持。然而遗憾的是，无论蔡锷还是唐继尧，当时对袁世凯都还抱有较大的幻想，唐继尧甚至就任了袁世凯任命的滇黔联军总司令，派兵攻打响应“二次革命”的川军熊克武，为袁世凯立下了汗马功劳。此事发生以后，黄兴与蔡锷、唐继尧失去了联系，直到护国战争前夕，蔡、唐先后转变以后，这种联系才又恢复和密切起来。
总的说来。黄兴对唐继尧早期的革命的正义的活动是支持的，然而这种支持是有条件的。当唐继尧倒退时，黄兴变支持为沉默。唐继尧的政治态度发生了有利于革命的转变时刻，黄兴又重新给予了热情的积极的支持。这既符合黄兴作为革命家的本色，也显示了黄兴的策略观念。当然，黄兴去逝以后，唐继尧的变节已不是黄兴能够顾及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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